新鲜出炉 | 《诗经缵绎》

马飞骧，字凤栖，别署白云居士、近湖庐主人等。甘肃天水人，毕业于兰州大学生中文系，著有《诗经缵绎》《论语诠旨》《川上看云集》《白云录》《白云小品》等。

《诗经缵绎》选章

风雨

风雨凄凄①，鸡鸣喈喈②。既见君子，云胡不夷③！

风雨潇潇④，鸡鸣胶胶⑤。既见君子，云胡不瘳⑥！

风雨如晦⑦，鸡鸣不已⑦。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集释】

①凄凄：寒凉之意。②喈喈（jiē）：犹“唧唧”，鸡鸣声。③云：发语词。胡：何。夷：平。④潇潇：风急雨骤。⑤胶胶：或作“嘐嘐（jiāo）”，鸡鸣声。⑥瘳（chōu）：病愈。⑦晦：昏暗。⑦已：止。

【缵绎】

《毛诗序》：“《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美君子乱世不改其度，非思君子也。”朱熹《诗集传》：“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郝懿行《诗问》：“思故人也。”俞德邻《佩韦斋辑闻》：“逃空谷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者也”。今人多谓妻与夫久别重逢之作。笔者以为思君子之诗。

诗三章，章四句。章首二句，皆以风雨鸡鸣起兴，亦赋亦比。风雨凄凄，感觉也；风雨潇潇，听觉也；风雨如晦，视觉也。天由夜晦而晨晦，鸡鸣由声微而声高，情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极精微矣。“言风而且雨，寒凉凄凄然；鸡以守时而鸣，音声喈喈然。此鸡虽逢风雨不变其鸣，喻君子虽居乱世不改其节。今日时世，不复有此人，若既得见而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悦？”（孔颖达《毛诗注疏》）“始正而终邪，始勤而终怠，始明而终昏，皆不常其德也，皆改其度者也。君子则不然，吾有此良心，斯有此度，规矩准绳不可须臾离也。……今郑国之君，弃其有常者，而用其无常者，此诗人之所以思见君子焉。”（袁燮《洁斋毛诗经筵讲义》）“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天心未有不厌乱者也，民心未有不思治者也。患有治世之才者，或随俗而易其守，或临难而变其节，则以乱易乱而乱无时已矣。故思君子之不改其度也。然君子不改矣，或有时而立于朝，或有时而隐于野；既隐于野，则人无由见焉。故操用人之柄者，必使天下之人皆得见君子，既得见之，夫而后喜可知也。”（傅恒、孙嘉淦等《诗义折中》）李诒经《诗经蠹简》：“三章反复咏叹以尽其喜幸之情致，写风雨鸡鸣如在眼前耳畔一般。然其妙处尚不在此。盖两句全是为‘云胡’作势，有此一开，则‘云胡’句异样精彩，不然，则索然无味矣。”陈震《读诗识小录》：“‘凄凄’第动于气，‘潇潇’则传于声矣；‘喈喈’犹清音乍引，‘胶胶’则长吭迭赓矣。‘夷’则惬怀人之素愿，‘瘳’则愈忧世之深衷矣。妙！”方玉润《诗经原始》：“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

考槃

考槃在涧①，硕人之宽②。独寐寤言③，永矢弗谖④。

考槃在阿⑤，硕人之薖⑥。独寐寤歌，永矢弗过⑦。

考槃在陆⑧，硕人之轴⑨。独寐寤宿，永矢弗告⑩。

【集释】

①考：成。槃（pán）：盘结。考槃：架木为屋。②硕人：指道德高尚者。宽：心宽。③寤：睡醒；寐：睡着。寤寐：指生活。④矢：同“誓”。谖（xuān）：忘。⑤阿：山阿，山隅。⑥薖（kē）：“窠”假借。《说文》：“窠，空也。”宽大貌。⑦过：越，过度。⑧陆：高平曰陆。⑨轴：旋转无穷，自由自在。⑩告：说。

【缵绎】

《毛诗序》：“《考槃》，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言处。”欧阳修《诗本义》：“述贤者退而穷处。”朱熹《诗集传》：“美贤者隐处涧谷之间。”王质《诗总闻》：“言妇人弃置幽独之状也。”牟庭《诗切》：“刺仕宦不止也。”闻一多《风诗类钞》：梦境恋歌也。笔者以为赞贤者隐居自乐之诗。

