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釉陶发展脉络

原标题:中国古代釉陶发展脉络

北魏釉陶彩绘俑 山西大同出土

中国古代釉陶是我们既很熟悉又存在大量未知面的一个古陶瓷品种。釉陶起源早、普及广,其巅峰作品即为唐三彩。至今釉陶还以建筑琉璃等形式传承并沁入我们的生活。由于陶瓷界对釉陶的研究和收藏集中在唐三彩和明清时期的珐华、琉璃上,而对汉代到北朝时期的釉陶、宋金时期的三彩与釉陶研究重视不够,少有专著和图录集中介绍釉陶在中国的发展和工艺、艺术特色。

釉陶诞生于西汉,盛于隋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笔者仅择要略述其发展脉略。

波斯三彩碗 8~9世纪

釉陶在中国的产生与工艺源头之争

从目前考古收获和存世实物看,釉陶最早以铅釉陶的形式出现在中国汉代。而对其工艺来源,至今说法仍不统一。

在低温铅釉陶器出现以前,中国陶器存在以漆绘涂饰的装饰手法。另据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实物,在西汉初期曾出现过以锡在陶器表面装饰的工艺。

多数学者认为汉代的铅釉陶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商代开始到西周时期的早期青瓷是以氧化钙为助熔剂,而以氧化铁为呈色剂,加之战国时已经掌握了把铅变为碱性碳酸铅的技术用于制造妇女化妆用的白粉,因此认为汉代低温铅釉陶器是中国人独立发明的。

综观釉陶在世界范围内的产生历史,在陶器上施加低温釉并非最早出现在中国。叶喆民《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一书认为:“这种碱金属硅酸釉埃及早已发明,但长时期没有传到埃及国外。自从混入含铅物质变成容易熔化的釉后,再逐渐扩散到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西亚一带”,并认为我国的铅釉是经西域传来的。日本三上次男认为:“后汉时期,出现了和前期毫无关系的以铜和铁作为呈色料的铅绿釉、褐色釉陶器,这是与前面叙述过的产生于罗马领地东地中海沿岸的绿色、褐色罗马系陶器一样,当考虑到在中国制造出这一类的陶器时,那时以印度洋作为中继站的西方罗马领地和东方中国之间已经有了通商关系,中国绿褐釉的技术可能是由罗马领地传入的结果。”

黄釉绿彩四系罐 北齐武平七年(576年)濮阳李云墓出土

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生产出碱釉釉陶,公元前2000年埃及新王朝时期烧造出青釉下用锰的紫色描绘花纹陶器,公元2世纪,地中海沿岸在陶器上以铅为助熔剂的铅釉陶器流行,以铜绿、铅褐、锰紫色釉陶器为罗马人所喜爱。

与海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汉代铅釉由西亚传来不同,国内学者以往多倾向釉陶工艺是我国在汉代自身产生的。其实在丝绸之路开通后,来自西亚和西域的文化对汉代也曾产生了一定影响,西汉时期突然出现的釉陶技艺与西亚釉陶工艺应该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

釉陶在北朝至明清时期的演变

始于西汉武帝时期的铜釉陶器,最早出现在关中地区,其工艺后来向甘肃、河北甚至江西等南方地区传播,并形成一定的地域特色。西汉釉陶多为以铁为呈色剂的黄褐色釉,西汉末到新莽时期出现褐黄及绿色的复色釉陶,到了东汉铅釉色调则以绿色为主流。

两汉釉陶胎质为红陶胎,由于烧成温度低,铅釉陶器用于墓葬明器,包括除了生活用器造型的釉陶制品,还有大量的工具、建筑类模型和俑类。由于地下水和埋藏环境影响,出土后多有铅质析出的现象,在绿釉上比较明显,使得汉代绿釉陶器表面常有一种特殊的银色光泽,俗称“银釉”,这种陶器是比较名贵的汉陶收藏品种。汉代釉陶中复色釉陶以河南济源、陕西宝鸡、陕北富县等一带较为集中,装饰上有模仿汉代漆器之处。另外河南地区东汉出土的大型望楼等建筑模型、南阳地区出土的大型釉陶狗都堪称代表性产品。东汉釉陶中的各式望楼、陂塘、仓囷、厕圈造型逼真,各式人物、动物俑都塑造得栩栩如生。

