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休斯 | 当代史是真实的历史吗?

原标题:斯图尔特•休斯 | 当代史是真实的历史吗?

布达佩斯广场上的阿提拉像

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对“从事当代史写作与教育的学者不受重视”这个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有传言称,在一个课题日渐成熟并进行历史评述之前,欧洲整整一个世纪就过去了,还有,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整个时期被归为当代,这种分类就是有争议的。我注意到,即使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大学课程被贴上“自从”这个给定的日期,并可能由此直接推移至今,事实上,在它们被赋予年份之前,至少在10年之内就停止或者逐渐消失。当我开始对自己看过的时事新闻进行理解的时候,我发现,传统历史研究划定的终点与个体理性时代的起点之间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裂隙。根据我的判断,这种类似的情况仍然存在。我发现,我的学生对知识的领悟还停留在其童年时期一知半解的状态:今天看来,希特勒远不如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真切。近代和遥远的古代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样陌生,总而言之,在历史上没有将其同等看待,毫无充分理由,我竭尽全力消除这条蒙昧的鸿沟,它将我所讲的课程与晨报的消息相提并论,这么多年来扰乱了学生对历史的理解。

然而早些时候的疑问对我产生的困扰从未消除。对于很多,可以说大多数历史学同行来说,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不能称之“真实”的历史。当代史不被重视,饱受了某种无法挽回的缺憾,时事新闻,或者还有政治学,都不是以历史术语的惯常意义出现的。如果我时常说服自己和他人,我就不会做那些徒劳的工作了,这意味着文献、视角以及公平性或者客观性存在的不足都需要谨慎地进行核查。

针对当代史最耳熟能详的指责是源于我们还没有掌握“文献资料”,因此无法被书写。无视或否认这种谴责是可笑的。苏联机密档案至今也没有向学者和研究人员透露,而且今后似乎可能依然如此;有多少重要的资源被雪藏,我不愿做出估量。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如果有学者试图写出20世纪中叶的历史,大概没人会有异议。如果他着手研究更早的历史,他将免于诸多烦恼。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种不利的因素会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产生很大影响。文献资料短缺所带来的压力源自对文献本身价值相应的高估——我已经在文中再三重复了这个观点,在此做充分说明。显然,如果缺少了符合史实的文献,对各种历史的书写就可谓天方夜谭。但是我们不该依靠太多的文字资料。E.H.卡尔提醒我们,“没有什么文献资料告诉我们的东西要超出这些文献的作者所想的——他想象中已经发生的事情,应该发生的事情或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只是他想让别人知道他想象中的事情,甚至只是他自己认为他所想过的事情”*。

对文献资料的狂热追求正如历史写作的其他很多方式一样,自身以史料为根据进行阐释。当天主教徒与新教神职人员试图以抨击传统经典文本的有效性,或发掘全新阐释的方式来驳斥对方观点的时候,就可以追溯到系统化学术的起源,还有,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以文献资料的系统开发作为其研讨会的依据,对于文献的重视在19世纪上半叶加以深化。最令兰克感到兴奋的,就是对威尼斯大使外交关系(relazioni)的考证——沉着冷静的广泛调查、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以及以笃定与质疑兼有的国际视野做全面考察,这也与小国代表的姿态相吻合,所产生的极不相称的影响反映了他们巧妙操纵欧洲势力均衡的娴熟自如的外交手腕。一位年轻历史学家的职业气质在于敏锐洞察方法与特征的微妙之处,这样的态度与历史学的气质相契合。又或许是与世长辞的威尼斯大使赋予了历史学家以顺应他们自身诸多想法的思路。“文献资料本身具有一定的形式”(DerStoff brachte die Form mit sich)——“文献资料将其本身强加于他所写历史的形式”,兰克坦言,也就此承认,他是想让这些材料驾驭其自身,而并非以铁腕来支配它们。无论过程如何,历史学家与他们所运用的资料最终实现紧密的契合。