诗三章，章四句。“一章其志坚，二章其愿足，三章其乐深。”（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各章前二句喻其不论居于何处，皆能安时处顺，不为外物所转，自得其乐；后二句喻其不论昼夜，行走坐卧，不忘初心，天趣充和。“‘考槃’之乐，亦自人观之，硕人不知也。硕人胸中自具一天地，自觉此一涧中，山高泉香，云霞舒卷，日月光华，无限旷洒，故曰‘宽’。至独寐而寤，寤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无往不独，无往不乐，则魂清梦稳，几不知世有魏晋，无论轩绂矣。‘永’字有若将终意；‘弗谖’，泉石之盟也；‘弗过’，烟霞之癖也。‘但得醉中意，勿为醒者传’，‘弗告’之意也。”（万时华《诗经偶笺》）“硕人之轴盘旋不过数亩之宫，运行实仅一室之内，其或游心象外，亦只息辙环中，总不出此在涧、在阿、在陆之际。故或独寐而寤言，或独寐而寤歌，更或独寐而寤宿，均有以乐其天也。所乐在是，所安在是，虽终其身弗忘也，虽有他好弗逾也，虽有所得亦弗告也。非不欲告，乃无可与告者耳。”（方玉润《诗经原始》）“《淇奥》者，达而在上者之好学不倦也；《考槃》者，穷而在下者之自乐难忘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穷与达均不外学。盖唯学斯能善天下，亦唯学乃能善一身。能善其身，然后能乐其乐。”（方玉润《诗经原始》）戴君恩《读诗臆评》：“细读一过，居然觉山月窥人，涧芳袭袂，那得不作人外想？”牛运震《诗志》：“泠泠清清，读之有出世之想。”

自序

余为学之年，耽于吟咏，殆二十载，自谓于风雅一道，略有所得，忽忽已届不惑。及南徙而玄览，北游而向明，出入于老庄之域，优游乎佛禅之理，闲观六艺，感通一贯，由户知津，始知诗不可以等闲而作，《诗》亦不可以寻常而论，乃有愧于昨非。

诗言志，感于云物之变，发乎心意之诚，形于情动之言。故凡天地之大，草虫之微，节候之变，世运之移，与夫山河烟霞之状，盛衰悲喜之理，莫不可以诗为之。《诗》则政教典章，声教之渊薮，六经之先用也。《毛序》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具政教宗教之功，兼德育美育之长，不惟博物广识，授政专对，亦可致中和之美，达礼乐之原，臻内圣外王之道。诚中外文化之奇观，华夏文苑之瑰宝也。

古来论《诗》者沧海横流，逮及当代，人但知有文学之《诗》，不知有经学之《诗》；但知有诗学，不知有《诗》教；但知有言情诗，不知《风》《雅》为何物。甚者，知《风》不知《雅》，无论诸《颂》矣。《诗》教不传，则六艺不兴；六艺浸衰，则道统澌灭。是以缘起一时之兴，笔载千祀之绪，第以公务之暇，理旧箧，会昔哲，对时贤，于汗牛栋下，遣象罔，觅玄珠，缵前哲之遗绪，绎时贤之嘉泽，不惮以下愚之智，覆篑以进，欲以萤火之光，显扬《诗》教之微旨也。

呕心数载，斯业将竣。瞻顾来路，亦孔之疚。《诗》旨幽微，未免囿智于蠡测；高山无量，或恐贻笑于大方。文言为之，不惟时风在所不尚，或令读者望而却步。然草木不怨于秋风，风云无碍乎长空，得以时势之所适，暂留鸿迹耳。所幸大雅凋零，知音尚在；白发若新，青山如故；大道剥复，万流必东。《诗》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勉夫!

丁酉立秋后马飞骧于京华近湖庐

引言

“诗三百”乃我国最早诗集，战国时始称《诗经》，与《书》《礼》《易》《乐》《春秋》合称“六艺”、“六经”（《乐》今不传）。“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而《诗》为声教。朱彝尊《经义考》曰：“《诗》者，掌之王朝，颁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颂，冬夏之所教。”汉代四家传《诗》，三家云亡，《毛诗》独标。其后千年间，或尊《毛诗》，或攻《毛诗》，而经史之道未绝。近世西学浸凌，不唯风雅沦丧，亦使《诗》教之旨晦而不明。故溯《诗》根源，明其大体，发其微旨以为斯作。兹列《诗》之大关捩，以为引言云。