辽三彩海棠口牡丹纹盘

三国到两晋时期,曾一度兴盛的中原釉陶制作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凋敝、统治者倡导薄葬而衰落。另外南方地区随着青瓷制作兴盛也影响到釉陶的烧造。

到南北朝时期,在十六国晚期有极少量产品。随着政权逐渐统一,釉陶烧造有所回升,北魏时期釉陶烧造数量较大,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大量红陶瓷胎质釉陶动物和人物俑可为代表,并配合以彩绘工艺。近年西安长安区韦曲和咸阳发掘的北魏时期纪年墓中也出土有黄褐色釉陶的俑类。

北朝时期还将釉陶工艺引入建筑,开始烧造釉陶建筑饰件。另外色泽褐黄、青绿的釉陶器皿和俑类,在河北与河南交界的安阳、磁县一带都有出土。

北齐时期,一种使用白色高岭土胎质(北方俗称为“坩子土”)的釉陶新品种出现,并在浅淡的铅釉上随意涂抹色釉条带装饰。出土这种产品的墓葬有不少釉陶器具有代表性,如山西太原发掘的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娄睿墓、武平二年徐显秀墓出土的色泽浅淡的大量黄绿釉器皿模型堪为代表作,其中的龙柄鸡头壶较精美。河南发掘的北齐李云墓等出土的白胎涂绿条带四系罐是白胎铅釉带彩陶器的代表作。而单色的铅釉陶,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黄釉模印胡人舞乐扁壶是非常精美的釉陶器,这类釉陶扁壶在北京故宫(微博)即有收藏,河北民间也曾面世多种。

明珐华花鸟纹罐

隋唐时期进入釉陶的巅峰期。隋代釉陶延续了白胎釉陶制作,在此基础上唐代终于发展为绚丽多彩的三彩艺术。如果把釉陶艺术比作一首乐曲,唐三彩无疑是釉陶历史上最绚丽的音符。

丰富多彩的唐三彩是在汉代以来传统釉陶的基础上,在大唐王朝空前强大、中外交流频繁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其造型、釉彩吸取了大量外域元素,胡风胡韵浓郁,使这种斑驳陆离的多彩釉陶艺术发展到极致。唐三彩的产地目前已经考古发掘证实的有河南巩县窑、陕西黄堡窑(耀州窑前身)、河北邢窑、山西浑源窑、四川邛窑,但是为唐代皇家烧造大型三彩明器的窑址尚未发现。限于篇幅,对涉及唐三彩的文献、造型、出土情况等暂不赘述。值得指出的是,唐三彩中的器皿类不应完全归类为随葬明器,应有少量的实用器。

奈良三彩五口瓶 高36.2厘米 8世纪 奈良市药师寺东院出土

唐三彩不仅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也把多色釉陶的艺术之风吹向了海外。随着大唐文化的强劲辐射,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及东西洋航路所及之处,很多地方发现有唐代陶瓷碎片,因此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曾把中国外运瓷器的海上航路称为“陶瓷之路”。虽然文献记载缺失,但不朽的陶瓷碎片记录了古代人民友好往来的踪迹。这一时期,处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渤海国、朝鲜半岛的新罗王朝、日本奈良时代、西亚的波斯和北非埃及等地甚至学习唐三彩工艺,生产的釉陶既模仿唐三彩的艺术效果,又糅合了本地文化与造型特征。

