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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银智库》2019年第24期:系统重要性银行与TLAC约束下的商业银行资本困境及应对策略

原标题:《民银智库》2019年第24期:系统重要性银行与TLAC约束下的商业银行资本困境及应对策略

内容提要

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历程及现行监管要求。国际上,巴塞尔协议奠定了银行业资本管理的基石,并根据监管实际逐步升级完善;2008年金融危机后,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基本框架确立,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在国际标准下,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约束紧跟巴塞尔协议步伐,并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制定出资本层级、标准和达标期限,成为商业银行资本运营的重要指引。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现状及潜在压力。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资本补充架构日益完善,资本补充进程不断加速,各级资本充足率均高于整体监管标准,具有一定安全边际。但总体来看,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特点,中小型银行安全边际相对较小。同时,其他一级资本与二级资本的缓冲空间失衡,结构问题凸显,资产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伴随监管规范、标准提升、内生增长承压以及资本消耗加大,商业银行资本压力将进一步凸显。

未来三年主要上市银行资本缺口测算。按照潜在的D-SIBs要求,除去招行、浦发,在内生增长情况下,其余上市股份行2019~2021年的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缺口总额分别约为5478、5874、7242亿元。在G-SIBs要求下,按照最极端情况,工农中建四大行第一阶段(2022年1月)、第二阶段(2025年1月)达标前需通过内外渠道补充的资本分别约为9128、19974亿元。

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现状及未来政策取向。此前,在银行资本补充渠道中,一级资本增量有限,二级资本补充相对简单但具有局限性。在资本日益承压的环境下,国内永续债应运而生,总体市场可期。未来,监管在鼓励内源性增长基础上,将着力支持商业银行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补充资本,永续债发行的审批效率会进一步提高,优先股以及可转债的准入门槛会有所降低,各类含转股条款的债务资本工具也将探索发行,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将步入新的阶段。

充实优化商业银行资本的应对策略建议。一是构建完善的资本管理体系,平衡好内外部资本补充关系;二是大力发展零售和中间业务,走轻资本发展之路;三是强化集约化、精细化管理能力,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四是提升风险资产管控和处置能力,加快资产盘活释放;五是统筹运用各类方式和境内外资本工具补充,注重资本质量。

目 录

一、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历程及现行监管要求

(一)巴塞尔协议奠定了银行业资本管理的基石

(二)TLAC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

(三)资本充足率成为我国资本管理的核心

二、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现状及潜在压力

(一)现阶段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

1、近年来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加速,各级资本充足率平稳增长

2、目前资本整体达标,中小型商业银行安全边际相对较小

3、其他一级资本与二级资本的缓冲空间失衡,结构问题凸显

(二)未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面临较大压力

1、监管规范持续推进,商业银行资本补计提将加速进行

2、国内外监管标准日益提升,商业银行资本压力将进一步凸显

3、银行资产与净利润增速的鸿沟可能再次拉大,内源补充存压

三、未来三年主要上市银行资本缺口测算

(一)系统重要性银行标准下的资本缺口测算

(二)TLAC监管要求下的四大行资本缺口测算

(三)资本缺口下,各家银行加快资本补充进程

四、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现状及未来政策取向

(一)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梳理

(二)现行资本补充工具面临一定局限性

(三)永续债应运而生,总体市场可期

(四)未来政策取向

五、充实优化商业银行资本的应对策略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资本管理体系,平衡好内外部资本补充关系

(二)大力发展零售和中间业务,走轻资本发展之路

(三)强化集约化、精细化管理能力,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四)提升风险资产管控和处置能力,加快资产盘活释放

(五)统筹运用各类方式和境内外资本工具补充,注重资本质量

作为现代金融的主体,商业银行在资产规模、机构数量和业务范围上已经稳居金融业主导地位,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传统的信贷业务还是创新的市场业务均需全面完善的监管体系相配套。而在众多商业银行监管体系中,资本金监管是核心,对于约束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无序扩张、防范银行道德风险、降低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成本和弥补其内在缺陷、保持公众信心等均至关重要,成为保证商业银行正常稳健运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规范与引导下,商业银行业务回表和加快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成为迫切选择,意味着未来的业务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其拥有资本状况的支撑。为此,确保商业银行各级资本的充足和维持均衡合理的资本结构,既是满足监管要求、防范金融风险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业务稳定扩张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将越来越成为商业银行强化自身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基于此,本报告在阐述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框架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现状及潜在压力,测算出在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和TLAC标准下的上市银行资本缺口,为下一步的资本补充规划提供依据;并通过全面梳理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的资本补充工具及预判未来政策取向,进而提出充实优化商业银行资本的应对策略。

一、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历程及现行监管要求

商业银行作为过度负债、高杠杆经营的天然实体,资本监管意义重大。伴随多家国际银行的倒闭和一系列危机发生,巴塞尔监管体系确立并逐步完善,奠定了银行业资本管理的基石。之后,为进一步解决以G-SIBs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危机中暴露出的“大而不倒”问题,降低系统性风险,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基本框架确立,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在国际标准下,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约束紧跟巴塞尔协议步伐,在沿用巴塞尔协议Ⅲ中的“三大支柱”和标准法、内部模型法并立规则的同时,我国尤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监管对象,并据此制定出资本层级、标准和达标期限,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运营的重要指引。