利奥波德·冯·兰克

从选择性亲和力(electiveaffinity)中派生出一些在随后历史研究中意味深远的影响。首先,我们以政治家的视角对事件进行观察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简而言之就是对大国体系和外交现状习以为常。随之而来的是进一步假设,战争与外交是历史学家重点关注的问题——兰克称之为外交政策的头等大事——这个观点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获得了普遍认同,从而引发一连串当代趋势的反应,即从对内政策入手,继而转向被视为国内斗争外在表现的外交事务。更何况,外交公文所具有的严谨与保密性令历史学家坚信,其他类型的文献同样可以掌控。未经深思熟虑便可草率得出结论:在历史调查的每一个领域,都存在大量清晰标明具体时限的文献资料;他们似乎忘了,对于某些课题,比如政府史学,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铺天盖地、目不暇接,而在其他领域几乎不可能有如此景观。最重要的是,对文献资料的过分依赖往往不利于直接观察:作为不对外公开、处于半保密状态的禁区,外交几乎是历史学家对自身所在学科研究有幸涉足的最后一个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份最为侥幸的意外收获。相当一部分英美历史学家发现自己身陷外交事务中,他们凭借战时经验获得了不可估量的一手资料,书写了真实的外交史。

即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历史学家做出惯常假设,即有这样一个类似“文献资料”的东西,容易辨别且数量有限,经过悉心研究之后逐一分析。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样的研究方式近乎荒谬。随着打字机以及更多瞬息万变的现代复制装置的问世,政府官方文件的流通超越了人类的所有界限,以打印、复印等多种印刷方式呈现出来,官方文件获得了不可小觑的显赫地位。而相比之下,常用的长途电话以及乘机旅行的效果大幅度减少:当大师通过横跨大西洋的电缆彼此沟通,或者为了一次短暂的私人会面而长途跋涉,他们的重要会谈从未被记录下来。外交官遥不可及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几周都不能接受命令或任务,或者是很多年都没能和他的上级见面,而且写快件的情境与阅读快件的情境大相径庭,他不得不以历史学家沉着与超然的姿态来书写。时至今日,我们只有紧急的信息,要不然就是在记录中陷入缄默。结果却是,历史学家在研究中面临着巨大的不公平,一种优越者面临选择的困境(embarrasde richesse),夹杂着这些缺失被一笔勾销所带来的痛心疾首。严谨覆盖整个18、19世纪的文献资料已经绝迹。在某些方面,今天的历史学家沉浸在他能享有的最好时代。(然而,在这片辽阔的草场,坦诚地说,供他们放牧的空间却与日俱减。)在其他别的地方,当代史历史学家与中世纪史学家竭力钻研几乎所有文献资料的缺口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那么,让我们从阴郁的绝望中走出来,对此发出由衷的认同:即使在20世纪中叶,也不会出现“文献资料”随处可见的那一天。然而,这些必须被载入史册;大众需要这些,而且他们也有权知晓。如果我们不履行这个义务,其他缺乏资质的人会取而代之。对于我们所处时代书写的历史观点也并非像某些教科书所写的那样打破了常规。甚至在19世纪,这个令人费解的观点公之于众的时候,历史学家早就习以为常了。更何况,大多数被我们奉为经典的作品都落入了这个窠臼。我将会在随后对它们进行点评。当然,这些著作的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缺乏作为引证的注释;当然,他们所做出的结论在随后的学术研究中被大幅修正。然而,至少作为文学和人类观察的里程碑,这些著作仍占有一席之地。

也许,这就是当代史的书写所能完成的全部了。这已然是尽心竭力所能达到的了。缺乏参考文献的作品注定会被逐一取而代之,历史学家在其自身所处的时代仍然能够创作出对后世有所启发,并且赋予同代人一定幻想的艺术作品。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更深层次和令人困惑不解的观点和客观现实的时候,那些想要充分彰显其表现力的作品,终将得不偿失。

