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婧宸丨宋元递修小字本《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兼考元代西湖书院的两次版片修补

东汉许慎撰的《说文解字》（下文简称《说文》），是一部全面分析小篆形体并说明本字本义的小学专书。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徐铉等人奉诏校定《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作为北宋早期馆阁校勘的重要成果，《说文解字》在校订完成后，即下国子监刊版，《说文解字》的文本遂从写本纷繁，归为国子监定本，并影响了《玉篇》《广韵》《类篇》《集韵》等北宋官修字书韵书。

今存的宋本《说文解字》，共十五卷，每卷各分上下，版框约高18.1厘米，宽12.8厘米，半页十行，行二十至三十字不等，清人多称为“小字本”。从版本源流看，存世的宋本《说文解字》，上承北宋国子监刊本，下启清代刊刻的汲古阁本、藤花榭本、平津馆本，是《说文》诸多版本中的关键一环。在《说文》学史上，段玉裁嘉庆二年（1797）撰成的《汲古阁说文订》（以下简称《说文订》），揭橥了王昶本、周锡瓒本、叶万抄本的异文，并云“三小字宋本不出一椠，故大略相同而微有异”，影响并推动了清代《说文》研究。围绕着小字本《说文》的不同印本，学界曾结合避讳、版片、刻工、文字的情况，对其刊刻时间、版本性质、文字差异有过探讨。但由于所见版本的局限和对版刻异文、刻工考察的不足，目前对宋本《说文》版本的研究，仍存在着不少分歧和误解[1]。本文拟结合版刻面貌、文字校勘、刻工梳理和清代《说文》研究，全面考察现存的八帙小字本《说文》的版本情况、刷印先后，并参考相关文献，探讨《说文》版本演变背后的元代西湖书院书版刊刻活动。

一、宋元递修本《说文解字》的递藏及著录情况

清代以来，流传的小字本《说文》盖有数帙，以下谨据相关的书目书跋和文献记载，按照整本、残本及今存佚不详的顺序，略述各本的著录情况及递藏源流。

今存整本、残本共八种：

其一，今藏国家图书馆（书号09588，以下简称“额本”[2]），六册，标目并十五卷全，书中间有朱笔、墨笔校改。汲古阁旧藏，钤有毛晋、毛表、季寓庸、季振宜、汪灏等人印章，约乾嘉之际归额勒布，桂馥、孙星衍、顾广圻、阮元等曾经眼，道光年间在汪喜孙处[3]，丁晏、许瀚、陈颂南、何绍基、何绍业、叶志诜等人曾借观，道光辛丑、壬寅年间（1841—1842）由汪喜孙赠海源阁杨以增，1936年归陈澄中，今藏国家图书馆。《季沧苇藏书目》“延令宋板书目”下有“说文（六本）”，当即此本[4]。翁方纲《书宋椠说文后》曾跋此本[5]，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6]。《中国版刻图录》和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对此本刻工和版刻有较为详细的考述[7]。

其二，今藏湖南图书馆（以下简称“叶本”），六册，标目并十五卷存。书中标目、卷五上、卷九上、卷十三上这四卷的首页前四行为书贾挖去，经后人抄补，知原为四册装订，后改装为六册，缺页有抄补，书中间有墨笔校改。此本钤有毛扆、钱听默、查莹、莫友芝等人之印，中有伪印[8]。叶启勋、叶启发1935年购得，书前有叶启勋、叶启发跋，中有徐桢立跋，《拾经楼紬书录》《华鄂堂读书小识》著录[9]。

其三，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以下简称“王本”[10]），八册，标目并十五卷存，缺页有抄补，书中墨钉、漫漶处多经后人挖补及墨笔校改。王昶旧藏，钱大昕、阮元、段玉裁、钱侗等学者曾借观，迭经汪士钟、蔡廷相、蔡廷桢、陆心源等人递藏，后入藏静嘉堂文库。《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艺芸书舍宋元书目详注》《仪顾堂续跋》《静嘉堂秘籍志》《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等著录[11]。

其四，今藏国家图书馆（书号01117，以下简称“黄本”），十册，缺标目，余十五卷全，书中无墨笔校改，但版面漫漶、墨钉处则多有挖去。卷一上、卷五上、卷八下、卷十二下首页钤有“黄氏志淳”印章，知为明人黄姬水旧藏[12]。黄姬水，字淳父，一字志淳，明代文人、书画家，《明史·文苑传》有传。李致忠《宋版书叙录》、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考述》等曾简述该本情况[13]。

其五，今藏北京大学（LSB/9084，以下简称“李本”），四册残本，存标目至卷一、卷八至卷十三，缺页有抄补，书中间有朱笔校改及墨笔抄补栏线。钤有赵宧光、黄翼、钱曾、张敦仁、张葆采、孙星衍、顾广圻、袁芳瑛、李盛铎等人印章。今残本标目至卷一、卷八至卷九、卷十至卷十一、卷十二至卷十三共分四册，而在标目、卷八上、卷十二上首页钤“钱曾”“述古堂图书记”印，他卷则否，疑原分四册，殆即《述古堂书目》著录的“许氏始一终亥《说文》三十卷，标目一卷，四本”之书，惜卷二至卷七、卷十四至卷十五，今下落不明，且分册亦经改装。《木犀轩藏书题记》《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等著录[14]。

其六，今藏台湾“国家图书馆”（书号00911，以下简称“葆本”），二册残本，存卷七至卷十五，缺页仅抄补一页，全书无墨笔校改。此本钤有张埙、朱筠之印，书末有朱筠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跋文：“安邑宋君葆淳帅初旧得此书，乾隆己亥秋八月，持以见示。”知为宋葆淳（字帅初，号芝山）旧藏，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附录》曾提及此本，乾嘉时期，该本当为四册全[15]。严一萍《跋宋本说文解字》、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及《“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书录·经部》曾考察过此本的刻工、版刻情况[16]。

其七，今藏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书号恭2，以下简称“内藤本”），四册残本，存卷二、卷五、卷六、卷十三至卷十五，书中缺页未抄补，亦无校笔。今该本卷二上及卷五上、卷五下及卷六、卷十三下及卷十四上、卷十四下至卷末各装一册，而卷二上、卷五上、卷十三上则钤“香山常住”墨印，知已有改装，曾为内藤湖南收藏。《恭仁山庄善本书影》《新修恭仁山庄善本书影》收录书影，仓田淳之助《说文展观余录》、阿部隆一《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等曾介绍其版本情况[17]。

其八，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07957），二册残本，存卷四下、卷五、卷七。内阁大库旧藏，周叔弢曾藏，钤“周暹”等印[18]。

今存佚不详者，共有四种：

其一，周锡瓒旧藏（以下简称“周本”），周锡瓒，字仲涟，号漪塘，又号香严居士，与黄丕烈、段玉裁等交好。段玉裁曾借周锡瓒藏本，并录部分异文于《说文订》中，原书当为标目并十五卷全，今存佚不详。

其二，黄丕烈旧藏，据《百宋一廛书录》，此本为拼配本，卷一下至卷七以白纸刷印。卷十四、卷十五以黄纸刷印。另外卷一上、卷八至卷十三为抄补[19]。钱大昕日记载“黄荛圃出示宋小字《说文》，与述庵家藏本无异，唯卷末多一行，有‘十一月江浙等处儒学’字，殆元翻刻也”[20]。黄丕烈则言“最后一叶有‘于二月江浙儒学’云云七字”。钱大昕、黄丕烈所记同为黄丕烈藏本，知黄丕烈本卷末有一行小字，唯二人所述文字稍有出入。该本后归汪士钟，《百宋一廛书录》《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艺芸书舍宋元书目详注》著录，今存佚不详[21]。

其三，天禄琳琅旧藏，共六册。《天禄琳琅书目》云：“监本刻印尤精，此书虽仿其式而版之长短无定，纸之质理亦粗，以牒所称何如郑重，不当有此，其为元时翻刻无疑”[22]，当亦为小字本，燬於嘉庆二年（1797）。