1.巴塞尔协议奠定了银行业资本管理的基石

1974年,德国赫斯德特银行、纽约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和英国-以色列银行相继倒闭,许多国家客户遭受巨大损失,促使美、英、德、法、日、荷、意、比、瑞士和瑞典为代表的“十国集团”央行行长在国际清算银行总部所在地巴塞尔,成立了银行监管委员会,对国际银行业进行监管。1988年7月,《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巴塞尔协议I》诞生。该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资本组成、风险权重体系、目标标准比率、过渡期及实施安排,协议在信贷风险的评估、控制以及资本充足率方面确定了统一的标准和计算方法。协议将合格资本工具分为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和三级资本等三类,并确定了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1997年全面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人们意识到金融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等单一风险,而是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互相交织的综合性量化问题。2004年6月《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最终条款通过,标志着巴塞尔协议Ⅱ诞生。该协议中资本充足率计算框架与第一版巴塞尔协议保持不变,继续采取了资本/风险加权资产的形式。不同的是,该协议构建了“三大支柱”(资本监管、监督检查、市场纪律)的监管框架,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的种类,改革了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方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促使全球金融监管当局反思监管框架,尤其是对于巴塞尔协议Ⅱ的争议和反思,直接推动了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因前期的巴塞尔协议留给了银行通过在表内外转换不同风险权重资本的空间,滋生和加剧了监管套利;加之金融危机前,许多银行财务杠杆率过高、资本质量较差、资本数量缺乏以及流动性缓冲不足,导致了银行危机加重。针对危机前银行的弱点,从2009年7月至2010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共同组成了“巴塞尔协议III”。主体内容上,一是重新规定了资本工具的层次,将银行资本划分为一级资本(亦称持续经营资本)和二级资本(亦称破产清算资本)。一级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一级资本,是为了降低银行破产概率;二级资本主要是指期限不短于5年的长期次级债,是为了降低政府救助的成本;取消了专门吸收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二是提高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补充设置了储备资本要求、逆周期资本要求,对系统重要性机构还提出了超额资本要求。三是增强了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的审慎性,如提高资产证券化交易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提高相关业务资本要求;提高交易账户风险资本要求。资本监管也由微观审慎监管发展到宏观审慎监管。四是引入了杠杆率、流动性量化监管指标,以此来控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过度扩张和衡量各个期限内银行的流动性状况。总体来看,巴塞尔协议III是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监管结合,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相结合的全面监管框架,使银行能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更有效的应对各种冲击。

2017年12月,为应对内部模型法使用和风险加权资产RWA计量的漏洞问题,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修订后的《巴塞尔Ⅲ:后危机改革的最终方案》,计划从2022年1月1日起逐步实施。新协议致力于提升风险计量框架的可信度,改善标准化法,限制内部模型法,最终版本是在可比性、简单性和风险敏感性三者之间的平衡。

根据现行的巴塞尔协议Ⅲ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共包括四个递进层级: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要求、逆周期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其中,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资本要求分别为4.5%、6.0%和8.0%;缓冲要求(buffer)中:超额储备资本为2.5%,逆周期资本为0~2.5%(暂时为0),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为1~3.5%(根据各行得分及分组有所差异)。

2018年,我国工农中建四大行继续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其中,中行、工行位列第二组(附加资本要求1.5%),农行、建行位列第一组(附加资本要求1.0%)。按此要求,2019年起,中行、工行应满足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8.5%、10.0%和12.0%,农行、建行应满足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8.0%、9.5%和11.5%。

2.TLAC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

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大型金融机构的无序破产将危机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性,并给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的溢出影响。2010年9月,为应对次贷危机中显现出的金融监管不足,国际清算银行(BIS)制定了巴塞尔协议Ⅲ,由巴塞尔监理委员会(BCBS)参与制定并同意实施。同时,随着对次贷危机中暴露的“大而不倒”问题的进一步反思,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意识到,以G-SIBs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很难对自身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客观评估,而巴塞尔协议Ⅲ同样不能有效解决该外部性问题,寄希望于政府救助不仅无法有效解决“大而不倒”问题,而且还会加重纳税人的财务负担和弱化市场纪律,加剧道德风险。随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11年发布《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的关键要素》,规定政府有权要求金融机构在陷入危机时采取“内部纾困”(bail-in)而非请求“外部援助”(bail-out)。其实质是要求金融机构在进入处置程序时将全部或部分无担保和无保险的负债予以减记或转股,以将损失内部化,从而实现自我救助,这要求金融机构在进入处置程序前,就积累了充足的“损失吸收能力”,也即TLAC。

2013年G20圣彼得堡峰会呼吁FSB“会同其他标准制定机构,在2014年年底前就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破产时的损失吸收能力充足性进行评估并提出一套建议”。考虑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因其在信贷体系中的媒介作用而尤为重要,FSB首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问题进行了评估,并于2014年11月发布了《处置中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损失吸收能力充足性(征求意见稿)》,确定了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的基本框架。

2015年11月,二十国集团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领导人峰会上就TLAC的具体标准达成一致,并出台《关于处置中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损失吸收和资本结构调整能力原则: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清单》,作为正式的原则和条款清单,要求最早于2019年1月1日前实施。

TLAC监管规则的主要内容:

1、监管定义:TLAC(总损失吸收能力)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在进入处置程序时,能够通过减记或转股的方式吸收银行损失的各类资本型和债务型工具的总和。

2、监管对象:TLAC适用于2015年底之前纳入G-SIBs清单并保留至今的银行,且每家G-SIBs的每个处置实体,可能是母公司,也可能是子营运公司,均需满足相关要求。

3、监管标准:TLAC包含最低总损失吸收能力、最低杠杆率两项,并分为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两个层次。其中第一支柱由FSB规定,又分为两个达标阶段;第二支柱由各国监管当局依据本国国情制定,并经危机管理小组(CMG)、FSB审查后确立,且不得低于第一支柱标准。

