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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两部辛勤耕耘、别开生面的专著

原标题:王曾瑜:两部辛勤耕耘、别开生面的专著

长期以来,浮躁、取巧,进而浮夸之风弥漫于各行各业,不愿从事艰苦、认真、细致,而费时、费力、费财的学术和技术研究攻关,其结果当然是祸国殃民。缩小了说,在史学领域,难道不也有此类情况?

我曾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尽管大家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不老实治史,但实际上,治史确是存在着老实治史和不老实治史之别。老实治史的规则其实相当简单,如前辈王毓铨先生从秦汉史改行治明史,他的办法也无非是通读《明实录》,并做了大量的史料卡片,就成为公认的明史大家。但是,又有几人愿意坐冷板凳,把卷帙庞大的《明实录》读完呢?又要当明史大家,又无志气通读《明实录》,岂不矛盾?

《明实录 附校勘记》

就我十分有限的见闻,不老实治史的门道,堪称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如果用一句贬语,就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目标无非是最大限度地少花或不花气力,浪得虚名,而谋实惠。目前的学术大环境,造就了一批不老实治史者,若干人还成了颇有虚名的学术活动家,也引起一些人的歆羡、追随和吹捧。但是,如果全依不老实治史为楷模,其结果,无非是导致具有悠久和辉煌传统的中华史学的萎缩、倒退,甚至含垢蒙耻。

幸好史界老实治史者并非无人,如顾宏义教授,就是一位。笔者与顾先生虽相识较早,并无多少交往。2011年,我在四川大学讲课,有同学要我出些研究选题。我说,其实中国古代方志的重要分界线,应是北宋与南宋。从今存的很少量方志看,南宋方志的体例、规模等,比北宋方志有颇大的进步和提高,而往后明清,甚至民国时的方志,大致沿袭了南宋方志的规范,而真正用现代科学眼光修方志,有所创新,又是从民国方志开始的。随便检阅宋代史料,就可以找到许多佚失的宋代方志名。如果能作全面统计,肯定是部有价值的专著。当即有学生告诉,顾宏义先生所编《宋朝方志考》已经出版。我在吃惊之余,只感觉自己孤陋寡闻。事后得知,顾先生还另著《金元方志考》,更使一代方志研究得以配套成龙,堪称珠联璧合,这又是我事先未曾设想到的。

与顾先生的学生任仁先生相识,也有多年了。我在河北大学兼职时,定期去讲课。任仁先生还是个本科生,却一次不漏地听课,我最初还以为他是研究生。当谈话中得知他是本科生,不由吃了一惊,也明白他是个决然专心治史的人,而产生了崇敬之情。在如今浮躁之风盛行的时代 ,确是难能可贵。

他们师生赠我两部著作,一是顾宏义先生的《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二是师生合编的《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应当承认,因为自己杂事较冗,只能粗略地翻一遍。好在另有一位仔细的品读者,王瑞来先生,已发表了专文。在此,只是写一点自己的读后感,对两位辛勤耕耘的学者,表示一点微薄而真挚的敬意。

《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

《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

中华古籍整理已成一项专业性要求很强,基本训练难度很大的工作,也可说是技艺。1949年前,如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古籍,只是圆点断句,大致由印刷工人做的。有一旧事,还须再提一次。在大学时代,写了一篇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三个助手分工的习作,兴致致交给邓广铭先生,满以为此稿纠正了翦伯赞先生的错误,肯定会得到老师表扬。不料劈头是一顿批评,说我标点错误,应如何如何标点。我回答是自己是依《万有文库》本的断句而标点的,邓先生说:“《万有文库》的断句错误多的是,你不知道?”言下之意,是我还不够历史系高年级的水平。的确,如此浅显的学识,自己当时确实不懂。坦白地说,当时我感觉愉快,决不是事实。但在五六十年后,回忆此事,内心仍是充满了对老师感戴的深挚之情。

50年代,从《资治通鉴》的标点本开始,集中了大批专家,为中华古籍校点树立了标准的样本。记得当年商鸿逵先生就在讲课时说,尽管是一批顶尖的专家,但仍有错误。事实证明,重要的、大部头的古籍整理,很难一步到位,而做到无可挑剔。尽管如此,这个范例仍然应当珍视,正规整理中华古籍,已不可能脱其窠臼。事实证明,用简体字整理中华古籍,决不是个成功的发展方向,而即使用繁体字,划不划人名、地名号等,难易程度也必定会有颇大差异。故重要的古籍,仍须依《资治通鉴》标点本的范例,划人名、地名号等。