一、《诗》之编旨

六经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诗》亦其一。《尚书·虞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冑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此其证也。“诗言志”，此千古说诗之祖。孔颖达《毛诗正义》：“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则官司典守，以诗为声教，合乐舞，正性命，和天人，一政教也。惜古诗逸者甚多，《三百篇》特其盛焉者耳。《诗》之来源，自古诗有采、献二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有邪而正之，此献诗之常制，公卿列士之职守，讽谏政事所以知得失也。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求童谣歌戏之类，行人润色，太师订乐，方入朝廷用诗，此采诗也。故天子“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则太师所陈之诗，已非所采诗之本然。列国之风最殊，必能现诸篇什，今所见者十五国风，文辞之雅训，句式之齐一，非迥然而异者，则师官雅而化之，使入于乐，其旨不离论功颂德以顺其美，刺过讥失以匡其恶，察治乱兴废之由，佐国家政教之用，亦可知矣。故太师陈诗，亦献诗也。司马迁《史记·序》云：“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诚不刊之论。《毛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固《诗》之所由编。要之，《诗》不唯我国最早之诗歌总集，亦最早之诗教总纂也。

二、《诗》之编者

“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考诸《三百篇》，作者亦有可确立者，如许穆夫人《载驰》，尹吉甫《崧高》、《烝民》等。然《诗》即为“政教典章”，则作者不著亦明矣。至若编者，旧谓或为周公，或为孔子。第《诗》始自商太甲，下迄陈灵，在周定王初，其时周公已殁数百年，谓周公制礼作乐、奠诗教之基则可，谓《诗》为周公编定则妄矣。《诗》非一时一人所编，吴季札来鲁观乐，孔子年甫八岁，《诗》之编次，惟《豳》次《齐》，《秦》次《豳》，余悉同今，虽其时篇数未详，已为今本前身，编之者，盖亦在官师之列。考之典籍，列国皆有《诗》，所辑者有别，所本者不一。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又曰：“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则时《诗》本不一，篇目又杂，故孔子去其重而删定之。今人考之，其时盖在孔子三十五岁聚徒讲学之初。《论语》孔子恒言“诗三百”，则其删定必在早年。至若孔子晚年“自卫返鲁，使《雅》《颂》各得其所”，则是最后订《诗》及其乐矣。故《墨子·公孟》有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查今本《诗》之体例，十五《国风》首尊《二南》，系于周、召二公。而《国风》以《豳风》为殿，系之周公；《雅》以《召旻》作结，系之召公。显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重周、召二公之义。祖述尧舜，周公之志；宪章文武，周公之业。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平生尽学周公之道，有德无位，无以得制作之权，故崇周公之道以明其教，则《诗》之编定，非圣智如孔子者不能为也。

三、《诗经》之名

三代以上无经名。《易》掌于《春官》太卜，《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古人不著书，六艺皆为政教典章。六艺初不言经，及王纲解纽，治教既分，诸子立说，孔子殁后，儒家者流，乃尊六艺为经，《诗经》之名，首见于《庄子》。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曰：“《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繙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此论《诗》何以谓之经与《诗》之所为用，亦详而明矣。

四、《诗》之编次

《诗》之编必有次序，不唯体分风、雅、颂，即各篇什之内，篇章亦当有次。十五《国风》，今本编次：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按：孔子未删之前，周大师乐歌之次第，豳、秦在齐后魏前；郑玄《诗谱》次第，桧在卫后，王在豳后，余皆同）。《二南》为《风》之首古来无异议，余篇何以有今之编次，亦莫衷一是，聚讼纷纭。孔颖达以“迹其先封善否，参其诗之美恶，验其时政得失，详其国之大小，斟酌所宜，以为其次。”欧阳修“以两而合之，分其次以为比”为论，程颐以人伦发端，王道盛衰，政教失得，风俗变化为论，皆有一定之理。笔者以为，十五国风，以周、召之正，固当为首，周较召为醇，故召次之。邶、鄘为殷故都，后为卫并，首见变风所由始。邶之《绿衣》夫妇伦废，《击鼓》君臣道绝，故先邶而后鄘、卫。卫为纣都，而纣不能有之，周幽东迁，王政所由衰，王城与之无异，故王次之。郑为西周畿内地，故郑次之。齐为霸首，故齐次之。晋继齐而霸，魏入晋地，唐诗多曲沃并晋之时，故魏、唐次之。秦继晋而霸，故秦次之。陈、桧、曹皆小国，陈为帝舜后裔，故在二国前。桧亡，东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终。豳殿诸国之末，盖既漓又当返淳，则农业为本，周公其人，寓志焉。至若《雅》，由《鹿鸣》而至《召旻》，始以君臣之情通，终以旻天疾威，世道丧乱，而篇末慨然有怀召公，亦以见乱极思治之理。故《诗》以周、召始，《风》《雅》以周、召收。《颂》则先周为正，次变为鲁，末结以商，其有法前王、殷鉴不远之义乎？天道往复，正变之思，剥复之义，此《诗》之大旨也。至若各篇什之内诗之次序，张载曰：“《诗》固有次叙，然不可一例。……一国之诗，其首尾固有先后，其中未必然，当删定之时，只取得者置于其间。”首尾固有先后，其中之次序，则难以尽明。姑置诸各什之内概而论之，读者可参，此不赘述矣。

