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8路公交上的程序员

原标题:408路公交上的程序员

这些程序员在创业公司工作多年,曾通宵加班吃睡在办公室,曾相信这是一家有梦想有担当的公司,曾一同怀抱着拿着期权实现财务自由的梦想,以为房子、车子都不会太遥远。最终却不得不一次次坐上通往劳动仲裁院的公交车。

在一家创业公司工作6年后,程序员刘权和张博最后以狼狈不堪的形式离开——为了讨回拖欠的薪资和补偿金,他们不得不挤上通往劳动仲裁院的408路公交车。这是他们人生头一遭。

过去一年,他们常听人说“大环境不好”,但一直后知后觉,直到潮水退去,才发现自己被晾在沙滩上,最终被推到了劳动仲裁的大门口。

百度指数关于劳动仲裁的搜索数据在2019年4月达到近半年新高,其中比例最大的人群集中在30-39周岁。20多岁的刘权和张博没想过自己也会置身其中。

“哎呦,你怎么流鼻血了?”国字脸女律师尖着嗓子问。

刘权抹了下鼻子,才发现鼻血已经流到嘴唇边。他仰起头,含糊地回答:“可能天气太热了。”他已经焦灼了一个多月,因为欠薪讨薪的事。

“你是工科生吧?我一看你就是工科生,不善于表达。”女律师递过来卫生纸,刘权点点头,赶紧塞进鼻子里。

程序员刘权是被一个妇女拉到仲裁院背面这个居民楼里的。对方自称律师助理,除了挂在白墙上的四面“感谢”大红锦旗,这里怎么都不像正经律所。

他从将台地铁站下车后,还要坐408路公交车才能到劳动仲裁院。408路公交车不太准时,刘权等了30分钟都没来。他是宅男,主要活动区域都围绕着通州的住处或是工作所在地,半径大约3公里。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门口神情凝重的人们

来京6年,这是他第一次来这片。顶着正午30多度的高温,焦躁的气氛被时间拉长,人们在站台走来走去,用手上的东西随意扇着风。刘权皱着眉,汗水在脸上流。以往,这个程序员很少留意外界的变化,因为白天非工作时间都不会在外面乱晃。这天他注意到天很蓝,树叶很绿,周围的一切似乎若无其事,但自己的内心却很凉。

车终于来了,看上去还像学生的男孩在车上发语音:“我必须去告他们!”声音带着哽咽。

南十里居站,一大半人走了下来。

迎接他们的是意外的热情。“要律师不?免费咨询。”

一进仲裁院铁栅栏门口,发小卡片的人一拥而上。被防晒服和墨镜裹得严严实实的中年妇女,拉住刘权,“我们95%的胜率,帮你一条龙法律服务。”乡音浓重、晒得黝黑的男子则一遍遍重复邀请:“到我们村去吧,我们村有三个年轻律师。”这些人都自称律师助理,主要工作是拉人进律师事务所。

刘权赶到时已过12点,大门紧闭的仲裁院处于午休时间,牌子上写着14点上班。

几十个人顶着太阳排队等候,有的站着刷手机,有的趴在台阶上写材料,也有的和栅栏外的“律师助理”攀谈。

“为啥中午要把大门关上啊,让大家进去等着不是更凉快些?”晒得满脸通红的女孩发问。

“来这儿都是维权的,担心安全风险呗。”刘权后边带眼镜的男孩插嘴。刘权心里一沉,自己也是“维权人士”之一了。

下午两点,大门准时打开,人们涌进大厅。工作人员说,刚过完年那会儿人更多,队都排到铁栅栏外面去了。

大厅座位立刻被填满。填表的位置,几个看上去轻车熟路的年轻人面对墙壁站成一排,埋头填写各种资料。免费咨询的律师台前,也瞬间排起长队。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大厅内填材料的人们

刘权在这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了六年,公司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几百人,“又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憋到只剩一张皮”。等刘权回过神来,公司里只剩下二十几人。

