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院70周年系列报道
（1949-2019）
1969年开始到1999年，整整30年，首钢职工高血压发病率从高出全国一倍，到回到平均水平甚至更低，造就了一个世界慢病防控的经典——首钢模式。
从1972年开始，国家心血管病顶尖专家团队联合首钢医院，以首钢为基地，面向万人筛查研究，展开了我国最早的心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及人群防治。
三代科研人员，用十年总结验证，查、管、治、防、教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高血压，用24年的干预实践，证实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可以有效控制慢性病。用三十多年的专家指导、基层管理、职工自防的管理模式，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有科学依据的综合预防措施。
在慢性病逐渐成为国人重大经济负担的当下，追根溯源，或可以引以为鉴。
受
访
专
家
刘力生 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
吴锡桂 原阜外医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
王淑玉 原首钢医院心血管研究所首任所长
廖燕华 原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古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每天因为高血压休工600多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不开工，开始万人高血压筛查。
对高血压的关注，从上世界50年代就开始初露端倪。当时医学界提出的口号是“让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情景，如今已年近八十高龄的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教授仍然记忆犹新。“1959，开始第一次全国高血压普查，当时没有统一诊断标准，就是各地自发查，患病率约为5.5%。
而当时的首钢，工人高血压患病率要比这个水平高一倍。
那时首钢厂区条件并不好。工人炼钢是“前面火炉烤，后面北风吹。车间都是透风的。”原首钢医院慢性病研究所的同志介绍当初那个场景说，炼钢需要力气，老理儿常说，吃盐有劲儿，工人就吃盐很多。再加上劳动强度大，出汗多，喝水多。厂子里年纪轻轻的工人血压高的很常见。
当时有个粗略统计，“首钢全厂每天因为高血压休工的工人就有六百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不开工。”1959年，阜外医院吴锡桂教授首次去首钢时，时任首钢医院院长王远明对她神情凝重的说出这个数字，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唏嘘不已。
而这个草草估计的数据，在阜外医院医生小分队进入首钢后，得到了进一步的详细统计和摸查。目的就是查出高血压、管住高血压。
医疗专家进首钢，也是当时条件的契机使然。在那个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盛行的文革后期，阜外医院的刘力生教授作为首批医疗小分队，下乡到首钢，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说劳动，也帮不上什么忙，到处都是大高炉，工人又担心我们出危险，干脆，就干点力所能及的，给我们量量血压看看病吧。”
于是，从1969年开始，由如今的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牵头的阜外专家联合首钢医院的医生便开始对首钢工人开展高血压普查，历时三年，筛查了10450个工人。这一查，可不得了，查出高血压患病率为11.7%，比当时全国患病率整整高出一倍。而且，当时工人对高血压并不重视，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当时的风气是生病不下岗。我记得当时有个劳动模范，天天在广播里宣传他的光荣事迹，但他有严重高血压，天天玩命儿炼钢。这太危险了。”刘力生认为，这种情况下，感觉给病人做个血压筛查，找出高血压病人并帮助治疗，非常有必要。于是，在重点厂矿，选定了10450名工人开始筛查。而查出来高血压的病人，当即就“管”起来。所谓管，在当时条件下，就是简单的用药及复查，从1972年开始，专门成立心血管病防治组，对这些高血压工人建立三级防治网，进行分级管理。