与巴塞尔协议III相比,TLAC的监管指标更加严格,且范围更广。其监管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最低TLAC要求:即TLAC/风险加权资产RWA,要求2019年不低于16%,2022年不低于18%。类似于“资本充足率”的概念,但远高于巴塞尔协议III中8%的监管要求。TLAC工具范围更广,除了现有的资本补充工具以外,还包括合格债务工具。总体来看,合格TLAC工具的认定遵循“实质大于形式”原则,这也意味着在合格工具发行中,G-SIBs能有更多创新空间。

(2)杠杆率要求:即TLAC/银行表内外资产余额,要求2019年不低于6%,2022年不低于6.75%,类似于现有“杠杆率”的概念,高于巴塞尔协议III中3.5%~4.25%的监管要求。但巴塞尔协议III中杠杆率分子仅为一级资本,而TLAC的范围更广,不止包括所有类型的资本金,还包括“合格债务工具”。

(3)合格债务工具:TLAC监管框架鼓励“合格债务工具”至少占TLAC工具的三分之一,而巴塞尔协议III中并无此类要求。合格债务工具包括资本型和非资本型,其中:资本型债务工具包括我国现有的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可转债、永续债,将来可发展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等;非资本型债务工具可能为银保监会之前提及的总损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此外,根据TLAC规则的可行免除条例,部分债务工具虽不符合TLAC工具要求,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可信的事先承诺机制下,实际操作中也能吸收损失,实质等同于TLAC工具,该类债务可部分纳入TLAC。第一阶段不超过RWA的2.5%,第二阶段不超过3.5%。

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达标期限上,TLAC规则第一支柱两个阶段的达标时间,又根据2015年底前纳入G-SIBs并保留至今的银行总部是否位于新兴市场经济体(EME)而有所区别(目前仅涉及我国四大行)。据此,工农中建四大行原则上可延期6年达标,即2025年开始适用;但若2019年我国债务杠杆率超过55%,则需提前到2022年开始执行。

4、TLAC与Basel III的全面对比。除上述在资本要求、杠杆率要求、达标时间上的差异外,TLAC与Basel III在吸收损失阶段、计算方式、适用对象上亦有一定区别。

吸收损失阶段:Basel III监管资本比TLAC工具靠前。G-SIBs在损失逐步扩大过程中,先后面临三个阶段:正常经营下损失吸收、经触发进入处置程序、破产清算。整个过程中,缓冲资本、其他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符合TLAC标准但不属于监管资本、不符合TLAC标准的处置基金依次吸收损失,其中一些TLAC负债工具在特定触发条件下降自动转股,吸收损失顺序提前。因此,Basel III监管资本主要是在正常经营阶段吸收损失,而TLAC工具主要是在处置程序中吸收损失,尽管分子有一部分重叠,但二者定位根本上是不同的。

适应对象:Basel III对G-SIBs整体,TLAC对每个处置实体。Basel III监管资本只针对G-SIBs整体计算一套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TLAC则要求G-SIBs整体满足一个最低外部TLAC,每个处置实体也要满足其相应的最低外部TLAC,跨境子集团要有相当于东道国监管最低外部TLAC要求75%~90%的内部TLAC配额,且剔除掉G-SIBs内部资本工具互持影响后,各次级处置实体的最低TLAC加总必须不低于G-SIBs作为单一处置实体的最低外部TLAC。这会带来TLAC规则不同于Basel III的两个特征:并表影响、内部和外部TLAC区分。

计算口径:分母一致,分子不同。Basel III监管资本要求的分母是加权风险资产,杠杆率要求的分母是表内外风险资产,TLAC所使用的两个指标分母与其一致。但从分子来看,Basel III监管资本最低要求中的缓冲要求(buffer),因其设立目的是为了在机构正常经营(尚未进入或可能进入处置程序)时吸收损失,与TLAC用于处置时吸收损失的设定不符,故不应计入TLAC,这部分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在3.5%~8.5%之间(超额储备资本2.5%,逆周期调节资本0~2.5%,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1~3.5%)。同时,有一些符合TLAC标准但不符合监管资本标准的工具,在可信的实现承诺下,也可以暂时算作TLAC,这部分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最多为2.5%(当最低的TLAC为16%时)或3.5%(当最低的TLAC为18%时)。因此,对大部分G-SIBs而言,2019年1月1日前TLAC需补充的数量=16%-2.5%-(当前资本充足率-buffer);2022年1月1日前TLAC需补充的数量=18%-3.5%-(当前资本充足率-buffer)。具体的补充方式包括继续补充各级监管资本,或寻找符合TLAC标准的未到期长期债务认定为TLAC。

5、四大行TLAC监管要求估算:TLAC原则和清单为了强调损失吸收能力,粗略来看,基本是将Basel III的充足率标准翻倍。此外,因损失吸收顺序不同,还要将3.5%~4%(逆周期资本2.5%和G-SIBs附加资本1%~1.5%)的缓冲资本剔除,再将2.5%/3.5%的实质等同于TLAC工具的债券考虑在内。为此,在第一阶段(2025/2022年),中行、工行应满足的TLAC最低标准为:16%+4%-2.5%=17.5%,农行、建行应满足的TLAC最低标准为:16%+3.5%-2.5%=17.0%。

