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的幻影：關於宋刻“纂圖互注”本的版本學認識

在朱彝尊之後，藏書家陳鱣（清乾隆十八年至嘉慶二十二年，1753-1817；字仲魚，號簡莊，浙江海寧人）也曾經收了纂圖互注本《毛詩》，他引用了朱氏的說法，並且做了進一步的版本學闡釋，值得我們關注。陳鱣（清乾隆十八年至嘉慶二十二年，1753-1817）字仲魚、號簡莊，浙江海寧人，著有《經籍跋文》。其《宋本毛詩跋》云：

毛詩二十卷，宋刻本。……《尚書》乃婺本小字，此則監本中等字。所謂監本者當即岳氏沿革例云監中現行本也。《經義考》載有宋刻《纂圖互注毛詩》，當即此本。惟彼前有《毛詩舉要二十五圖》，此但存《毛詩圖譜》。並不知何人所刻。宋時，各經諸子皆有重言重意，蓋經生帖括之書。此本刻畫工整，紙墨精良，且原於監本，斯為可貴。審其避諱，慎字缺筆，敦字則否，殆是孝宗時刻者。……其傳箋之足證今本之誤處尤多，附釋文亦多勝於今本。又書中用朱筆點句，而於諱字則以朱筆規識。葢猶是宋人書塾中課讀之本耳。6

陳鳣稱，宋時各經諸子均出現了“重言重意”本，是“經生帖括之書”，他所見之本有圈點，故“是宋人書塾中課讀之本耳”。陳鳣以其所見宋刻本評價說，該本“刻畫精良”，出自國子監本。查考書中的避諱字，他認為是南宋孝宗時期的刻本。而且，書中若干字句和後世流傳的通行本有不少地方存在差異，他認為這一纂圖互注本《毛詩》，“傳箋之足證今本之誤處尤多，附釋文亦多勝於今本”。

考其跋文，對纂圖互注本的定位卻有含含糊糊之處，似乎陳氏以為此其所藏《纂圖互注毛詩》南宋刊本保存了宋代國子監本的樣貌。同時，陳氏又認為，此類書籍乃是當時學子的教材，即“經生帖括之書”“書塾中課讀之本”，即當時國子監為學生所準備的教材中有一整套“纂圖互注本”。這些教材的質量非常之高，紙墨精良、刻畫工整，文字可靠，是經籍校勘的重要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陳鱣已經將陸元輔文中的“唐宋”改為“宋”。雖然認定其所見者為孝宗時期刊本，但並不知為何人所作。他由書中的圈點推論，這部書曾經是“書塾課讀之本”，也就是說，這樣的書大概在宋代是比較常見的書，所以被隨意圈點了。

與陳鱣同時代的翁方綱（清雍正十一年至嘉慶二十三年，1733-1818）也持類似的看法，他進一步推論出此類書籍為南宋書坊創作。翁氏說：

《寶刻類編》以書人編次爲卷，不著撰人名氏。曩僅以其稱瑞州，知是宋理宗後所撰。今按：其書實小變陳思之例以便檢閱，既以名臣編卷，又每及於書家筆法評語，是蓋南宋末書坊賈人之所爲也。考證之學，至南宋益加審細，故其時坊客亦多勤求博採，取資學人之用，如經籍則有“纂圖互注重言重意”諸刻，金石則有隷韻之編。陳思《寶刻叢編》旣多傳寫之訛，此書實考訂金石家所賴以取證爾。（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十七·跋寶刻類編》，清李彦章校刻本）

翁氏的意見，和前述陳鳣是一致的，他對南宋時出現了“纂圖互注”本的推測是，當時考證學日漸發達，其風所及，即便是書坊主也深受影響，廣求博取，刊刻了纂圖互注本，以便於學者使用。翁氏推測，並沒有提供理由。翁氏參與了《四庫全書總目》的撰寫工程。他的這種論述大概是他們這一群體的共識。

最後，四庫館臣为“纂圖互注本”定了性，认为它是卑陋不堪的，是毫無價值的。他們在《尚書詳解》條中說：

《尚書詳解》二十六卷（永樂大典本）。宋夏僎撰。……淳熙間，麻沙劉氏書坊有刻版，世久無傳。今惟存鈔帙，脫誤孔多。……原本分十六卷，經文下多附錄重言、重意，乃宋代坊本陋式，最為鄙淺。7

到底是抄本的問題？還是刻本的問題？四庫館臣以為，刻本本身不值一提，抄本因此才錯誤很多，也就無足輕重了。而且，四庫館臣認為，所謂的重言重意根本就是毫無意義的，是“陋式”，是書坊的自作主張。這基本上就宣告了“纂圖互注”本的版本價值為零。

四庫館臣還在《五子纂圖互注》條中重申了這樣的說法：

《五子纂圖互注》四十二卷（浙江巡撫采進本）。宋龔士卨編。……每種前各有圖，而於原註之中增以互注，多引五經四書及諸子習見之語，未能有所發明。……無一足資考證者。而《莊子》因《大宗師》篇有“太極”二字，遂附會以周子之圖，尤為無理。核其紙色版式，乃宋末建陽麻沙本，蓋無知書賈苟且射利者所為。因其宋人舊刻，姑存其目，以備考耳。8

四庫館臣不僅認定纂圖互注本，特別是所謂的纂圖互注本諸子，毫無學術價值可言，是無知無識者所為，只是為了牟利，只是因為其書為宋人舊刻，存其目即可。顯然，這是乾嘉時期學者們的共識。

從此以後，“纂圖互注”本為坊刻，無學術價值，只有收藏價值，幾成定論。餘波所及，至今仍有不少學人引以為據。

這樣，我們至少可以看到清人對於“纂圖互注”本的判定經過了這樣的過程：

（一）陸元輔、朱彝尊：“鋟刻甚精”“唐宋人帖括之書”；

（二）陳鳣：“刻畫工整，紙墨精良，且原於監本，斯為可貴”“宋人書塾中課讀之本”；

（三）翁方綱：“南宋末書坊賈人之所爲”；

（四）四庫館臣：“宋代坊本陋式，最為鄙淺”、“宋末建陽麻沙本，蓋無知書賈苟且射利者所為”。

顯然，關於纂圖互注本的結論是越來越具體，最後將其起源定在了南宋書坊，認定是坊刻本的定式，而其學術價值也被視為一文不值。但是，似乎這些結論中並沒有提出任何有力的證據鏈條說明南宋或者南宋末期的書坊主們是如何編纂書籍的，當然也沒有明確的證據來說明為何是書坊而不是其他。而且，他們（特別是四庫館臣）似乎沒有區分地將“纂圖互注”本的早期版本和後來書坊的覆刻本、翻刻本視為同樣的版本，認定其為商業行為，毫無學術價值，僅僅具有宋代刻本的備考價值。

也許事實不重要，考察也不重要，結論才是人們所關注的。自此而後，四庫館臣的觀點成為主流，差不多成為業界定論。然而，正是陈鳣的“帖括之書”评论、翁方綱“南宋末書坊賈人所為”和四庫館臣的“坊本陋式”之類的判語，讓後人迷惑不已。

絕大多數人沒有機會看到宋刊纂圖互注本，更沒有機會去比勘這類書的內容，大家能看到的就是朱彝尊、四庫館臣的評論，或者陳鳣、翁方綱等人的推論，“纂圖互注”本的學術價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2.價值的重估

從當前的版本學研究成果而言，“纂圖互注本”的定性似乎不成問題，基本的認識有如下幾點：第一、它是福建建陽刻本。第二、它是福建書坊刻本。第三、它的學術價值較低，更多具有歷史文物的價值。第四、它只是宋代書籍出版者為了考試而特別製作的參考用書，其目的是為了擴大宣傳和便於應考者的記憶。第五、它在宋代以後即少有後繼者，纂圖互注本因之可以成為考察宋代刻書的一個案例9。這樣的定性尚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

