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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贾樟柯×刘雨霖:拿起摄像机,是我的天命

原标题:专访 | 贾樟柯×刘雨霖:拿起摄像机,是我的天命

导语

“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

2015年,电影《山河故人》公映,作为贾樟柯导演作品中第一部正式上映的电影,《山河故人》创造了3225.6万票房,超过他过往作品的票房总和。这与他常年被商业院线排除在外的形象大相径庭,彼时有一种声音认为,贾樟柯正在从边缘走向主流。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围绕在他身边的话题,已经从单纯的电影跨越到更多维度。

贾樟柯频繁曝光,以“艺术电影导演”身份之外的形象活跃在大众视线里。“商人贾樟柯”、“监制贾樟柯”、“人大代表贾樟柯”、“策展人贾樟柯”......外界对他的认知开始摇摆。

贾樟柯变了吗?“其实公众不太了解我”,2016年4月,旗下暖流文化宣布完成3000万融资前夜,贾樟柯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我拥有我每部电影的三分之一股权”,过去十几年,一直是导演与商人双重身份并行。贾樟柯没变吗?“可能跟我个人的年龄有关,最近这几年的创作,会把故事放进一个时间的观点里面去看,会比较感兴趣。”

监制 贾樟柯

在去年出版的回忆录《贾想Ⅱ: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中,贾樟柯写下这样一段自白——“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电影《半边天》公映之际,我们带着问题对监制贾樟柯与导演刘雨霖进行了独家专访,结合最新的电影作品,看他如何理解变化、如何应对变化

贾樟柯:我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导演

今天提起贾樟柯,有两个标签是外界谈论最多的——“创作者”和“创业者”。而“商人贾樟柯”,是媒体报道中最常被眷顾的说法。两年以前,对于这个称谓,贾樟柯毫不介意,“人类社会就是用商业的方法在连接的,除非我们隐居山林”。但是今天,再次提及身份认同的相关问题,他更愿意强调,“我觉得我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导演”

在贾樟柯眼里,导演才是他的主体工作,其他都是围绕着这个工作,衍生出来的。

事实上,从《山河故人》开始,一直有人猜测,贾樟柯的可能变了,因为这部电影里的空间环境和人物情感都着不同于以往的思路。对此,贾樟柯本人表示,“没有什么变化”。如果非要说改变的话,“可能就是随着年龄增长,积累了更多的生命经验,很多故事更希望放在一个时间的观点里去看,比如《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就都有比较长时间跨度”。

除此之外,他感悟最深的一点是,最近执导的两三部电影,女性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我逐渐意识到,女性对于家庭的付出,不像职场或社会上容易被大家看到,家庭是我们忽略最多的,女性对家庭的付出,往往会被男性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或是觉得家庭琐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基于对男性自身反思的结果,我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形象就变得很突出。”

为什么是贾樟柯?

今天,由贾樟柯监制的电影《半边天》,正是以女性力量为主题。这是“金砖国家合拍计划”的第二部电影,第一部《时间去哪儿了》同样由贾樟柯监制,并担任中国篇的导演。资料显示,“金砖国家合拍计划”最早由习近平在印度提出,电影局及外交部牵头,邀请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个“金砖国家”的导演进行“同题创作”。

参与这样一个有着重要政治意义的电影计划,对于贾樟柯而言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是我电影生涯里很重要的一个改变”。2000年,韩国举行“第一届全州国际电影节”,期间曾推出《三人三色》试验项目,资助三位导演拍摄三部数码作品,贾樟柯就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不仅让他拍出了自己的首部纪录短片《公共场所》,更在心底埋下了种子

“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成为主导制片方,吸纳全球的电影精锐,大家一起创作?”“金砖国家合拍计划”恰恰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

除此之外,贾樟柯还是国内最会拍“民生”的导演。早在电影《小武》时期,他就意识到,“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当下的生活”。也正因如此,他选择了刘雨霖作为《半边天》中国篇《饺子》的导演。“我很喜欢她的长篇处女作《一句顶一万句》,那是深入到中国家庭核心区域的故事,我惊诧于雨霖这么小的年纪,对中国本土‘人的问题’的捕捉,这么敏锐。”

刘雨霖:贾樟柯导演

给了我百分之百的信任和自由

《饺子》讲述了两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活理解上的差异,通过一对母女的烦恼,探讨究竟“何为轻松、何为平庸”。母亲从婚恋关系中切入,女儿从职场角度切入,“并不是印象里那种,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开放、更自我的角度,而是上一代人因为生活的磨砺,有了更独到的见解。以往我们可能秉承‘进化论’,《饺子》其实是在颠覆这种说法。

导演 刘雨霖

从最开始,刘雨霖在接触到《半边天》的主题,想法就是要从身边的生活、身边的人物当中找素材。因此,选择了最具中国特色的食物——饺子,作为贯穿始终的意象,来串联人物、疏通故事,“我们每天都吃饺子,看着每个饺子都一样,但其实到底是什么馅,这个馅拌得好不好吃,只有吃的人才知道。这就很像中国人的情感,包在内里,更加含蓄”。

这种取材现实生活的做法,与贾樟柯一贯的风格一拍即合。两个人之间的合作过程,也非常顺畅。“贾樟柯导演给了我百分之百的信任和自由,来创作这个故事,他从来没有特别干涉过我,都是我把故事写好了,把成片做好了以后,他直接说‘Yes’”。刘雨霖透露,自己虽然与贾樟柯是第一次合作,但中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分歧和磨合。

贾樟柯:做监制更累一点,

我不擅长组织工作

除了中国篇的《饺子》,这次贾樟柯与其他四个国家导演的合作也都非常顺利。“原本我以为可能要协调一下五个女导演之间的故事,因为‘同题创作’难免会有一些相同的角度,结果五个剧本写出来之后,完全不同”,这让贾樟柯非常高兴,“我知道我选择了五位个性截然不同的女导演,而且她们又都很成熟,所以我觉得在创作上,要给她们最大的一个自由度”。

但相比做监制,贾樟柯坦言还是做导演会更轻松一点。“因为我不太擅长组织工作,而且各个国家的工作方法、时差、距离又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等于是一对五的工作。一起工作的同事也很辛苦,需要不停地写邮件、回邮件。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讨论都是在邮件里面完成,我还开玩笑,有一天可能会出版一本书,把这些年探讨的邮件发表出来”。

截止到今天,“金砖国家合拍计划”已经进行到了第二部,贾樟柯表示,未来这一系列电影,自己还希望做下去。“第三部已经在策划之中了,不出意外的话10月会完成。第四部开始,可能会改变方法,比如说我们一起写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由五个国家的导演指导不同的段落,究竟是一种旅行式的故事呢,还是发生在某一个地域,这些都还没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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