3.资本充足率成为我国资本管理的核心

我国于2009年加入巴塞尔委员会(BCBS),并以巴塞尔协议Ⅲ(2010年版)为基础,于2012年制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2013年施行,2018年末结束过渡期,为我国现行的资本管理办法。在沿用巴塞尔协议Ⅲ中的“三大支柱”和标准法、内部模型法并立规则的同时,我国尤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监管对象。

根据现行的资本管理办法规定,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共包括五个递进层级: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要求、逆周期资本、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以及特定资本要求。

其中,我国商业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较巴塞尔协议Ⅲ额外提高0.5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6%,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除最低资本要求外,商业银行需要计提储备资本,用于银行在经济衰退时缓冲资本损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储备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2.5%,由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来满足。此外,考虑到银行运营所面临的宏观金融环境,在信贷过度高速增长时,监管当局可要求商业银行在最低资本要求和储备资本要求之上计提逆周期资本,逆周期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0~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再者,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1%,由核心一级资本满足,若国内银行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所适用的附加资本要求不得低于巴塞尔委员会的统一规定。最后,银保监会有权在第二支柱框架下提出更审慎的资本要求,确保资本充分覆盖风险,包括根据风险判断针对部分资产组合提出的特定资本要求以及根据监督检查结果针对单家银行提出的特定资本要求。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仅执行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要求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暂未执行逆周期资本要求、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以及特定资本要求。即截至2018年底,叠加国内外监管要求,中行、工行应满足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0%、10.0%和12.0%,农行、建行应满足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8.5%、9.5%和11.5%,其他银行在2018年底要分别达到7.5%、8.5%和10.5%。

二、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现状及潜在压力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资本补充架构日益完善,资本补充进程不断加速,截至2018年末,各级资本充足率均高于整体监管标准,具有一定安全边际。但总体来看,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特点,中小型商业银行安全边际相对较小。同时,其他一级资本与二级资本的缓冲空间失衡,结构问题凸显,资产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伴随监管规范持续推进、国内外监管标准日益提升以及银行资产与净利润增速的鸿沟可能再次拉大,商业银行资本补计提将加速进行,资本压力将进一步凸显。

1.现阶段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

1、近年来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加速,各级资本充足率平稳增长

从2012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发布至今,银行业通过复杂资本工具补充资本逐渐普及,实现了二级资本工具常态化发行,一级资本工具以优先股为代表,陆续有银行试水,我国银行业资本补充架构日益完善,资本补充进程不断加速。

在商业银行内生增长及各类资本补充工具的助推下,2013年以来,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增长1.08、1.63和2.01个百分点,总体呈平稳增长态势。尤其是伴随近年来商业银行超额拨备及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持续增长,资本充足率增长态势更为显著。

2、目前资本整体达标,中小型商业银行安全边际相对较小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商业银行整体核心一级资本率、一级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03%、11.58%、14.20%,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呈持续上升态势,各级资本充足率均高于整体监管标准,具有一定安全边际。

从上市银行看,伴随2018年下半年以来的资本补充计划逐步落地,2019年一季度,各家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均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尤其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多数上市股份行和城商行的剩余空间提升至1%以上,改善明显。但总体来看,不同类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特点,中小型商业银行安全边际相对较小。

从近年数据看,农村商业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整体呈下滑态势,股份行和城商行各级资本充足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中小银行(尤其是中小未上市银行)在这场资本补血的竞赛中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内源方面,过去几年部分中小银行业务做得较为激进,资本补计提压力大,此前依靠监管套利的银行出现不同程度“缩表”和利润增速下滑。外源方面,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总体相对单一,如未上市中小银行仅能通过增资扩股(向大股东定增或引入战略投资)和二级资本债进行补充。但一方面向大股东定增可能受制于大股东的实力和诸多限制,引入战略投资者可能会引起新老股东的博弈提升成本;另一方面,二级资本债只能补充二级资本,无法缓解一级资本压力偏大的现状。在此背景下,有的中小银行想要冲刺IPO,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补充的难题,但发行普通股门槛高、流程长且限制较多,不适合大部分中小型银行。此外,中小银行资本管理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缺乏专业的资本管理技术人才。

3、其他一级资本与二级资本的缓冲空间失衡,结构问题凸显

从资本发行结构看,当前其他一级资本补充难度较大、二级资本补充相对简单,不同级别的资本充足率呈现“内核小外围大”特点。

按照Basel III和银保监会的安排,其他一级资本可以有1%的缓冲区间,二级资本较为经济的比例大致控制在2%左右,但2018年末,商业银行整体其他一级资本实际仅有0.55%,且为历史较高水平,而二级资本则达到了2.62%的高水平。形成这种局面,与目前的二级资本债发行门槛低、补充效率高,而其他一级资本补充工具之前仅有优先股一种且条件相对苛刻有关。

2008年金融危机经验表明,一旦商业银行发生危机,那些所谓的二级资本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吸收损失的功能,其资本保护的作用也没有得到真正体现。为此,在追求资本数量和满足总监管要求的同时,应注重不断改善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增加具有较强损失吸收能力的一级资本占比。可以说,资本质量(结构)和资本数量已变成一枚硬币的两面,同等重要。

2.未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面临较大压力

1、监管规范持续推进,商业银行资本补计提将加速进行

在过去金融加速创新的过程中诞生了很多可以减少银行表内资本计提的监管套利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通过表外理财实现资产出表,规避资本计提;二是以同业买入返售科目对接资产,降低风险权重;三是在应收款项科目下,利用各类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等隐匿底层资产,减少资本占用;四是发行以信贷资产或资管产品为基础资产打包而成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实现资产非洁净出表并减少资本计提。以上几种套利模式下,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大于显露出的风险,导致资本充足率被高估。