上世紀三十年代，版本目錄學家趙萬里（1905-1980）在《應用目錄學》的授課過程中就曾專門提到了“纂圖互注本”，並且指出了其中值得關注的幾個版本學課題。趙萬里說，北宋監本所刻經書頗多，但存藏至今者不可得見，即便是南宋監本也較為稀見。所以宋代經書版本問題複雜。就經書而言，有單注本、單疏本、註疏合刻本等。但這些本子後來都稀見了，出現了第四種經書版本樣式：“為什麼經注疏合刻本至今少呢？因為是建陽開了書鋪，新刻註疏附釋文本。就是不但把經註疏合刻，且附釋文于內，於是獨立的《經典釋文》日少，且打倒經註疏本。他們刻的經有兩種方式：（1）附釋文本；（2）釋文加a.纂圖，b.重言重意，即葉德輝氏在其《書林清話》中所云之‘纂圖互注’也。作這一運動是預備提供給科舉的學子。因此前代官刻不為科舉用的本子日被淘汰。今日所能得此類書極少。此類書名曰十行本，楊士奇云此類書為福建（福唐即福建）府學所刻。”10趙萬里第一次將“纂圖互注本”視為是宋代經書的第四種刊刻樣式，這樣的觀點是在葉德輝《書林清話》的專題討論之後的進一步深化。趙萬里也提醒我們，前代學者中，比如楊士奇已將此種版本視為是“府學刻本”，也就是官方刻本者，不過不知楊士奇在何處提及此者，筆者未曾見到此則資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子語類》中，也提到了纂圖互注本：“書坊印得六經，前面纂圖，子也略可觀，如車圖，雖不甚詳，然大概也是。”11也就是說，朱子時代已經有了坊刻本的六經纂圖本。朱子說，這些圖雖然不甚細緻，但大致不差，是值得一看的。只不過我們尚不知道《朱子語類》中所提及的纂圖本到底是何種版本，與今日存世的“纂圖互注”本經子書籍是否有關聯，由於沒有相關史料，只能闕如。可以肯定的是，在朱子時代，書坊已經有了纂圖本的經書刊行。這類書的來源如何，則文獻不足徵。

南宋坊刻先秦子書，有《老子》《莊子》《列子》《荀子》《揚子法言》《文中子》等，趙萬里認為，“除《文中子》外，皆有監本。南宋刻書以北宋為標準刻之。他們皆有纂圖互注。纂圖即畫器物，互注即‘索引’。因為書鋪老闆發明此，以應考童之需。此類書皆有翻刻，最早者為南宋刻，及元刻、明刻建安本。”12也就是說，先秦子書先有北宋國子監刻本，到南宋時書坊主為應考考生之便利，發明了纂圖互注本，并以此替代了國子監舊刻。“此刻出世，北宋監本不見。因為纂圖本把北宋南宋監本打倒。此類纂圖本之影響，就是明清兩季學者，皆以纂圖本為根據，故多錯誤。自王先謙用台州的《荀子》本作書，得意極多。此種纂圖本支配中國學術界的五百年。明嘉靖吳郡顧春所刻之《世德堂六子》，不過把圖注去掉，主文仍根據此種建安本。明許宗魯六子及崇德書院二十二子亦根據此建安本。”此說徑將纂圖互注的發明權給了福建書坊。接著，他更指出了具體的書坊主姓名，即南宋福建私人刻書，“最有名者為勤有堂余氏，及虞氏。可讀葉德輝《書林清話》”“余、虞刻書影響後代最大，即（一）經本附釋文者。這是他們的發明。（二）又作重言重意的工作。利用考試者的心理而成，為經注本。（三）又有經注附注釋本。”13

趙先生關於纂圖互注本的意見，歸納起來是：第一，它的出現時間點是南宋。第二，它是南宋書坊的作品。第三，它是在北宋監本基礎上的創新，繼承了監本的特點，同時也取代了北宋和南宋的監本，樹立了新的典範。第四，這一典範對於後世學者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此後五百年間，不論官私刻本，凡是有纂圖互注本的書籍均在不同程度上以之為據。第五，從現代學術，特別是版本學的立場重新評估纂圖互注本實有必要，即既要從版本的流傳角度重視纂它的價值，又要從版本的文獻本身認識其內在的缺憾。

據此，我們可以知道，“纂圖互注本”不僅僅是一種無足輕重的古代版刻遺跡，它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版本學價值：首先，它的影響之大，足夠引起我們的注意；其次，它的來歷似乎並不清晰，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黃永年于1980年發表《宋本（附金本）》一文，主張對宋金版刻的分析應該按照地域來分析，即圍繞宋金兩朝的浙江杭州、四川眉山、福建建陽和山西平水四大刻書中心展開研究。14宋建本多指的是建陽書坊的刻本。建陽地區是山區，盛產木料，造紙業發達，交通便利，諸多書商匯集於麻沙、崇化兩個鎮，所以建陽本亦稱為麻沙本。建陽書坊多有名可考，比如余仁仲萬卷堂、黃善夫家塾、劉元起家塾等。建陽書坊不僅僅刻印現成的書籍，而且自行編書，“如劉叔剛刻的《禮記註疏》，不僅有註疏，還加進了釋文。”“他們還刻有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的五經和《老子》《莊子》《列子》《荀子》《揚子法言》《文中子中說》等六子。纂圖是在卷首附圖，重言是注出同樣文字的句子，重意是注出同樣意思的句子，用來迎合讀書人科舉考試的需要。”15建本的特點是顏體字；有白口、黑口、細黑口和大黑口；在魚尾下面記錄葉次；不記記錄刻工姓名；有書耳；少刻書序跋，有牌記；避諱不嚴格；紙張多用（現在看起來是）枯黃甚至發黑的麻沙紙張。16

其後，黃永年在《古籍版本學》中對上述說法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黃永年認為，“纂圖重言重意互注”本五經、六子之類，從字體版式來看也都是建陽的坊刻。“浙本尤其是其中官刻一般都講究老傳統，很少變花樣。建陽坊刻則為了招徠顧客，打開銷路，不僅在形式上翻點新花樣，在內容上也常鬧新花樣。如前面所說，經注和疏在北宋時是一直分別刊刻的，南宋兩者東路茶鹽司和紹興府才把經注和疏編刻到一起，楷書出現了註疏合刻本。”“如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的五經和六子，也是他們編刻的經子新讀本。所謂纂圖，是在書的前面附加圖像、圖解或地圖，如《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尚書》附加：書學傳授之圖、唐虞夏商周譜系圖、堯制五服圖、禹弼五服圖……所謂互注則包括重言、重意兩種，重言是把本書其他篇章里文詞相同的詞句互注到本文下面，重意是把本書其他篇章里意思相近的詞句互注到本人下面。”“六子則是《老子》《莊子》《列子》《荀子》《揚子法言》《文中子中說》六種，纂圖互注的辦法也和五經相同。有些如《尚書》在纂圖云云之上還加上監本者，表明源出國子監官刻，以博取讀者的信任。”總之，這些建陽坊刻雖然校勘雖限於水平，不甚高明，刊刻上還是力求精工，使讀者開卷即有賞心悅目之感。17

黃永年認為纂圖互注本具有版本學的多種研究價值：第一、它是宋代福建刻本的典型樣式。第二、它出現在南宋時期，是在北宋以來經書刊行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第三、它是一種古籍刊行形式上的創新，並非是內容上有所創造，它是書坊的作品。第四、這種創新所依據的是官方機構的產品，也就是國子監的“監本”。但這種依據僅僅是一種出版者的宣傳，並不見得確有實據。第五、雖然在文本方面有校勘不細等問題，但其在刊刻上具有精工的特點，特別是其中的插圖部分，品類繁多，具有版本學的價值。黃先生的這種提法，值得我們重視。

除了版本學價值之外，現代學者們還注意到了“纂圖互注本”的版畫學、插圖學研究的意義，即其藝術價值。因為它是現存較早的圖文並茂的古代典籍，插圖內容極為豐富，保留了很多早期的典型版畫，也留下了很多值得考察的課題。如《中國版畫史圖錄》中著錄了早期的經子書籍，如《新定三禮圖集註》二十卷（南宋淳熙二年（1175）鎮江府學刊本）、《尚書圖》二十卷（注：即《纂圖互注尚書》，南宋紹熙間建陽刊本）、《纂圖互注禮記》二十卷（南宋刊本）、《纂圖互注荀子》二十卷（南宋刊本）等。18此種認識或源於民國時期學者們的主張，比如民國時，鄭振鐸（1898-1958）曾編纂出版《中國版畫史圖錄》線裝本，在該書《自序》中，鄭氏說，我國版畫開世界諸國之先河，西方刻印聖經像版畫出現在明永樂初期（即1400年左右），而中國在晚唐就已經流行版畫。鄭氏說，“隋唐以前，版刻無聞。而漢魏六朝碑版墓磚之花飾，殷周三代甲骨與銅玉諸器之圖案，已甚繁賾工致。追溯淵源，斯當為版畫之祖，亦若石經碑刻當為刻書之祖也。唐之中葉，佛教極盛，而三藏經卷尚為手寫。間有以木鐫佛菩薩像捺印於卷前若押印章者。”19又說：“至北宋末，版畫之為用漸廣。《本草》有大觀、政和二本；《博古圖》為宣和所纂，今雖未睹原刊本，而於元至大重修本中猶依稀可見原本面目之精良。南宋所刊版畫書，存於世者尚不在少數。陳祥道所纂禮樂二書，附圖甚富。以‘纂圖互注’為號召之經子，自《周易》《毛詩》《周禮》《儀禮》《禮記》一下，至老莊荀楊，刻本多至十餘種。”20