五、《诗》之三体

《诗》体风、雅、颂。体之为别，有腔调不同说、词气不同说、体制不同说；或以地分、以时分，或以乐分，或以所作之人分，千古争讼，迄今无定论。笔者以为，章潢《诗经原体》所论最具灼识、最为精妙，其辞云：诗各有体也，《风》《雅》《颂》直古人作诗之体耳。《风》之体轻扬和婉，微讽谲谏，托物而不著于物，指事而不滞于事；义虽寓于音律之间，意尝超于言词之表。《雅》体较之于《风》，则整肃而显明；较之于《颂》，则昌大而畅达。唯彝伦政事之间，尚有讽喻之意，皆《小雅》之体也；天人应感之际，一皆性命道德之精，皆《大雅》之体也。《颂》之体，其词简而洁，其旨沉而静，其音疏越而隽永，宗庙朝廷均有《颂》也。大约主于祭祀而交神明，《颂》之道也；敷扬先王之盛德成功，固不如《雅》诗之详尽。如后世之作诗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体制不同而名亦异也。自《风》之体观之，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每每数句而词多重复，《樛木》、《芣苢》三章唯六字不同，风之体多类此，盖以数字咏叹成章。《小雅》大率多述其事，道其情，犹未若《大雅》之浑涵也。如“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类，涵蓄渊微，则《大雅》也。以此观《雅》之小、大，而其体裁自殊。虽大、小《雅》多道乎人君政事之得失，然犹有美有刺，而《颂》则无有讽刺，要皆铺张其功德焉。后儒以《风》为被上之化，《小雅》为宴飨之乐，《大雅》为朝会之乐，《颂》为宗庙之乐，其果然欤？夫既以《风》为诸侯矣，乃以《周南》为王者之风，后妃之德何耶？若谓文王当时尚为诸侯，故谓之《风》，而《豳》诗为成王之诗、周公之事，亦列之《风》何耶？况《黍离》既降为《国风》矣，而《豳》诗列于《国风》，不谓之降又何耶？夫既以《小雅》《蓼萧》为泽及四海，《湛露》为燕诸侯，《六月》《采芑》为南征北伐，王者之政莫此为大，而《小雅》果为政之小乎？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贤，何以加于《鹿鸣》；《采薇》《出车》何为燕享；《既醉》《鳬鹥》何为专于朝会也。《颂》谓其称君之功德则有然矣，若谓专于宗庙告神明焉，则《闵予小子》《敬之》《小毖》何有于神明之告？《载芟》《良耜》何与于宗庙之乐也？《七月》之诗不有类于《雅》乎？而其体则《风》也。《瓠叶》《鳬鹥》不有类于《风》乎？而其体则《雅》也。《泮水》不有类于《雅》，《有駜》不有类于《风》乎？而其体则《颂》也。审如是也，王国、侯国各有《风》，天子、诸侯各有《颂》。周平王诗列于《国风》，不害为天子之尊；鲁僖诗列于《颂》，不失为诸侯之卑。彼谓圣人降王国，尊诸侯者，陋亦甚矣。自卫武公一人观之，《淇澳》列诸《风》，固诸侯也；《宾筵》列之《小雅》，《抑》列之《大雅》（按：《淇澳》《宾筵》《抑》皆卫武公之诗），果以诸侯为政之小而列诸《风》，王朝为政之大是以列诸《雅》？与若不论其体裁，则以《淇澳》列之《雅》，《宾筵》与《抑》列之《风》亦无别欤？以《抑》而置之《小雅》，以《宾筵》而置之《大雅》，果以政而分之欤？噫，何于诗之体裁无所辨哉？又曰：“大约《风》多主乎情，《小雅》多主乎事，《大雅》多主乎理，《颂》多主乎德。非谓《大雅》之遗德，《小雅》之无情，然《小雅》则情寓于一事之中，《大雅》则德见于一篇之内，各就其多者见之也。”辨《诗》之体可谓无余蕴矣。严粲《诗缉》：“纯乎《雅》之体为《雅》之大，杂乎《风》之体为《雅》之小。太史公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可谓兼之’。言《离骚》兼《国风》《小雅》，而不兼《大雅》，见《小雅》与《风》《骚》相类，而《大雅》不可与《风》《骚》并言也。”辨大、小雅亦为有见。