2017年以来,流动性新规、委贷新规、302号文及大额风险暴露、资管新规等监管文件密集出台,旨在抑通道、控杠杆、打破刚兑、上下穿透,引导商业银行表外非标回表和回归传统信贷,银行总资产风险权重也因此逐步提高,以往被隐藏的资本占用将浮出水面,被高估的资本充足率也将回归真实。同时,在规范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监管新规开始将业务规模的上限与净资本或净资产挂钩,在加大资本消耗的同时,也实际提高了在一定规模下银行机构的资本要求。因此,仅靠商业银行的内生增长不足以支撑业务开展,外部资本的有序补充不可或缺。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上市银行总资产风险权重由2016年末的61%提升至64%。其中,因股份行与城商行受金融监管的影响最大,因此总资产风险权重提升幅度更高,分别由2016年末的64%、61%提升至2018年三季度末的71%、67%。

2、国内外监管标准日益提升,商业银行资本压力将进一步凸显

从当前数据看,商业银行的资本压力正逐步加大,一级资本压力更为迫切。未来,随着监管标准和要求的提高,如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确定、全球系统性银行TLAC正式实施等,商业银行面临的资本压力将进一步凸显。

一是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有望确定,各级资本边际加速收窄。为完善监管框架,同时与国际准则接轨,人民银行于2018年11月发布了《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核心内容是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做出制度性安排。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名单有望加速确定,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的附加资本和杠杆率要求也将大幅增加国内多家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要求,2018年末,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应分别不低于8.5%、9.5%和11.5%。同时,参评机构的圈定既可选用规模指标,即所有参评机构表内外资产总额不低于该行业上年末总资产的75%;也可采用数量指标,即银行业不少于30家。预计三家政策行、六大国有行、十二家全国股份行和五家资产规模在一万亿元以上的城商行(北京、上海、江苏、南京、宁波)最有可能进入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名单。

上市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若将国内潜在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各级资本充足率提高1%,在18家银行中,有一半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安全边际不足1%,甚至出现资本缺口。在当前资本制约因素加大下,多家银行资本充足情况在2018年底基础上又有所下滑,资本压力迫在眉睫。

二是四大行持续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更高的附加资本和TLAC要求加大其资本补充压力。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定,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附加资本要求视得分和分组而定(1%~3.5%)。当前,中行、工行的附加资本要求为1.5%,农行、建行的附加资本要求为1.0%,尚不能对其资本形成压力。未来,若四大行得分持续提升,且国内还有交行、兴业等几家银行有可能入围G-SIBs,届时将对国内相关银行的资本补充情况形成更高约束。此外,根据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的规定,2025或2022年起,国内入选G-SIBs的银行将面临TLAC/风险加权资产≧16%的监管要求,2028或2025年起,TLAC/风险加权资产≧18%,这一国际较高监管要求将对四大行等产生较大压力,提升其经营成本。

3、银行资产与净利润增速的鸿沟可能再次拉大,内源补充存压

2015年以来,伴随净息差持续收窄以及不良贷款率攀升,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相对资产规模的增速明显下降,核心资本内生增长速度变缓。2017年,在严监管、去杠杆的政策背景下,商业银行资产增速快速下降,出现不同程度“缩表”现象,同时伴随业务回归本源,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有所回升,资产与净利润的增速差快速收窄。2018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政策激励日益加码,市场流动性稳健宽裕,支持商业银行解决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的民企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成为政策主基调。如果未来宏观经济进一步下滑,信用风险加大,同时在政策刺激下,信用逐步扩张、利率进一步下降,则商业银行资产增速与净利润增速的鸿沟有望再次拉大,为银行通过利润留存提升资本充足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此外,当前越来越多的监管指标将银行业务规模的上限与净资本/净资产挂钩,实际上提高了在一定规模下银行机构的资本要求;同时,商业银行成立理财子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子公司等机构,也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资本金。

三、未来三年主要上市银行资本缺口测算

当前,在资本消耗加大、监管要求提升、内外补充渠道有限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资本压力日益加大,尤其是对于可能被纳入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的中小银行和四大行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而言。根据测算,在潜在的D-SIBs要求下,除去招行、浦发等资本状况良好的银行,在内生增长情况下,其余六家上市股份行2019~2021年的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缺口总额分别为5478、5874、7242亿元。在G-SIBs要求下,按照最极端的情况,工农中建四大行第一阶段(2022年1月)、第二阶段(2025年1月)达标前需通过内外渠道补充的资本分别约9128、19974亿元。

1.系统重要性银行标准下的资本缺口测算

上市银行数据显示,在上市国有行和股份行中,国有行和招行的资本状况及内生增长能力良好;但在未来监管标准提升下,多家股份行将开始出现资本缺口或安全边际小于1%。

展望未来,基于当前宏观和行业运行态势,再结合各行经营规律,做出如下假设:

依据2018年末各行资本充足情况,经粗略估算,上市股份行的资本缺口主要体现在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层面,除去招行、浦发,在内生增长情况下,其余六家上市股份行2019~2021年的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缺口总额分别为5478、5874、7242亿元。