其後，錢存訓在李約瑟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化學及相關技術》第一分冊《紙和印刷》（劍橋大學出版社，1985年）一書中說：“雕版印刷不僅涉及各種技術工序，也包含許多藝術方面的重要因素。字體固然體現了書法上的觀賞美學，用木刻及其他方法製作的插圖更直接代表書畫刻印藝術。插圖不僅充實裝飾文本，幫助理解記憶，還能彌補文字的不足。如果沒有插圖，內容就會缺乏持續的吸引力，在某種情況下會難以領會。”21錢存訓又說：“10世紀起，開始印刷儒家經典著作，但是直到12世紀之前還未見到任何插圖。12世紀專為應試學子出版了上圖下文的纂圖互注本。這類著作中，《六經圖》《三禮圖》《爾雅圖》也很有名。《六經圖》于1166年印于福建，描繪了六經中提到的309件事物，據知宋代至少還印過另外三種版本。”22方彥壽也指出，朱熹《周易本義》、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王朋甫刻《尚書》等，卷首均有大量纂圖，已然是建陽刻書的一大特征。23對於這樣的觀點，傳統的版本學者並不認同。上世紀六十年代，毛春翔（1898-1973）出版了《古書版本常談》一書，其中說：“近人因宋刻精美，可以作為藝術品來欣賞，此說我不敢苟同。古書有用的，即好好地利用；認為無用，置之可也。今天不用，明天說不定有用，夏葛冬裘，各有時用。將宋刊作為藝術品來欣賞，那是藝術家的看法。”24

除了這種藝術學的研究之外，還有歷史學者對纂圖互注本中的地圖進行了深入研究，體現出它的另外一種學術價值。如辛德勇《石刻拓印地圖在宋代的興起與傳播》一文中，提出學術研究的深入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推動了宋代地圖類石刻興起。特別是科舉制度的改革，為此類石刻提供了廣泛的社會需要。宋代教育制度自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開始推行官學改革，要求各州縣設立學校，將科舉考試，特別是進士改革為策、論、詩賦，廢除了貼經和墨義。范氏改革失敗后，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改革，將前者若干政策落實，推廣和完善學校制度，科舉以經義取代詩賦，成為科舉制度史上最重大的變革，經義和策論成為考試的基本組成部分。由此，辛德勇認為，科舉考試內容的變化對學校教育的要求，直接導致了對於經書、石刻地圖及相關書籍的興盛，“宋代《禹貢》學的興盛，與《禹跡圖》的刊刻上石，也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兩種現象，都是宋代學術風尚轉變以及科舉制度改變后的產物。”而且“宋代建陽書坊專門針對科舉考試使用而編印的‘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類《尚書》讀本，最能反映《禹貢》地理圖對科舉考試的重要參考作用。如存世南宋刻本《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尚書》，卷首即附有一幅專門反映《禹貢》篇地理內容的《隨山浚川之圖》。又如《天祿琳瑯書目後編》所著錄南宋光宗時刊刻的《纂圖互注尚書》，于‘卷前標《尚書舉要圖》：……曰《商遷都之圖》，曰《周營洛邑圖》’，等等。”25辛德勇認為，宋代各地官學因應科舉考試的功利性需求而在石碑上翻刻《禹跡圖》非常普遍，比如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在江西路興國軍軍學大成殿樹立了《魯國之圖》。同時在書坊刻本中也多有存留的例證，“在存世南宋建陽劉氏天香書院坊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的卷首，就刊有一幅類似的《魯國城理之圖》，這種帖括之書的實物，可以進一步印證這一點。宋代同類石刻地圖，還有楊甲在紹興年間編纂的《六經圖》，其中包括《十五國風地理之圖》和《文物灃鎬之圖》這一類反應《詩經》地理內容的地圖，這種地圖不僅為建陽書坊刊刻的《纂圖互注毛詩》所承用，在楊氏家鄉潼川府路昌州的州學院內也曾刻有石碑。”26總之，科舉考試的所造成的社會需要導致了當時類似書籍的大量出版，而建陽書坊的刻本也不過是因應了當時的這種學術發展和考試需要，我們也可以用這些“纂圖互注”本來證明當時存在這樣的社會風氣。

由此可見，在當代的版本學研究中，對於纂圖互注本的版本性質及其價值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這一類版本具有的研究價值。我們有必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是，（1）纂圖互注本何以構成宋刻本中的獨特的樣式？（2）纂圖互注本是書坊本嗎？這一認識是如何成為版本學的常識的？（3）纂圖互注本有哪些書，它在宋代以後的書籍出版中有何影響？（4）纂圖互注本在具體的版本個案中具有哪些值得重視的地方？對於版本學的研究具有何種意義？

3.鑒定的疑惑

經歷代藏書家之手的珍貴典籍，多被學者反復檢點、鑒定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識，也有不同的記錄。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說到《纂圖互注禮記》二十卷《禮記舉要圖》一卷時云：“宋刊本，季滄葦藏。此南宋麻沙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二十五六字不等。鄭注下附陸氏釋文，釋文之後為重言重意。重言者，其文同也；重意者，其意同也。讓字缺筆，蓋孝宗時刊本也。字體與三山蔡氏《陸狀元通鑒》、《北史》《新唐書》同。當是麻沙本之最精者。”27所謂《陸狀元通鑒》是《陸狀元增節音注精議資治通鑑》。季氏如何認定此類書的價值尚不清楚。

藏書家黃丕烈（清乾隆十八年至道光五年，1763-1825）曾得到過幾種纂圖互注本，包括《毛詩》《周禮》和《荀子》。黃氏在《蕘圃藏書題識》中說：

《纂圖重言重意互註毛詩》二十卷，宋監本。……今歲夏初，五柳主人從都中歸，攜有全部宋刻，行款正同，謂可借以影鈔補全。無如已許售海寧陳仲魚，遂轉向仲魚借之，以了此願。鈔畢，復手校其誤，三卷中止誤一字，七卷六葉三行“淫”誤為“浮”，竟改之。28

除此之外，黃氏還曾收藏過另外一部纂圖互注本，黃氏記載：

《毛詩傳箋》殘本□卷，宋刊本。此殘宋本《詩經傳箋》附《釋文》本，余得諸己巳年（1809），鈔補於庚午年（1810），猶未及裝潢也。頃又得一小字本，大同而小異。合諸延令季氏《書目》所云“鄭箋、陸德明釋文《詩經》二十卷，八本”之說，正符其目。又載“《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點校毛詩》六本”，乃得此本之名。是書雖非季氏舊物，而監本之名從此識矣。監本亦非一刻，余新得者，標題《監本重言重意互註毛詩》，較此少“纂圖”字、“點校”字，可知非一刻矣。昔人聚書，不妨兼收並蓄，故得成大藏書家。余力萬不逮季氏之一，而好實同之。茲藏二刻，居然相埒，後之得是書者，其殆將由百宋一廛之簿錄，而沿流溯源乎？喜而書此，以志余言之非妄云。辛未（1811）初冬，復翁書於求古居。越月季冬望後一日裝成，原收及裝潢鈔補之費，共計百金。

這裡，黃氏並沒有進行文本的考察，而是如實地記錄了他當年是如何得到兩部宋刊殘本的。值得注意的是，黃丕烈將其所得之纂圖互注本著錄為“宋監本”並非是藏書家為了博取名聲而為。黃氏推測宋代國子監刊刻經書不止一刻也是合情理的。

不過，黃氏的鑒定意見在陳鱣看来可能並不是很準確。如前所述，陳鱣的觀點，较之黄丕烈的看法更为世人所熟知。我們再看另外一位黃氏學者的觀點。黃以周（清道光八年至光緒二十五年，1828-1899）注意到，在經書註疏中已經有相關的圖的記載，賈公彥的註疏本圖的部分可能並沒有隨文，而是有可能放在文字部分的前面了。這些圖，在後來通行的十三經註疏中不復存在（但明永樂《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書》是有圖的）。黃氏推測早期的經書註疏中是有圖的，因為註疏中不僅一處提到了圖。其中有些圖可能是在後世的傳承中失去了，他用的書目卷數來證明此事，並且在註疏的文字部分找出了具體的實例證明當時應該是有圖的。黃以周云：

初讀《毛詩正義》，至《鄘風》，疏注旄干首之義有曰“別圖於後”，迺知孔疏之有圖。及讀聶崇義《三禮圖目錄》，謂“《周官疏》，特圖大琮”，又知賈疏亦有圖。……又知賈疏之圖得其體要，與孔疏載旃物圖，又載旗旟圖，其繁簡單亦不同。則《周官》賈疏之圖必大有可觀焉。29（清黄以周《儆季雜著·禮説六·雜著之一》）