六、《诗》体之正变

《诗》有正体，亦有变体。章潢《诗经原体》：“《风》首《关雎》，而夫妇之伦正；《小雅》首《鹿鸣》，而君臣之情通；《大雅》首《文王》，而天人之道著；《颂》首《清庙》，而幽明之感孚。”揭“四始”之义，明《诗》体之正者。《国风》中“二南”较诸国之风为正，章潢《诗经原体》曰：“《国风》不曰正风而曰《周南》《召南》，盖南为离明之正方，故风为太和之正气，取其长养万物而不伤也。唯诗之在《二南》者，浑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以温柔之气，如南风之触物而物皆畅茂，凡人之听其言者，不觉其入之深而咸化育于其中也。知《二南》之体，则知正风之义矣。唯以时之盛衰论正变，既不识体之正，又何有于体之变耶？盖体合乎正者，虽衰世所作，不得不归之于《二南》。体异乎正者，虽盛时圣人之所作，不得不归之于变风。是正变各以体分，亦非以正变评品诗之高下也。知风以南长养万物为正，则凡各方稍异乎正南者，即为变风，可见正南一出于和柔，余风未免涉于劲直也。试即《柏舟》为变风之首者观之，‘我心匪石’六句，此《雅》体也；风中杂有《雅》体谓之为正南可乎？”又曰：“盖卦爻有正变，而变卦不出乎正卦之外；乐音有正变，而变音不离乎正音之中。……而正中之变，变中之正，或一于正，或一于变，惟以意逆志，当自得之也。若以《风》《雅》之正变，拘拘于时之盛衰焉，岂深于诗者哉？”此以《诗》体论正变也。郑樵《诗辨妄》曰：“正变之说，盖言事虽变常而终合乎正也。《河广》之诗，欲往而不往；《大车》之诗，畏之而不敢；《氓》之诗，反之而自悔，此所谓变之正也。《序》谓变风出乎情性，止乎礼义，此言得之。”此以诗意别正变也。《诗》虽分三体，而一体之正变，或因时异，或因事别，或因人殊，词气亦因而变焉。要之，先知体，而后能知体之正变。而体之正变，在声之正变，声之正变，在词气之轻重、音节之丰杀。声之充融和婉者为正体，声之哀怨噍杀者为变体。

七、《诗》之三法

《诗》法赋、比、兴，《周礼》列入“六诗”，《毛诗序》归之“六义”。孔颖达《毛诗正义》：“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则风、雅、颂为体，赋、兴、比为用，其义甚明。梁益《诗传旁通》：“《诗》有六义，三经而三纬之。风雅颂为经，赋比兴为纬，三纬之中，又复错综焉，如兴而比，赋而兴之类，六义之旨，粲然明矣。”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曰：“得风之体多者为《国风》，得雅之体多者为《二雅》，得颂之体多者为《颂》，《风》非无《雅》，《雅》非无《颂》。”即《风》不可为《雅》，《小雅》不可为《大雅》，《雅》不可为《颂》，正风不可为变风，二雅三颂正变亦然。盖经有互摄而不夺，纬则错综以为用故也。然赋、比、兴之义，古来解者纷纭：铺陈善恶，叙物言情，直言其事，皆赋也；取类以言，切类指事，因物喻志，索物托情，以物比物，皆比也；取善喻劝，起情以立，文尽意余，触物起情，言物起咏，皆兴也。晋代挚虞《艺文类聚》：“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实较诸说简要。钟嵘《诗品》：“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实较诸说深切。窃谓兴，生也，起也，心感而动也；赋，铺也，事之叙也；比，匹也，理之喻也。夫诗，心兴而生，寄志而起，事叙而陈，理比而明。兴者，赋比之机括；赋者，兴比之所寓；比者，兴赋之所托。三位一体，不离于心，而系之于志也。故三者又以兴为体，以赋、比为用。此就三者分而言之。实一篇之内，或三义具备，或有赋而无比兴，或赋中寓兴比，或三者互摄，自于意会中求之可也。如《关睢》首篇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赋也。关雎、荇菜，皆因物起兴；雎鸠之和鸣，荇菜之柔顺，则比也。《甘棠》，赋也；蔽芾二字双比也；《葛覃》首章本是直陈其事，而中涵许多兴味；《君子于役》“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则是赋中观物兴思。《卷耳》《桃夭》《草虫》，皆即所赋以为兴；《下泉》，兴中含比；《北门》《北风》，赋其事以为比；《伐木》则兴兼比与赋。“习习谷风”在《风》以为比兴，在《雅》则兴。《芣苢》“采采”句兴而比，“薄言”句，又赋而比。《谷风》与《氓》，假弃妇之词以致怨；《芣苢》与《摽有梅》，假采摽之义以求贤，属风之体而在比之列。大约《国风》用比兴最多，若《雅》、《颂》则以赋为主。章潢《诗经原体》：“《小雅》八十篇，用比兴者，尚四十六篇；《大雅》三十一篇，用比兴者止八篇；《颂》总四十篇，用比兴者止四篇；盖《小雅》得《风》体最多，《大雅》与《颂》则多质言，故鲜讽喻之词矣。”此论盖以兴附于比，非以兴为诗志之始末也。故诗可以不比，而不可以不兴；可以不比，而不可以不赋。即比亦有显隐多少之别，岂物比而为比，事比而不为比乎？故显比物比以《风》为著，而隐比事比以《雅》《颂》为多。故赋、比、兴之为用，在辨其体而会其义，触类而通，不可拘执而论也。