创始人还用工资当筹码:只要你签了自愿协议,欠的工资立刻到账,起码还有两三万。

刘权去仲裁院也是头脑一热,想先探探风。但大厅里的律师给他浇了冷水——由于案件多,待审理的案件多、在执行的案件也多,从立案到开庭可能需要等4个月左右。最后还极有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他没想到劳动仲裁会这么麻烦,脑子很乱——自己耗得起吗?到时候万一公司申请破产,就算告赢了还拿得到钱吗?而且现在辞职的话,社保就中断了。他掰着手指数了,社保已经交了4年零11个月,再有1个月就够五年。

他一直盼着,满5年就可以在北京参与买房和摇号,虽然还买不起,但有了资格,就有一种被这个城市初步接纳的感觉。他得先找个机构给自己代缴社保,再作打算。

刘权拿着一堆表格走出大门,一脸迷茫。穿防晒衫的女人又拦住他,“小伙子,要法律咨询不?咱们家律师都是正规律师,有律师资格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都免费的。”刘权不再拒绝。

民房里,女律师坐在酱红桌子背后的黑椅子上,推了推方框眼镜:“我跟你说,现在这公司就是骗你们呢,有没有钱我们一查就能查到,这你根本不用担心!”

“一定能要回来吗?公司领导说要申请破产清算,注销掉公司,到时候我们什么都拿不到。”

“一定能啊,这你根本不用担心!他就是骗你们,公司哪儿那么容易说注销就注销的,他也得需要时间。而且你看你们这个注册资本,5000万啊!”女律师亢奋地抖着刘权带来的公司注册执照复印件。

代理费是3000块,成功拿到钱后,律师再抽10%。刘权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但没想好,只是加了微信,回去跟女朋友商量。女律师的头像是她的职业照,微信签名是:人类声音所不及的地方,还有良知微弱的声音。

乘坐408路返程的路上,难以名状的失望像罩子一样罩住了他。这不是他熟悉的感觉,他熟悉的那条从通州通往城区的八通线,每天上下班时挤得一动不能动,但总觉得满怀希望。

下班晚高峰,北京地铁八通线四惠站

他还记得21岁那年刚来北京时,公司还在居民楼里,创始人强哥坐在面前,用不大但充满激情的声音,描绘着大好局势和美好未来。他眼里的光也点燃了刘权的热血。前几年,他都拿着不到5000元的工资,第一年公司连社保都没给交。

北漂六年,刘权搬过六次家,但工作一直没换。转眼到了2019年,这家公司是他简历上唯一的工作经历。互联网公司一般跳槽才大幅涨薪,在同一家公司反而涨得慢。最近两年,刘权的工资才达到1万7左右,他挺知足。

危机发生在2019年4月,本来应该发工资的日期,一直到了下班时间都没动静。没有邮件通知,也没有口头告知,办公室里稀稀落落有几个人在讨论,不安的情绪讯速传染。

刘权加班到晚上九点,甚至忘记了没发工资的事儿。公司忙着开发支付小程序,说是无人便利店补贴很高。程序员只是执行任务,对风向不敏感。刘权也不相信创始人“真会那么绝”。偶尔的工资拖延情况多少都会有,这两年尤为明显,不过后来补发了。

刘权发了条微信:“强哥,什么时候发工资啊?”对方回复3个字:“来一下。”强哥低声告诉刘权:“公司在财务审计,所以发不了工资,下个星期差不多。”

刘权深信不疑,还转头告诉同事张博:“放心吧,公司没事儿,说是在财务审计。”

张博不相信强哥的话,但相信刘权。他们是好友,曾一起通宵加班吃睡在办公室,相信这是一家有梦想有担当的公司,也曾一同怀抱着拿着期权实现财务自由的梦想。

重庆人刘权,话少,想的也少,生活极其简单,除了爱吃,就是写写代码。东北小伙张博,人高马大,平常笑嘻嘻的,两人站一块就像大雄和胖虎。

不过嘴巴更能说的张博,也应付不了欠薪的事。最后,两个大小伙都得跟刘权的女友小文商量。小文认识的人多,主意也多,经常吐槽:“你们程序员,真的没,社,交。”

程序员整天对着电脑和代码

说好的“下个星期”拖了又拖,5月23日,4月的工资依然没有着落。办公室已经不剩几个人了,直到人事部门也集体离职,离职前还传达了创始人的意思。强哥还说正在准备注销公司,仲裁的人即使赢了,到时候也没什么可执行财产。他用这套逻辑,劝走了一个又一个本要死磕到底的年轻人。

刘权有点蒙:刚开始说财务审计,后来说资金困难,现在怎么又变成这种说法了?

