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分享:《美国城市规划设计的对与错》 16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城市的故事II”公众号的关注,今天是《美国城市规划设计的对与错》这本书最后一天的领读,之后迎来暑期,8月份,我们将开始第二学年规划经典丛书的阅读,我们会从“中国传统”、“郊区化与新都市主义”、“新型社区”、“城市中心复兴”等7大类中精选出国内外23本重要规划专业丛书给大家领读,届时将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关注!(以下是我们第一学年领读过的专业书籍介绍,感谢领读人的精心准备和专业领读!)

第十七章

保护历史

(美国遗产保护发展历程时间并不长,不论是从1916年成立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 Service),还是从1966年颁布国家历史保护法案(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算起,都不过百年。然而,美国遗产保护领域的政策、展示利用和保护技术等方面都在世界前沿。

与现今中国的遗产保护的面临的问题相似,就是如何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如果没有“发展”的考量,如何激励社会力量及私人资本参与“保护”,如何让历史遗产富有生命力,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联邦的历史保护免税政策,是美国最成功的遗产保护政策,通过税收的减免激励私营机构参与历史建筑维护和再利用。这个也许是最值得我们的历史遗产保护借鉴和学习之处。)

20 世纪60年代,保护运动的先驱之一——克里斯托弗·滕纳德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理论来倡导保存历史。他认为,保留 “文化遗产”是社会的责任。

概念:“文化遗产” 意味着文化历史传承 ,包括历史古迹、建筑美学杰作、社会重要性、公众影响及独特景观等。按照滕纳德的构想,一个社会的责任不是简单地保存我们从先辈手里继承的东西并交给下一代,而是对有意义的物项加以选择、培育和改善,以交给下一代一个更加丰富、充实和美丽的环境景观。(并非一般意义的保护,而是有生命力的承续)

目的:保存历史可以为周围的城市带来巨大的好处,吸引游客会带来经济效益,人口日趋多元化与生活环境的丰富多彩会带来社会效益,更加适宜艺术活动的环境会带来文化效益,这些额外的收获常常会抵消保存历史所投入的成本。(保护的经济、社会、文化、景观等方面的价值、意义)

我们应当想办法使文化遗产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在保留地标性建筑的同时,不能够妨碍它们作为功能性的场所继续存在。(非常重要的一点,保护并非只是保护物质空间,更需保护场所的功能性,场所的意义,这样历史遗产才能融入城市,才能有生命力。我们的历史风貌区保护,不仅保护“风貌”,更需要市场引导下的功能调适,也应该是“活力区”)

机制:今天 ,人们还积累了许多其他的经验办法来保存历史,允许业主出售开发权的区划立法、用以购进和再售出濒危地标性建筑的周转基金、地方性房产税优惠政策以及联邦所得税扣减等。我们必须制定法律,从而能更公平地分摊保护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除了由政府出资购买或重修历史性建筑之外,任何一种保护办法都有赖于一个活跃的房地产市场的存在。(政府通过使用策略性的公共投资、制定规章和激励性机制,来培育文化遗产)

我们必须消除这种打击人们拥有和恢复历史性建筑的积极性的不利因素。

培育文化遗产也关系到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改善公园和公共场所的条件、使街巷和公路更安全、提高对孩子们的教育质量、提高病人所享受的医疗水平以及提升我们整体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品质。这意味着我们要在诸多相互争夺的行动需求中做出艰难的抉择。因此,必须把保存历史的活动更好地融入每个社区的规划、预算和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城市整体发展的遗产保护战略,保护古建的要求不应该与其他的土地使用规则分割开来,作为全市土地使用政策的一部分,要综合平衡保护古建的目标与城市其他目标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保存古老的历史建筑

恢复城市大部分地区原貌所需的资金和努力都超过了大多数个人和非政府组织所能提供的财政与管理能力。

要保护文化遗产,政府也并非处在有利的地位。宪法第五修正案要求政府在征收任何土地或建筑以作公用时必须对原房地产所有人提供补偿。考虑到市政资源有限,多数城市并不打算再花大钱买进所有适合保护的房产,更不愿付钱进行必要的翻修整新。

19世纪30年代的威廉斯堡和查尔斯顿的“历史古城”是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是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对历史遗迹进行翻修重建;

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 “历史老城”,找到了另一种保护古迹的方法,即在区划立法中划定“历史保护区”, “以维护和保存能体现本城独特风貌的历史性古建筑、有建筑学价值 的房舍以及古雅的社区”,并成立建筑审查理事会负责审查和批准历史老城区内任何建筑的新建、改建、拆除和迁移。划定历史老城区的做法成功地避免了对有关建筑的拆除、不协调的改建和不适当的扩建。

第二节 快速生根和人造历史

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是全美国仅有的两座有法规管理划定的历史保护区内既存的私人房产的城市。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和新墨西哥的圣菲正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塑造自己的文化遗产,不是通过保护,而是通过新的建设。(通过新的建设,这超出了我们对遗产保护传统的认知范畴)

