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3日，松江解放！一起来追忆70年前那不平凡的一天吧！

5月12日，中共淞沪工委松江大队逮捕了华阳桥伪镇长牛必智，接管了华阳桥镇。新桥地区的地下党控制了新桥，建立人民自卫组织，开展了护路、护厂、护仓、护校斗争。

5月12日，成立了21人组成的新桥各界人民迎接解放军委员会，推选韩明皋为主任，下设宣传、接管、总务等几个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稳定人心。对伪乡长、保长宣传解放军的约法三章，对他们晓以大义、指明出路，让他们坚守岗位、听候接管，将功赎罪。

5月13日，解放军20军60师先头部队已到新桥火车站，接着大部队进驻新桥，宣告新桥解放。而解放军27军79师在解放松江城后，即开向泗泾方向追击敌军。国民党残兵败将在向上海逃窜时，一路烧杀抢掠，泗泾损失大米、财物不计其数。5月14日，79师解放泗泾。

5月15日，中共松江县委和人民政府在泗泾镇办公，县委书记兼县长范梅圃、副书记袁改、副县长陈杰，下辖6个乡镇联合办事处和泗泾、七宝两镇。同时，组建成立松江军分区松江县总队，总队长为宋雪明，政委是范梅圃。

松江市军管会和市、县政府成立后，在各地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然后，派出接收人员，按照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上而下按系统接管的方针，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县参议会、警察局、法院、保安团本部、铁路工务段以及邮电、银行等党政军和经济、文教方面56个单位，还有乡级政权20个，共接收旧职人员947人，中、小学校242所。对大部分旧职人员，要求他们照常上班，由人民政府发给生活费，经过集训和审查后，分别作了安排和处理。

新中国成立前夕，松江人民以松枝、毛竹搭建成的彩灯牌楼庆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松江市警备司令部布告

群众见闻松江解放

1949年春天，唐舜华家住在松江包家桥西一费姓人家的房子里，唐舜华亲眼目睹了解放军进入松江的盛况。

唐舜华回忆，那一年的5月12日早上，天还没有完全亮，突然一声巨响，玻璃窗被震得“咔咔”作响。事后传来消息，原来这是国民党败兵在炸铁路桥，导致沪杭线交通中断。

5月13日清晨，断断续续的枪声自远而近，街上戒严，居民都躲在家中，不敢外出。大家从门缝里望出去，只见国民党便衣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一辆小型救火车在街上开来开去，车上插着一条横幅，写着“纠察队”三个字。

中午时分，人们还是像看西洋镜一样，从门缝中察看沿街的动静。人们发现，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溃不成军，散乱而匆忙地向东急行，走在最后的是一批伤病员。国民党兵全部退去后，街上一片寂静，唯有蒙蒙细雨。

随后，只见一群身穿姜黄色军装的士兵，分两行沿街自西向东前进。等了一会儿，又有几个穿军装的士兵持枪走过，后来，大批穿黄军装的士兵经过，他们头上扎着树枝，身上背着粮袋，两名扛机关枪的走在前面。

这支部队排列整齐，沿路秋毫无犯，不闯店、不敲门，跟上午大街上的国民党败兵，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认不清胸前的符号，所以大家还吃不准部队番号，都没有敢出门。这时，又有一辆救火车开来，上面横幅上红底白字写着“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字样。

顿时，大街上响起一阵鼓掌声和欢呼声，掺杂着爆竹声。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在大街上夹道欢迎。直到下午4时许，人们随着队伍一直涌到谷阳门下。一面红旗插在谷阳门上，正式宣告松江城解放了。

唐舜华回忆：“解放了，我从日历上撕下一页，见是阳历5月13日。我高兴地拿出酒瓶，自斟自酌起来。”

5月14日，天气晴朗，惠风和畅，到处洋溢着欢乐，学生们组织在一起，扭秧歌、打腰鼓。他们都在哼着刚学会的《你是灯塔》等进步歌曲，几十年后，唐舜华还记忆犹新。

松江泗泾庆祝中央政府成立合影

1949年8月松江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松江市政府归由县政府管理的布告

立达学园欢迎解放

陶而文的家在松江老城泾北街36号，是一幢小洋房。其父陶载良是当时立达学园校长。据陶而文回忆，临近解放的日子，松江其他学校都停课了，只有立达一所学校在继续上课。这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他们派了两名武装女特务，整天跟着陶载良，陶载良回家，她们跟到家门口，陶载良去上班，就跟到办公室门口。

