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的城村汉城遗址，曾为西汉时期闽越王城。随着闽越国亡，王城亦随之倾覆于汉军点燃的熊熊火海中。图为残存的王城城门，上书“古粤城”三个隶书大字“，粤”通“越”。1999年，城村汉城遗址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我国第一个被评为世界遗产的西汉诸侯王城遗址，也是目前中国南方保存最完整的汉代诸侯王城。 昵图网 供图）
“闽越”是百越民族中较为著名的一支，主要分布在今天的福建省一带。在文献记载中，“闽越”的名称最早见于《史记•东越列传》。
闽越从何而来
关于“闽越”名称的由来，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闽”和“越”是两个不同民族，闽是福建土著民族，而越是越国被灭后南来的于越族遗民，二者混合，故称闽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所谓闽越就是闽地之越人的意思。在文献中，闽不论在先秦还是秦汉均可指称当地土著越人，只是秦朝立闽中郡之后，闽才逐渐演化成地名，故而在《史记》中才有了闽越这一称谓。
关于闽越的来源，除了上述说法外，在学术界还有越国后裔说和土著说两种观点。越国后裔说认为，闽越与东瓯一样均是由战国晚期南迁的于越民族发展而来的。这种观点主要依据《史记》所载——战国晚期越国被楚国灭后，部分于越人南迁这一史实。不过这个看法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民族的来源和形成要经历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虽然民族之间的迁徙、交流乃至相互同化是经常发生的，但其中必然有一个主体。如果说闽越民族是在越国遗族南迁后才逐渐形成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战国以前的福建地区就没有越人居住呢？换句话说，闽越历史的起点是否应该从战国晚期算起呢？这显然不符合考古和文献资料所提供的证据。正如《史记》把越族说成是夏族的后裔，把秦汉时代闽越王无诸和东海王摇说成“皆越王勾践之后”一样，已愈来愈受到史家的质疑。
由此看来，闽越民族的主要来源可能只有一种情况——即主要是由早已居住在福建地区的原始土著民族发展形成的。在这方面，考古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证据。我们知道，百越文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印纹陶文化”，而福建发现的印纹陶遗址，几乎遍及全省各地，遗址年代有先有后，有明显的发展序列。其中，又以闽侯昙石山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分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其上层文化遗存所处的年代大约在晚商或西周初期，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的数量远远高于中、下层。而且从出土遗物比较，其上层的文化遗存相比中、下层，又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步性。因此，有学者推断，无论从物质文化面貌看，还是从物质文化面貌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看，上层与中下层分属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上层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中、下层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此外，与昙石山遗址年代相当的福清东张遗址的中、下层，还发现了几何印纹陶与大量釉陶共存的现象，同时还出土了制造水平较高的青铜器。而在闽侯黄土仑发现的一处相当于昙石山上层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印纹陶占全部陶器的98%，器物造型比昙石山上层更精致、美观，并且器型也大大增加了。
上述考古资料充分说明，早在商周时期，福建地区已有人类居住和活动了，闽越这个民族共同体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从福建各地印纹陶遗存的大量发现来看，闽越民族无疑是在当地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战国晚期有一部分于越人南迁进入闽越地区，但这并不能改变闽越民族的主体为当地土著居民这一事实。
地方特色浓郁
作为百越民族中的一支，闽越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百越民族的共同特点，但同时也表现出了浓郁的地方特征。
早在商周时期，闽越地区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但由于当地交通闭塞，受外界影响较小，农业生产长期处于“火耕水耨”的阶段。因此，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渔猎采集和家畜饲养业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直到秦汉时期，随着中原先进农耕器具和技术的传入，如铁制农具锸、锄、耙、、镰的广泛使用，特别是铁犁铧等先进耕作农具的出现，才使得耕作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犁耕乃至牛耕的运用，对于深耕熟耨、精耕细作、增加作物收成乃至于促进闽越民族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