八、《诗》之用韵

《诗》，声教也。古者《诗》《乐》一体。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时《诗三百》已难乎弦而歌之，可以推知矣。而古乐既亡，后人无复考证其得失，是以先儒言诗，主于乐者少，而发其义者多，诚无奈之事。然《诗》必有韵，既便于诵记，又臻于和声克谐之理。朱熹曰：“旧人作诗皆押韵，与今人歌曲一般。”又曰：“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云：“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有古人之诗而独无韵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盖《诗》韵为上古韵，古今、地域之变，则《诗》韵难叶于今人之口。自宋吴棫《韵补》以来，经明陈第《毛诗古音考》，清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有诰《诗经韵读》而至于今，使古韵分部，日臻完善。则《诗经》之韵，归而纳之，有句尾韵。如《关雎》一章、三章，《静女》全诗及《硕鼠》全诗。句中韵，如《关雎》二章“流”“求”押韵，四章之“采”、“友”押韵；《伐檀》全诗。一韵到底，如《静女》与《猗嗟》首章（包括邻韵通押）。换韵，如《静女》第二章“变”“管”押，“炜”“美”押。句句押韵，如《静女》第二章与《硕鼠》第一章。隔句押韵，其中有奇句不押而偶句押者，如《关雎》第二四五章，皆第二句与第四句押；有首句入韵，奇句不押而偶句押者，如《关雎》一三章及《静女》第一章。交韵，奇句与奇句押，偶句与偶句押。如《静女》第三章第一句“荑”与第三句“美”押，第二句“异”和第四句“贻”押。《诗经》之押韵大率如此，或犹有未尽也。陈第曰：“《毛诗》之韵，不可一律齐也。其韵律自然，动乎天机，不费雕刻，所谓天籁也。”要之，隔句押韵之句尾韵，如《卷耳》首章之“筐”与“行”押，首句入韵而后隔句押韵之句尾韵，如《蒹葭》全诗，为《诗经》押韵基本格式，亦为后世诗押韵之臬圭。至若《周颂》多一章而无韵，姚际恒《诗经通论》曰：“《颂》为奏乐所歌，尤当有韵；今多无韵者，旧谓一句为一章，一人歌此句，三人和之，所谓‘一唱三叹’则成四韵。愚谓此说是已，然‘一唱三叹’恐不必如是泥解，即一人唱，一人和，便已成韵，未为不可也。”亦甚合理。上古韵距今世已远，语言大变，非专研难以会通，故本著不标，有意者可参阅前人专著，兹不繁叙矣。