克罗齐

迄今为止,几乎我们所有人都接受了克罗齐的格言——历史的书写必定随历史学家的观点而改变,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所呈现的内容反映了其写作者的境遇与态度。每一代人都会重写历史。在历史学界,没有这样一个“权威”的版本。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有几本书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久经考验,那是因为他们论述的事件已经暂时从当下的争议中脱离开来,而且历史学家尚未耳闻需重新审视它们的紧迫呼声。

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当代史不利的第二个指控来自“当代”这个词语的一般含义,我们至今对它的理解都知之甚少,却草率做出定论。诚然,在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把重大事件和微不足道的事件分开对待之前,势必要耗费一小段时间(也许仅仅只有几个月)。但是这个评估的过程事实上却在我们的思绪中蓄积了很久。(我们知道,1961年初春时候的古巴危机是一个大事件;我们所不知道的是,与一年半后古巴爆发的更大的危机相比,却又相形见绌。)对于当代论战的终止以及史学判断的沿袭没有固定的观点;二者并驾齐驱,在遥远的过去,在当下都是如此。

在任何终极意义上,时间的推移对于当代事件所赋予的最好的(或最坏的)就是使它们淡出视线,在永恒的镜像中渐行渐远。然而这种预期的结果不会即刻在它们身上应验;曾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历史细节陷入了不合时宜的境地,在这之前,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我们细致入微地追寻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我们充分了解了所有的党派变迁以及1790年盛行的意识形态。如今,一代人之后,这些事情都趋向于以一种更加简单的方式来表现。我认为,其中的原因还是在于共同经验(collective experience)发生的改变。我的学生时代处于20世纪30年代,那是一个思想情感慷慨激昂的时代,回想起来,这10年仿佛是意识形态本身的回光返照,而随后我们所说的概念在当代政治含混乏味的交流中被吞没。当下,宗教与社会地位让学生们感到历史研究的紧迫感,对于我大学时代的同龄人来说,这些旧时的争论却是无关紧要、老生常谈的话题,就像路德与加尔文教派之间的争论焦点,有时会出人意料地带来强烈的紧迫感。

那么,需要更密切审视的是历史研究开始融入第三个问题,同时也是最易被大众误解的,那就是独立性或者客观性。我将再一次援引我学生的经历,我记得,我曾一度对历史写作者或历史老师能够而且也应当获得一种超然的姿态信以为真。正如法国人所说的,他应该超然于人类活动的喧嚣混战(mêlée),怀着无懈可击的信心指点“后世的裁定”。从那时起,我强烈地受到了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Croce)思想的熏陶,纠正了我对这一观点的理解:我认识到,历史学家竭力保持超然姿态的结果通常是,他所持的观点与他人所称的“伟大历史”(great history)截然相反。它已经被视为非暴力的历史,缺乏明确的重点,关注它的人完全出于对古迹研究的好奇心,而并非个人深切的求知欲,而且所有这一切潜伏在大量哲学与道德的假设中被巧妙隐藏。