除农业之外，闽越在手工业制造方面也表现出了较高水平，其中几何印纹陶的制造工艺和技术在商周时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这时的器物基本采用轮制，制作精致，质地坚硬，造型独特，纹饰优美，有些陶器带有强烈的仿铜器风格，如凸棱节状柄下带喇叭形器座的陶豆、带圆饼座形的觚形杯、单鋬鼓腹圜底缶、杯口长颈宽肩双系壶等都极具特色，显示出制作者的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青铜冶铸也是闽越一项十分重要的手工业。从西周至秦汉，闽越不少地区都出现了青铜冶铸活动，而且出土的青铜器中很多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不过总体上来看，闽越的冶铸活动大致还停留在铸造少量小型器物的水准上，与吴越等地越人的青铜冶铸业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秦汉以来，铁器铸造业开始逐渐取代青铜冶铸造业，成为闽越地区新兴的手工业部门。在福建崇安汉城出土了大量铁器，种类有镢、锄、锸、犁铧、五齿耙、镰、斧、凿、削、刀、矛、剑、钺、钩、环、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城址内发现制铁作坊一处，城外发现冶铁遗址四处，出土有云母、石英、铁渣、陶范以及铸造的铁锄等。这表明，此时闽越人已较大规模地开展了冶铸铁器的活动，一系列的冶铸技术也基本具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铁器多为农具，表明铁器在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已为闽越人所充分认识。同时，闽越地区的铁器器型有不少与中原内地雷同，反映出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对闽越地区已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闽越传统的手工业当中，纺织业可以说是久负盛名。早在商周之际，闽越先民就掌握了先进的纺织技术。在崇安武夷山的船棺中就曾发现这一时期的苎麻、丝绸和木棉织品。此后，闽越的纺织业一直长盛不衰。西汉时期，当地所产的荃、葛、帛之类的纺织品，甚至一度被闽越王作为贡品和馈赠的礼物，显示了闽越纺织业的发展水平。
在语言方面，闽越人保留了古代越语的基本特征。虽然秦汉以后，闽越文化受到了汉文化的冲击，古越语也在汉语的影响下逐渐解体，渐渐丧失其黏着语的形态特征。但是由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不少古越人使用的黏着语成分仍然被闽越人保留下来，并且在跨越了千年时空后，成为今日闽语方言的一个重要来源。
闽越王治闽越
整个先秦时代，闽越的历史线索总是表现得若隐若现、模糊不清。直到《史记•东越列传》记载了闽越从秦统一到汉武帝时期共100多年的历史后，闽越才开始被史家所关注。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闽越王无诸统治的闽越政权组织已经形成。秦统一后，把闽越王连同东瓯王一同降为君长，不许称王，并在当地设闽中郡进行统治。但是，闽中郡的设置同当时秦朝在两广地区设郡统治又有很大不同，秦朝并未派兵进入闽越地区，也未派官吏前去进行管理。不难想象，当时闽越王虽然被“废为君长”，并在表面上臣服于秦，但实际上闽越仍为原“闽越王”无诸所统治，故闽越与东瓯一样，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秦朝末年，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原六国旧贵族纷纷起兵反秦。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无诸也率众参加到反秦的行列中。无诸所率领的闽越兵最初加入的是楚将吴芮的队伍，并全力支持项羽。可是，楚汉战争爆发后，他们又从楚王营垒中杀出来倒向刘邦，反过来攻打项羽。西汉建立后，闽越因“佐汉”有功，汉高祖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都东冶（今福建浦城一带）”（《史记•东越列传》）。闽越成为了汉朝的“藩臣”。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臣属关系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相反，双方的矛盾和裂痕却日渐暴露出来。西汉政权建立之初，刘邦曾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可是事后出于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的考虑，他又提出“非刘氏不王”的政策，并且在他生前即着手解决异姓诸侯王的问题。废除异姓王的做法，引起了闽越王的警惕和反感。尽管闽越地处边陲，闽越王也不在被废除的诸侯王之列，但双方的关系却已明显疏远，闽越开始不向汉廷纳贡，之后又发展到勾结同姓王和反汉力量与汉朝相对抗，汉越之间的矛盾骤然加剧了。
汉景帝时，发生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叛乱。在这次叛乱中，闽越王虽然表面上按兵不动，但实际上是暗中支持叛乱的。当吴王被东瓯王杀死，其子刘驹逃到闽越时，闽越王收留了刘驹。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闽越王对这次叛乱的支持态度。不过在无诸统治时期，汉越关系尚未发展到兵戎相见的程度。
无诸死后，其子郢继位，闽越与汉朝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闽越王开始不断向其近邻东瓯和南越用兵。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无力抵抗，被迫向汉廷求救。汉武帝派严助率领会稽兵救援。在汉军的强大压力下，闽越引兵而去。闽越王吞并东瓯的企图受挫。时隔三年，闽越又乘南越王赵佗刚死，南越内部混乱之机，发兵攻打南越。汉武帝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兵前去干预，而闽越王郢也发兵据险，严阵以待。就在汉越间即将酿成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关键时刻，闽越统治上层发生了内讧。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为主谋，伙同诸亲族发动政变，把郢杀死，并让使者携带郢的首级，向汉将谢罪。汉武帝接到消息后，当即下诏停止了向闽越进兵。