其四，傅增湘旧藏（以下简称“傅本”），存卷六下一册，《双鉴楼善本书目》著录，周祖谟《说文解字之宋刻本》亦载其异文[23]，今存佚不详。

另外，如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提及，钱听默（景开）曾以麻沙宋本校汲古阁本《说文》，云：“钱君所据以校汲古阁本者，又为麻沙宋本”[24]，《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曾提及涵芬楼旧藏的汲古阁本《说文解字》，上有黄笔过录的“钱景开照麻沙宋本校”校语[25]，今下落不详。因材料不足，暂时难以推定钱听默所据的“麻沙宋本”的具体情况。

此外，《说文》小字本的抄本的记载有二。其一，叶万（石君）抄本（以下简称“叶抄本”[26]），何焯、何煌校勘汲古阁本《说文》时似曾参用此本[27]，乾嘉之际，该本藏周锡瓒处，段玉裁作《说文订》时曾借观，后曾归龚自珍，今存佚不详。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注》中多称“叶本”“叶抄本”。国图藏高鸿裁过录的何绍基、许瀚校《说文解字》（书号07959）校语中，亦曾录叶万抄本异文[28]。其二，孙星衍旧藏影写王昶本，今藏上海图书馆（线善756314—21）。此本为孙星衍请钱侗自王昶本影抄，后归袁芳瑛、陈鼎、李盛铎，叶德辉经眼，《木犀轩藏书书录》《郋园读书志》著录[29]，钤钱侗、孙星衍、洪颐煊等印，共八册，无线格，行款、版心大小字及刻工、正文文字悉依王昶本。

从相关材料看，寓目过小字本《说文》的学者，有赵宧光、毛晋、朱筠、翁方纲、桂馥、钱大昕、段玉裁、黄丕烈、顾广圻、额勒布、阮元、孙星衍等多位明清以来与《说文》研究有着密切关系的学人——他们或曾撰写过与《说文》有关的研究著作，或曾参与过《说文》的刊刻工作，或为《说文》藏本留下了题跋书录，推动了清代《说文》研究的发展。一些学人，甚至曾有幸寓目过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小字本《说文》[30]。清人在《说文》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小字本《说文》不同印本中的文字异文和版式差异，并尝试结合避讳、用纸探讨各本的刷印时代。近现代以来，周祖谟、高明、王贵元等小学研究者，赵万里、阿部隆一、李致忠等版本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对《说文》宋版的研究[31]。但目前的研究中，又存在着一些局限和不足：一，今存的小字本中，额本、黄本、王本、叶本、李本，在流传中均有后人描补裂版、抄补空字、挖补讹字的情况，研究者在版本研究中，因未能排除描补的因素，影响版本判断。二，由于条件的限制，前人所利用的版本中，经常会采用孙氏平津馆本和商务印书馆影印王昶本。但平津馆本系以宋本为底本翻刻，既不免有手民之误，亦不乏有意校改，且孙星衍并未明确交代其刊刻底本实为额本[32]。商务印书馆以石印技术影印的《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受制于当时的摄制条件和影印理念，在版本研究中更有致命的不足：取王昶本原本比较可知，王本的版心刻工、大小字，在影印本中多有遗漏；王本存在个别挖改，由于影印条件所限，无从考察；王本漫漶处，影印本或描改版框，或另取平津馆本依样抄写；王本固有的版刻讹字，影印中则或改或不改[33]。总体而言，在具体考察版本时，商务石印本不能反映出王昶本的原始面貌。三，多数研究者仅能比较其中的一至两个印本，在版本考察和异文校勘的结合上尚有不足。有的研究仅关注文字差异，而未就版刻、描润等问题作出深入探讨；有的研究则仅探讨刷印用纸或版片面貌的差异，而没能结合前人校勘成果探讨异文情况。以下，即以笔者获见的七帙小字本《说文解字》（周叔弢本未见全貌）为基础，排除不同印本的描润、挖改，考察各本的修补版情况，分析各本的版刻异文，并结合刻工分析和清人校勘材料，全面探讨现存各本和清代著录的相关小字本《说文》的版本源流。

二、《说文解字》早修本与晚修本的版刻情况

根据对今存各本的裂版、修版、文字、刻工的比较，可以发现，小字本《说文》存在着早修本和晚修本两种不同情况：内藤本、额勒布本、黄姬水本的刷印版片基本一致，经过元代一次修版（以下简称早修本）；叶启勋本、李盛铎本、王昶本、宋葆淳本的版片基本一致，经过元代两次修版（以下简称晚修本）。各本之间，既有因为修补版造成的版刻差异，亦间有因描润、抄补造成的非版刻差异。

（一）、《说文解字》早修本与晚修本的版片异同

从版刻来看，《说文解字》早修本和晚修本，共计有267版为同版（指同一版片，包括相同版刻，及在原版上修整版面、剜去刻工、剜改文字等局部修版情况），6版为异版（指后来补刻新版代替旧版的情况）。

1、同版：相同版刻

《说文》版片的相同版刻，指早修本和晚修本中，所用版片完全一致，没有局部修版、剜改。如七下页一，存世六本，版心均为单鱼尾，上方无大小字，下方刻工作“蒋荣”。该页为宋刻，额本、黄本的文字和版框较清楚，至叶本、王本、葆本，大字的笔画因版片长期吸墨而显得粗肥，靠近版框的小字已经漫漶。又十三上页二，存世七本，版心上同有“大六十五，小七百四十四”，版心下刻工为“弓华”。该页为元刻，内藤本、额本、黄本刷印清楚，仅右侧有细微裂版。叶本、王本、李本、葆本则显示出版片已经断裂，叶本、王本虽经后人墨笔填上裂缝处文字，仍能看出裂版痕迹。

相同版刻页面：十三上页二（额本、葆本）

2、同版：局部修版

在小字本《说文》晚修本的多数页面，系承袭早修本的版片，并经局部修版，体现为版心剜改、文字修整、局部剜改、墨钉的增加或修改等不同的情况。兹以三页为例，说明典型的修版情况：

七上页四，此页为宋刻，存世六本同出一版。早修本版心刻工漫漶，额本靠上的篆文刷印较清楚，黄本稍模糊。晚修本经元代第二次修版后，版心剜去刻工，版片上方篆文处有修版：第五行“明”篆、第十行“夕”篆，晚修本与早修本不同；第九行“盟”，早修本作“篆文从明”，晚修本修版时误作“篆文以明”；第十行“夕”，叶本为版刻，已误作“月”之篆形。王本挖去了漫漶、讹误的“盟、月”二篆，另以墨笔在衬纸上书“盟、夕”，葆本刷印最晚，上方修版时嵌入的木块全部残去，靠下的部分漫漶不清[34]。

局部修版页面：七上页四（额本、黄本、叶本、王本、葆本）

十下页四，此页为宋刻，存世六本同出一版。早修本版心刻工作“信”，靠近版框上下框处，文字稍有漫漶，额本、黄本有细微的裂版，黄本裂版稍大。从李本、葆本可见，晚修本中裂版处已横断裂版。晚修本经修版，版心剜去刻工，上方的篆文、小字有局部修整，较早印本文字更加纤细锐利；版片下方各行剜改四五字不等，形成版刻异文：第六行籀文“大”之反切，早修本作“他达切”，晚修本作“他盖切”[35]。第十四行“竱”下，早修本作“春秋国语”，李本、葆本修版后增加墨钉，作“春秋■■”。叶本、王本则于印本上，另挖去刷印墨钉，在衬纸上以墨笔书“春秋传”。段玉裁《说文订》此字下有“宋本作‘春秋传’”之说，实出于王本墨笔描写。

局部修版页面：十下页四（额本、叶本、葆本）

七下页九，此页为元刻，存世六本同出一版。早修本版心刻工作“何”，版心上有大小字。晚修本剜去版心刻工、大小字，墨钉多有修改：第十行“席”，早修本作“天子诸侯席有■■纯饰”，晚修本剜改作“天子诸侯席有黼黻纯饰”；十三行“幩”，早修本作“朱幩镳■”，晚修本剜改作“朱幩镳镳”，另第二十行“巿”下墨钉，晚修本剜作空白。