朝鲜半岛新罗三彩 在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期,高句丽学习了中国的人面瓦当和黄绿铅釉陶器。统一的新罗王朝与唐朝的往来更加密切, 朝鲜也成为最早输入中国陶瓷的国家之一。庆州市新罗圣德王陵南面的朝阳洞野山麓出土石函内,放置有一件中国烧造的三彩三足罐,白胎质地,蓝彩优美。

唐渤海三彩三足带盖熏炉

朝鲜半岛新罗三彩 在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期,高句丽学习了中国的人面瓦当和黄绿铅釉陶器。统一的新罗王朝与唐朝的往来更加密切, 朝鲜也成为最早输入中国陶瓷的国家之一。庆州市新罗圣德王陵南面的朝阳洞野山麓出土石函内,放置有一件中国烧造的三彩三足罐,白胎质地,蓝彩优美。

朝鲜半岛烧造的早期绿釉陶应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青瓷和釉陶的影响。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8世纪绿釉印花罐、绿釉印花盖钵都是单纯的绿釉配合戳印、线划、篦点等装饰,其中很多绿釉陶盖罐被用作火葬的纳骨罐,有一定地方特色。庆州南山洞出土的绿釉印花四耳罐、庆州四天王寺出土的绿釉天王砖等堪称绿釉产品的代表作。绿釉碗和盏托在统一新罗的前期也有烧造。

在绿釉产品的基础上,新罗烧造出的彩釉陶瓷被中国研究者称为“新罗三彩”。这种新罗彩釉陶其实数量极少,只是带有唐三彩某些釉彩特征,韩国庆尚北道月城郡见面谷金丈里出土有两件彩碎片。庆州市出土的三彩高足杯和三彩盖盒为统一新罗中期产品,为新罗三彩的代表器物,釉彩以黄绿两色为主,彩釉装饰较为简单。

日本奈良三彩 从日本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向日本输出的铅釉陶,应该是单彩输出在先,三彩输出在后。日本奈良平原龙田川斑鸠町御坊山3号古坟中出土的一件绿釉水滴足辟雍圆砚,为研究中国单彩釉陶向日本输出的上限年代提供了重要实证。日本出土的这件绿釉水滴足辟雍砚生产的上限不会早于隋代,下限不会晚于初唐。

唐三彩载乐驼 高56.2厘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日本出土中国唐三彩的地点多集中在福冈、奈良和京都,且多出土于古坟、宫殿建筑遗址和寺院遗址之中,尤以寺院遗址出土盛唐时期的唐三彩残片最为显著。从色釉和胎料等可看出,多为河南巩县窑的产品。这些唐三彩可能是通过第七、八次遣唐使携带回日本的。

日本陶工在烧造绿釉陶的基础上,学习唐三彩技艺仿烧出三彩器,被后代称作“奈良三彩”。奈良三彩盛行于奈良时代(710~794年),衰落于平安时代初期。奈良县山边郡祈村都介野小治田安万侣墓(葬于729年)出土的一件奈良三彩小壶,是发现最早的一则实例。在正仓院文书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在营建兴福寺西金堂之际,有关生产奈良三彩的记载,以铅丹(Pb3O4)、石英(Si02)、赤土、绿青等为原料来进行生产钵和盘等器皿。正仓院中现藏有57件奈良三彩低温铅釉陶,其中单彩釉陶17件、三彩釉陶40件。由于奈良三彩的精品主要保存在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也被称作“正仓院三彩”。

正仓院收藏的这些三彩、二彩釉陶曾有产地争议,日本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化学分析证明确为日本制造。值得一提的是,正仓院保存的三彩和单彩陶器在表面上一般都书写有墨书题记。其中在一件盘上写有“供养盘”三字,在另一件盘子里还写有“戒坛院圣僧供养盘”“天平胜宝七年”和“东大寺”等墨书题记长达22字。这些题记为研究器物的用途及年代提供了确切证据。