这并不意味着,我,以及像我一样的其他人,已经从克罗齐那里借鉴到要客观地书写有争议的历史。事实远非如此:我们反感纯粹的论战,而且我们当然知道如何分辨优质的历史写作与委身于某种原因的写作。我们认识到,保持泰然自若与全球化视野才是历史学家需要通过身体力行实现的。然而,我们要以有别于过去所学的方法理解这个期待。我们从克罗齐以及像他一样的学者那里学到的是,当“客观性”来之不易,当我们认识到一场令人愤怒、肆意妄为的争论的最终结局就是为了克服盲目的激情,只有在这个时候,“客观性”才能得到重视。对问题有着肤浅理解的人根本不能写出伟大的历史。他意识不到自己的偏见,就不能全然的理解并因此实现超越,他所书写的字里行间也不会充满焦虑与兴奋,即那种仅仅被抑制住的强烈情感。只有在历史学家对自己的局限性有所掌控时,他才能开始建设性地运用它们。“人能超越社会和历史环境的能力,似乎是由他认识自己身陷这种环境程度的敏感度决定的。”*就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对历史问题产生的真正的好奇心,关乎某人自己的时间感;以及这种关联性的标准源于某人自身道德和审美价值的情感依托。随着对知识理解范畴的逐渐演变,这种求知的热情最终升华为对历史评价重要性的断言上。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客观性”另一个更让人颇感焦虑的问题——道德判断。我们可以记起,艾克顿公爵斥责兰克没有对历代伟人的罪行进行一番批判。然而几个世纪以来,艾克顿肆意撒布恭维之词,不加选择地责备,殊不知自己却犯了与兰克相对立的错误。我认为,二者均误解了问题的核心;真正的问题是,兰克和艾克顿各自分别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的史学想象力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前者,如同一个闭门造车的学者,对战争和暴力一无所知,他无法投入充足的情感来体会受害者行刑时的痛苦,他对受害者的叙述无疑是苍白无力的。(我想起了我所经历过的一次震撼打击,当时,我从容地翻开兰克所写的《教皇史》(Historyof the Popes),那些圣洁的教皇反对宗教改革,却让异教徒遭受火刑!兰克却对教皇采取的教会大清扫含蓄地表示支持,我才突然有所顿悟。)相反,艾克顿丝毫不能理解,身处一个对残暴熟视无睹,以杀戮他人保全自我的时代,治国之才陷入痛苦的困境。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要在这些明显的例子中做出选择;我们没有必要表明我们在道德上的冷漠,或者到处宣扬道德判断。如果我们仅仅凭责任心和想象力完成历史学家应尽的职责,道德问题将会浮出水面。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巧妙地做出了阐释:

真相就是……我们无须从历史学家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就能认识到宗教迫害、大规模屠杀、现代集中营或者是对异议人士镇压的罪行。那些无法承认“杀戮与折磨是灭绝人性”的人们将很难通过历史学家给这些事件贴上的标签和称号实现他们自身的理解。这是历史学家强化最初的历史评价,从而有助于道德成因的方法之一;而且这个方法完全在其职责范围之内,因为这只需描述、表达那些被披露出来的屠杀或迫害的具体细节,并赋予明确阐释其实际意义。可以这样说,道德冷漠的其中一个原因恰恰是没有以客观的方式对犯罪和折磨令人发指的本质进行形象阐释;但是对于那些对历史描述无动于衷的人,他们也不会被教皇任何接二连三的言论所打动。*

而且,无论是历史学家对过去还是当前所关注的,客观性、独立性、道德判断等一系列问题并无差异可言。在兰克与艾克顿的强烈对比之下,不相容的观点在其学术研究以及对当代事件的评论上依然如故。具体的争论点就在于教皇权在近代早期的地位。然而,当德国历史学家记述了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控大权、名噪一时,对教皇掩饰其早年间犯下的罪行而沾沾自喜的现状表示赞同,而且英国天主教徒曾在1870年的梵蒂冈会议上发言,他公然谴责教皇游说的阴谋,同时揭露了宗教裁判所(TheInquisition)*的残酷暴行。对于当代史,以及更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而言,“客观性”的标准和范畴最终筛选出来的都大同小异。历史学家所做的,仅仅和以其自身专属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开诚布公的书写并无二异。保守派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激进派则是慷慨激昂、挥斥方遒,而且他们自觉没有必要对这样的行为道歉。

在这两种情况中,伟大历史的特质是其自身的崭露头角,不管作者的具体意识形态是什么。我更喜欢读好书,但其中必定有一些我不赞同的假设;我不喜欢读在学术或说理性上大而化之,与我自己价值观相似的作品。同样,我认为,所有伟大的历史都存在固有的矛盾。历史学家忠于他自己的思想观念,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他所反对的观点抱有理解和共鸣。与天主教徒艾克顿相比,新教路德派信徒兰克为教皇提出了更充分的理由,尽管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Parkman)将英国人在北美战胜了法国人取得胜利看作一件好事,但还是禁不住将路易斯·约瑟夫·德·蒙卡尔姆(Louis-Josephde Montcalm)侯爵牺牲的悲伤与钦佩当作书写的题材。最初情感的升华再一次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历史学家蓄积的矛盾与不安帮助他超越了肤浅通俗作品或者党派争论。强烈情感的潜在势力依然存在:紧迫性仍未被解除。然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通过贯彻这一想法,从最开始喧嚣聒噪的争论,奇迹般地转化为历史。