局部修版页面：七下页九（额本、王本）

晚修本在第二次修版时，对宋刻和元代第一次补版的版片，均有修版。比较《说文》早修本和晚修本，可以发现以下几种典型的修版情况：一，晚修本修版时仅修整版面，未校改文字。由于早修本经过长期刷印，吸墨涨开，版面文字相对模糊，经过修版的晚修本文字，较早修本相比，反而更加纤细、锐利。二，晚修本剜改局部版片，形成了篆文、训释、墨钉的版刻异文。三，晚修本剜去原先版刻中的刻工、版心大小字，造成版心样式变化：在早修本中共有254页有刻工，在晚修本修版时，剜去其中122页的版心刻工，约占原先有刻工的版片的一半。除此以外，五上页七，早修本为单鱼尾，晚修本修版，版心改为双鱼尾。

3、异版：补刻版页

小字本《说文》早修本和晚修本之间，有六页不同版，为补刻版页。其刻工、版心大小字、版心样式上的异同，参见下表：

宋元递修本补刻版页表

其中，被抽换的早修本版片中，蔡邠、陈恭二版为宋刻；詹德润、林、曹荣、钱□四版，已是元代第一次修版时补刻的版页（八上页十一细黑口，为版心上原拟刻字而未剜，亦为元刻）。各页补版中，行款大体一致，唯五上页三“管”下注文，早修本“作”字在十一行首，晚修本则在第十行末，稍有不同。补刻版页的文字、反切、墨钉上，亦间有差异。如七下页九，第一行“赖”，早修本误“羸也”，晚修本“赢也”；早修本“䝪、赀、𧶠、贵、赌”下的墨钉，晚修本均无。

补版页面：七下页九（额本、王本）

（二）、《说文解字》各印本上的抄补与描润

历经数百年的流传，现存的诸本《说文》中，除版刻差异外，有脱页、漫漶等情况，有的印本经后人的抄补和校勘，形成了非版刻差异的异文。

就各本缺页和抄补而言，早修本的额本、黄本并无缺页，内藤本六下末页、十三下页三至页八、十四下页四后半页、页五至页八脱去，计缺整页十一页半，未抄补[36]。晚修本中，叶启勋本四下页五至页九，六上页二、页三，六下页七，十上页八，十一上页六至页七脱去，计缺整页十一页，又标目页一、五上页一、九上页一、十三上页一的首四行，及八下末页后八行、十二下末页后四行、十五下末页后五行，此数页原有版刻，在流传中挖去[37]。上述缺页，叶本均有抄补，行款不依小字本，字画较为拙劣[38]。李盛铎本标目页五，一下页十，九上页三，九上页七，九下页四，十下页九，十一上页四，十二上页三，十二上页九脱去，计缺整页九页。李本上的抄补，行款与小字本略同，来源较复杂[39]。王昶本一下页十、三下页八、九上页五、九下页八、十下页一、页二和页九脱去，计缺整页七页。另一下页四、十二上页三为残页，仅上半页为版刻[40]。上述缺页，王本均有抄补，行款不尽依小字本，抄补时间和来源不一[41]。宋葆淳本整页残缺较为严重，虽今仅存九卷，七上页七，九上页四、页五，九下页二，十下页二、页八、页九，十一下页三，十二上页三，十二上页八、页九，十二下页九，十五下页六均脱去，计整页缺十二页。又十上页十、十四下页二，叶本、王本或王本均为整页，葆本仅存上半版刻，残去半页。葆本仅抄补九下页八。另外，该本十二下页七，误装入十一下页六后。

就各本《说文解字》上的校笔情况而言，内藤本、周叔弢本、葆本未见后人在传抄中的校改痕迹，较能反映版刻的原貌。黄本上亦无校改，唯墨钉、漫漶处另经挖去。额本、李本、叶本、王本上，则间有后人以朱笔或墨笔校改文字的现象。

额勒布本刷印较早，版片较为清楚，后人所加的墨笔或朱笔，多为校正原版篆形、说解的讹误。如卷一上首页，黄本、叶本、李本“汉太尉祭酒许”下空“慎”字，额本以墨笔填写。校改篆形，见“乌、予、幻、重、殷”等字下；校改说解，见“草、𠧙、柃、𠂢”等字下；校改反切讹字，见“祆、壮、县、它”等字下。此外，“祐、祀、瓘、玖、蘠、莳”等字下，额本另有朱笔，以点去和校正版刻误字。

叶启勋本、李盛铎本、王昶本刷印较晚，多有刷印漫漶、留有墨钉的情况，但此三本校改的情况不尽相同。李盛铎本上，在版框残缺的地方，多以墨笔描出版框，但就版刻文字的讹误，则鲜有墨笔校勘，多以朱笔将正确的文字校勘于旁[42]。叶启勋本、王昶本上的墨笔校改则夥，主要包括三类典型现象：一，描补版片残缺和裂版处。与刷印大抵同时的李本、刷印较后的葆本相较，晚修本靠近版框处的残缺及中间的裂版处，叶本、王本上多以墨笔填补空字，偶或形成由于文字来源不同的文字异文。如十一上页四，晚修本右上角版片已残缺，“湳”之反切，叶本补作“奴感”，王本补作“乃感”；六上页一，晚修本裂版，“樕”之反切，叶本补作“桑谷切”，王本补作“桑屋切”。二，描润版刻误字。因版刻原有误字，后人校勘时径于叶本或王本校改，遂形成异文。如“丕”，晚修本作“牧悲切”，叶本以墨笔改“牧”作“敷”；“唬”，诸本作“呼讦切”，王本以墨笔改作“呼许切”。段玉裁《说文订》指出：“宋本作‘讦’、作‘许’，皆非也，赵本、《韵谱》作‘讶’，是。”其宋本作“许”的异文，即出自王本描改。第三，挖改版刻墨钉及漫漶。如“甽”字，额本、李本、葆本均有墨钉，作“█文”，叶万抄本作空字。黄本、叶启勋本挖去墨钉作空字，王本则挖去后另以墨笔填“古”字[43]。另如二上页四下方，晚修本靠版框处残缺漫漶，“哉”之反切，叶本挖改“将来切”，王本挖改作“祖才切”；六上页八，版框靠上处，晚修本漫漶，叶本、王本挖改，“檇、柆、梡”三字说解，遂各有异文。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晚修本中，一下页四，李本、叶本全，王本残去半页。十二下页三，早修本、晚修本有修版，此页叶本全，王本残去下半页，李本另据早修本抄补整页，葆本缺页[44]。同时，十上页十、十四下页二，叶本、王本或李本皆全，葆本仅存残页。这说明在晚修本中，叶本刷印稍早，李本其次，王本稍后，葆本当在最晚。

三、《说文解字》早修本与晚修本的版本异文

在版刻文字上，晚修本中的文字，大部分承袭早修本，然由于刻工偶误或有意校改，亦有用字、训释、反切、墨钉的差异，形成早修本与晚修本之间的版本异文。

（一）、俗字简字

晚修本在修版、补版时，间有采用俗字和简字的现象。如“扄”下“外闭之關也”、“揜”下“自關以东”，“扛”下“横關对举也”，此三处的“關”字，早修本作“關”，晚修本经剜改后，均写作“関”，笔画简省。又“䔽”，早修本作“於蓋切”，晚修本作“盖”；“闑”下“鱼列切”，早修本依《说文》作“𠛱”，晚修本简省作“列”。这些俗字、简字并不影响意义，反映出元代版刻的书写习惯。

（二）、篆形和训释差异

在篆头、训释方面，《说文》早修本与晚修本的版刻异文，共三十余处，参见下表：

《说文》早修本与晚修本的篆头、训释差异[45]