由於學者們習見的經書註疏中無圖，所以一般學者也就以為沒有圖了。但是，在宋代出現了一類“纂圖互注”本的書籍，包括了主要的經書，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某些啟發，或許這些纂圖本所保留的就是早期註疏中所有的圖，所以黃氏說：

阮文達作《十三經校勘記》搜羅宋元舊槧不爲不富，而北宋本《詩疏》《周官疏》之有圖者曾未一見，校語中亦未一及。近之讀注疏者，告以孔賈疏中有圖，其不以爲怪誕者幾希。宋元間有《毛詩纂圖重言重意互注》一書，又有《周禮纂圖互注重言重意》一書，朱竹垞以爲元人所輯。陳仲魚吴槎客得其書，以爲的係宋槧，寳過拱璧。然讀仲魚跋，一則曰經生帖括之書，再則曰宋人書塾課讀之本，其書之陋可知也。能得孔賈有圖疏本，則《周禮纂圖》《毛詩纂圖》二書，詎不同諸康瓠也與。30（清黄以周《儆季雜著·禮説六·雜著之一》）

從黃丕烈和黃以周的記錄可知，他們都將纂圖互注本視為重要的宋代藏書而珍重之，並且，黃丕烈認為應為“宋監本”而非坊本。學者黃以周更是通過文本的考察，探求了經書纂圖可能是唐宋以來學術傳承的結構。

清末民初，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對有清一代的版本學做了總結。葉氏《書林清話》卷三對有宋一代刻書機構做了歸納，題曰：“宋司庫州軍郡府縣書院刻書”，他說：“宋時官刻書有國子監本。歷朝刻經史子部見于諸家書目者，不可悉舉，而醫書尤其所重。……天水右文，固超逸元明兩代矣。”31除了國子監本之外，按照刻書機構分類有所謂的：崇文院本、秘書監本、德壽殿本等等。32無疑在葉氏看來，宋代刻書機構極其之多，葉氏還列舉了某州某府本，按此皆屬於一般意義上的公家刻書。其次則是私宅家塾刻本、坊刻本，這是我們今天最為常見的刻書機構的一分為三的分類法，即官、私、坊刻本。在葉德輝看來，書院刻本亦屬於官刻本，和坊刻本不同。

關於纂圖互注本，葉氏《書林清話》卷六提及的諸“纂圖互注”本經子書籍有22部：

經部：南宋刻巾箱本《纂圖附釋音重言重意互注周易》九卷《略例》一卷、《纂圖附釋音重意重言互注尚書》十三卷、婺州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十三卷、《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尚書》十三卷、《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二十卷；宋麻沙坊本《附釋音纂圖重言重意互注毛詩》二十卷、《京本附釋音纂圖互注重言重意周禮》十二卷；宋巾箱本《纂圖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禮鄭注》十二卷、《京本點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禮記》二十卷、《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禮記》二十冊；南宋麻沙本《纂圖互注禮記》二十卷，《禮記舉要圖》一卷、《京本纂圖附音重言重意互注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監本纂圖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論語》二十卷。33

子部：《纂圖互注荀子》二十卷、宋槧本《纂圖互注老子道德經》、《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十卷、《纂圖互注老子道德經》二卷、《纂圖互注南華真經》十卷、《纂圖互注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八卷、《纂圖互註文中子》十卷。34

這些被定為宋元刻本的纂圖互注本，今存者如下表所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現存版本的一部分已被納入到《中華再造善本》叢書中影印出版，為我們進一步的個案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按照古籍版本的習慣，葉氏記錄了這些“纂圖互注”類書籍的行款，大概有半葉九行十七字、十行十九字、十行二十字、十一行十九字、十二行十八字等等不同。“大抵經有七而子則四。《儀禮》《孟子》非場屋所用，故置之。《老》《莊》《荀》《揚》外，加入《列子》《文中子》，亦出當時坊賈重刻之雜湊，非原有也。”35

所謂七經包括：《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經傳集解》《論語》等，而四子則有《荀子》《老子道德經》《揚子法言》《莊子》，葉氏認為《列子》和《文中子》可能是當時書坊雜湊而成，並非重要的子書。

無論如何，這些經書和子書冠名為“纂圖互注”的都是書坊刊本。為何是書坊刊刻？是書坊編纂之書，還是書坊用前人書刊行？葉氏未加解釋，只是下了結論：“宋刻經子，有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標題者，大都出於坊刻，以供士人帖括之用。”36在葉氏看來，“纂圖互注”本是書坊為了士子參加科舉考試所用。這樣的理解，應該就出自四庫館臣的判定。

張麗娟博士《宋代經書註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首次將“纂圖互注”本的課題置於關鍵地位，該書第一章“單經注本”，第二章“經注附釋文本”，第三章“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張博士討論了“宋刻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的傳本”“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經書的版刻與體例”兩大課題，是我古籍版本學界自葉德輝《書林清話》之後，對這一類型的古籍最全面的梳理。在該書中，張博士同意纂圖互注本的科舉考試說和書坊創意說，不過通過作者的細緻考察，特別是從今存宋刻“纂圖互注”本來看，這類書“樣式繁複、數量眾多，說明當時此類經書版本刊刻之盛、流通之廣。”37又如《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中著錄了《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提要作者說：“宋代坊刻經子之書，有纂圖互注、附音重言互注、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京本點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婺本附音重言重意等名目，多為迎合學子科考之需。”38

但為何會有諸子書也有“纂圖互注”本？將它們一概視之為科舉用書，從常識來看似乎有不確處。為了將這種說法更加完善，宿白（1922-2018）提出了“引人購買”說。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39一書中論及南宋的雕版印刷時說：

（福建）建寧距南宋行在所較遠，中央控制較弱，所以其地的書坊雕版，自淳熙（1175）以來似乎比臨安還要發達。他們大多集中在麻沙、崇仁兩坊。……為了引人購買，他們（書坊）對許多通行的經史文集進行了加工，……各書坊更大量編刊“纂圖互注”、別附圖表之類的書籍，以及專應科場需要，編印了如《事文類聚》《記纂淵海》之類的類編書籍。

據宿白先生的分析，“纂圖互注”本屬於南宋書坊本，其目的是為了吸引購買，而非為科舉考試所用。專為考試用的書是《事文類聚》之類的類編書。這就意味著從清初以來的關於“纂圖互注”本的定論出現了新的认识。

然而，也有不同的看法存在，比如《纂圖互注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有“龍山書院之寶”的木記。李致忠先生《宋版書敘錄》40中提及，國家圖書館藏《纂圖互注春秋經傳》三十卷，是袁克文舊藏，袁氏以為是南宋建本，但據考證，南宋龍山書院在安徽六安州，是南宋中晚期建立的書院之一。龍山書院學生汪立信（1200-1274）曾在南宋咸淳年間做過招討使，也是有名的官員，如果是他曾經學習過的書院，得到朝廷的賜書不是沒有可能。我們知道歷代王朝均有頒賜書籍的慣例，在宋代史料中也有很多相關的記載，則此書為頒賜書，當然是國子監官書，然後龍山書院鄭重其事的蓋上“龍山書院之寶”豈不是合情合理，後來刻書者則將藏書印一併刻上也是正常的。

4.爭議的焦點

纂圖互注本，按照通行的說法，即四庫館臣中所述的“帖括之書”是南宋末年的建安書坊所刊，故而存在幾點需要說明的問題：

第一，纂圖互注本刊行時間與當時的教育制度改革似乎有時間上的懸殊，而且纂圖互注本除了經書之外還有《老子》《莊子》等若干子書，何以說明當時這些書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出版的呢？子書的情況容易解釋，因為在徽宗期間已經將《老子》和其他三部道家典籍視為科舉考試科目了。但《荀子》是否在其名單之中，尚不可知。

第二，此類書籍如果只有建安書坊刊刻，似乎難以自圓其說地證明當時整個社會風氣如此。難道其他地方就沒有科舉考試？顯然這樣的說法是有問題的。

第三，如果說纂圖互注本書籍中的經書（如《詩經》《尚書》）所用圖或者地圖的來源是書坊使用了紹熙間的《六經圖》，那麼其他子書呢？　

事實上，藏書家和學者之間對於書籍價值的判定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藏書家要根據歷史的價值來認定他們所藏之物。比如，國家博物館藏明初刻本《纂圖互注荀子》，有翁同龢、翁斌孫跋。其中，翁斌孫（1860-1922，字弢夫，號芴齋，江蘇常熟人）跋稱：

此纂圖互註本《荀子》乃元人帖括之書，瞿氏鐵琴銅劍樓著之，《天祿琳琅書目》亦誤以為宋刻，無怪董雲舫之秘為至寶矣。宣統庚戊（1910）冬日收於並門，因記。41

翁斌孫是清光緒三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人國史館協修、翰林院侍讀、山西大同府知府等職。其說源自何處不詳。元人科舉考試似未見用《荀子》者，至於明初的科舉考試中荀子也不在主要考察範圍。此跋所說的“秘為至寶”倒是實情。