2.TLAC监管要求下的四大行资本缺口测算

根据TLAC要求,按照债务杠杆率比例,对于部分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新兴经济体(EME),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宽限期可能缩短。2020年11月之前,每年FSB会重新计算一遍EME的债务杠杆率,按照市场上金融和非金融类债券总量或全部未清偿部分(BIS统计,排除政策性银行债)占GDP的比例测算,用以衡量对应的EME债务市场工具是否足够发达。对于债务杠杆率超过55%的新兴市场(主要是指我国),其G-SIBs享受的6年宽限期可能缩短,必须在3年内(2022年1月1日)达到第一阶段标准,下一个3年(2025年1月1日)达到第二阶段标准。根据BIS数据,中国的未清偿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即达到50%,加上2013-2016年债券发行大扩容,2019年的债务杠杆率门槛可能会超过55%。若如此,工农中建四大行面临的达标期限将大概率提前至2022年和2025年。

假设各家银行把非TLAC债务工具用到极致,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分别能充当2.5%和3.5%的TLAC要求,那么在第一阶段(2022年),中行、工行应满足的TLAC最低标准可能为:16%+4%-2.5%=17.5%,农行、建行应满足的TLAC最低标准可能为:16%+3.5%-2.5%=17.0%。在第二阶段(2025年),中行、工行应满足的TLAC最低标准可能为:18%+4%-2.5%=19.5%,农行、建行应满足的TLAC最低标准可能为:18%+3.5%-2.5%=19.0%。

用2018和2017年的RWA静态测算,工农中建四大行第一、第二阶段达标前需通过内外渠道补充的资本分别约9128、19974亿元。

3.资本缺口下,各家银行加快资本补充进程

尽管去年三季度以来,在监管呵护和发展需求下,银行业加快密集补充资本,多家银行资本充足率扭转年中以来的下行趋势,实现持续提升。但在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加快不良资产核销、表外资产逐步回表以及监管要求日趋严格等因素影响下,进入4月以来,中小银行、上市银行开启新一轮花式“补血”,优先股、可转债、二级资本债等工具轮番上场。

如,光大银行4月9日公告称,证监会核准该行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5亿股优先股;同日,农业银行成功发行600亿元二级资本债。4月23日,平安银行宣布拟发行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称将于4月25日发行30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用于补充该行二级资本。同日,工商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境内发行不超过7亿股的优先股获得银保监会核准,募集金额不超过700亿元,并按照有关规定计入该行其他一级资本;浦发银行宣布该行提交的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申请获得证监会受理。中小银行方面,贵阳银行、辽阳银行以及武汉农商行近期也分别发行45亿元、5亿元和15亿元二级资本债。商业银行密集补充资本金的背后,即体现了近期政策的利好支持,也旨在为下一轮的资本接续、规模扩张、稳健经营和风险处置增厚基础。

、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现状及未来政策取向

此前,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中,一级资本增量有限,其他一级资本补充难度较大,二级资本补充相对简单但具有局限性。在资本日益承压的环境下,国内永续债应运而生,各项监管政策加快扶持,总体市场可期。未来,监管在鼓励内源性补充资本的基础上,将着力支持商业银行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补充资本,永续债发行的审批效率会进一步提高,优先股以及可转债的准入门槛会有所降低,各类含转股条款的债务资本工具也将探索发行,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将步入新的阶段。

1.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梳理

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可以有多种维度,如按照它吸收损失的顺序和能力,巴塞尔协议III将其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其中,核心一级资本是指银行在持续经营条件下无条件用来吸收损失的资本工具,具有永久性、清偿顺序排在所有融资工具之后的特征,主要指普通股股本和利润留存等,即通常所说的权益资本等,其补充方式主要是普通股,如IPO、定增、可转债。其他一级资本工具是非累积性的、永久性的、不带有利率跳升及其他赎回条款,本金和收益应在银行持续经营条件下参与吸收损失的资本工具,主要特点是:无固定到期日、受偿顺序在普通股之前和二级资本工具之后、达到一定触发条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至5.125%以下)时具有本金吸收损失能力,分为减记型(全额或部分)和转股型(全额或部分)两种,实践中以优先股和永续债为主。二级资本是指在破产清算条件下可以用于吸收损失的资本工具,受偿顺序列在普通股之前、在存款人和一般债权人之后,不带赎回机制,不允许设定利率跳升条款,收益不具有信用敏感性特征,必须含有减计或转股条款,其补充工具主要是商业银行的次级债券,如二级资本债等。

此外,按照它的资本来源渠道,可以分为外源性的资本补充和内源性的资本补充两种。其中,内源性的资本补充,主要是留存收益和满足一定条件下的超额拨备;外源性的资本补充包括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增资扩股,以及发行优先股、可转债、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

2.现行资本补充工具面临一定局限性

当前,在内源性的资本补充上,利润留存因资产增速减缓、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承压等因素,增速出现下滑,对于核心一级资本补充的有效性出现下降,此态势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或持续存在。外源性的资本补充上,目前一级资本增量有限,二级资本债又具有局限性,在资本日益承压的环境下,亟需通过优化资本市场、丰富债务资本工具等进一步打通外部补充渠道。

一级资本增量有限。银行目前直接的一级资本来源中:发行普通股门槛高、流程长且限制较多,不适合大部分中小型银行;其他一级资本补充之前主要以优先股为主,优先股仅适用于上市公司且只能在交易所发行(流程较长),当前刚刚增加了永续债,最终发行规模仍有待考量。而可转债作为间接的一级资本来源,目前也受限颇多,尤其是在转股的主动性和时效性上。因投资者握有转股的主动权,虽然下修和赎回等条款可以给予银行一定的主动性,但仍需与市场不断的博弈。历史上已经退市的银行转债虽然最终均成功转股,但整体耗时较长,在2-5年间不等;且当前股市整体低迷,稳定性不强,给转债的发行和转股都带来巨大压力。整体来看,目前银行一级资本增量有限,在数据上也体现为很多中小银行的一级资本指标出现下滑,部分压线满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中小银行很容易不满足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标准。

