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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国崛起
——以关学对中华复兴应有价值为中心的探讨
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 魏冬
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是基源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程沉淀、升华而形成的文化整体的统称。从根源上来说，中华文化的源头表现出多源性的特点。某一种文化发端以某一地方，然后突破地域的界限而为其他地方文化所吸收改造，从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文化。同时某一种地方文化传统又在对普遍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对普遍性的文化予以个样性的创造和诠释，从而使普遍性的文化具有某种地域性的特征。如果从儒家文化产生的根源和形成、流变的过程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特征就更为明显。
儒家文化的创始，当以孔子为开端，然而儒家文化的源头，其主流当是基源于陕西西部的周文化。随着周代殷商的政治变迁，原来为具有明显地方文化特征的周文化通过文武周公的努力成为周王朝的政治文化，成为当时全国文化的核心主流。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礼崩乐坏，但周文化的传统却在鲁国得以较为完整的存续下来，并经过孔子的提升创造，转化为更具有伦理性、思想性的儒家文化。再经过历史上诸子百家的角逐，儒家文化在汉代获得新的生命形态，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精神。晋唐四百年间，儒家文化虽然受到释道文化的冲击，而在思想领域呈现出“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但其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地位却并未完全丧失。北宋时期，经过重新构建儒家价值体系的多次努力，终于出现了以“性与天道”的哲学性探讨为主题的儒家理学，后世所谓的“濂关洛闽”，即是出现于宋代的以儒家价值观念为本位的思想流派。后世朱子学再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暂且按下不表，从上述这一历史过程来看，无论是原来基源于陕西的周岐文化，还是后来崛起于邹鲁的儒家文化，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成超越了其原有的地域，而成为具有更高普遍性的文化形态。而经由汉唐成为统治意识形态主流的儒家文化，也因其不同角度的思想创造和阐扬，成为流行于不同地域的学术流派。这即是儒家学术在流变过程中的一、多关系的辩证发展。“濂关洛闽”提法的出现，即是儒家文化哲学思想形态的多元化发展，是基于儒家文化哲学思辨形态的“一”的前提下的“多”，是以地域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一”中之“多”。
在学术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某一种思想文化，由于其后起而能吸收前者的思想精华并予以提升，从而成为更为主流的文化形态。再加之以政治的推动，更容易成为社会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形态。周岐文化能成为周代政治主流文化的原因在此，儒家文化能成为汉唐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此，朱子理学能成为传统社会后期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在此。从此不难看出同一文化在形态上从制度文化、到伦理文化到哲学文化层面的不断自我完善和提升过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主流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态势下，成为非主流的文化形态，是否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必要的思想资源。对此，我们可以从关学的精神价值取向中获得某种启示。
作为儒家理学的某一种地域性思想，关学虽然在理学的开创时期具有奠基之功，但是其历史命运并不像洛学、濂学乃至闽学那样幸运。当朱熹理学体系的完成便随着其思想源流谱系得以建构的同时，濂学、闽学的地位得以凸显， 而关学则作为辅助性的思想资源而被安置。随着朱子理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中的地位确立和固化，关学这种作为辅助性的、边缘性的地位更加突出。在这种态势下，作为理学奠定基础的关学，其形态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其首先在元代到明代中期主要以朱子学的面貌出现，而在明代后期及整个清代，更以朱子学、阳明学的面貌呈现泾渭分合的态势。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关学不仅在其产生之处的北宋时期就表现出与洛学至思取向的不同，而且在后来的朱子学、阳明学乃至乾嘉考据学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也表现出自己与其他地方学派不同的风骨。如在明代的三原学派王恕、高陵学派吕柟（河东之学关中之传）和马理、韩邦奇等人身上，都具有出身朱子学反思、质疑之的特点，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冯从吾、李二曲，都表现出有选择的接受阳明学、朱子学而自成一家的特点，这种绝不盲从、兼容并蓄、而又注重“自得”的特点， 无疑具有理性认知的成分在内。于是，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绝句，在后期关学学人的学术和生命追求中获得了新的诠释，即通过自身的理性体验，不断获取对天地万物和自我精神主宰的体认，同时紧贴社会现实而致力于包括道德践履、经世致用、经艺之方的实践之学的追求。在面向未来不断吸纳新的思想元素、不断推进理想构建的同时，又不断的返回到横渠，甚至返回到孔子，文武周公那里，去寻求和探索文化根源的本真。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贯通、以往传统和未来理想的统一，在超越时空的存在归根于当下自我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由和唤醒，无疑是关学最值得肯定的精神财富，也是关学理应呈现给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份思想献礼。
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追求，需要唤回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弘扬，而关学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沉淀下来的价值取向，也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思想资源，为之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近十余年来，关学宗师所提出的“四为”句，不断为海峡两岸两党政要所提及和援引，十八大以来，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在讲话中提出张载的“四为”句以为当今哲学社会科学者所勉励。关学所提出的“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理念，也在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成为重要的传统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关学在当今中华民族的复兴中仍有其时代价值，而任何一种曾经在历史上并不处于主流地位的思想文化，也可能在当今的时代境遇下获得超越原有地域的、学派的、甚至学术范围，而获得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固然需要向具有普遍性的儒学汲取传统的资源，也不应忽视对原来处于地域性的学派的思想资源的发抉，朱子所提出的“一本万殊”，佛家所讲的“月映万川”，在当下的文化建构中仍具有超越时代的借鉴意义，《易传》“各正性命”和“保合太和”的命题，在注重个体自由和整体和谐的今天，仍需要辨正统一而观之。
作者简介
魏 冬（1977- ），男，陕西合阳人，中共党员。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西北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2012年陕西各界清明“祭孔文”的执笔者。曾长期在藏工作，为西藏自治区首位哲学博士后、西藏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研究专家库专家、西藏自治区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五个一批”人才（理论界2人之一）。社会兼职主要有：陕西省孔子学会秘书长、眉县横渠书院特聘研究员。
长期从事儒释道三教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熟悉汉、藏两种文字。研究重点有：周易哲学与文化研究、道家经典文献研究、张载关学研究、藏传佛教文献研究。目前在张载关学、易学、庄学、藏学、场有哲学、西藏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版著作12部，发表学术论文三十篇（部）。学术成果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党委宣传部、西藏民宗委等部门采用，被《中国民族报》、中新网、新华网等媒体报道。
现主要从事关学研究与民间推广传播，以“关学后劲”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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