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敏 姚良
作者简介：张敏，重庆大学国际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姚良，四川外国语大学档案馆馆员，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基金项目：重庆大学中央高校自主科研项目“宋代奏议文研究”（106112015CDJXY410003）
【摘要】唐代名相陆贽的奏议文在宋代被确立为经典。在宋代君臣共同推尊和陆贽奏议文集传播使用的过程中，陆贽奏议文在学识、文章、精神三个维度的经典内涵被挖掘提炼。陆贽奏议文在宋代实现经典化，既是宋代君臣渴望扶正皇纲、端立人道的朝廷时局所需，也与孝宗提振士气、扶正文风的政治文化愿景契合。宋人对陆贽奏议文经典内涵的揭示，标志着宋代奏议文论进入了“奏议文怎么写”和“奏议文有什么用”的内涵式发展新阶段。
【关键词】陆贽；奏议文；经典化；奏议文论
陆贽（754—805），世称“陆宣公”，唐德宗时期的名相。《陆宣公奏议》是陆贽文集《翰苑集》的现存部分，包括代德宗草拟的制诰文书以及担任翰林学士和宰相时所上的奏议文两大部分，凡22卷141篇。目前学界对陆贽奏议文的内容、文学特点、影响等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关于陆贽奏议文在中国古代公文史上的经典地位、典范意义和价值等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主要探讨陆贽奏议文在宋代实现经典化的路径，以及陆贽奏议文经典属性的内涵及其在宋代扶皇纲而立人道的文化建设中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一、宋人对陆贽奏议文经典属性的集体确认
805 年，陆贽去世，陆贽奏议文也从此走进历史研究的视野。最早对陆贽奏议文给予高度赞誉的是唐代的权德舆。他在为陆贽的《翰苑集》作序时称，“览公之奏，则知公之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贤与能，举直措枉，将斡璇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阶。敷其道也，与伊说争衡；考其文也，与典谟接轸”。将陆贽奏议文所蕴涵的道义精神、文学价值同上古元典相提并论，激赏之情溢于言表。陆贽与韩愈有座主与门生之谊，韩愈在《顺宗实录》中单独为陆贽作长传，赞叹陆贽在德宗幸奉天时“操笔持纸，成于须臾，不复起草”的才华，并折服于陆贽代作罪己诏，使“闻者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字里行间饱含弟子对恩师的激赏与敬慕深情。权德舆和韩愈分别以同好、后学的身份，用私书和官文的形式赞颂陆贽的名德才望，对陆贽奏议文的价值加以确认。不过这种确认在此后唐代国运渐衰以及古文复兴的过程中并未引起广泛重视，而是直到宋代经由宋人的集体性深入抉发才得以弘扬。
在中国古代，帝王及名臣的推尊是作品实现经典化最直接的途径。陆贽奏议文之所以在宋代被确立经典地位，首先缘于帝王的尊崇。咸平元年（998），“翰林学士承旨宋白尝献拟陆贽《牓子集》，上察其意欲干事任，乃命白权知开封府。”仅因为宋白拟陆贽奏议集的举动，真宗就委以重任，可知陆贽奏议文在真宗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绍兴六年（1136），高宗彻夜阅览新校好的陆贽奏议文集，“有两卷未曾看过，三更方看彻，比晓，目遂肿痛，不能出”。高宗对陆贽奏议文的高度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将陆贽奏议文视为与经书、史书同等重要的帝学内容，终宋一代，孝宗是唯一的一位。淳熙八年六月至十三年三月，侍读官专门为孝宗进读陆贽奏议文，起初日读五版，后每读以半帙为率；终篇讲读过后，孝宗还颁诏推赏侍讲官。孝宗对陆贽奏议文的资政价值有非常深刻的体认，曾对监察御史王蔺说：“比览陆贽奏议，所陈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阙失，条陈来上。”孝宗不但自己精读细研，还要求时在东宫的光宗熟读陆贽奏议文，因为“治道尽于此矣”。孝宗对陆贽奏议文的重视与学习，无疑扩大了陆贽奏议文的影响力。