九、《诗》之郑卫诗

章潢《诗经原体》曰：“司马迁谓太师藏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存三百余篇，止十之一也，盖亦存其可以垂世立教者，皆纲常道义风教之所系也，即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是矣。”然自朱熹以降，而以“淫奔词”论《诗》，后之继者，又大肆为说，使《诗》教之旨不彰，故不可不辩也。方玉润《诗经原始》：“盖郑、卫之风虽淫，而郑、卫之诗则非淫，何也？夫使郑风不淫，则《溱洧》无所刺；卫风不淫，则《桑中》何所讽？……要知其风虽淫，而所收之诗则皆刺淫作，非淫奔词，不可不辩也。不然，夫子论乐必曰‘放郑声’，岂有正乐时又反收淫词乎？盖放者，放其声之淫者耳，非尽郑声而悉放之也。使尽郑声而悉放之，则《缁衣》好贤，《风雨》怀友诸诗，均在所删之列，何以尚存为经？”又曰：“盖删《诗》与陈诗不同，陈诗无妨贞淫并见，乃可观一国之风尚，删《诗》则将以垂训万世，岂可邪正兼收？纵云不没其实，亦不过采一二有关风化之作，如《溱洧》之刺淫，《将仲子》之畏人言，及《桑中》之讽世，以见一国风俗向来如是足矣。何必定采淫奔者所自作之诗以著之经，然后谓之可以观，可以听哉？且编《诗》又与修史不同。史以纪事，有治不能无乱，固不容录文、武而弃幽、厉。《诗》则将以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曾是淫哇并著，而可以移风俗，美教化，厚人伦乎？必不然之事矣。”朱子所论，盖求于诗之源，方氏所论，盖本于《诗》之教。究朱子所谓“淫奔”之诗，求其辞气与《诗》之言此意彼，质诸《诗》教之旨，诚为未当。郑、卫声纵淫，非其声尽皆为淫；郑、卫声纵淫，非郑、卫之诗亦皆淫也。《乐记》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又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一指其音不可用于祭祀，一指其音皆乱，则所谓郑、卫之音声者，郑卫之乐也。盖郑卫为王畿内地，其风奢而侈，其志淫而靡，有以也。而《诗》为政教典则，非以彰其淫，实有以刺之，使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思无邪也。陈祥道《论语全解·为政》曰：“无邪者，天之道。思无邪者，人之道。《诗》言性情而束之于法度，其言虽多，一言可以蔽之者，‘思无邪’而已。观变《风》变《雅》作于王道陵夷之后犹止乎礼义，则诗之‘思无邪’者，于此可见矣。”马一浮《诗教绪论》亦云：“六艺之教，莫先于《诗》。于此感发兴起，乃可识仁。故曰兴于诗。心之所之莫不仁，则其形于言者莫不仁。仁者，心之全德。人心须是无一毫私系时，斯能感而遂通，无不得其正。于此会得，乃可以言《诗》教。”

十、《诗》与礼乐

《礼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古者诗、乐、舞一体，而为政教礼乐之用，故《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周礼》亦曰：“瞽蒙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则太师所呈之《诗》，皆入于乐。故《墨子·公孟》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亦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郑樵《通志》：“《三百篇》之诗，皆可被之弦歌……古之达乐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所谓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乐。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燕享祭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则系于《风》《雅》《颂》，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故《诗》为声教，亦礼乐教也。诗体既异，乐音亦殊。郑康成曰：“《周南》《召南》为《风》之正经，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或谓之房中之乐者，女史歌之故耳。小大《雅》正经，其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飨宾或上取，燕或下就。”兹不论其所语之乐当否，则《风》《雅》《颂》各有其所用，明矣。故《乐记》云：“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各有所用，各有所适，以礼节之之故也。故《礼记·乐记》云：“知乐则几于礼矣。”又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治道也……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则诗与礼乐，盖同为一教化之用，亦明矣。《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云：“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所谓五至者，一统于志之所至，归于礼乐之正。马一浮《诗教绪论》曰：“《诗》既摄《书》,《礼》亦摄《乐》，合《礼》与《乐》是《易》，合《诗》与《书》是《春秋》,又《春秋》为礼义大宗，《春秋》即《礼》也。……五至之相，亦即六艺之所由兴也。五至始于志，故六艺莫先于《诗》。”又《礼教绪论》曰：“六艺之教，莫先于《诗》，莫急于《礼》。礼者，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心为德，行之为礼。故敦诗说礼，即是蹈德履仁。”又曰：“心之专直为志，言之精纯为诗，行之节为礼，德之和为乐。”斯诗教之义，六艺一贯之道也。故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十一、《诗》之大小序