纂圖互注本的版本確定並非易事。金毓黻曾對清內府所藏纂圖互注本六子做過細緻的考察。金毓黻在鑒定清內府所藏纂圖互注本時，採用了版本學的常用方法，包括：

首先是文獻的記錄和專家的考訂，特別是葉德輝《郋園讀書記》、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版本學首先也是一種文獻的學問，特別是歷代藏書家的記錄，對於後來者的鑒定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實物的比較。比如用單刻本和合刻本對校，發現字體和板框上的細微差異。版本的考訂必須建立在實物的比較之上，僅僅依靠版式的記錄，未必能發現其中的細節問題。

第三是歷史的考訂。比如他說“宋代福建建寧府有建安、建陽兩縣，建陽劉氏以刻書著名。縣西七十里有麻沙鎮，有榕樹，可供刻板。惟質軟易壞，故爾時人甚賤視麻沙版書。建安居麻沙鎮西南，亦為書賈所在，其所刻書應與麻沙本為一系。”

第四是古籍實物的著錄，比如纂圖之圖，互注之注等等。這是版本學的看家本領。

清宮舊藏纂圖互注本六子被著錄為宋版，經金毓黻上述細緻地考證，可以確證其非宋版。還可以確定的是，清內府所藏六子為建安書坊（注：原作書房）刊本。金氏注意到，其中《莊子》一書有單行本，字體較六子本較瘦，他以為這是因為“瘦本從肥本翻刻”，“大抵翻刻之際，紙經水濕而縮，故板匡小去一線耳。至重刻是，字畫由粗而細，又為理所應有。儻此兩本均為元翻宋，則肥本應在前，或為宋刻元印，亦未可定。瘦本應後于肥本，或為元刻明印，此皆不能確定。”42所以，金毓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審定宋版書最難之關，即為南宋末季刻本，與元初刻本之相似；而明初刻本類似元刻本者，尚易于辨認，此為講版本所應知之義。”43

但是，版本學除了時代接近的複雜之外，還有其他更棘手的問題。就纂圖互注本而言，這類書籍曾經極為流行，自宋至明，反復刊刻，以至於很少有人能見到最初的刊本，也就沒有辦法去理解早期版本的價值了，金毓黻也就很自然地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凡纂圖互注重言重意，皆為坊刻俗子所謂，無何等深意。世人以為為宋元刻本，故競相引重耳。宋元麻沙本書籍，多屬此類。”44這一結論，用在後期的翻刻本上是較為確當的，但在早期的版本上如果以這樣的眼光來評價，則是欠妥的。當然，這正是版本學的意義所在，因為任何一個版本現象的產生都會有極為豐富的歷史過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所呈現出來的樣貌也各有不同，版本學就是要盡可能地揭示這種複雜的過程。

我們且引台灣古籍同仁的看法，以窺其一斑。臺灣“中央圖書館”於2013年舉辦珍貴古籍特展，系統揭示了抗戰期間，鄭振鐸等人在抗戰期間搶救的珍貴古籍。鄭振鐸、葉恭綽、徐森玉、蔣復璁、張元濟等人曾以“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名義在淪陷區搶救了4500余部珍貴古籍。為紀念仁人志士搶救和保護古籍，守護和捍衛傳統文化的“英雄式行動”，該館選擇了八十種最珍貴的善本予以展示，該館特藏文獻組編輯出版了《希古右文：1940-1941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以下簡稱《八十種圖錄》），其中有經書兩種、子書兩種有纂圖互注本。

（1）《禮記》二十卷，南宋紹熙間建安刊本，10冊。板框16*11.7公分，左右雙邊。半葉11行，行19字。小字雙行，行25字。雙黑魚尾。有袁克文跋：“《禮記鄭注附釋文重言重意》二十卷，審為南渡後建安刻本。向未見於著錄，復無藏家印記，無可攷索。惟與陳仲魚（鱣）所校多吻合，張月霄（金吾）藏《月令》殘本所舉佳處悉與此同。洵善本也。比居海上，識王子欠銕，始知此書為天一閣故物，為賈人盜出。范氏書目禮類有《禮記》二十卷宋刊本一條，即此書也。”《八十種圖錄》說：“《文祿堂訪書記》卷一著錄《纂圖互注禮記》二十卷，宋建刻本，存卷九。版式、行款及諱字，大抵與此本相符，或係此本之同版。”45《圖錄》卷一卷端書影，上題“禮記卷第一”，內文中有黑地白字“重意”。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原題名為《禮記》，而藏家認為是《禮記鄭注附釋文重言重意》，這是根據書中的內容重新擬定的書名。而臺灣古籍同仁更根據行款格式等考訂出此書或者與另一“纂圖互注本”同。由此，我們可以推知，纂圖互注本與其他同時代的經書之間的區別可能並不在版式上，而是在內容方面。

（2）《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存二十九卷），南宋潛府劉氏家塾刊本配補南宋建安刊纂圖互註本。原書全三十卷，此本缺卷四，又卷十二、十三、十九係配補。16冊。板框19.1*12.7公分。四周雙邊。半葉11行，行20字；小字雙行，行27字。雙黑魚尾。有耳題。補配板框17.6*12公分；左右雙邊，半葉12行行21字，小字雙行行26字。全書葉面有模糊處，缺葉頗多。此本之所以被認為是“劉氏刊本”是因為在序文后有牌記“潛府劉氏家/塾希世之寶”的牌記。46

世傳的纂圖互注本中，除了此《春秋經傳集解》有明確的牌記之外，尚有其他幾種，但是均非一般意義上的刊行牌記。根據林申清《宋元刻書牌記圖錄》可知，宋元以來刻書牌記從類型來看包括：1）記刻書時間、2）刊刻者齋名堂號、3）兼記刊刻地點和刊刻者齋堂室名、4）兼記刻書時間和刊刻者、5）兼記刻書時間地點及刊刻者、6）記版權、7）刻書咨文、8）刻書跋文等八種主要類型47，而一般而言，“XX之寶”很明顯的是藏書印記。據此牌子將該書確定為刊行者，似乎存在一定的疑問。所以，林申清將有“劉氏天香書院之記”牌記之宋刻本《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歸為官刻本，是有其理由的。48

（3）《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二十卷，南宋紹熙間建刊本。6冊。板框18.8*12.9公分。左右雙邊。半葉10行行19字，小字雙行行23字。雙黑魚尾。有耳題。音注的字用白文墨蓋子標出。該書卷一卷端題“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卷第一”。此本未見纂圖部分。49

（4）《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十卷，元建陽刊六子本。《八十種圖錄》提及傅增湘的說法，他判定纂圖互注本的《南華真經》出自福建坊刻，價值不高。編者說，“就今日而言，纂圖互註本係迎合古代士子應舉需要之用書，有助於學者研究古代教育及出版事業，亦自有其價值。惟如《藏園補訂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有所謂宋末建本、元刊本、明初刊本，行款版式全同。明翻亦不只一本，有晚至弘治、正德間者。”50問題是，如果說纂圖本《莊子》或者六子是為了考試的話，宋代尚能說得過去，因為宋朝的確將《荀子》《莊子》《老子》《揚子法言》等列入考試科目，但是元明何嘗有此？故而，僅從常識來說，這種說法就存在令人困惑不解之處。

這並非台灣同行對古籍版本的認識出現了偏差，恰恰相反，這就是淵源有自的版本學常識。在版本學著作中多能見到類似的觀點，比如“宋代書坊……大抵以建陽麻沙、崇化兩坊為最。……坊刻旨在謀利，利於易刻速售。易刻，則木必柔；速售，則必草率。木柔，則易磨滅；草率，則多訛奪。故坊刻本往往校勘不精，避諱不嚴，於紙墨不甚措意，較之官刻，相差很遠。然在今日，建本亦稀矣。前代勞動者的血汗結晶，我們還是極重視它。”51論者多引用宋人葉夢得《石林燕語》：“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而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為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52在《古書版本常談（插圖增訂本）》中談到福建坊刻本時，附有“宋麻沙書坊本《纂圖互注毛詩》”和“宋麻沙劉通判宅刻本《纂圖分門類題五臣注揚子法言》”圖版，後者有牌記“麻沙劉通判宅刻梓于仰高堂”。又如施廷鏞《中國古籍版本概要》中也說：“麻沙本，刻雖不精，藏書家以其為宋本而珍之。南圖藏有宋麻沙本蜀人黃晞《歔欷瑣微論》二卷，元刻宋麻沙本《纂圖互注南華真經》十卷。日本翻宋麻沙本江少虞《皇宋事實類苑》七十八卷，鐵琴銅劍樓藏南宋麻沙本《纂圖互注周禮》十二卷，宋末麻沙本《廣成先生玉函經》一卷。這種麻沙本，論者不以為貴。”53由於舉出了具體版本的例子，使得上述“論者不以為貴”的結論看起來很有力度。