中华古籍整理从手工生产,到电脑生产的革命性转变,则大致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使用中华古籍电脑软件,可以大量节约时间和精力,并且完成手工生产时简直不可能设想的繁杂工作。《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和《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就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目前中华古籍整理,一般仍是将原书校点和注释之类。《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和《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则是采用另一种模式,就是将古籍按某种要求,另外改编成新书。如欲深入研究如朱熹和张栻那样的大思想家,此类古籍还是非编不可。曾记得,在上大学时,就得知和利用了清人丁传靖抄宋人笔记小说所编的《宋人轶事汇编》,感觉使用方便,当然也懂得,此书原则上是不能当史料使用的。近年又有周勋初、葛渭君、周子来和王华宝先生扩编此书,支付了极大辛劳,长达223万字。《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和《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合计240余万字。但依个人的工作经验判断,后两书工作量之大,又当是前一书的倍数。应当郑重声明,此说绝无贬低前一书价值和成就之意,但工作量的多少,是可有个客观的判断,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还是应当实事实说。

《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网罗信札计2950余通,包括朱熹与530余人的通信,《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网罗信札计330通,包括张栻与119人的通信。其体例的三段式,一是某人简介,二是信札,三是考订此札的写作时间。其所下的苦功夫,还不是在网罗和编排信札,而是写某人简介和考订写作时间。

古人讲究避名讳,称呼一般不用人名,而是使用表字、官称、号某某等,如王安石一般称“荆公”、“介甫”,司马光称“温公”、“文正公”、“君实”之类。这给今人的研究造成很大困难,往往难以查找某人的真名。从前,即使是造诣最深的名家,光靠手工,要大规模地寻找总计650人的真名,也是无以完成的。现在使用古籍电脑软件,情况才完全改变,即使如此,仍是费力极大,何况很多人的真名还是寻找不到。我个人也有此工作经验和体会,有时费了半天、一天时间,好不容易才查找到某个人的真名,但有时费了很大气力,却一无所获。至于考订写作时间,即使像长达180卷,连同附录,共约190卷的李纲《梁溪全集》,内容十分丰富,但要考订其某诗文的写作时间,也会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唯其如此,我刚翻一下上述两部书,知其大概,就立即向作者表示了自己由衷赞佩之敬意。非老实治学者,是绝不肯做此类笨事和傻事的。但要认真治史,却又只能硬着头皮去做,决没有任何迟疑和顾盼的馀地。总计约650人的简介,3280余通信札写作时间的考订,固然也有吸收前人成果的因素,却需要有多大的工作量!?至少依我的年龄和体力,是无以承受的。

顾宏义先生无疑是近年来宋史界的高产史家之一,其好处是多而不滥,注重作品的质量,力图精益求精,这也是十分可贵的。不难看到,有的先生,出了点名,就不再注重质量,粗制滥作,这是不正常的。说得小一点,为何就不珍视自己的名声呢?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曾公遗录》, 顾宏义 点校

年过古稀,方才懂得,世上有高明的学者,决无完美的学者,有高明的长篇著作,决无完美的长篇著作。如果要对《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挑点小毛病,也可说是白璧之瑕,并非没有。尽管我只能粗略翻看,也可举些实例:

一、编例第2页:“然後注明其於其他條目下之重復情况”。此处繁体字“復”当作“複”。

二、第354页:“孔子之稱管仲曰:‘威公九合諸侯,……’”此处“威公”即齐桓公。因为宋人避宋钦宗赵桓之御讳而改,应予校正。

三、第1549页:“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淬鋒軍與左翼相掎角”,按南宋广南东路设摧锋军,“左翼”乃左翼军。此处“淬”字系误,须校正。

四、第1584页:“又况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应改为“又况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此处乃是无额上供钱、经制钱和总制钱三笔财政项目之简称,宋时可称为 “窠名”。

五、征引书目第3668页:“《鐵網珊瑚》[明]趙琦美,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按此版本不好,经清人篡改,可改为[明]朱存理,清雍正刊本。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常说,在中国大陆史界,我们一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与前辈相比,一代不如一代。但也热切盼望,在我们之后,能够一代胜于一代。应当承认,三十余年间,史界的不良风气确实有蔓延之势,自己看到此类情况,不免气短。然而看到一些好的作品,又使自己产生希望。史界不是还有不少同仁,仍未受不良风气的侵蚀,在认真地治史吗?有了今天远比几十年前,上百年前优越的工作条件,只要以最大的努力,弥补在简体字语言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史家的先天性缺陷,熟练掌握繁体字,及简、繁体字的准确转换,一代胜于一代,是可以实现的。但只能属于下笨功夫、死功夫、苦功夫和真功夫的治史者,至于那些取巧者,甚至若干赢得风光于一时的学术活动家,却肯定不在此列。

衷心祝愿顾宏义和任仁先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

(原刊于2019年5月1日《中华读书报》,题为《两位“老实治史者”的两部专著》)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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