“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记述了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史,从战争爆发的时刻入手,而且我相信这场伟大的战争比之前发生的任何一场战争更值得叙述。”这就是世间首部而且也是最为著名的当代史的开篇句。2000年后,修昔底德的意大利模仿者,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Guicciardini)在其历史研究中有着相似的记载。他告诉我们,“我已经决定写出我们记忆中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从法国军火开始,被我们这里有权势的人召集在一起,这也是国家蒙受苦难的开始”。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从未有过,历史学家解释道,“意大利既不曾享有如此繁荣,也不曾经历如此盛世,正如在公元1490这一年平静得无任何波澜”*。然后传来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de' Medici)的死讯和法国入侵的消息,一代人之后,意大利的自由就不复存在了。

二者的语气惊人的相似。修昔底德和圭契尔迪尼都经历过他们所说的那些事件;他们仍然继续前行,而且感到有一种势不可当的使命,趁这些事情在他们脑海中还清晰明朗之时,迫切地传达其重要性所在,因为他们都认识到这些事件的灾难性特质。雅典被斯巴达击败作为希腊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这是对修昔底德而言的,同样也是对我们而言的。*对圭契尔迪尼来说,法国入侵搅乱了岌岌可危的意大利政坛,无情地阻断了欧洲文化霸权在意大利的蔓延,而且后来的研究者再也没有改变他们对当代的判断。修昔底德和圭契尔迪尼都将文学特质与其研究价值中出人意料的精准判断相结合。经过一致同意,他们的创作被视为一部伟大的当代史,这种崇高性体现在主题中,在表现手法上亦是如此。历史学家自身充分意识到他们所取得成就的价值所在;他们对其权威主题仰之弥高、魂牵梦绕。我们值得在这两人身上停留片刻,体会一下,我们是否能从他们的例子中,贯穿2500年历史文脉,针对伟大当代史的标准,提出更明确清晰的观点。

修昔底德和圭契尔迪尼并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他们已被卷入到了自己所写事件的风口浪尖,而且尝到了失败与耻辱的苦涩。修昔底德曾在早期伯罗奔尼撒战役中任将军;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作为外交家以及佛罗伦萨寡头政治集团的一名成员,圭契尔迪尼只能勉强接受美第奇的回归。事实上,修昔底德和圭契尔迪尼是天生的,也是出身于传统的寡头政治执政者,这源于他们对其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极权政府以及民运活动的极其不信任。因此,他们的失败感遭受了三重打击:他们个人流露出的失望感,自身所在城市及社会阶级的耻辱带给他们雪上加霜的悲哀。

那么,他们书写自己的历史,哀莫大于心死。在热门活动中频频缺席,对未来万念俱灰,他们感到了一种召唤,是时候向同代人解释这些强烈的失望感是如何产生的。结果却是以一种特有的超然姿态认识到,不能将所有过错归咎于一方:历史学家同行的无能酿成了这一后果。修昔底德足够坦诚,向斯巴达精良的军事队伍俯首称臣,而且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雅典人的软弱无能,这直接导致了围攻锡拉库萨战役惨败;在同族的意大利人暴露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能之后,圭契尔迪尼最终勉强接受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作为“良好秩序”的最佳保障。而且,我们发现,历史学家个人的矛盾情感对于其阐释至关重要:谬误的一方已经占了上风,然而挫败的一方给自己遭遇诸多不幸寻找辩词,忍不住要去了解胜利者在道德和技术上的略高一筹。