流傳至今的“纂圖互注”本宋刊本，有經部和子部要籍若干種，自有清以來，隨著版本學的最終確立，其面目逐漸為書本常識所遮蔽，故有研究之必要。事實上，已有諸多學者對如何看待宋刊“纂圖互注”本提出了各自的解說，可供參考。54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纂圖互注本值得我們細緻地研究。

在筆者的閱讀中，對此一類型“纂圖互注”本宋版書尚有若干疑問：其一、纂圖互注本應該歸屬於官刻、私刻和坊刻的哪一種？常識說是書坊本，然而流傳至今的幾個品種均有書院木記者，亦或為坊刻？標題為“監本”“京本”者，何以解說？況且，趙萬里已經提醒我們，明代的楊士奇就已將其中某些視為是福建府學刊本。第二、作為一種古書類型，其典型的特征何在？圖文並茂？其中的圖的部分的價值如何判定？第三、其內容有哪些？為何只是部分經子書籍？第四、其在書籍史上有何種價值？應如何認識？第五、它對之後的書籍發展史有何影響？第六、其文獻價值如何？對於經史文本校勘是否有其獨特的價值？第七、認識它對於認識宋版書有何意義？何以在此時出現了這種類型？

5.不同的聲音

漆俠《宋代經濟史》從經濟史的角度，將造紙、印刷和筆墨硯等列入手工業生產項目進行考察。宋代有國子監、杭州、兩浙路、成都及福建等幾個刊刻印刷業中心，宋刊本在紙張的防蟲技術、刻印精緻度、刻字的精細度、版式裝幀的新穎性、國子監刻書的制度創新等方面具有時代的特色。55其中，“由於國子監系全國最高教育機構，承擔教材的建設，因而親自主持雕版印書，並對刊刻印刷提出了嚴格的要求，諸如對文字的正誤、所刻文字的形體，都是非常認真的。”“葉夢得評論蜀本、建本之所以不佳，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雖然如此，但福建本幾遍天下，引起了廣泛傳播的作用，也是不可輕視的。”56也就是說，監本書和建本書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福建刻書流通很廣，但建本書坊刻書質量不高，存在妄改之類的問題。如果我們把纂圖互注本視為建本的話，很自然就會得出此種版本不值一提的結論，而極有可能放過其中“廣泛傳播”的歷史價值。

我們知道，書籍插圖（即前人所謂的“纂圖”，但纂圖不止插圖，還有圖表和文字）起源很早，在簡帛書籍中能見到的早期插圖實物不少，《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筮法》中有卦位圖，《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老子》中有人物圖。在雕版印刷成為書籍生產的主流之後，作為其中大宗的經子書籍同樣也有圖有注。但是經書註疏是否有纂圖，則是一個問題。

事實上，書籍之纂圖在宋代早有流行。北宋景祐初元（1034年），有李淑、楊偉等纂修，高克明等圖畫的《三朝訓鑒圖》由禁中雕版。而且，此書在南宋時仍有售賣，《直齋書錄解題》卷五載：“《三朝訓鑒圖》十卷。……頃在莆田有售此書者，亟往觀之，則已為好事者所得。蓋當時御府刻本也。卷為一冊凡十事，事為一圖。飾以青赤，亟命工傳錄，凡字大小，行廣狹，設色規模，一切從其舊。”57也就是說，陳振孫看到舊刻本沒有能買到，立即請人抄錄了一個副本，以作閱讀收藏之用。宿白先生說，“仁宗、英宗時代，是汴梁官府刊書的盛世。……新刊的《途徑本草》為本草書籍開創了附圖本。皇祐初（1049），鏤板印染高克明所繪一百幅長達十卷的《三朝訓鑒圖》，該圖工致生動，反映了北宋高度發展的版畫工藝。民間雕印開始發達，多刊印一般實用書籍和為官府所不屑鏤板的古今別集，廉價又便於攜帶的中小字經書和有關政治內容的臣僚文章，尤為人們所競購。後者雖因涉朝政邊機屢遭嚴禁，但仍流傳不斷。”58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早在北宋時期，附圖的書籍已經有了雕版印刷品，而且主要是官府刻書；而一般的民間刻書則要受嚴格的限制，並不能隨便刊行書籍。民間印發的書籍，多與實用性和熱門人物、熱門話題相關。

我們知道，兩宋教育制度改革，特別是科舉制度改革，在北宋時期經過范沖淹、王安石的努力，經書多用新注，即王安石組織編注的《尚書》《詩經》《周禮》《易經》《禮記》《論語》《孟子》等，59直到南宋早期王注本都是考試必用書，而南宋後期朱子及其後學所注的經書開始成為學校廣泛使用的教材。而纂圖互注本卻用的是舊注舊說，用這樣的書去參加考試，豈不是南轅北轍？比如纂圖互注本《毛詩》，全書嚴格按照毛序、鄭箋進行重言、重意，引用的也只有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無論是準備考試的學子，還是售賣該書的商家，大概都不會認為這個書是考試參考書，特別是當我們把這類書定位為南宋末年的時候。

南宋時，監本有諸經正文（即單經本）、諸經古注疏及諸經正義等不同刊本。王國維在《五代兩宋監本考》中引《玉海》：“紹興九年九月七日，詔下州郡索國子監元頒善本校對鏤板”“二十一年五月，詔令國子監訪尋五經三館舊監本刻板。”60可見南宋時經書板刻為國子監所掌管者，但重刊本上所載可有查考的信息有限，相關研究無法展開，“刊經疏者，紹興之外，尚有何郡？紹興所刊，除《毛詩》外，更有何經？亦無可考。至紹興十五年，令臨安府雕造經（書）[疏]未有板者，則高宗末年，群經義疏當已盡有印板矣。”61所謂的北宋監刻本亦多為南宋覆刻本，僅能從行款字數上窺見六朝以來經書義疏舊式，抑或從字體樣式上推測早期版刻情形。從實物來說，流傳至今的確定舊刻並不多見。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證，宋代版刻書籍“纂圖互注”尚有進一步研討之必要。

版本學的研究，特別是以實物為中心的古籍版本學，一方面需要對版本的源流關係和傳承遞藏有所把握，一方面需要對版本產生的地域範圍的予以認定，同時還需要對版本的價值內容予以判定，然而如何判定纂圖互注本的價值卻有很大爭議。

在《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一書中62，宿白使用了明刻本《纂圖互注揚子法言》所附的北宋元豐四年（1081）司馬光《集註序》作為北宋時期書籍雕版的重要史料，證明了在北宋治平二年有國子監雕印的《揚子法言》。除了明刻本《纂圖互注揚子法言》所錄司馬光原序之外，在《玉海》卷五十五中也有記載。《法言》一書經過了國子監校訂、秘閣官員重校訂、相關機構再校訂，最後交由國子監鏤板刊行的程序。可見當時國子監刻書有嚴格的程序，曠日持久，校勘嚴謹。我們尚不清楚治平二年所刊之《法言》是否為明代所刊《纂圖互注揚子法言》之底本或者祖本。若明刊本為宋刻本之覆刊，則該書自有其國子監刻本之源；若非，則我們需要考察，明刻本所本宋元刊本為何種刊本。顯然，宿白書中所引這一條史料為我們思考“纂圖互注”本提供了一個初步的視野，即此類書籍的生產絕非粗製濫造者可比。

葉德輝《郋園讀書志》中記載了兩種“纂圖互注”本，一為《荀子》，一為《揚子法言》。葉德輝細緻地校對了建本和此書坊本之間的文字異同63，凡數十條，最後說：“凡此皆優於台州本者也。明嘉靖中世德堂本即從此纂圖互注本出，今藏書家推為善本，殊不知先河後海之義。此固南宋刻本不祧之祖矣。”64葉氏推重“纂圖互注”本可見一斑。

這裡，葉德輝並沒有被纂圖互注本為坊刻本的常識所困，而是直接針對文本校勘，舉例說明纂圖互注本有哪些好的地方，並且是與另外一種被學者們確認是監本的宋刻本加以比勘，證明了另外一種所謂的監本質量遠不如此“纂圖互注”本。葉氏提醒我們注意“纂圖互注”本的文本準確性，並且指出，為後人所重視的世德堂本其源乃纂圖互注本。

但是，葉德輝的這段跋文存在幾個尚待解決的問題：第一是，關於《揚子法言》的牌記。葉氏所見的牌記已是一個經人修改過的牌記，這樣就讓他失去了對纂圖互注本進行進一步探討的可能性；第二是，關於纂圖互注本是書坊刊本的說法，這僅僅是一個清代人的常識，並非是歷史的真實。而且，葉氏的校勘已經證明了清人的此一常識疏漏之处颇多。