他晚上鼓起勇气给强哥发微信。对方微信语音打了过来,满嘴苦衷,反复强调公司的困难和自己的无能为力,劝刘权出去找工作。

刘权紧张地一遍遍抠大拇指上的死皮,没有质问也没有争吵,只是“嗯,嗯,嗯”地回应。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强哥问。

“嗯,我明白。”

末了,强哥继续在微信上给他安排工作。

每次听到刘权汇报谈判结果,小文都气得要命,恨不得替他去辩论。一年前,她就劝男友早做打算。不知是出于侥幸还是惯性,他看了看招聘网站又继续写代码了。幸好他听女友劝,申请退回了购买期权的一万元。

张博就没那么幸运,买期权的钱也砸了。眼看着公司里人越来越少,他和刘权有点慌了,坐在一起,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唉声叹气,商量着先当面和强哥再好好聊聊。

张博裤子上破了个洞,连日奔波也顾不上

刘权先去的,之前做了一天一夜的心理建设。明明自己占理,他心里却很别扭。平常去饭店吃饭即使菜品有问题,他也只会把菜放在一边不吃,绝对不会找人理论。同事说他“佛”,他觉得自己是“怂”。

还没等他开口,强哥就开始重复说市场环境和公司的不易,中心思想依然是:你们走吧,工资什么的我会给,具体什么时候给,我也没有准儿。

刘权默默听着,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他想用这样的方式对峙。他跟不上强哥的嘴,只能偶尔重复下领导的字眼。领导说一句不容易,他就说我也不容易。领导说公司困难,他就跟着说自己也困难。其他的也不会表达,就连这两句还是小文教给他的。

半小时的对峙,无果而终。

张博更聪明更主动,语言表达能力更强,目的也更明确,要么发了工资继续干,要么正常走流程给赔偿金。他一进办公室,对方就开门见山:“兜里的手机都拿出来了吧,别录了。”

不到10分钟,张博气冲冲地出来了,气得手脚冰凉,嗓子也有点哑。

两人越想越生气,不仅在于权益受损,更气愤的是自己被这样对待。“你不仁我也不义,那就仲裁。”

然而第一次到仲裁院后,两人意识到,这条路也不好走。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倒真有先例。4月某天,两男一女来到公司。他们是专门从上海赶来的小家政公司,目的是要回公司欠他们的2万块钱。公司之前做过O2O业务,和家政公司有合作。

公司冰箱里放着一塑料袋馒头和榨菜,那是他们自带的干粮。第一天,强哥去哪儿他们就跟着去哪儿,一步不离。第二天,强哥说好来公司解决问题,一直到傍晚都没有出现。

“他特么耍我!”带头的男人情绪激动,闹了起来。女人则小声而坚定地说:“我们也没想讹谁,我们就是想要自己的钱,一分也不多要。”

一分也不多要。这句话,在这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被多人跟强哥说了很多次,“我只想要我的工资,一分也不多要。”“你该给我的赔偿都给我,别的我一分也不多要。”“你把我买股票的钱退给我,我一分也不多要。”但如今在这个注册资金5000多万、融资总额过亿的上市公司里,一分不多要也变成了难题。

讨薪的人越来越激动,对着办公室其他人大喊:“你们把自己的东西都带走啊,一会儿我们就把公司值钱的东西卖了,卖了还我们的钱!”

半小时后,钱很快打到了他们账上。

“堂堂一个互联网公司,最后也搞到按闹分配,既快又省心,远比走法律途径便捷。”小文感慨。但让剩余的年轻人做类似对抗,他们做不来,一来放不下身段,二来也在衡量风险。

第二次到劳动仲裁院,刘权和张博吸取教训,一早出门,408路公交车来得也快,八点就到了。

排队到了律师面前,张博问:“这个公司都新三板上市了,会轻易破产吗?”