汉有四家传《诗》：齐人辕固生传《齐诗》，鲁人申培传《鲁诗》，燕人韩婴传《韩诗》，赵人毛苌传《毛诗》。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学，毛为古文经学，四家皆曾立为官学。《毛诗》晚出，三家攻之尤烈。东汉后，三家寝微，《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韩诗》宋元以降，仅存《外传》十卷；《毛诗》得郑众、贾逵等传授，后马融作《毛诗注》，郑玄作《毛诗笺》，大行于世。《毛诗》于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小序后，另有一大段文，世称《诗大序》。刘知几《史通·序例》：“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王礼卿《诗序辨》：“盖采诗者必知诗之所为作，而后可以其实状致之大师；大师必悉其事义之本然，而后可依其义类，决其为正乐、散乐、房中、燕射、聘祭之乐章，而上之国史；国史必序其所为作之事义，以垂诗教，而教国子；传诗者亦必本之于《序》，以讲明其本意，而推衍其微旨。是自采诗以至传诗，皆不得离于《诗序》所述之要领。”则小序叙作者之义，大序论《诗》之纲领，序之用明矣。然自唐陆德明以来，并《毛序》之小序，又分为大、小，古、续，前、后，首、下等等，“综其名称，约有六说，共为八名。”（张西堂《毛诗序略说》）至于《毛序》之作者，亦“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玄《诗谱》也；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隋书·经籍志》也。以为子夏不序诗者，韩愈也。以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成伯玙也。以为诗人所自创者，王安石也。以小序为国史之旧文，以大序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为孔子所题者，王得臣也。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者，曹粹中也。以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击而不顾者，则倡之者郑樵王质，和之者朱子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然溯其源，“三家《诗》与《毛诗》各有家法，实为异流同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例言》）四家均出于子夏——荀卿一派。戴维《诗经史研究》以为《诗序》为子夏诗学派观点荟萃，后经毛公诸人完成，东汉卫宏定制迄今，初溯子夏，亦非虚言。考诸《毛序》，自有其统序，以其言志美刺，颂德顺美，匡恶察治，醇风美俗，不失《诗》乃声教之旨。而其论纯驳相杂，要之皆得大意，或有后人添入者。纵《毛序》之作者与所作之年尚无定论，后之说《诗》者尊之攻之不休，然无《毛序》，三百篇殆无人知其然，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

十二、《诗》之读解

自来论《诗》者不可量数。《尚书》曰：“诗言志。”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孟子：“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此数论，诚为后世论《诗》立极。《毛诗正义》（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诗集传》（宋朱熹著）、《毛郑诗考证》（清戴震著）、《诗毛氏传疏》（清陈奂著）、《毛诗传笺通释》（清马瑞辰著），皆为后世解《诗》名作。然古之论者，或重经传，或求史实，或张文艺，或据训诂，要之不离于经史。“五四”以降，西学东渐，美学论、文学本体论、语言学论、精神分析论、文化人类学论各擅胜场，至今则经史之学浸衰，诗教统序凋零，人但知《诗》之流而不知其源，洵可叹焉。《诗》固是希世宝藏，百科全书，研究自可多元，取用亦可万端，然必先明《诗》乃声教，六艺一体，方不致盲人摸象，梦话自说。故斯作有推源之志，而无抑人之意。上述种种，不过读《诗》大端，明乎此，虽不准，不远矣。然学《诗》首在善读。章潢《诗经原体》曰：“《诗》，声教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性情心术之微，悉寓于声歌。咏叹之表，言若有限，意则无穷也。读诗者先自和夷其性情，于以仰窥其志，从容吟哦，优游讽咏，玩而味之久，当自得之也。”《诗》教既为礼乐而设，则学《诗》必以经世致用。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故郑樵《六经奥论》云：“善观《诗》者,当推诗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论《诗》者，当达诗中之理，如子贡、子夏；善学《诗》者，当取一二言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诗》者，不必分别所作之人、所采之诗，如诸经所举之诗可也。‘绵蛮黄鸟，止于丘隅’，不过喻小臣之择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为人君止于仁，与国人交止于信。‘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不过喻恶人远去，而民之吉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观《诗》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贡能达于贫富之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于礼后之说。论《诗》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复，不过‘白圭’；子路终身所诵，不过‘不忮不求’，学《诗》至此，奚以多为？‘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诗也，夫子以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诗也，左氏以为孟明之功。引《诗》若此，奚必分别所作之人，所采之诗乎？达是，然后可以言《诗》也。”有会心则可由此及彼，触类而旁通也。朱熹《诗集传》云：“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明乎此，始可谓善学《诗》矣。

丁酉兰月马飞骧于京华近湖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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