與葉德輝同時代的傅增湘（清同治十一年至民國三十八年，1872-1949）曾東渡日本觀書於靜嘉堂文庫，得見宋刻《纂圖互注禮記》二十卷《禮記舉要圖》一卷，傅氏說：“此本字畫精湛，是建本之最良者。陸心源氏曾校過，謂可與撫州公使庫本相伯仲。”65在《藏園群書題記》中則著錄了若干中纂圖互注本，含《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纂圖互注周禮》《纂圖互注荀子》《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在《雙鑒樓藏書雜詠》一百三十八首中有五首專為《纂圖互注荀子》所寫。在《藏書群書經眼錄》中所提及的“纂圖本”頗夥，有《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經傳集解》《荀子》《揚子法言》《老子道德經》《南華真經》等，基本上現存“纂圖互注本”的經子古籍，傅增湘都曾經眼過，且其中有若干種曾為傅氏雙鑒樓鄴架之寶。傅增湘在《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跋》中，認定纂圖互注本起源為南宋，是彼時的坊刻本。他說：“纂圖互注本始於南宋，群經多有之。”他本人親眼所見、所藏或友朋所藏的纂圖互注本有：《論語集解》二卷（李盛鐸）、《尚書孔傳》十三卷（繆荃孫）、《禮記鄭注》二十卷（傅氏藏）、《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江南圖書館）。這四部書版式類似，“句讀、加圈、左欄有耳、版式、邊欄無一不同，證以《毛詩》，亦咸吻合。是此五經必同時同地開雕，毫無疑義也。”至於《周禮》一書，傅氏所見有四部，分別是袁克文、李盛鐸、陸存齋和常熟瞿氏。另外還有吳氏拜經樓、陳鳣《經籍跋文》著錄的，均為十二行本。傅氏還說：

仲魚（陳鳣）所謂經生帖括之書，故一時風行坊肆，爭相傳刻，遂流布廣遠如是耳。顧此書雖屬坊本，然槧工精麗，與麻沙陋刻迥然不同。仲魚謂其“原于監刻，斯為可貴”。66

按照傅氏的考證，纂圖互注本的主要特點有如下幾點：

首先，主要見於經書，比如《論語集解》《尚書孔傳》《春秋經傳集解》《毛詩》《周禮》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經書都是群經的註本。其次，宋代的科舉考試以經書為主，故而可以認定這些書是為考試者準備的，以藏書家、校勘家著名的陳鱣已經在他的《經籍跋文》一書中指出了這一點。67第三，纂圖互注本有若干種不同的版式，行款字數皆有差異。僅以《毛詩》為例，傅氏所知就有五種不同本子。由此亦可以推知，此種書籍在南宋時頗為流行。第四，傅氏更進一步推論，纂圖互注中有行款、版式相同者，此種樣式相同的經書（五經）當在同時同地開雕。也就是說，五經的纂圖互注本流行之後，有人匯集了不同樣式的版本，統一了版式，在某地同時刊行。第五，關於纂圖互注本的刊行年代，陳鳣以其所見之《毛詩》中的避諱情況，認定是南宋孝宗時刻本，即南宋前期刻本，對此傅氏不敢肯定，故僅稱之為“宋刊本”（即南宋刊本）。第六，傅氏所藏《毛詩》一書中有明顯的避諱並不謹嚴的情況，對此，傅氏的解釋是因為是坊刻本，故而有不避的地方。

傅氏一方面認定纂圖互注本是坊刻本，是福建刻本，一方面認為此類書“字體工麗，鋒稜聳峭，審為建本之至精者。且標明監本，則源出胄監，其點校當為有據。”“世有真賞之士，寧可以纂圖互注坊本而忽視之哉。”68可以說，傅氏和陳鳣一樣，都推重纂圖互注本的版本學價值。這樣的說法，得到了部分古籍工作者的認同。

宋代的纂圖互注本由福建地區刊刻，這是基本可以確定的事實。比如《中國版刻圖錄（增訂本）》中就著錄了宋刻建本《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毛詩》，云：“匡高一九•九厘米，廣一二•六厘米。十行，行十八字。注文雙行，行二十四字。細黑口，四周雙邊。耳記篇名。宋諱有避有不避。觀紙墨刀法，知是南宋中葉建本。卷五至卷七，黃氏士禮居影宋抄補。”69判定該書版本的依據主要是紙墨和由字體所呈現的刀法。也就是說，我們能夠確定無疑的只能通過具體的實物的觀察，並且依據慣常的認識，將它納入到福建刻本的範疇之中。除此之外，還能通過避諱字的辨識，確定該書為南宋中期刻本。這種判斷應該深受葉德輝、傅增湘等人觀點的影響。我們認為，《中國版刻圖錄》的這種認識至今仍是經得起考驗的。至於是否為書坊刻本，則根本沒有辦法確定，只能根據具體的版本做進一步考察才有可能對某一版本的價值予以判定。

清代皇室藏有宋刊本（或者冒充的宋刊本）纂圖互注經子書。《天祿琳瑯書目》收錄了皇室所藏纂圖互注本若干種，包括：《尚書》《毛詩》《周禮》《荀子》《揚子法言》《南華真經》等。該書目第二種書即為宋刊本《監本纂圖互注重言重意互注毛詩》。天祿館臣說：

《監本纂圖互注重言重意互注毛詩》，二函十册。……朱彝尊《经义考》载《纂圗互注毛诗》二十卷，引陆元辅语曰：“此書不知何人编辑，锓刻甚精。……”此本证以所言，虽无图目而体例适符，惟書中于篇目相同者为重篇，诗句相似者为似句，乃元辅所未及。盖因書名未经標出，遂不加详考耳。至其字画流美，纸墨亦佳，信为锓本之精者。本朝御史季振宜蔵書，仿毛晋汲古阁例有“宋本”椭圎印，以志善本。尚書徐乾學傳是楼收蔵書籍甚富，此書两家印记俱备。盖歷經鉴藏家珍秘也。70

相比較而言，天祿館臣並沒有因為朱彝尊所引用的陸元輔的說法而宣告該書的無用，反而指出了陸氏可能根本沒有仔細看過書，大概也就是看看書名罷了，“書名未經標出，遂不加详考”，實際上該書可貴之處頗多，是精品而非廢品。且經過清代大藏書家季振宜、徐乾學等手，流傳有序，絕非凡品。

事實上，宋代的書籍制度已經較為成熟，經子書籍刊行自有其法度，此為“九經書例”（筆者將另撰文探究）。坊肆重新編刊國子監所刻書是有極為嚴格的限定的，只有地方州學或相關政府機構能自由編刊國子監書籍。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1159）六月，有皇帝詔書云：“詔州縣書坊，非經國子監看詳文字，毋得擅行刊印。以言者論私文異教或傷國體、露泄事機、鼓動愚俗，乞行禁止也。”71其後，淳熙七年（1180）又重申:“詔自今國學程文，依舊法從國子監長貳看詳，可傳示學者，方許雕印。”72秀州州學《六臣注文選》刊記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

秀州州學今將監本《文選》逐段詮次，編入李善并五臣注。其引用經史及五家之書，并撿元本出處，對勘寫入。凡改正訛錯脫剩約二萬余處。二家注無詳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備錄無遺；其間文意重疊相同者，輙省去，留一家。總計六十卷。元祐九年二月 日。73

在唯有十分明確的證據時，我們應該以《中國版刻圖錄》中確定的宋刻纂圖互注本視為是福建刻本。除此之外的其他諸多判定，如果沒有確定的證據，都是假設罷了。所以，關於“纂圖互注本”的版本學認識，尚存在著進一步拓展的必要，如此才能將趙萬里先生所謂的宋代版刻的第四種樣式予以更加完整的呈現。

（向輝：中國國家圖書館）

-------------------------

注釋1致謝：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了李致忠先生、趙愛學博士、劉明博士、石祥博士、趙文友博士等人的指點。

2王國維：《王國維全集（第七卷）·五代兩宋監本考》，謝維揚等主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04頁。王國維關於古籍版本有《兩浙古刊本考》（1922）、《五代兩宋監本考》兩書，曾收入羅振玉編《王忠愨公遺書》、趙萬里《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和謝維揚《王國維全集》。《五代兩宋監本考》中的五代部分曾以《五代監本考》為題刊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創刊號（1923）。

3江曦：《清代版本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4《經義考》一書手稿殘本今存台北故宮博物院。朱氏生前僅刻成《易》《詩》《禮》《樂》五類，乾隆二十年（1755）廬見曾補刻完成。其書又被收入《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和其後的《四庫全書》。（見林慶彰：《經義考新校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頁）乾嘉時期的學者熟悉朱彝尊的著述，即在情理之中。