当我们将目光推移至19世纪,会发现一连串与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失望者相对应的后继人,他们发觉自己竟是受到内在需要的驱使才书写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对此,他们深感失望。在法国,“荣登”失败政治家(hommespolitiques manqués)榜单的都是名噪一时之人: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FrançoisPierre Guillaume Guizot)、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以及马里·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都榜上有名。在些许情况下,民众相形见绌只是暂时的:在20年的反对的声音消散之后,传统自由主义者梯也尔从拿破仑三世1870年战败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但在其他时候,就托克维尔而言,失望是永久的,而且生活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感中:美国民主的欧洲先驱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他所在国家专制的衰败。然而,情感深处暗流涌动却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这些人掌握公共事件的一手资料;他们已经倾其所有,将赌注压在政治的得失上。而且怀着这种缺失感,他们达到了原本无法达到的高度,为胜利展开一系列庆祝活动。对于所有伟大事件的领导人来说,自我辩解的企图随时都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这听起来也许有点不可思议,当备受质疑的公众人物在一番巧辩之后蒙骗过关,这种企图变得更加阴险狡诈。因为这时的“历史”在为他服务,历史事件本身证实其观点正确无误,而且他也无须为博得同情付出同样的努力,或者不一定要让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敌对方获得他们应得的。我怀疑,如果戴高乐(De Gaulle)的回忆录写于1945年他大获成功时,或1958年再度出山之后,而并非在他政绩稍差、众人期盼其毁于一旦之时创作出来,那么很可能会是一部令读者铭刻于心的回忆录。

并不是所有伟大的当代史都听起来像这样一首挽歌,而且并非所有当代史都出自大事件亲历者之笔。我认为,对于文献资料来说,这些只意味着获得了最佳的立场。然而,所有重大历史书写具有的直接、紧迫的基调,诸如此类的特征必有出处。如果书写的题材不是从个人切身的经历中获得,那么必定要有一种通过他人经验感受到的遭遇来取而代之,而且这些经历要产生相同的情感影响。

如果我们追溯取材于历史学家的传记,几乎总会在无意中发现,在其早年经验中,个人对周遭世界的认识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环境背景变迁所带来的冲击迫使他提出问题。一个家庭乔迁至全新的、令人兴奋的地方,一个外国人的不期而至,地位或阶级差别无情地被揭穿,宗教疑惧的觉醒,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将会起到决定性推动作用。以我自己为例,我8岁时前往法国的一次旅行打破了童年平静安稳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存完好的战壕,以及凡尔登周遭阴森恐怖的城堡都是我记忆中晦暗且郁郁的一部分,令人退避三舍的中世纪墓碑,圣米歇尔山笼罩的蒙蒙烟雨,地牢、酷刑室以及葬身于熊熊烈火但却从未伤害过任何一个人的圣女贞德(这点,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跨越大西洋的孩子可以辨认出来),当目睹这些之时,一个保护完好却不堪一击的美国幻想在新旧暴行被揭露以前就轰然坍塌了。

这个孩子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孩子一样,在他之前,谁的历史会落入这样的陷阱,还没有定论,直到他着手探究这些事情的本来面目才逐一揭晓。历史天赋往往是水到渠成的,尽管他们在一开始无法认识到事件的真面目。一旦想象力被激发,恼人的问题可能潜伏数年,直到某一天,命中注定的认同感就在突如其来之时明朗化。

我记得,一名以刻板拘谨著称的历史学教授一度公开表示,在学校里教授历史课纯属浪费时间,因为男孩子和女孩子们理解时错误百出,而且当他们进入大学之后,他们还要重新学习一次。他们所能记住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名人逸事和英雄故事。我几乎不能想象一种判断力一错再错。让事情“如其所是”本不该成为问题,然而,最博学的历史学家面对任何术语的终极意义都不能确保他对事情的定义是准确无误的。关键点在于激发年轻人的想象力。而且鉴于此,无论从严谨的历史真实性的立场来看会受到怎样的质疑,一切都对此起到促进作用。站在年轻人的立场,我们教师应该摒弃自身职业上的苛刻。如果历史学家的视角是在其童年时获得的,那么随后,对当时观点的纠正就能够被应用。但如果我们束缚了儿童幻想最初的展翅翱翔,这种观点就会被抹杀掉或者从未萌生过。