二级资本债具有局限性。由于资产承压背景下利用超额拨备补充二级资本的方式不是非常有效,银行只能更多的依赖二级资本工具进行补充。2013年以前以次级债为主,但因大部分都不含有减记和转股条款,根据2012年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属于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2013年以后需按年递减10%计入监管资本,2022年开始不可再计入。2013年后银行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替代次级债,目前二级资本债在银行间市场的存量规模约为1.5万亿。近年来发行支数虽不断攀升,但单只规模却逐渐下降,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小银行参与进来。不过2018年以来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的热度较2017年明显下降:从供给端看,由于二级资本债无法缓解当前一级资本面临的更大压力,影响了银行的发行动力;从需求端看,根据中债登数据,二级资本债的持有人主要是广义基金,存量持有比例达到76%,其中银行理财占到1/3。严监管环境下银行理财等广义基金规模收缩压力较大,对二级资本债的配置需求产生一定影响。

3.永续债应运而生,总体市场可期

永续债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补充工具,在巴塞尔委员会的资本监管规则中,把它列在第二类-其他一级资本的类别之中,成为国际商业银行普遍采用的一级资本补充工具。2016年到2018年,全球市场发行永续债的规模大概在1000亿美元左右。当前,面对国内商业银行潜在资本约束和资本结构失衡现状,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2018年2~3月,央行、银保监会先后发布《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开始探索我国永续债的发行事宜。2018年12月25日,金融委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关问题,推动尽快启动永续债发行。之后,相关政策和举措渐次落地,永续债进一步打开了我国资本工具创新之路,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其他一级资本工具补充的重要渠道。2019年1月17日,银保监会批准中国银行发行不超过4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获批发行的首单此类新资本工具,有利于进一步充实一级资本,优化资本结构。同时,为提升银行永续债的市场流动性,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优化资本结构,2019年2月20日,人民银行开展了首次央行票据互换(CBS)操作,费率为0.25%,操作量为15亿元,期限1年。此举将起到一定示范效应,改善市场预期,启动和培育永续债市场,促进发行主体扩围,在扩大信贷投放空间的同时,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对整体银行业来说,当前发行永续债环境有利、优势明显,现在推出是顺势而为。其一,永续债是监管鼓励和大力推行的一级资本创新工具,作为债务融资工具可补充一级资本,有利于提升一级资本充足率、优化资本结构,提高业务扩张能力和损失吸收能力,且不影响股权结构,不摊薄ROE。其二,永续债的发行方主要集中于总资产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的商业银行,并非只有上市银行才可以发行;永续债无需证监会审批,而是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发行相对便利,且不是发行股票,不会对股价产生冲击。其三,在当前央行和银保监会等金融管理部门的保驾护航下,永续债的发行成本并不高,且可增强发行人主体信用资质、丰富合格担保品和质押品范围;当前银行间市场利率处于近两年来的历史低位,也为永续债发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其四,银行发行永续债除可补充其它一级资本外,还可被归为稳定资金来源,有助于提升流动性覆盖率(LCR)。

为此,在政策推动、发展需求和多重利好下,永续债将迎来发行高峰。继今年1月份中行成功发行首单400亿元永续债后,3月29日,中行再次公告显示,董事会审议通过在境内外市场债券市场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永续债),发行规模为不超过400亿元或等值外币。而这前后,多家大行和股份行也已纷纷加入发行永续债的等待序列。总体来看,农业银行拟发行不超过1200亿元,工商银行拟发行不超过800亿元,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行拟各发行不超过400亿元永续债,浦发银行拟发行不超过300亿元,平安银行拟发行不超过500亿元。截止4月底,9家银行披露永续债发行计划,预计发行的永续债规模超过5000亿元。5月9日,银保监会正式批准民生银行发行不超过4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人民银行将开展央票互换(CBS)操作予以支持,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获批发行的首单此类新型资本工具。

4.未来政策取向

结合2019年2月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精神,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政策基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平衡好股东利益和商业银行发展需要的前提下,鼓励商业银行通过内源性的方式来补充资本。

二是支持商业银行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补充资本,永续债发行的审批效率会进一步提高,优先股以及可转债的准入门槛会有所降低。在2月19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副行长潘功胜透露,要发挥好股票市场融资功能,支持商业银行上市融资、增资扩股、发行优先股等来补充资本;要通过债券市场产品和工具创新,来补充商业银行资本。同时参考2月11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后续永续债发行的审批效率将会进一步提高,优先股以及可转债的准入门槛也会有所降低,政策鼓励趋势明显。

三是引入基金、年金、银行理财子公司等参与银行的增资扩股,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境内市场交易。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指出,在加快推进永续债等发行进度的基础上,也会在一级和二级市场上扩大永续债等投资者范围,如引入基金、年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银行的增资扩股,并且鼓励外资机构参与境内二级市场交易。这实际上是在响应2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精神,即引入基金、年金、银行理财子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资本补充债券,并鼓励外资机构参与债券市场的二级交易。

四是支持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降低风险加权资产。在提高分子(即资本)的基础上,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还提出支持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降低分母(即风险加权资产),事实上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降低风险加权资产也是国际上通行的方式,国内资产证券化近期发展速度较快也与此有一定关系。