与唐三彩的色泽丰富和造型多样且多用于陪葬不同,日本奈良三彩主要用于寺庙供奉,造型吸收了日本须惠器的一些特点,无人物造型和动物造型,更不会看到建筑构件等,只是出土一些塔、腰鼓、瓶、钵、碗盘和藏骨罐。纹饰比较单调,常见的有黄、绿、白或白、褐、绿相配的斑点纹和绿白相间的竖条纹。器物表面上也无堆塑装饰技法。奈良三彩中较多地使用色泽浓厚的绿釉,可能是为了掩盖胎体表面泛红的不足。

统一新罗中期三彩高足杯 全罗南道出土

奈良时期的三彩生产由中央的官营工场直接控制,到了平安时代,不止在京都,爱知、歧阜、滋贺及山口县等地都有生产。现日本发现奈良三彩器的遗迹已有400多处。但是到了平安时代中期,奈良三彩和低温绿釉突然中断。

波斯与埃及三彩 所谓“波斯三彩”,是指白底多彩绘釉陶,是9~11世纪时期在两河流域、伊朗一带流行的产品。白胎彩绘釉陶是在唐三彩兴起之后产生,明显带有对唐三彩的临摹风格,这种艺术风格传至北非埃及一带。

在印度尼西亚,唐三彩陶瓷碎片与越窑、长沙窑瓷均有出土。在波斯湾的重要港口尸夫罗出土打捞的中国瓷器碎片中,发现有白釉绿彩和绿釉陶器碎片。伊拉克的萨马拉,在公元883年(唐中和三年)成为废墟,考古学者在遗址发现了来自中国的白瓷、青瓷和三彩陶器的碎片。埃及福斯塔特城在7至10世纪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制陶中心,13世纪遭十字军围攻成为废墟,这里也发现了大量中国瓷器的碎片,有越窑青瓷,还有唐代白瓷和三彩陶器碎片。这些在西亚和北非的中国陶瓷标本,显示唐代陶瓷通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到当地,唐三彩器皿的实用性也得到验证。

唐三彩的造型、装饰中吸纳了大量西亚因素,胡风浓郁,反过来又影响了西亚的釉陶烧造,促使西亚一带白胎釉陶的产生。

根据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研究,包括唐三彩在内的中国陶瓷对西亚陶器的影响应是一种综合影响,如西亚伊斯兰学习中国白瓷制作工艺烧造出锡釉白色陶器,之后西亚出现的绿、黄彩斑陶受到中国白釉绿彩和绿、黄色釉瓷的影响,另外长沙窑的图案装饰对9~11世纪的伊斯兰陶器一度产生重要影响。西亚后来出现的光泽彩绘陶是在学习中国白瓷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产生的,技术和中国无直接关系。11世纪后伊斯兰陶器图案中中国风格影响很少看到,直到14世纪随着元青花兴起,土耳其再度以陶器仿烧中国风格青花瓷。这种评价比较客观,包括唐三彩在内的中国陶瓷在唐代对西亚陶器的影响应综合起来看待。

至宋金时期,三彩釉陶继续烧造,在河南、山西、河北、山东淄博等不少地方都延续三彩烧造。另外江西吉州窑也烧造青绿釉器皿和枕等釉陶制品。福建晋江的磁灶窑为外销性窑口,产品中也烧造大量的实用性釉陶。宋代釉陶部分为高岭土胎,也有不少为红陶胎,多加施有一层白色化妆土。辽国在宋朝的影响下,也学习烧造辽三彩和单色釉陶,并以皮囊壶和器皿为代表。北京龙泉务窑出土有三彩菩萨,由此可见辽三彩塑造能力,也就不难理解河北易县把八佛洼在民国时期流失出境的16件等身辽三彩罗汉像其艺术表现力如此之强。甚至位于西北一隅的西夏国也烧造大量的绿釉琉璃建筑用陶,以西夏王陵出土的绿釉迦陵频伽和摩羯等建筑饰件最为精美。