早修本以上诸字，往往是靠近版框边缘，刷印较为模糊。晚修本修版时，对其中的文字加以剜改。刊改之时，有三类典型的现象：一，早修本有误字、漫漶，晚修本剜改，见“荩、青”等例下。二，晚修本中新增形近误字，如“芼、稛”之篆形，“𧥣、𣪊、梗、盟、𦒶、氅、頨、摽、抌、涔、䡞”之说解，均有明显的脱讹或形误。三，晚修本系据他本剜改，或仅据意义校改。“橦”，《玉篇》《集韵》等引《说文》均作“帐極也”，晚修本据《系传》改“帐柱”；“旛”，《系传》《集韵》《类篇》等引《说文》俱作“幅胡也”，《韵会》作“幡胡”，晚修本作“旙胡”，似受《韵会》影响；“湝”，《集韵》《类篇》引《说文》，俱作“湝湝，寒也”，晚修本作“湝，水寒也”，为臆改；“或”，早修本作“从戈以守一”，晚修本改“从戈又从一”，与《说文》会意字的体例不合，亦为臆改；“𠭙”，《系传》《集韵》引《说文》均做“引也”，晚修本作“神也”，当误。可以推知，晚修本剜改时，并未获见善本，多是径据意义加以修改。

（三）、反切差异

在反切方面，《说文》早修本与晚修本的明显异文，计有二十余条。徐铉校定《说文》时，反切取孙愐《唐韵》。根据元代《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载，西湖书院藏版的字书和韵书，又有“玉篇广韵、礼部韵略、毛氏增韵”等其他小学书籍，故以下参考《玉篇》《广韵》《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及《集韵》反切，考察早修本和晚修本的反切异文、校改来源[46]。

《说文》早修本与晚修本的反切差异

虽然孙愐《唐韵》今已不存，由于《说文》大徐本是从同一部韵书中摘录反切，故音韵地位相同的字，反切地位当同。而从韵书反切来说，《说文》所附的《唐韵》，与《广韵》同属切韵系韵书，而《集韵》《礼部韵略》《增韵》同属集韵系韵书。上述的反切差异，主要有三类：

一，早修本、晚修本的音韵地位相同，反切用字不同。从反切来源看，晚修本反切多本于《集韵》系韵书，如“秝、沄、輨、宄”等字，晚修本反切多见于《集韵》《增韵》等书。“肁、扟、捀”三例，则另取音系完全不一致的《玉篇》。

二，早修本、晚修本所注的音切，是多音字的不同音读，音义关系不匹配。如“大”有多个音切，早修本“籀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下音“他达切”，透母曷韵。《集韵》曷韵“他达切”下：“大，籀文，象人形也。”本于《说文》[47]。晚修本改“他盖切”，透母泰韵，《集韵》此切下注“太，亦作大、泰”，与《说文》的意义、音韵地位不合。轹，晚修本“历各切”，《广韵》“车辚著，历各切”，与《说文》“车所践也”义不合。

三，早修本或晚修本的音切有讹。其中，“莳、囷、阕”为早修本形讹。“丕、贮、𪏻、洎、摘”，则为晚修本有误。其中，“摘”例极为典型，早修本“竹厄切”，额本、黄本此处“厄”字较漫漶，修版作“竹历切”，保留反切上字，反切下字改“历”，盖仅取《广韵》等韵书“他历切”的反切下字。然“历”在四等锡韵，不与知母相拼。

总体来说，早修本的反切，除个别形近而误外，其余多与《说文》全书所附的其他反切一致。晚修本中改动的反切，很少与《说文》《五音韵谱》《广韵》反切相合，或取《集韵》《礼部韵略》《增韵》，或取《玉篇》，且“宄”“摘”等仅摘改反切中的一字。从这些现象看，《说文》第二次修版时，取西湖书院所藏的其他字书反切并随文修改的可能性较大，这形成了早修本和晚修本反切的明显差异。

（四）、墨钉增删

在墨钉方面，早修本、晚修本有三类情况：一，早修本的墨钉，至晚修本中，仍然保留，见“古、厄、甽”等二十余字下。二，早修本有墨钉，在晚修本中经过剜改。如“蕡”早修本作“█声”，晚修本改“贲声”，“椌”，早修本“柷█”，晚修本“柷乐”等，“𩬙”，早修本“█也”，晚修本“髻也”等，共三十余处。三，早修本无墨钉，晚修本因文字漫漶，增加墨钉，见“旁、尾、竱”等十余处。

关于墨钉的增删，段玉裁《说文订》中也有涉及。如“甽”条下，段氏云“古字宋本、叶〔抄〕本皆缺”，即指早修本、晚修本俱有墨钉，叶抄本空字。“𩬙”，《说文订》云：“宋本‘结’作‘髻’，非也。”“漪塘所藏宋本此字缺”，系指王本作“髻”，周本作墨钉。

从《说文解字》大徐本的版本系统看，晚修本对墨钉的改动，未必符合大徐本旧貌。如䕻，“吕█切”，晚修本作“吕计切”，去声。按，“䕻”，《五音韵谱》作“吕支切”，《集韵》引《说文》作“邻知切”，俱平声，晚修本反切有误。席，“有██纯饰”，晚修本作“有黼黻纯饰”。按，《五音韵谱》《集韵》《类篇》等俱引作“有黼绣纯饰”，晚修本“黼黻”，与《系传》《韵会》合，非大徐本系统；𩬙，《五音韵谱》《集韵》《类篇》等俱引作“结也”，晚修本据俗训作“髻”，误。拂，“徐█曰”，晚修本作“徐铉曰”，案，大徐本全书通例，引徐铉说，例用“臣铉曰”，此条据《五音韵谱》《系传》，知当为“徐锴曰”。

四、宋元递修本《说文解字》的版本源流

梳理《说文》宋元递修本的版本差异，明确《说文解字》在元代西湖书院的两次修补版情况，一方面可以在版本源流上确定存世和著录的宋元递修本《说文解字》的刷印先后，帮助探讨清代汲古阁本、平津馆本、藤花榭本等《说文》刻本的底本，另一方面，亦有助探讨元代西湖书院印本的修补版和印次问题。

（一）、《说文解字》的印次及刷印先后

结合版刻来看，《说文》早修本和晚修本中，多有因修补版而形成的版刻异文。由此，清人曾见但今下落不详的周锡瓒本、黄丕烈本、叶万抄本的版本性质，也可据段玉裁《说文订》和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考求。《说文订》“谯、𦒶、怚、摽、或、轹”[48]等条下，曾举出《说文》周本、王本、叶抄本异文。参照《说文》早修本与晚修本的版刻异文可知，周锡瓒本与早修本的文字相合，为早修本；叶万抄本的文字，除了个别抄误外，多与晚修本的文字基本相合，其抄录的底本，当为晚修本。从何绍基所录的叶抄本异文看，叶抄本标目页五有五处异文与钱曾旧藏本该页的抄补文字相合，另有部分异文，出自李本上的朱笔校改。叶万、钱曾间曾互通书籍，叶抄本的底本，似即曾藏赵宧光、钱曾而今藏北京大学的李盛铎本。黄丕烈本为拼配本，“香严本自一篇下至七篇下与此非一椠”，则黄丕烈藏本此数卷，与周锡瓒本不合，当为晚修本；而黄丕烈藏本中，卷十四上至第十五下部分的刻本，及卷一上、卷八下至卷十三的抄本的祖本，当与周锡瓒本同为早修本。

内藤湖南本、额勒布本、黄姬水本及周锡瓒本、黄丕烈藏本的卷十四上至第十五下部分，为经过元代一次补版的《说文解字》早修本。根据版片漫漶、裂版等情况看，内藤本刷印最早，额本次之，黄本稍晚[49]。此外，傅增湘本，据周祖谟所述，“此本与孙本相近，而与王本不同”[50]，疑亦为早修本。抄本方面，黄丕烈藏本抄补的卷一上、卷八下至卷十三部分，其祖本也是早修本系统。