陆贽奏议文之所以被重视，与儒学名士们的嘉许也有密切关系。范仲淹读书求学时就立志“达则为贤相，穷则为良医”，在志向上直接师法陆贽。苏轼为欧阳修的文集作序，称赞其“论事似陆贽”。苏洵博观古今议论，而以陆贽为最贤。在他的影响下，苏轼、苏辙二人从小就研读陆贽的文章。苏辙对陆贽的人品贤德和政务练达极为推崇，赞其“贤比汉贾谊，而详练过之”。苏轼对陆贽的为文、为臣、事君之道则是全方位服膺，称：“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宋高宗称许苏轼奏议文“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曾国藩评论苏轼奏议“终身效法陆公”。苏轼标举陆贽的学问、道德和文章为专门之学，劝勉族中子弟学习“陆贽之学”，甚至“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元祐八年（1093），苏轼剡章哲宗，将陆贽奏议文与儒家六经相提并论，并赞赏其“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苏轼认为，陆贽奏议文富有治乱龟鉴的经世价值，足以启迪心智、激发圣德。陆贽奏议文能在北宋得到官方的认可，并被宋代君臣标举为文化典范，苏轼之功甚伟。元符三年（1100），曾肇承继其绪，力荐徽宗在退朝之暇留神省览陆贽奏章，以开广聪明，补益治道，其推荐理由是陆贽乃“必本于帝王之道，必稽于六艺之文”之善言治者。
南渡后，无论是力主抗战的爱国志士还是具有理学背景的士大夫，都将陆贽的奏议文奉为经典。建炎二年（1128），资政殿学士许景衡临死前端坐自语，“陛下宜近端人正士，以二圣苍生为念，陆宣公奏议尽之矣”，将陆贽奏章视为可挽救国家于危亡的宝典。李纲称赞陆贽“纳忠论谏，无所回隐”。程俱则从创作风格及历史意义的角度高度推崇陆贽奏议文：“其所陈，未尝从权谲而废仁义。然直而不讦，刚而能济，据正而不迁，陈古而不泥。至于料敌之情，揣事之隐，钩深中会，物莫能遁，允所谓足以谋王体而断国论者矣。”陈造认为，陆贽的才学与文章可与贾谊、刘向并驾齐驱：“陆宣公一代人杰，……而文采论辨，雄放不穷，异世之贾谊、刘向欤！ ”史尧弼则赞扬陆贽已超绝先贤，“虽皋陶之嘉谟，魏征之十渐，姚崇之十事，其知人安民，殆未能远过也”。郑清之赞赏陆贽奏议乃“庙谟奏议，救旱商霖。立朝正论，治世德音”。两宋士人对陆贽奏议文一致而持续的褒奖，也助推了陆贽奏议文在宋代实现经典化。
当然，作品的经典化离不开文本的传播。陆贽奏议文在宋代的文本传播主要有史书传录、文集编注、臣僚奏议文引用三种途径。《新唐书》不录排偶之作，但是为陆贽立传，独取陆贽奏议文十余篇，称赞陆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炳如丹”，高度赞赏陆贽奏议文以儒家仁义为文化底蕴， 可垂范后世，给予陆贽奏议文以崇高的地位。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采用陆贽奏议40余篇。虽然是秉持史家以文传人的写作传统，但也彰显出宋代史官对陆贽奏议文资政价值的高度重视。元祐八年（1093），内府刊《陆宣公文集》。这是宋代由官方刊刻的唯一一部唐人奏议别集。在官刻全集的基础上，士人亦纷纷编注陆贽奏议文集。比如，崔端诗择其精要集成《唐陆贽奏议总要》一书，上献孝宗，“因门分类，名言确论，一阅而尽得之”。比如，郎晔注《唐陆宣公奏议》15 卷呈献光宗，希冀光宗以古为鉴，“廓日月之明，断制庶政；恢江海之量，容纳众言”。官方与高层士人对陆贽奏议文集的编注，为普通士人研读和评价陆贽奏议文提供了文本，也为他们写作章疏时征引陆贽奏议文提供了可能。比如关于劝谏人君改过，高登以陆贽所论为高明：“自古圣帝明王不以无过为能，而以改过为美，陆贽论之详矣哉。”比如关于任命官吏，蔡襄举陆贽奏议为证：“唐陆贽作相， 奏请诸司长官各择属吏，后因谗谤，辄有变更，陆贽论之详矣。”宋代士人在处理当下事务时以陆贽奏议文为可资借鉴的经典范例，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和权威性，而这一古为今用的集体倾向，也为陆贽奏议文的经典地位做了最好的注脚。
二、陆贽及其奏议文经典属性的内涵
权德舆称，“览公制作，效之为文、为臣、事君之道，不其伟欤”，从文章和事功的角度确定了陆贽奏议文经典属性的内涵指向。这种指向经由宋代士人的反复书写与挖掘提炼，在学识、文章、精神三个维度得到具体的揭示和更为深刻的阐释，陆贽奏议文的典范价值也被最终定位为“力扶皇纲、手揭文柄”。
1.学以致用
陆贽不仅学问宏博贯通，而且能学以致用。苏轼推尊陆贽学问之高，赞其可为帝师。袁燮嘉奖其学问之深，称其“学问涵养所以潜其心者至矣”。朱熹称赞其“谙练多，学便纯粹”。陆贽也曾夫子自道：“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两个“不负”反映出陆贽对于效忠天子的职责在道德情感上的无愧无憾，对于将学识充分运用于政治实践的庆幸与自豪。陆贽对自我价值的成功体认同宋代士人渴望以自我学养成就人生价值的为臣心理高度一致。而对大多数宋代士人而言，“平时诵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宠禄饵于前，而刑祸怵于后，鲜有不委己徇人，而畔其素学者”。这种既不能学以致用，又不敢坚守直道的现实窘境，自然使宋代士人对陆贽不负所学的政治实践仰慕至极。