闽越王郢被杀后，闽越王位的继任者还是要由汉王朝来册封。汉武帝对余善谋杀其兄的动机和企图本来就非常怀疑，因此并没有封余善为闽越王，而是另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并让他主持闽越先祖的祭祀，接续闽越先王的烟火。但当时的情形是，余善“威行于国，国民多属”（《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的政权实际上还是被余善所控制，而繇王丑虽为汉廷正式任命，却处于大权旁落，民众不附的境地。面对这一现实，汉武帝不得已只好再封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丑并处，闽越被分为东越和越繇两个王国，而此时闽越的大权已完全转移到东越王余善的手中了。
余善对汉武帝在闽越问题上的一系列做法极为不满，因此对汉朝多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表面上忠于“藩臣”职守，暗地里则积极网罗反汉势力待机而动。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余善随即与之勾结，当汉廷出兵镇压吕嘉叛乱时，余善又上书表示支持，并愿带领本族八千人配合楼船将军杨仆攻打吕嘉。然而，当队伍开到广东揭阳时，余善却以风浪太大为借口不再前行，同时暗中派密使给南越通风报信。直到汉兵攻破番禺（今广州），余善所率领的军队仍按兵不动。汉将杨仆识破了余善的图谋，上书汉武帝，表示愿率汉军讨伐东越。汉武帝考虑到刚同南越交战，士卒疲敝不宜立即行动，于是命南征诸军原地待命。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通过武力解决闽越问题在所难免。
公元前111年，余善得知汉兵临境的消息后，欲采取孤注一掷、先发制人的策略来争取主动。他一方面封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命他率军向白沙、武林、梅岭等地的汉军主动出击；另一方面私刻玉玺，自立为“武帝”以蛊惑人心。而此时的汉军已兵分四路，水陆并进攻入闽越境内。在汉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余善的防线一步步向都冶退缩。在此期间，汉武帝还曾派遣久居汉地的闽越人越衍侯吴阳回闽，劝说余善归汉，但遭到余善拒绝。不久之后，当横海将军韩说率领的一路汉军到达闽北时，吴阳即率其旧属七百人为内应，协助汉军攻打汉阳的东越守军，并同东越大臣建成侯敖和繇王居股等人策划，设计杀死余善。
余善死后，东越内部大乱，贵族、官员纷纷向汉军投降，闽越国亡，时间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无渚为闽越王始，闽越王国前后存在了92年。
闽越北迁之后
汉朝统一闽越后，马上就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是用什么方法对当地大量的闽越人进行管理和统治。按淮南王刘安的说法：如果撤兵离去，恐怕闽越人重新群聚而作乱；如果派兵留守，时间一长士兵难免会被弊不堪，而政府也难以承受。面对两难的处境，汉武帝最终采用了类似秦代迁徙六国豪强的作法——“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史记•东越列传》），即对闽越采取徙民虚其地的措施，把当地民众迁到江淮地区。不过，这次被迁徙的并不是闽越地区的所有人口，因为在短期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数十万闽越人悉数迁到江淮去，而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时这些被迁的人口数量有多少，占总人口的比重又有多大？由于史书记载不详，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只是在两汉书中还留有这部分闽越人北迁后的少许蛛丝马迹。如《史记•河渠书》中说，汉武帝采纳河东守番系的建议，利用兵工穿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二县田地，引河水灌溉汾阴、蒲坂田地。不久河道改变，渠田缺水，变为废地，于是拨给越人耕种，地租归少府征收。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闽越北迁的人口中不外乎包括贵族、官僚、军队以及聚居或依附人口等几个部分。至于一般的闽越民众，或隐匿山间或散居各地，西汉政府不可能亦无须把他们悉数北迁。因此，闽越灭国后，逃亡在外、藏匿山间的人口实际上不在少数。《宋书•州郡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这段文字反映出，闽越局势稳定后，从山中复出的闽越人口较多，西汉政府不得已在浙江南部设冶县对其进行统一管理。除此之外，当时留居原地没有外迁的人口仍然占有一定比重。
西汉王朝又是如何在这一地区行使统治的呢？史书言之甚少，只是《汉书•扬雄传》中曾提到在闽越之地设有“东南一尉，西北一侯”。
（西汉闽越王城出土的香熏炉。 资料图片）
1959年在福建崇安发掘出一座汉代城址，专家们根据出土遗物，特别是大量铁器进行分析比较，认为该城是西汉王朝统治闽越时所建的一个军事城堡，甚至可能是南部都尉下属的一个军事驻地。这个城址的发现，说明闽越故地仍有大量越人存在。汉王朝统一闽越后，依然在当地留有驻军，用以镇压闽越人的反抗。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北方南下的汉民族与日俱增以及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这种军事职能才逐渐削弱。三国时期，福建北部山区还有部分闽越遗民，此时他们已成为山越的一部分。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各朝，其少数后裔成为漂泊江湖之处的疍民，即以船为家以从事渔业、运输为生的水上居民。
对于当地其他闽越人来说，西汉以后，随着汉越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民族融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们逐渐被人口庞大的汉民族所同化，成为了东南地区汉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 | 尹建东
作者单位 |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