叶启勋本、王昶本、李盛铎本、周叔弢本、宋葆淳本及黄丕烈本的卷一下至卷七部分，为经过元代两次修补版的《说文解字》晚修本。从刷印时间看，叶启勋本稍早，李盛铎本、王昶本、周叔弢本大抵接近，李盛铎本或稍早，宋葆淳本刷印时间最晚，以至于版片漫漶残断，部分修版时的版木脱落。抄本方面，叶万抄本，当自钱曾旧藏而今藏北大的晚修本而出，间有因底本漫漶及朱笔校改形成的讹误或异文。孙星衍旧藏影写本，自王昶旧藏的晚修本而出。

前人在判断小字本《说文》的版本情况时，往往会因为获见的版本有限，在探讨个别异文成因、版本源流时出现疏失和误判。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中，没有对“唬、奯、乔、甽、竱”等条中王昶本由于挖补、抄补或描润而形成的文字差异作充分的讨论，在涉及到早修本、晚修本实际有版刻异文的“橦、庾、㶇、抌、媛、輨”等条下，段玉裁所言“宋本”，均仅述及王昶本，当为失校周锡瓒本[51]。顾广圻在讨论《说文》“𠭙”字王昶本作“神也”时，曾认为此则异文，是“描写之误耳，其实予屡见宋椠，皆作‘引’”[52]。今按，王本固然存在描润，但此例审非描改，“𠭙”字在三下页四第七行靠近上方版框处，“引也”“神也”之别，正是早修本、晚修本的版刻差异。顾广圻曾得见周锡瓒本、额勒布本等早修本，故顾氏认为晚修本作“神”有误，未能注意到该异文为修版所致。徐桢立跋叶启勋本，在据商务影印王昶本（因该本为陆心源旧藏，故徐跋称“陆本”）探讨叶启勋本刷印先后时，言“惟卷第一上首叶首行汉太尉祭酒许慎记，‘慎’字陆本仅剜去末笔，此则全字剜去；卷第八下首叶首行‘慎’字陆本亦仅剜末笔，此则改‘慎’为‘氏’，知此本印时较后于陆本。”事实上，徐桢立所举的例子中，卷一上首页，早修本、晚修本均空“慎”字，王昶本系以墨笔抄补；卷八下首页，早修本、晚修本版刻同作“许氏”，此页王本挖去“氏”字，改作“慎”，由于未能对照原本，徐桢立对异文性质和二本刷印先后的判断有误。在讨论刷印先后时，黄丕烈将藏本中实为早修本的卷十四上至第十五下定为“黄纸而印稍后者”，将实为晚修本的卷一下至卷七下定为“白纸而印较先者”。殆因早修本刷印漫漶、纸色发黄，致黄丕烈误说。王贵元论及“黄志淳藏本为最古”，也与实际的刷印先后不合。至于清代翁方纲、钱大昕、《天禄琳琅书目》所述的小字本“翻刻”一说，以及当代学者所说的黄本、额本、王本“并非同版之书，刊工姓名的相同是由于连同原本刊工姓名一起翻刻造成的结果”[53]，根据早修本、晚修本诸多裂版一致的版片情况看，显然与事实不符。

（二）、《说文解字》的刻工及其反映的元代两次修补版情况

尤袤《遂初堂书目》“小学类”下著录有“旧监本许氏《说文》”，当指北宋初年于国子监开雕的徐铉校定本《说文》。南宋刊刻小字本《说文》的底本，虽然史书阙文，但从今本书后附有的徐铉等人上表及中书门下牒文看，极有可能是翻雕自北宋监本[54]。存世的《说文解字》早修本和晚修本上的版式、刻工信息，为考察《说文解字》的版片刊刻及其在元代的两次修补版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从版式上说，《说文解字》的宋刻、宋修页，版心上方无大小字，元代补版一般版心上方有“大×字小×字”。由此可知，早修本中的宋刻或宋修，计157页，元代补版，计116页。从刻工上看，早修本273页版片中，共有254页有刻工信息；晚修本中，补刻版片6片，剜去刻工共122页，保留原版刻工共125页，修改版心1页。

除去部分漫漶不清的版片外，早修本、晚修本共有的宋刻、宋修刻工有：蔡邠、陈寿、丁松年、丁□、董澄、方中、顾达、何泽、蒋荣、李仲、刘昭、吕信、沈茂、王进、吴中、吴祐、信、许忠、詹世荣、张亨、周成、周明、周□。仅见于早修本中的宋刻、宋修刻工有：曹鼎、陈彬、陈浩、陈晃、陈镇、陈□、丁之才、范文、范允、方至、顾澄、顾永、弓、何升、金嵩、金荣、金□、李、李□、凌宗、阮于、思忠、沈定、沈珍、沈□、石昌、宋、宋通、孙春、孙日新、王恭、王羽、吴春、吴□、徐珙、徐经、徐□、许恭、许茂、叶邦、余忠、张斌、张坚、张升、张松、郑春、致王寿、周与、朱祖、朱□。

早修本、晚修本共有的元修刻工有：曹德新、曹荣、陈才、陈宁、陈新、陈琇、春、董、多、番、范坚、费、公、弓华、圭、何、何浩、何垕、胡胜、霍、金大明、金文荣、李宝、李德瑛、李祥、良富、林、柳、茅化、齐明、仇、沈祥、史伯恭、孙元、汪惠、汪亮、王、王定、王桂、文、翁、吴、吴玉、务陈秀、祥、新明、徐怡祖、徐文、徐泳、杨春、杨十三、姚、叶、祐、因、永、詹德润、占、郑埜、朱。仅见于早修本中的元修刻工有：钱□、王□、张富。晚修本中由于改换版片，新出现的刻工，有施和平山。

《说文解字》版片中，宋代初刻的刻工多已漫漶，和宋代补刻不易分辨。结合宋刻“慎”字避讳来看，该本的刊刻时间当在孝宗年间。刻工之中，阮于见于宋代前期刻书活动，其余刻工，为宋代中期光宗、宁宗、理宗时期杭州地区刻工，并集中在宁宗时期，则《说文》宋代修版，或即在宁宗一朝[55]。至于该本的原版刻工，及该本是否有两次以上宋代补版，还有待更早的印本来确定。

《说文解字》元代第一次修版刻工，大多参与了西湖书院在元代前期的书籍刊刻和补版工作。其中，汪惠、徐泳、齐明、徐文、郑埜、杨春、弓华曾参与大德四年（1300）《大德重校圣济总录》的刊刻工作，汪惠、徐泳、齐明曾参与大德五年（1301）《仪礼集说》的刊刻工作，知《说文》在元代的第一次补版，当在元代大德前后。

《说文解字》元代第二次修版新增的刻工平山，在西湖书院《春秋经传集解》《文选》赣州本的元代补版，以及元刊本《文献通考》《鄂国金佗粹编》中，与倪平山并见，当为同一人。在西湖书院刻本中，平山（或倪平山）亦见于元至大元年（1308）刊后至元三年（1337）左右余谦修《六书统溯源》[56]、元泰定元年（1324）刊后至元五年（1339）余谦修《文献通考》、至正五年（1345）刊《金史》、至正六年（1346）刊《宋史》、至正二十三年（1363）刊《鄂国金佗粹编》。明洪武三年（1370）刊《元史》亦见倪平山。以一个刻工三十年左右的工作年限推测，平山既参与了元末明初《鄂国金佗粹编》《元史》的刊刻，则他参与的《六书统溯源》《文献通考》刊刻工作，当为元代中后期的补版工作，《说文》的第二次补版，当在元代后期。

西湖书院旧为南宋国子监，至元二十八年（1291）徐琰建西湖书院，“实始收拾宋学旧板，设司书掌之”。西湖书院继承了南宋国子监的书版，也是元代刻书的重要机构。《说文解字》在元代修补版情况，与今存早印本和后印本、能反映出元代西湖书院两次修补版的两淮江东转运司刊《后汉书》情况一致[57]。那么，其他经过西湖书院修补版的刻本，是否有元代的一次或两次修补版？比勘其他经过西湖书院修补版的不同印本，结合其他有明确刊年的西湖书院元刊本，考察同见刻工，或可在版本学上为确定西湖书院书籍的修补版情况提供参考。