“所谓分级管理，就是给查出的高血压病人按轻、中、重分级，分情况用药，并每月每半月或每周复查一次，同时，凡血压达到三级管理水平或虽不够管理水平但已发生心血管病并发症的，都给其建立病例，规范治疗。”时任心血管病防治组首任组长的王淑玉解释。而三级防治网，就是地段和厂矿保健站、心血管病防治组、心脑血管病房组成三级网，由心血管防治组牵头按统一防治方案给予药物及非药物治疗，在保健站进行常规筛查和治疗，严重需要收治住院的安排进心脑血管病房。这样，经过系统治疗控制血压，评定降压疗效。
而说起这个三级防治，原首钢医院慢性病研究所的同志也显得颇为自豪。“这与首钢自身的医疗体系有很大关系，对开展高血压防治非常有利，可谓有先天优势”。原来，从五十年代起，首钢医院就已形成非常健全的医疗预防保健系统，其首任院长在五十年代便提出对“首钢职工和家属从生到死都要管”的理念，学习苏联经验，建立“车间医师负责制”，每个车间和地段（相当于现在的社区）都有自己的保健医师。厂矿的保健站全面负责职工健康；地段医师负责退休职工及职工家属健康管理。
“正是有了这个基层保健体系的基础，开展大规模的高血压普查和防治便更方便有序。”刘力生说。
十年随访降压达标率达71%，获世界卫生组织认可。
可实际上，给万名工人查血压，督促用药，哪儿那么容易。三级管理体系中，对按时吃药、按时复查等都得做细致的登记。如今已七十多岁的王淑玉教授，带上老花镜，翻着如今已经泛黄的《首钢医院心血管病资料汇编》，指着上面细致繁密的数字与表格对记者说，“当年没有电脑，这些都是我们一笔笔算出来写上去的。”
若论苦，在这么大面积的社区开展三级防治，让措施“四角着地”，可不是件美差。一个车间7、8百号工人，哪能保证人人都去量血压？“不去，我们就下去找。”工人在高炉上干活，医生就在底下等着量血压、送药，烟熏火烤粉尘飞。原阜外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吴锡桂教授曾在72年专门住在首钢一年、随后多年又每天去首钢上班，被称为半个首钢人，忆起当初，她清楚的记得，自己带着几个医生猫着腰穿过黢黑通道，背着仪器走进车间，在那个钢花飞溅、铁水奔流的环境里，一不小心，穿的塑料凉鞋鞋底就会与滚烫的地板砖粘连在一起。“那时境界很高，不怕苦，也不说累，就为了工人一个好身体，少休工。”吴锡桂笑说。
何时复查，何时调整药量，医生比患者记得还清楚。
王淑玉被大家称为“活字典”，作为车间保健医，下管的几百号工友，谁谁身体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该量血压了，甚至谁家什么情况，她都了如指掌。熟到“有时都可以预测到下个月这个工人会不会再休工。”
廖艳华的父亲就是车间的医师，一毕业她就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当起厂里的保健医，天天量血压，赶上人多的时候，一天量八百多个，“手上都磨出了茧子。”
又何止是量血压。
还要宣传如何预防高血压。首钢基层医务人员就写板报，做宣传册，更多的时候，要下去找病人，直接进车间，趁着工人休息，就几个人围坐在一起，面对面说。所谓“登三轮的腿，说相声的嘴。”医务人员还要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营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等知识俱全，否则不是出门碰壁，就是讲话没人听。很多预防常识，医生掰开讲，揉碎了说。“与其告诉他高血压的危害，倒不如拉家常，直接说，老李，这段时间血压控制不好啊，少吃盐。下个礼拜接着去复查。有时还得给解心宽，一生气着急，血压又上去了。”廖艳华直接跟工人打交道，称这为有效的“话疗”。
1982年，对最初的10450名筛查工人进行10年随访，对已经管理的3178例高血压患者做分析，血压管理率达到60.8%，控制在临界一下的达71%。（据首钢医院心血管病防治所资料汇编1969年－1990年）
也是在这一年，刘力生教授带着首钢高血压管理的5～10年随访结果在WHO（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作报告，引起世界关注。WHO曾派专人来考查“首钢模式”，认为首钢这种终生管理和随访的模式（from cradle to grave，即从生到死）为流行病研究和高血压管理提供了最佳基地。这种高层医疗机构帮扶，基层医疗配合，让工人血压得到控制的办法有效，也是可行的。WHO专家认为，对首钢队列人群进行随访将对中国的高血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健康时报》记者 井超
编辑/宣教中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