“什么公司都有可能破产,国企也不例外,何况什么新三板公司。”律师喝了口水回答。

“我们现在就想知道,如果仲裁的话,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万一最后公司注销了什么也没了呢?”

律师的嗓子都哑了:“你既然都到这了,就说明你不甘心,要是甘心你不会来这,别管那么多,先立案吧。”

两人一时想不出什么新问题,就怔怔让了路,后边排着的人个顶个焦急。

大厅里,穿蓝色制服的男人四处巡逻,有时维持秩序,有时站在门口大声吼隔着铁栅栏塞卡片的人。

虽然被警告他们是骗子,刘权和张博还是被一个女人拽走了。他们这会儿也有些六神无主,“先去听一听也没坏处”。

女人拉一个人提10%,能挣300元。她还干副业,手里攥着一把黑色签字笔,5元一根,矿泉水5元一瓶。

两个人没舍得买水,“太贵了”。

还是那个小区。这回是一个很有派头的男“主任”坐在桌子前。齐刘海小姑娘刚咨询完,低头写完材料,神情复杂地走出门。

“这个姑娘啊,是她朋友介绍来的。她朋友之前就是委托我们主任,后来官司打赢了,就把主任介绍给了她。”女助手喋喋不休,掏出手机给刘权和张博看微信转账记录。

“主任律师”的语气跟之前那位女律师一样自信。他反复强调:公司想破产没那么容易,你这个案子胜券在握。当然前提是,都交给他代理。

接过“律师助理”小卡片的年轻人

两人听了半天,决定回去再考虑一下。

这一天,他们依然没有递交材料立案。他们心里还有点犯嘀咕,要是被强哥知道真的立案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走仲裁程序的同事已有好几位,强哥好像也没在怕的。他在圈里人脉广大,要是彻底和他决裂了,会不会影响将来就业?

他们在百度上搜索“劳动仲裁”,相关提示都是:“劳动仲裁会影响找工作吗”,“劳动仲裁对自己今后有什么影响?”

还有人分享了一个血淋淋的事:一个上市公司员工被新领导清洗,对方告诉他主动辞职,“要仲裁也可以,但互联网圈子就这么小,你以后如果还想在圈子里混,就不要搞什么幺蛾子。”这人本来录了音想找做自媒体的朋友曝光,但思来想去还是放弃了,最后乖乖离职找了新工作。

没有人敢赌上职业发展。

刘权找了两个月的工作,都没什么消息。他下载了各类招聘app,之前他都不知道有十几个app做招聘。

5月初到现在,除了找工作,他的时间都花在讨薪上了。程序员虽然收入不算低,但这些年来,他除了还读书、培训的贷款、给家里寄钱,支付房租,几乎月光。房租,马上也要交不起了,十几万的补偿金,对他来说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丢了实在是不甘心啊”。

这个情绪不外露的人,有天晚上睡觉前忍不住跟小文说:我胸口真的好闷,好闷。

“你也别太着急了,我可以养你。”女友安慰他。

刘权每天变着法炖猪蹄汤、排骨汤,给小文吃,但地铁口他最喜欢的那家炸鸡,最近舍不得买了。他跟小文说,“等我找到工作再买。”

对“黑律师”不放心,小文帮忙联络了一些律师。但费用不菲,光代理费就要3万。有位律师掏心窝子告诉刘权,金额很少,根据经验很难要回来,“官司很容易赢,但是执行困难”。

妈妈则给刘权打电话,劝儿子“凡事别弄得太绝”,能把工资要到手就行,别的就别弄了。离职的同事也说,再耗4个月,人都得垮了,就自认倒霉快找工作吧。打退堂鼓的是多数,当初吵着维权声音最大的都早已离开了公司。

程序员高晨和他俩一样气愤,本想着一起“刚到底”。但拖了1个月工资时,他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找新工作。他和他们不一样,有两个孩子要养。

公司做过O2O,通过APP链接用户与阿姨。好的时候,保洁阿姨上千,包装得很高大上,阿姨间呼朋引伴,流传着月入上万的北漂梦。如今,张博加了微信的阿姨们,朋友圈有的学做美甲美睫,有的去做了整形代理,也有的回了老家。