元代的釉陶烧造,以实用性的建筑琉璃和作为供器的香炉较为常见。另外元大都也设立有琉璃窑场。《北京琉璃文化》一书介绍,元初定都北京后,始建元大都,中统四年(1263年)将山西榆次县小赵村的赵氏琉璃窑迁至北京宣武门外海王村,即现在和平门外琉璃厂,称“官窑”,以生产琉璃瓦为主,供营造宫殿用。前至元十三年(1276年)又建“大都四窑场”,其一就是“琉璃窑”,隶属于管理营造的“少府监”。

元“大元国至大元年”款 牡丹龙纹陶胎琉璃炉

元大都遗址曾出土一批元代琉璃器。1964年北京德胜门出土过一件元琉璃镂空龙凤纹熏炉,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熏炉通高37厘米,口径22厘米。颈部两侧贴两桥形耳。炉盖山峰重叠,一条黄彩蟠龙盘绕在山峰中,上有镂空。盖与炉身用槽口衔接。颈部与腹部镂雕龙凤穿牡丹雕花装饰。通体施孔雀蓝、草绿、黄、白等多种釉色,十分精美,是元代琉璃制品中的珍品,其造型与北京故宫藏元“至大元年”款三足炉基本相同。同时还出土兽头、鸱吻、筒瓦、滴水、龙凤构件等琉璃器。学界认为这类气魄宏大、装饰华丽的元代大型琉璃器应为元大都窑场的产品。

明清两代是釉陶艺术传承创新时期。明代山西就是采用釉陶工艺烧造琉璃、珐华陶器的集中地区。明代所烧造的珐华器比较精美,是一种低温色釉装饰的陶器。其助熔剂除氧化铅外,还有牙硝。牙硝即马牙硝,主要成分为硫酸钠。

景德镇制瓷工匠也学习北方釉陶工艺,在烧成的瓷坯上再二次烧造低温彩釉装饰,烧造瓷坯的珐华器。另外明清瓷器的重要品种“素三彩”,一般是指明清两代景德镇民窑生产的以黄、绿、紫三色釉为主的瓷器新器种,其工艺受唐三彩和宋三彩的影响,至明正德年间已烧制得极为精致。装饰工艺是先用高温烧成素瓷,然后再在胎上浇釉作地色,釉水干后再剔出花纹、图案、填以所需彩釉,后经二次入窑以低温烧成。近年福建平和田坑素三彩盒的大量考古出土,为最终确认日本传统茶道中存世的“交趾香合(盒)”实际为福建平和田坑窑产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元琉璃胡人进宝建筑饰件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脊刹前

从明代开始,对琉璃的烧造文献记载比较详细。南京报恩寺琉璃塔更是中国琉璃古塔的巅峰作品,惜毁于太平天国时期战火。明代琉璃窑已经广泛存在于全国各地,有些明代藩王府也设立琉璃厂烧造,制作出不少琉璃饰件和琉璃建筑,如大同的九龙壁堪称明代琉璃龙壁中的精美之作。

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记载了琉璃成色的配方:“以无名异、棕榈毛等煎汁涂染成绿黛,赭石、松香、蒲草等涂染成黄。”此为京师烧造琉璃所用之色料。同书记载:“外省亲王殿与仙佛宫观,间亦为之,但色料各有配合,采取不必尽同。”据此可知,当时所采用的色料是矿物料与植物料并用,不同的配方可烧制出不同颜色的琉璃釉。同书中还详细记述了明代制作琉璃瓦的方法,明确地记述了烧制琉璃所需采用的二次烧成工艺。

明清时期对琉璃釉色配方记载较详的文献资料,见于清初孙廷铨《颜山杂记》中的“琉璃”篇,记载“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焦炭)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铜、铁、丹铅则不精,三合然后生。”乾隆十年(1745年)进士杨复吉将“琉璃”一篇单独挑出,收入《昭代丛书续集》,定名《琉璃志》。淄博为宋金三彩的烧造地之一,明清时期延续烧造 ,亦成为晚期琉璃制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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