2.文章典范
陆贽奏议文在艺术上可供后世师法。首先是切实。奏议文作为政论文体，其直接目的是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事务，因此，裨于时弊、不为空言是对奏议文的最基本要求。陆贽奏议文析理精当， 唐德宗夸赞其“理皆切当，甚慰朕怀”；苏洵推崇其“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清代《艺概》也称：“陆宣公奏议，评以四字，曰：正实切事。”
其次是得体。在体制为先的宋代“文话”语境下，得体是对应用性文章的基本要求。陈宓称陆贽奏议文“一话一猷，悉归至当”。李纲称陆贽“奏议所陈，动中时病，屈折尔见缕，皆根柢仁义，道理明白，真得作文之体”，认为陆贽奏议文在论述内容、表现手法、表达效果等方面皆臻佳镜，可作为宋人学习的范本。
再次是技法精湛。奏议文需综合运用议论、叙事、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各种技法兼善皆备方能成就妙文佳奏。朱熹高度评价陆贽奏议文精警而充足的议论技巧：“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叶适则点明其高超的叙述艺术：“陆贽论事， 始末无疵。”黄震钦佩于陆贽奏议文卓著的劝谏效果，认为“陆宣公奏议善开明人主”。南宋时，随着大量文章选本和“文话”类著述的出现，焦点，陆贽奏议文的艺术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被深度挖掘而成为经典。
3.精神典范
陆贽奏议文在精神层面上具有引领意义。
首先，陆贽奏议文体现仁义宗旨。宋祁明确指出， 陆贽奏议文的经典价值在于其本于仁义的思想宗旨。理学大家陆九渊进一步解析：“贾谊是就事上说仁义，陆贽是就仁义上说事。”贾谊与陆贽作为奏议文大家，都怀抱仁义，但贾谊是以仁义为论事的目的，而陆贽是以仁义为论事的前提与标准。显然，陆贽对仁义的取法高明于贾谊。王柏褒许陆贽“朝奏夕疏，仁义炳焕”。赵孟坚称赞陆贽“慨百奏兮仁义，跪展袂兮重陈。不负君兮与学，甘杀身兮成仁”。宋人认为，陆贽奏议文源于仁义又归于仁义的精神风貌，既是对原始儒学精神的纯粹回归与大力践行，也为后世的奏议文创作与批评树立了精神标杆。
其次，陆贽奏议文包含臣道精神。
其一，自觉肩负天下安危的担当精神。德宗遭遇泾师之变和朱泚之乱时，陆贽伐谋切机，力挽狂澜；德宗安稳帝座时，却追仇而视陆贽如尘芥，陆贽的奏议也被留中不发。虽然遭遇凉薄少恩之主，但陆贽始终不以个人出处为虑，而是自觉担当救国民于水火之中的大任。“忧世之深，视天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虽知道之将废，岂忍坐视而不救？ ”陆贽被远谪贬所，闭门集古方书，治病救人于乡里。杨万里称：“其用也，则医之以奏议；其不用也，则医之以方书。有用有不用者，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用有不用乎哉？ ”不论是信而见用还是谤而被弃，陆贽始终葆有一颗利天下的公心，奏议和方书是其医治社会人心的良药。宋代右文崇儒的国策，虽然使士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政，但酷烈而持续的党争也使士人虑及宦海多风波。陆贽勇于担当的精神，既弘扬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又具有不忘初心的精神回归意义，对于探索新儒学的宋代士人来说，极易引起共鸣。
其二，以直道自持的臣道精神。苏轼最为推崇陆贽敢逆龙鳞、以直道自持的谏诤精神。苏轼认为，德宗以苛刻为能，陆贽谏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陆贽劝以推诚；德宗好用兵，陆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陆贽以散财为急。吕祖谦认为，陆贽起于建中，历贞元，垂二十年，遍历离合从违之变，但其奏议文始终能“确乎其不移，温乎其不怼，亹亹乎其不厌”。吕祖谦所崇尚的正是陆贽直谅、坚韧、忠爱的臣子气节。这种坚守直道的人格魅力是历代士人对臣道精神的理想化期许，在士风浇薄的宋代，陆贽的践行无疑会受到士人的普遍珍视与景仰。
（未完待续。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注：本文来源为《秘书》杂志及微信号“mishuzazhi”，任何媒介转载均须注明来源。在公众号页面回复关键词“最新热文”，即可查阅公文写作、制发等秘书工作相关文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