西湖书院的第一次大规模修补版，在入元之后的元代大德年间[58]。《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仪礼集说》及《说文解字》《后汉书》第一批修补版的刻工（如弓华、汪惠、齐明等），也大多见于元代前期西湖书院其他书版的修补工作。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著录的《说文解字》书版，准确说来，当指目前存世的宋元递修早印本《说文解字》的书版。不妨进一步推测，《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著录的各书书版，正是经过了元代大德年间一次大规模修补版后的书版。

西湖书院的第二次大规模修补版，约在元代后期。据相关记载，元统以迄元末，西湖书院又有一批新的补修和刊刻工作。《史记》《仪礼经传通解续编》《通典》有余谦元统三年（1335）补修题记，《晦庵先生文集》《文献通考》有余谦后至元年间补修题记，至正年间，先后有至正二年（1342）《国朝文类》（《元文类》）、至正五年（1345）《金史》、至正六年（1346）《宋史》开雕。排除明代补版，这些有明确刊年的新刊本中的元代刻工，除个别刻工亦见于早印本，大部分与《说文》《后汉书》后印本的新见刻工相合。其后，据陈基《西湖书院书目序》，至正十七年（1357）西湖书院书库倾圮，“书板散失埋没，所得瓦砾中者往往刓毁蠧剥”，故至正二十一年（1361）至至正二十二年（1362），西湖书院“重刊经史子集欠阙，以版计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计者三百四十三万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缮补各书损裂漫灭，以板计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计者二十万一千一百六十有二”。在刊刻过程中，“书手刊工以人计者九十有二，对读校正，则余姚州判官宇文桂、山长沈裕、广德路学正马盛、绍兴路兰亭书院山长凌云翰、布衣张庸、斋长宋良、陈景贤也。”[59]从《说文解字》晚修本中，元代第一次补刻版页中亦不乏版片残断磨损的刷印情形来推测，《说文解字》在元代西湖书院的第二次修版和补版工作，或即书库倾圮书版蠹剥之后。其中的刊刻、校对人员众多，然校勘粗疏，亦是事实。与平山同见于《宋史》《金史》及《后汉书》第二次修补版的刻工王正、林茂实、施泽之、古贤等人，庶几可作为判断经过西湖书院修补版的刻本，是否有元代第二次大规模修补版的标准。

入明以后，经过元代两次修补版的《说文解字》版片，又随西湖书院的其他版片，移南京国子监贮存。至嘉靖二十三年（1543）黄佐、梅鷟编《南雍志·经籍考》，云“《说文解字》十五卷，脱者五十五面，存者二百十四面，内半模糊”[60]，亦即此版。盖因《说文解字》书版，历经宋元明三朝刷印，至明代中期时版片即已漫漶，不复堪用。明代通行的《说文》，则为李焘据大徐本改编的《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在版本流变中又有新的发展[61]。

综上，目前存世的《说文解字》小字本，均为宋元递修本，版片计标目和正文十五卷并书后牒文等，共二百七十三版。该本系南宋前期杭州刻本，祖出北宋国子监刊刻的徐铉校定本，开雕于南宋孝宗年间，南宋后期在国子监经过一次修补版。入元，《说文》书版归西湖书院。《说文解字》早修本版心下方一般有刻工姓名，保留了较多的早期版本的文字、反切，其修版时间，约在元代大德年间。《说文解字》晚修本经过元代两次修补版，计补刻六页，修版时多剜去原先宋刻乃至元代第一次补刻刻工，并有改用俗字、修改训释、更革反切、剜改墨钉的现象。元代第二次修版，大约在元代后期，距离第一次修版，大约有四五十年。从校勘情况看，元代第二次修版时，《说文》训释的校订较为粗疏，反切的更改尤为拙劣，故晚修本的文本，实逊于早修本文本。

*本文得到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说文解字》与清代学术”（项目号310422118）的资助。写作过程中，得到王宁先生及乔秀岩、张丽娟、瞿艳丹、董岑仕等诸位师友的帮助，并得到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静嘉堂文库、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等藏书机构的协助，谨致谢忱。

注释：

[1]清代至近代，翁方纲、桂馥、段玉裁、黄丕烈、钱大昕、顾广圻、陆心源、叶启勋、叶启发等学人，曾就小字本《说文解字》的版本做过讨论，近代以来，王国维、周祖谟、仓田淳之助、赵万里、严一萍、高明、阿部隆一、李致忠、王贵元等学者，也就宋本《说文解字》的版本源流有进一步的探讨。惜限于条件，诸家的观点或有不够全面，亦有疏失之处，具体考辨详见下文。

[2]影印本收入许慎撰《宋本说文解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孙星衍曾称此本为“额本”，见国图藏孙星衍、顾广圻校跋汲古阁本《说文解字》（善本7315）；由于曾藏汪喜孙、海源阁，学界亦称“汪本”“海源阁本”。

[3]杨绍和《楹书隅录》云“向藏江都汪容甫先生家”，学界多据此以为此本曾藏于汪中处。从该本钤印看，未见汪中印章，额勒布及其子宝奎的印章，在汪喜孙钤印之前。又据行年推断，汪中卒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时汪喜孙九岁；汪喜孙《汪荀叔自定年谱》，嘉庆十二年（1807），“盐政额勒布招置幕府会文，以《玉海》为赠”，时汪喜孙年方二十二岁，而此时《说文解字》仍在额勒布箧中。故该本实未经汪中收藏，其入藏汪喜孙之时，或在道光十年（1830）额勒布去世以后。

[4]《季沧苇藏书目》“宋元杂版书”下“韵书”类下，另有“说文解字十二卷”“许氏说文十二卷”两种，从卷数上看，当为李焘编《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十二卷（卷首题“许氏说文”，录许慎《说文解字叙》），并非始一终亥本的《说文解字》，见《季沧苇藏书目》，《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士礼居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09、615页。

[5]翁方纲《书宋椠说文后》云“此本有毛氏印”，收入《复初斋文集》卷十六。该篇手稿今存，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书号13335），影印本收入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286—1291页。据跋文手稿前所录的宋椠《说文》的装订、印章、行款、各卷卷首的情况，知翁方纲获阅的《说文解字》共两帙，一为额本，一为宋葆淳本。乾隆四十七年（1782），翁氏为钤有毛氏印章的额本撰《书宋椠说文后》。

[6]杨绍和撰，周叔弢批注：《周叔弢批注楹书隅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27—128页。天头有周叔弢批语：“白纸，公事纸，元印，比皕宋楼本为佳。丙子三月，澄中以二万二千元收此书及世䌽堂韩文去，余及庾楼丈作介也。”知1936年由周叔弢、张允亮（庾楼）之介，该书转归陈清华（澄中）。

[7]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修订版），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12页；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277页。然《中国版刻图录》对刻工的分期有待订正，李致忠文中，误将“王文”“平山”等不在此本的刻工阑入。

[8]“毛扆之印”钤于标目页首行残缺处。考该本各卷卷首残缺处，均以汲古阁五次剜改后印本为底本抄补，而毛扆第五次剜改汲古阁本，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五月间，毛扆于是年七月去世。叶本卷首毛扆钤印处，既脱漏“汉太尉祭酒许慎记”，又在第五次剜改后印本刊行以后，知为书贾作伪。钱听默之印，亦真伪难辨。

[9]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1页，第195—197页。

[10]段玉裁《说文订》称为“王氏宋本”，王昶字兰泉，一字述庵，亦称“兰泉本”。后归陆心源、岩崎氏静嘉堂，学界亦有称“陆本”“岩崎本”“静嘉堂本”者。石印影印本收入《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笔者核对静嘉堂藏原书，知商务印书馆石印时描改者，不下百余处。论文引用书影及王本，均已据原书书影核对。