5[清]朱彝尊：《經義考新校》，第2053-2054頁。

6[清]陳鳣：《經籍跋文》，《續修四庫全書》（第9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60-661頁。

7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卷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42-143頁。

8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卷一百三十四，第1758頁。

9實際上，纂圖本（也即插圖本）自宋代以後流傳甚廣，從建陽刻書史來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發展到明代，建陽書坊的刻本幾乎發展到無書不插圖的地步，在版畫技藝上，也有巨大的進步。”（方彥壽：《建陽刻書考》，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年，第152頁。）：

10孫作雲：《趙萬里應用目錄學授課筆記（續）》，張玉範等整理，沈乃文主編：《版本目錄學研究》（第7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0頁。

11[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八，[宋]朱熹：《朱子全書（修訂版）》第18冊，朱傑人等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265頁。

12孫作雲：《趙萬里應用目錄學授課筆記（續）》，第7頁。

13孫作雲：《趙萬里應用目錄學授課筆記（續）》，第19頁。

14黃永年：《黃永年文史論文集第三冊·文獻鈎沉》，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78頁。

15黃永年：《黃永年文史論文集第三冊·文獻鈎沉》，第82頁。

16黃永年：《黃永年文史論文集第三冊·文獻鈎沉》，第82頁。

17黃永年：《古籍版本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3-85頁。

18周蕪：《中國版畫史圖錄》，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年，第91-94頁。

19鄭振鐸：《中國版畫史圖錄》，北京：中國書店，2012年，第3頁。

20鄭振鐸：《中國版畫史圖錄》，第3頁。

21錢存訓：《紙和印刷》，上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3頁。

22錢存訓：《紙和印刷》，第227頁。該書並未對此進行深入討論。作者認為“纂圖互注”本的出現是由於當時考試的需要。專門編纂此類書籍是為了滿足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的需求，可以說這是一種學生讀物。只是由於有了版畫，所以其價值也就在於版畫。因為此前儒家經典，即便是教科書也尚未見到有插圖的。這種有插圖的教材，為我們提供了早期教科書的資料。

23方彥壽：《建陽刻書考》，第150-152頁。

24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插圖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1頁。

25辛德勇：《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燕京學報》新二十八期，2010年，第1-72頁。2010年10月30日，日本關西大學東亞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基地舉辦“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16世紀以後的東亞”國際研討會，辛德勇發表了研究報告：《石刻拓印地圖在宋代的興起與傳播：以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為中心》。其後刊于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館編：《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3-108頁；辛德勇：《石室賸言》，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67頁。

26辛德勇：《石室賸言》，第372-373頁。

27[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77頁。

28[清]黃丕烈：《黃丕烈藏書題跋集》，余鳴鴻等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頁。

29[清]黃以周：《儆季雜著》，《黃式三黃以周合集（第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7頁。

30[清]黃以周：《儆季雜著》，《黃式三黃以周合集（第15冊）》，第197頁。

31葉德輝：《葉德輝詩文集（一）·書林清話》，張晶萍點校，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第58頁。

32葉德輝：《葉德輝詩文集（一）·書林清話》，第58-71頁。

33葉德輝：《葉德輝詩文集（一）·書林清話》，第134-135頁。

34葉德輝：《葉德輝詩文集（一）·書林清話》，第135-136頁。

35葉德輝：《葉德輝詩文集（一）·書林清話》，第136頁。

36葉德輝：《葉德輝詩文集（一）·書林清話》，第133-134頁。

37張麗娟：《宋代經書註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17頁。

38上海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9頁。

39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92-94頁。

40李致忠：《宋版書敘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1994）年，第182-185頁；《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76頁。

41李靜：《翁同龢、翁斌孫跋纂圖互注荀子考述》，《晉圖學刊》2018年第2期，第64-67頁。

42金毓黻：《纂圖互注六子殘本考》，《國立瀋陽博物院籌備委員會匯刊》1947年第1期，第9頁。

43金毓黻：《纂圖互注六子殘本考》，第10頁。

44金毓黻：《纂圖互注六子殘本考》，第10頁。

45《希古右文：1940-1941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臺北: 臺北“中央圖書館”，2013年，第40頁。

46《希古右文：1940-1941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第42頁。

47林申清：《宋元刻書牌記圖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

48林申清：《宋元刻書牌記圖錄》，第5頁。林申清說，“單就該書牌記而言，其字體似有明人流麗疏朗之意，而少宋刻端穆厚實之氣。”

49《希古右文：1940-1941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第110頁。

50《希古右文：1940-1941搶救國家珍貴古籍特選八十種圖錄》，第154頁。

51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插圖增訂本）》，第37頁。

52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插圖增訂本）》，第48頁。

53施廷鏞：《中國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頁。

54對纂圖互註本相關文章，以版本考訂為主，自上世紀三十年代即有問世，至今仍有相關研究論文：[1]《故宮善本書志（續）：纂圖互註毛詩二十卷》，《故宮週刊》1930年第56期，第3頁；[2]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纂圖互注周禮十二卷》，《國聞週報》1931年第8卷第7期，第57-58頁；[3]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跋》，《國聞週報》1933年第10卷 第30期，第339-340頁；[4]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宋本纂圖互注荀子跋》，《雅言（北京）》1942年第3期，第17-19頁；[5]傅增湘：《雙鑒樓藏書雜詠：題宋本纂圖互注荀子》，《雅言（北京）》 1943年第3期，第24-25頁；[6]金毓黻：《纂圖互注六子殘本考》，《國立瀋陽博物院籌備委員會匯刊》1947年第1期，第9-10頁；[7]王鍔：《宋本纂圖互注禮記二十卷平議》，《圖書與情報》2007年第6期，第96-98頁；[8]王鍔：《宋本纂圖互注禮記二十卷的流傳和文獻學價值》，《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七輯）》，2009年；[9]張麗娟：《宋刻經書中的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版本目錄學研究》2010年，第263-281頁；[10]劉明：《纂圖互注揚子法言版本考略》，《圖書館雜誌》2010年第29卷第11期，第64-69頁；[11]劉佩德：《纂圖互注經子述略》，《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2期，第141-142頁；[12]李靜：《翁同龢、翁斌孫跋纂圖互注荀子考述》，《晉圖學刊》2018年第2期，第64-67頁。收錄入著作中的文章有：李致忠《宋版書敘錄》、張麗娟《宋代經書註疏刊刻研究》。

55漆俠：《宋代經濟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1-712頁。

56漆俠：《宋代經濟史》，第710-711頁。

57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3頁。

58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第38頁。

59李弘祺：《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32頁。

60王國維：《王國維全集（第七卷）·五代兩宋監本考》，謝維揚等主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94-295頁。相對於北宋刊刻書籍中事無巨細地記錄某書的校勘人員（如勘官、都勘官、詳勘官、再校官、進書官、）銜命，南宋重刊本記錄雕版信息者極為稀見，故《五代兩宋監本考卷下·南宋監本》中僅錄得《毛詩正義》重刊歲月及銜命：紹興九年九月十九日紹興府雕造；校對官：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韓彰；校對官：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穆淮；管幹雕造官：右文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曾掞；管幹雕造官：右文林郎紹興府觀察判官白彥良。（第298頁）

61王國維：《王國維全集（第七卷）·五代兩宋監本考》，謝維揚等主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97頁。

62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第32頁。

63葉德輝：《郋園讀書志》，楊洪升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8-199頁。此牌記對於我們理解“纂圖互注”本極為關鍵。葉氏在《纂圖互注揚子法言》條著錄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中有一宋刻本，孫氏云，其中“重言、重意俱用墨蓋子別出”，葉氏據此認為其所藏元刻本與孫氏藏本相同。葉氏說“審其字畫紙墨確為元翻宋本無疑，特此脫去前兩圖耳。”葉氏說，其書宋咸序後有木記六行，云：“本宅今將（空一格）監本（空兩格）《四（一行）子纂圖互注》，附入《重言重意》（二行），精加校正，并無訛謬。謄（三行）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四行）以參考，互相發明，誠為益（五行）之大也。建安（空三格）謹咨（六行）。”（葉德輝：《郋園讀書志》，第211頁。）

64葉德輝：《郋園讀書志》，第202頁。

65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第45頁。

66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一，第15頁。

67《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第923册·史部·目錄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60-661頁。

68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14、16頁。

69北京圖書館：《中國版刻圖錄（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38頁。

70于敏中：《天祿琳瑯書目》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頁。

7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四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0722頁；田建平：《宋代出版史》，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8頁。

72[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二，，田建平：《宋代出版史》，第238頁。

73《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圖4；田建平：《宋代出版史》，第332頁。

-------------------------

感谢向辉老师赐稿！本文刊载于《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十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编辑：塵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