五是将探索发行含转股条款的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的税收处理政策也会很快出台。此次中国银行发行的永续债为减记型,但国际上的永续债大多为转股型,即当某一个事件触发时,永续债可以转为发行人的股权。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潘功胜行长指出,下一步将进一步优化条款设计,完善资本补充债券触发条件和损失吸收机制,探索发行含转股条款的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此外,潘功胜副行长还指出,财税部门在明确了永续债的会计处理后,很快还将明确永续债的税收处理。

五、充实优化商业银行资本的应对策略建议

从宏观角度分析,要优化银行业的资本境况,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现有政策基础上,仍需要监管部门的进一步协调配合和有效支持。在当前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监管部门需针对银行业特征和现有困境,简化外部资本补充工具的审批流程、提升审批效率、降低发行门槛,并加快完善法律制度、打通不同市场间的壁垒,为多样化的资本工具发行和转换创造有利条件。为减弱资本不足对银行信贷的约束,可适当降低对引导类贷款的风险权重,定向放松对支持类资产的考核标准,强化政策引导和激励。

从微观角度分析,在政策支持下,未来要优化商业银行的资本境况,提升一级资本占比和各级资本充足率,有效支撑业务开展和风险防范,需站在战略高度进行规划部署,从资本充足率的分子、分母两端入手,紧抓盈利提升、资本工具扩充、风险防控等主渠道,平衡好外源性资本补充与内源性资本积累的关系,多策并举、共同驱动。

1.构建完善的资本管理体系,平衡好内外部资本补充关系

完善的资本管理机制是商业银行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受不同的经济环境、监管条件、发展阶段、战略调整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会呈现波动和个体间差异格局,需结合自身积累和业务发展状况,战略部署、前瞻预判,不断探索完善资本管理的机制、体制和流程,构建包括资本充足率计量、中长期资本规划、年度资本计划、内部资本充足评估、外部资本筹集、经济资本管理等在内的完整资本管理体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商业银行应将资本积累与内源性利润转化设定为资本补充的主要方式,从战略部署、模式优化、业务调整等多维度入手,不断增强自身的盈利能力;同时也要多方考量各类融资手段、成本与资本工具的关系,适时创新、合理挑选适宜的外源性融资工具类型,均衡考虑外部补充资本与内部积累资本之间的成本与收益关联。

2.大力发展零售和中间业务,走轻资本发展之路

根据巴塞尔III关于信用风险资产种类及权重的规定,零售与中间业务的风险权重远低于对一般企业的债权(贷款、信用债)。为此,要降低分母端的风险加权资产,提升资本充足率,需合理把控风险资产增速,优化表内外风险资产结构。在业务结构安排上,加强对资本占用和风险加权资产项目分析,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高资本回报业务,加大零售和中间业务占比,加快对公领域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的退出,走轻资本发展之路。同时,伴随资本市场改革与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商业银行加快转变传统经营模式,大力拓展中间业务种类,深耕高收益、低不良的零售业务领域,也有助于促进业务优化转型,扩大盈利空间,提高盈余留存。

3.强化集约化、精细化管理能力,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当前,在整体管理模式由传统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转变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需以资本管理为枢纽,统筹风险、收益与资本,驱动业务结构调整,综合运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RAROC)和经济附加值(EVA)等工具,实现收益增速大于资产增速、资产增速大于风险资产增速的良性循环和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最大化。要树立资本约束理念,致力于不断完善资本激励约束和传导机制,努力将集约化经营理念向前中后台和分支机构进行传导;做好资本的集约化管理,健全资金的转移定价、资本限额管理与资本有偿运用的有关制度,推动规模与资本相互匹配,提升资金配置和资本使用效率。要借助金融科技和数字化手段进行精细化管理,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进而实现银行价值和股东回报的最大化。

4.提升风险资产管控和处置能力,加快资产盘活释放

目前,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成为影响各自盈利增速和资本充足水平的重要因素。风控能力强、资产质量良好、不良认定严格的银行资本充足率高,内生增长能力突出。为此,商业银行应不断提升风险资产的管控和处置能力,降低风险加权资产,释放流转存量资产。一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降低风险加权资产,主动灵活地调整风险资产规模,盘活资产再投放。二是要从“硬件”和“软件”双入手,强化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减少风险暴露。当前,金融领域仍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经济增长放缓压力下,银行业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可能重新抬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与共振性下市场风险复杂多变,甚至两者交织,将进一步增大风险管理难度,需前瞻预判、适时调整,持续关注传统高风险和潜在风险领域变化,强化内控合规意识和风险的全流程管理。

5.统筹运用各类方式和境内外资本工具补充,注重资本质量

从国内商业银行的视角看,目前能依靠内生增长满足资本监管要求的银行还为数不多。在监管日趋规范、标准不断提升、时限渐趋临近的背景下,为更好地满足稳健发展需求,商业银行仍需从审慎角度出发,根据市场情况统筹运用境内外各类方式和资本工具适当补充。一是统筹运用增资扩股、优先股、可转债、二级资本债等传统渠道和工具补充资本金,并借助国内政策红利和当前全球的低利率环境,加快推动400亿永续债发行计划落地,不断提高资产稳健扩张和风险损失吸收能力。二是在金融业大开放的背景下,考虑适时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并推进员工持股计划,增厚资本、优化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和提升整体实力。三是更加注重资本质量,在资本工具选择上,充分考虑资本的结构优化和实际损失吸收能力,不断提升其他一级资本补充水平。

民生银行研究院金融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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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辉 huangjianhui@cmbc.com.cn

陈正虎 chenzhenghu@cmbc.com.cn

张丽云 zhangliyun@cmbc.com.cn

联系人|张丽云(微信:zhangliyun0203)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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