有一次，陶载良将她们请进办公室，她们一开口就问：“共产党就要来了，你为什么不怕？”陶载良巧妙地回答：“你们那么多军队驻在学校里，我们害怕什么呢？”就在特务盯梢的同时，陶载良按照共产党发布的电讯通告，积极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立达学园的师生们也非常活跃，老师在讲课时大谈唯物主义，学生们除了办墙报之外，还办了一个油印刊物。

陶载良家里的小洋房分为三部分，陶载良一家人住在西面，中间是客厅，东面一间之前被国民党部队作师部办公场所。解放军进入松江后，东面一间成了解放军的办公场所。陶而文回忆说：“我家东面的一间，墙上挂满了地图，全部用黑布遮了。发报机滴滴答答响个不停。电线从庭院里拉出去，每间隔十几步，就有一岗哨看守。中间一间住满了警卫队员。”

1949年5月13日，松江解放，国民党的军队早已逃之夭夭。陶载良挥动小旗，率领全校师生排着队到街上迎接解放军。排在最前面的是学生秧歌队，大家兴高采烈、热闹万分。

据陶而文回忆，有两位首长来过家里。一次进来一位首长，他看见陶而文的母亲正在练习毛笔字，打过招呼后，就接过毛笔，在一张8行信笺上用行书写了一首毛主席的《长征》诗，落款是“一位解放军战士”。后来又来过一位首长，陶载良正在与人聊天，那位首长也参加进来，三人谈得兴趣很浓，后来就在一张破旧的八仙桌上共进晚餐。

当时，陶载良心中有一件颇为担心的事，但又不敢明讲。原来，抗日时期，蒋介石号召青年从军，立达学园也送了一些学生去。这些学生都在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部队里。桂永清的海军参与反人民的内战，所以陶载良等人心里很沉重。可喜的是，没过几天，这批学生都回来了，原来他们在海军起义中立了功，大家心中的大石头这才落了下来。

1949年7月1日松江市人民政府员工出入证

松江人民庆祝第一个国庆节（1949）

日记摄影定格解放

松江地委文工团的前身是苏中区九地委文工团，1949年2月5日，解放南通后，其改编为南通市军管会文工团；3月13日准备渡江，改属松江工委领导，称松江工委文工团；渡江后，进入松江前的5月9日，又改称为中共松江地委文工团。松江地委文工团团员陈坤通过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解放前后的所见、所闻以及工作、学习情况。

日记从1949年4月27日渡江南下，延续至同年9月30日国庆前夕，全文首次发表于松江文化馆《云间》杂志1989年第1期及1990、1991年戏剧专号。后来，《松江史志》2014年第3期又节选了部分内容，发表了题目为《日记1949——松江地委文工团团员日记摘编》的文章。

据陈坤的日记记载，1949年5月16日，中共松江地委文工团进入松江。当天下午，他们到达石湖荡，路上看到路牌上到松江只有11公里时，大家雀跃了起来，恨不得一下就能到松江。正在大家过桥时，突然看到桥顶上有两架国民党的飞机，大家乱作一团，幸好飞机没有扔炸弹。到松江时，天色已经黑了，大家就暂时宿营在法院里。由于天下着雨，没有弄到草，大家也没有吃饭，睡在了地板上。

5月18日，大家搬到了醉白池，当时在醉白池的老房屋中，竟然有一座小洋房，大家宿营在里面。5月19日，又搬到离醉白池200步的一座房子里居住。公安局还发了8支步枪给他们，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上海解放的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积极地排演节目，欢庆解放。

在松江还有一位名叫吴四一的老同志，他生于1931年，从1949年开始就从事摄影工作，1950年起先后任《华东画报》《新华日报》摄影通讯员、《松江报》记者。他用镜头定格了1949年松江解放前后的画面，后来他将毕生作品无偿捐赠给松江区档案馆、图书馆。

据吴四一回忆，上海解放后，当时由于松江地区缺少“文化人”，松江文工团到吴四一所在的今宝山区大场镇的育才学校“招兵买马”，吴四一直接肄业，到松江文工团参加工作。

在土改工作中，吴四一手中的相机成了斗争的武器，1949年，吴四一拍了很多反映地主阶级盘剥农民的“罪证”，比如地契、借据和“做了手脚”的斗等，经过土改，重新分配了土地，很多农民喜极而泣，这些都成了吴四一拍摄的题材。

1949年9月，松江人民在马路桥（今中山中路和人民北路十字路口）的东西两侧搭建了两座彩灯牌楼，以示对新中国开国盛典的祝贺。至今从吴四一拍的照片中，仍然可以看出霓虹灯闪耀中的欢欣场面。

编辑丨丁艺婕

校对丨许萍

编审丨周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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