司各特历史小说《威弗莱》插图

众所周知,沃尔特·司各特(WalterScott)爵士的历史小说融合了小说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如果说曾经出现过一名以“荒谬绝伦”著称,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说的就是他。然而,他小说中的骑士和勇士(甚至在他的字典里就是伪君子)却成为激发未来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想象力的起点。当我们探究19世纪主要历史作家的童年时代,我们会发现沃尔特爵士每隔多久会翻开一段新的篇章,颇有启发意义。依兰克来看,小说《威弗利》点燃了炽热的火焰,熊熊燃烧了整整80年。如今必定要出现另一段同样能激起狂热火焰的关乎历史的浪漫故事,无疑比司各特的其他作品更具“研究价值”。而且如果历史老师在不经意间将其摒弃在外,将是大错特错。

希腊故事中的诸神与英雄,亚瑟王的传说,我们自己的内战,无异于孩子们在户外或城市街头玩的赛跑和躲藏游戏,往往是一个偶然事件为观点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历史想象被唤起,就无关紧要了。我们已经看到,这对于所有历史来说都恰如其分,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但是在第一个关键问题范畴内,当代史在其中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在由现代、近代以及古代构成的三位一体中,近代连接着另外两个时间段,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退后一步说,使想象力大幅度跳跃到几乎完全陌生的领域。以我自己来讲,如果在我小时候,没有亲眼所见被大规模屠杀残害的遗骸,我被扭曲的想象力可能不会一下就跳到早期中世纪的残酷之谜。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无论是业余的历史文学爱好者,还是始终一丝不苟专注于文献资料的专业学者,历史学家不得不面临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不能避开,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不断地向他施压。如果他所从事的研究对其自身而言颇具古文物研究的意味,他会觉得有必要对近代的事件做一番评说。对于个人的归属感和理想的忠诚同样进退两难,人性与生俱来的冷酷与热情,都会干扰他对远古时代的研究,当他在现实生活的环境中让自己疲劳的双眸休息片刻,这些都在无形中给他带来一定的压力。中世纪史学家马克·布洛克从自己在1940年的经历中获得了灵感,作为储备参谋的他撰写出了对法国沦陷的研究。这是我所读过对失败分析得最让人信服的一篇,阐释的力道严格遵从于事实,透过一个普通人深切关注的目光,目击灾难与惨剧,不仅仅只局限于其所在国家历史的太平盛世,以及从义正词严和正明公道的历史评价背后看到的无法言说的伤痛。*

在欧洲,历史学家在常态研究中主攻两个方向,即对其专业领域早期问题的缜密研究,以及对其所在时代历史的关注。在美国,错误地过分强调学术的严谨性会使普通学者局限于对单一领域历史问题的研究。大多数专家宣称自己缺乏专业上的先决条件,在写作时刻意避开当代史。但是他们这样做,便让那些资历欠佳的人有机可乘。事实上,像布洛克这样研究边远地区人的生存状况的历史学家,以比较研究的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理解,在这方面极具天赋,比如一个悬而未决的概念可能被长久搁置,直到他个人的认同感在偶然间形成有意识的表达。

某些人必定会将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讲给同辈人听。某些人必定会在讲述中勾勒出社会变迁和文化重述的大致轮廓,而且他不应在对形势做出预测上有所顾虑,也不会因偶尔陷入某种尴尬境地而懊恼悔恨。曾经有一段时间,全世界的社会思想家都像这样,如出一辙,从作为社会学之父的孟德斯鸠,再到马克思,再到韦伯,基于时代的变迁思考自如。如今,社会学家像历史学家一样有着诸多忌惮。这种对社会思想的诸多推测比比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下定论。历史学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填补这个空白,而且他们也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因为历史学家认识到了他自己各种身份之间的包容度,至少他是艺术家的同时,也是一名社会科学家,他能引导他人将这些特征进行富有想象力的融合,从而阐明我们所在的时代,对于此,历史学家绝对是不二人选。

《历史学是什么? : 科学与艺术之争》([美]斯图尔特·休斯 著, 刘晗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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