在数次往返的408路公交车上,刘权猛地觉得,在这个大城市谋生,大家本质上相同,无非的谋生工具有的是刷子,有的是抹布,有的是文字,有的人是PPT,而自己是代码。“根本没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只有遭遇困境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平时的体面实际不堪一击。”

北京市408路公交车将台路口西站

“你妈要是没钱了,你还管她要钱吗?”创始人的老婆扯高了嗓子喊,她来公司帮丈夫处理最近这摊事。

这是张博最后一次来找强哥谈判。这句话彻底激怒了他。

他怒气冲冲地反问:“这有可比性吗?我上班拿工资是我应该拿的,我没多要一分钱。”

五年前,张博眼里的创始人老婆还不是这副模样。那会儿,她和和气气,眼睛和脸上堆满了笑,问他的工作情况,问他工作环境怎么样,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

再见面,她剑拔弩张,嘴里重复着不同的责问:“公司都这样了,你就不能理解下吗?”“公司都没钱了,给你个方案你就走吧!”

本来张博是来公司办交接手续的,顺便把他以前买的1万块钱期权退了。强哥答应的好好的,但知道他们已经在走仲裁程序后,立马变脸。

他还是反复跟张博讲,仲裁没有意义。他举例为什么聪明的人事部门什么都没要就走了,举例自己的媳妇曾是高管但因为公司发展不好也得离开,他举了很多例子,用来印证维权的无用。

对峙一直持续到了晚上19:40,张博气得嘴唇发抖,随手抄起投影仪的支架,一个长约1米的钢管。他最终变成了那天闹事的人的模样,但只是做了做样子。

强哥最终的答复是,“退不了”,公司的一切事宜他都已经交给了律师,以后由律师全权处理。

他老婆的态度则是:愿意去告你们就去告。

一个人走在四惠东的过街天桥上,张博四顾茫然,竟然不知道找谁说话。他拨通了刘权的电话,刘权只会一遍遍重复:“你别生气,这事儿肯定都有解决办法。”小文听到张博的嗓子哑了,心里一下子特别难受,就跟那天知道刘权流鼻血一样。

北京四惠东过街天桥

接电话之前,强哥还在给刘权发微信,问工作上的事儿。刘权翻了下两个人的聊天记录:进展,测试,开发,需求,后台,配置,提交。他关闭了对话框,第一次没回强哥的消息。

6月3日,端午前夕。北京下了两场雨,刘权和张博再次登上408路公交,把检查了一遍遍、誊写了一遍遍的表格交到仲裁院立案,同时,又像大学刚毕业那会海投简历。

前同事给他俩传授找工作秘籍:“编辑一段话,给曾经在这个公司工作过的同事挨个发微信,问有没有工作机会。”刘权编辑了好几段,怎么都不好意思发出去。回想自己在这家公司,好像也做了不少事,风光的时候,集体团建,年终奖,下午茶,眼看着公司一步步膨胀,又一步步像砂之塔一样瓦解。

2016年秋天,新三板上市后,公司从CBD搬到四惠,这次上市有效地躲避了后来的资本寒冬。但此后3年里,公司收益连年亏损,业务始终难有进展。

公司也曾挣扎过,方式是继续跟随资本的方向。共享经济火的那几年,公司也跟风做共享,做了共享手推车、共享娃娃机、共享雨伞、共享摇摇车等,但没有一个做了起来。直到发不出工资的这两个月,公司还在做支付类小程序开发,为了拿补贴。但大势已去。

2017年9月,共享经济繁荣的北京街头

端午节后,高晨已经入职新公司,跟刘权抱怨:新公司是996,节奏太快了。刘权安慰他,“适应一下就好了”,自己心里却不是滋味。相比之下,他更愿意996,只希望未来能找个靠谱的工作,工资和社保都能按时交,就足矣。

他和张博都没想到,最终走到打官司这一步的,竟然是最老实甚至有点怂的自己。他们不知道还需要多少次登上408路公交,而劳动仲裁的结果,更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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