[11]《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有“说文解字三十卷，又一部”，一为王昶旧藏本，一为黄丕烈旧藏，参南京图书馆藏《艺芸书舍宋元书目详注》，收入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第十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66—67页；陆心源：《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9页；[日]河田罴：《静嘉堂秘籍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4—55页。[日]静嘉堂文库编：《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解题篇），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第8页。[日]阿部隆一：《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收入庆应义塾大学附属斯道文库编《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第365—368页。

[12]按，“黄氏志淳”印文文字，与黄姬水草书扇页上钤印相同，参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139页。

[13]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另一部亦是宋刻元修本，行数虽与丁晏跋本相同，但大小字数有异。”当即指此本，然黄本、额本实为同一印本，李氏殆以黄本缺标目，而以黄本正文与额本标目相较，故有大小字数不同之误说。又王贵元称此本为“黄志淳本”，参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6期；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2002年第5辑。惜于版本判断上不无小失，对诸本异文亦有不少失校之处，辨详下。

[14]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4—85页。张玉范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3页。又赵万里《宋元刻本写本经眼录》云“此北宋监本，贞、桓字不缺笔”“此本纸色黯黄，盖明初印本”，收入《赵万里文集》（第三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按该篇系据赵氏手稿整理，定为北宋监本、明初印本，似在1948年作《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前后。

[15]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附录》云：“安邑宋君葆淳得《说文解字》小字本，有毛晋印、季振宜印，是元明间坊间本。”今按，桂馥曾先后得见宋葆淳本和钤有毛晋、季振宜印的额勒布本，此说系误将二本相混。关于桂馥、朱筠、翁方纲等人借阅宋葆淳本的始末及该本入藏台图的情况，参董婧宸：《朱筠跋宋葆淳旧藏小字本〈说文解字〉源流考述》，《版本目录学研究》第9辑，2018年。

[16]严一萍：《跋宋本说文解字》，《大陆杂志》十九卷一期，1959年；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东京：汲古书院，1976年，C44—46页。“国家图书馆”编印：《“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经部》，1996年，第241—242页。

[17][日]大阪府立图书馆：《恭仁山庄善本书影》，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部，1935年；[日]杏雨书屋编：《新修恭仁山庄善本书影》，武田科学振兴财团，1985年；[日]仓田淳之助：《说文展观余录》，《东方学报》第十册第一分，1939年；[日]阿部隆一：《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第365—368页。又，该本钤印，阿部隆一著录误作“香山寺常住”，今据原书订正。

[18]冀淑英编：《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页。此本即《中国版刻图录》“说文解字”条下所述的“内阁大库亦有零星残帙”。书影见周一良主编：《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笔者未能获见残卷的全部书影，近蒙山西大学张宪荣惠示《国图藏宋刻元修大徐〈说文〉残本小考》（未刊稿）并该本部分书影，知系宋元递修之晚修本。

[19]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收入《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80页。

[20]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钞》，收入《潜研堂集序跋竹汀先生日记钞十驾斋养新录摘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1页。

[21]据南京图书馆藏《艺芸书舍宋元书目详注》（《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第十七册，第150页），知此本为黄丕烈旧藏。又王昶本卷一下末页表明，蔡廷相、蔡廷桢曾获见黄丕烈旧藏本，疑黄丕烈旧藏本与王昶本，曾由汪士钟艺芸书舍一并入藏金匮蔡氏处，后下落不明。

[22]于敏中、彭元瑞等著：《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23]周祖谟：《说文解字之宋刻本》，收入《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767—768页。

[24]黄丕烈：《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50—51页。

[25]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9页。

[26]叶万抄本，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注》等书间有以“叶本”称之者，文中为避免误解，凡《说文订》以“叶本”称引的叶万抄本，均以括号补出“叶〔抄〕本”，以别于叶启勋、叶启发旧藏本。

[27]翁方纲于乾隆五十一年借得吴绍灿藏何焯何煌校汲古阁本《说文解字》，撰《跋何义门手校说文》，收入《复初斋文集》，第1774—1775页。手稿天头蓝笔书：“内引叶本”“心友是谁”，正文朱笔书“八上之十上‘𠏮，帀也’，何云宋本作‘市’，按《系传》亦作‘帀’，此所自宋本，亦未可据。”今案，“心友”即何焯之弟何煌之字。“𠏮”字说解，何焯校语与《说文订》、段注所引叶抄本相合，而据笔记的“叶本”，推知何焯所见当为叶万抄本。

[28]据高鸿裁过录何绍基、许瀚校跋，知此本曾归龚自珍，何绍基于道光十二（1832）在京师借得，后许瀚过录。何绍基并未校完，故校语集中见于标目、卷一、卷二。中有部分《说文订》未录的叶抄本异文，并说明叶抄本有“中缝字数及人名”，可作补充。

[29]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7—92页。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第84页。

[30]仅从可考的印章、记述来看，翁方纲、桂馥均得见葆本和额本；钱大昕得见过王本和黄丕烈本；段玉裁得见周本、王本和叶抄本；黄丕烈得见周本、王本、黄丕烈本和叶抄本；孙星衍得见过额本、影写王本和李本；顾广圻至少得见过额本、周本、王本、黄丕烈本和李本；阮元得见王本、额本。

[31]周祖谟：《说文解字之传本》，《国学季刊》，1935年第5卷第1期，修改后以《说文解字之宋刻本》为题，收入《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767—768页。高明：《说文解字传本考》，收入《高明小学论丛》，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29—36页。

[32]参董婧宸：《孙星衍平津馆仿宋刊本〈说文解字〉考论》，《励耘语言学刊》，2018年第1辑。

[33]商务印书馆影印时，二下页六、七下页四、十二下页九等页，王昶本漫漶，影印时皆已描改。今考商务的校改来源，多出孙本。典型者如“窜”，王本作“匿也”，漫漶，影印本据孙本改“坠也”，误。又如“琲”，额本、黄本作“珠五百枚”，叶本、李本、王本俱作“珠也百玫”，影印本据孙本改“珠五百枚”；“荐”，王本作“荐华也”，讹，影印本据孙本改“荐席也”。诸如此类，致失去底本旧貌。

[34]按，修版时嵌入的木块，容易脱去。又如七下页三，叶本、王本、李本于靠近版框最上处修版，“膂”字篆形有殊。葆本修版部分已残去，与此例同。

[35]赵宧光《说文长笺·凡例》“《韵谱》最害事处，如舛本从夊（楚危切），无从夂（陟侈切），大（他盖切正，讹他达切，非）误读入之类，不有许氏原书具在，几乎而不茫昧此道哉？割裂之流毒乃尔。”李盛铎本有赵宧光藏印，可证赵宧光所据“许氏原书”，即为此帙。

[36]阿部隆一《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著录缺页，少计卷一三下第三页，今补。

[37]关于剜去的内容，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标目及卷五上、卷八下、卷九上、卷十二下、卷十三上、卷十五末均剜去标题，及二、三、四行，以墨笔填补”，“原书本作四册装订，每册首尾均钤有元时官印，贾者惧祸，剜毁灭迹。”

[38]考叶本抄补来源，“樵、𠲱、渿”等字，与汲古阁剜改后印本相合，且“帝、膢、𦓯、栩、䣕、鄄、焞、㶇、濩”等字下，又有先据汲古阁本抄补，后据《说文订》所言“小字本”涂改之痕，可以推测，叶本抄补，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汲古阁本第五次剜版后，至于其上的涂改，则不早于《说文订》刊成的嘉庆二年（1797）。

[39]考李本抄补来源，九下页四、十一上页四，空字反映的底本墨钉、漫漶情况，与晚修本相合；十二上页三，“闼、阕”等字下的误字、空字等，与早修本的情况墨钉、误字一致，且与清代汲古阁本、平津馆本等刻本情况不一致，知李本抄补时代较早、来源复杂。

[40]严一萍《跋宋本说文解字》仅述及十二上页三残去，今核王昶本，知一下页四亦残半页，下为影抄。

[41]考王本抄补来源，嘉庆时钱侗影抄王昶本，于一下页十抄一上末页，边有小注：“此页原本误装重出。”今王本此页为金匮蔡氏同治前后据黄丕烈旧藏《说文》影抄，行款、误字、避讳一依宋本，抄补较晚。其余抄补页，“奯、恳”等篆下同汲古阁本，“敿、攸”等篆下同小字本，行款和文字上与小字本或有出入，知抄补时间或在清代汲古阁本刊行以后，但不晚于段玉裁作《说文订》的嘉庆二年（1797）。

[42]如《标目》“青”，朱笔改“仓纪切”为“仓经切”；卷一“丕”，朱笔改“牧悲切”为“敷悲切”等。

[43]另有版刻实为墨钉，王本、叶本挖补，文字相同而笔迹小殊，见“䠋、尾、巟、垸”等字下。

[44]根据卷十二上页三的情况看，此页李本整页抄补，疑原亦同王本，仅存半页，故另据他本抄补。考李本抄补来源，“阕”，早修本作“倾雲切”，叶本、王本修版作“倾雪切”，“阕”，早修本作“█日闭门也”，叶本、王本修版作“事曰闭门也”，两处李本抄补均同早修本，说明此页抄补底本为早修本。至于李本“閜、䦳、䦪”下的空字、误字，系因抄补底本漫漶之故。

[45]以“※”标出的为补版，余为修版，下同。

[46]《大宋重修广韵》据日本内阁文库藏宋元递修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据国图藏南宋藏书阁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元递修本，存下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卷；上平声卷参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大广益会玉篇》据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递修本；《集韵》据上海图书馆藏南宋明州刻本。其中，《玉篇》《广韵》《增韵》的元代补版刻工友山、胜之等，亦参与了西湖书院其他书籍的刊刻、补版工作，《西湖书院重整书目》“玉篇广韵”“毛氏增韵”，当即上述书籍的书版。表中音韵地位据《广韵》音系，前字代表声类，后字代表韵目。其中，“—”表示反切有误，“[ ]”代表书中未收此字，据音韵地位相同的字补入反切；下划线划出的，表示与晚修本反切相同。

[47]赵振铎指出，《集韵》“引《说文》，绝大多数是根据大徐本的反切列在相应的音读下面”（《集韵研究》，语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籀文“大”及“捀”“阕”均引《说文》，均可以视为《集韵》对《说文》反切的继承。

[48]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五砚楼刻本，第336、347、352、355、358、362页。

[49]内藤本、额本、黄本同存而额本裂版处未经描润，可作为判断依据。参二上页七、二下页三、六下页五、十四上页四等页。

[50]周祖谟：《问学集》，第768页。周祖谟以孙星衍本、王昶本作为参校本，但文中举出的异文，多出王昶本描补。今仅据周祖谟举出的异文，不能直接判断傅增湘本究竟系早修本还是晚修本。

[51]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第342、349、353、356、357、362页。按，据段玉裁序、袁廷梼跋看，段氏作《说文订》时，很有可能是在周锡瓒、袁廷梼过录在简端的校勘记上所作的笺记，并非同时翻看三本小字本并作《说文订》，故不免失校、漏校乃至误校。今王昶本仍在，按核与周锡瓒本同为早修本的额本、黄本，知段氏失校周本。

[52]钮树玉：《说文解字校录》，《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江苏书局刻本，第325页。

[53]翁方纲比较宋葆淳本、额勒布本，谓：“宋芝山家藏一本，是即从此本（指额本）翻刻本，尤为疏讹”，见《书宋椠说文后》手稿天头，《复初斋文集》，第1290页。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抄》：“黄荛圃出示宋小字《说文》，与述庵家藏本无异，唯卷末多一行，有‘十一月江浙等处儒学’字，殆元翻刻也。”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6期。

[54]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据书后牒文、史籍记载，将《说文》北宋刊本归入北宋监本，又将《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所列《说文》归入南宋监本，指出了小字本《说文》与《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南雍志·经籍考》之间的版片传承关系，见《王国维全集》（第七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25、71页。阿部隆一《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提出或为公使库本。由于目前关于南宋国子监书籍刊刻的史料记载很少，笔者以为，即便小字本《说文》确实是由公使库承担刊刻工作，也不影响小字本《说文》翻雕自北宋监本的结论。

[55]《中国版刻图录》将《说文解字》刻工分为南宋初叶、南宋中叶、宋元之际和元时三期。事实上，《中国版刻图录》认定为南宋初叶的刻工，仅“阮于”曾见于宋高宗绍兴年间刊刻书籍的原版中，很有可能是早期刻工中年纪较小，故参与了中期的刊刻。其余刻工，主要参与了原刻于绍兴年间的书籍在光宗、宁宗、理宗间的修补版工作。《中国版刻图录》对《说文解字》刻工分期的失误，或许是由于未能区别相关刻本的原刻、补版而造成的。关于《说文解字》及相关浙刻本的宋刻、宋修、元代补版的讨论，参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昌彼得《跋宋浙东茶盐司本周礼注疏》，《版本目录学论丛》（一），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第241—256页；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尾崎康著，乔秀岩、王铿编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56]《六书统》元刊本卷二十末后有“三年八月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余谦补修”字。今案，余谦参与刊补的西湖书院书籍中，《史记》《仪礼经传通解续编》《通典》署元统三年（1335）；《文献通考》署后至元五年（1339），则《六书统》《六书统溯源》的补刻，极有可能是在元统三年（1335）或后至元三年（1337）。

[57]《说文解字》元代第一次补刻刻工中，曹荣、陈琇、范坚、弓华、何浩、李祥、齐明、孙元、汪亮、务陈秀、徐文、徐泳、杨十三、詹德润，亦参与了《后汉书》元代第一次补版；《说文解字》元代第二次补版刻工平山，亦参与了《后汉书》元代第二次补版工作。参尾崎康著，乔秀岩、王铿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67—95页。又尾崎康在“南宋刊南北朝七史”、《陈书》下，提出“元代补刻，似可分初、前、中期三次”，值得关注。唯对补版年代，笔者的认识稍有不同，详下。

[58]元代西湖书院第一次大规模补版的时间上限，或可据《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考求。《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以“毛氏增韵”著录于《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今有上图藏宋刻元印本和台北故宫藏宋元递修本两个印本，其中上图藏本未经过元代修版，纸背有元代湖州路户籍，其公文的下限为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台北故宫藏本则经过元代修补，其中新见的元代补刻刻工，与《说文》和《后汉书》第一次修补版刻工相合，知为经过元代第一次补版后的印本。不难推知，西湖书院第一次大规模的修补版，至少当在至元二十六年之公文纸报废以后。参王晓欣、郑旭东：《元湖州路户籍册初探——宋刊元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第一册纸背公文纸资料整理与研究》，《文史》2015年第1辑。

[59]陈基：《西湖书院书目序》，《夷白斋稿》卷二十二，《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抄本。

[60]《说文解字》有大字本与小字本系统的区别。大字本以自赵均抄本而出的汲古阁本为代表，该本每半页七行，大字十五字，小字双行约二十字，除去毛扆后来附刻的《附录》，计得540版，与《南雍志·经籍考》所计的269版相去甚远，故可推知南京国子监所存的旧版确为小字本的版片。且笔者尝考大谷大学藏赵均抄本残卷，知赵均抄本的异文，有不少祖出嘉靖以后明刊《五音韵谱》，则大字本是否有明代以前的刊本，亦可存疑。

[61]关于《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的版本源流，参白石将人《〈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版本综述》，《中国经学》第二十辑，2017年。笔者寓目的《五音韵谱》看，共有宋刻早印本、晚印本各一种，明刻八种，其中弘治十四年（1501）车玉刻本、嘉靖七年（1532）郭雨山本，为版本演变中的关键环节，对赵均抄本、汲古阁本有很重要的影响，笔者拟另外撰文考察。

注：本文发表于《励耘语言学刊》第30辑（2019年第1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董婧宸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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