他们精心塑造的历史有一种特殊的风情,就像迪斯尼乐园一样有无穷吸引力。但圣巴巴拉和圣菲同时也是功能性的城市,充满了城市生活的交通拥挤、喧嚣,这两座城市为有意开发文化遗产的城市提供了另一种大不相同的模式。

圣巴巴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很少一部分私宅和饭店是这种伪地中海风格建筑。圣巴巴拉市的文化遗产开发工作是从1920年开始的,当时新成立的圣巴巴拉社区艺术联合会发起了一项对建筑设计进行管理的运动,并在1923年制定了一份城市总体规划。1930年,圣巴巴拉通过了综合区划立法,制定了严格的建筑高度控制。

1943年,成立地标性建筑委员会的咨询机构。该委员会从圣巴巴拉市中心划出了一块包括 16个街区的地方,为了纪念曾经在此存在过的西班牙要塞。规定保护区内任何新建或改 建都必须与当地的“历史”特点相协调。

圣巴巴拉的市民发现了保持地方特色的经济价值,一个社区希望有自己“历史”的愿望可以被用来创造一个独特而优美的人工环境。发展旅游业,增加了就业及税收。

圣菲,建立起自己的风格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梦想地中海式风格的形成非常相似。1926年成立了“老圣菲联合会”,其任务是保护当地的历史建筑,并确保新的发展会进一步促进当地的独特魅力。他们倡导的行动既保护社区的历史特性,又能增加就业和提高税收。

圣菲也实现了艺术家们的理想——成为全美主要艺术中心之一。圣菲市的市民开发了自己的文化遗产,把所有的新建筑都打上新墨西哥的烙印,顺应美国西南部的特色美化城市景观,从而打造出富有独特魅力的优美环境。

(基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城市整体特色风貌塑造,保护稀缺资源可以让市民们与他们所在城市的文化和历史建立深厚的联系)

第三节 保护文化遗产

战后的新建设改变了一切。令人钟爱的老房子被夷为平地,代之而起的是毫无个性的丑陋建筑。越来越多的市民对拆毁旧建筑的行动感到不满和愤怒,纷纷加入了保护运动的队伍。到20世纪60年代,这支力量的声音越来越大,开始促进立法机构制定保护法。

中央火车站的保护过程,反映了保护政策制定和落实面临的困难及对策。

中央大车站在1967年被确定为地标性建筑。与夕法尼亚车站一样,中央大车站也已成为城市的象征,且坐落在全世界最昂贵的地段中心。

中央大车站案为全国的地标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区划立法的相关决定是为了保证全社区的健康、安全、道德和综合福祉,保障综合福祉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保护文化遗产。

按照区划立法,很可能这座被确定为地标的建筑与相邻地产拥有同样的开发权,但是,如果有关地标的规定妨碍业主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开发活动,该规定就可能不公平。

纽约市规划委员会修改区划立法、允许把未使用的开发权转让给毗邻地块就是为了纠正这种可能是不平等的待遇。委员会规定,任何接受开发权转让的地块体量和密度的增长不得超过20% ,并且接受方只能是与地标性建筑相邻或隔街、隔路口相望的地产。

1992年,经过反复辩论和公开听证之后,市规划委员会修改了特别中心区划法以包含一个“大中央分区”,从而使接受火车站开发权转让的区域面积增大,建筑体量为曼哈顿中心其他地点最大开发额度相同。

“大中央分区”使更多的地块有权接受地标性建筑的开发权转让,区内原有的广场地带优惠权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关于街墙、高度、后退空间以等一系列新要求。并确定开发权转让不的超过1FAR,区内任何地块的容积率不得超过全市的最高允许值21.6FAR。

第四节 掏钱保存地标

中央大车站的故事揭示了希望保存文化遗产的市民们如何进退维谷。

如果真的要保护地标性建筑和历史区域的话,一定得有人提供资金。人们提出了几种办法来筹集资金,以便阻止对老建筑的破坏,保证对建筑物适当的维护,并允许业主继续从其地产的市场价值中受益。

第一种办法是建立一个全地区性的开发权转让体系。

第二种办法是利用周转基金购买濒危地标,再随同适当的保护契约售出这些建筑。

第三种办法是把翻修重建的成本转移给地方政府。进行地标性建筑整修的业主每年可以通过房地产税减免的形式得到补偿。

第四种办法是把地标保护的成本转移到联邦政府。按照这种办法,地标性建筑的业主出钱整修,通过联邦政府的所得税减免得到补偿

办法一:开发权区

在1974年出版的《 飘浮的空间——地标保护与市场》 ( Space Adrift:Landmark Preservation and the Marketplace)一书中,法学教授约翰•科斯托尼斯提议建立“开发权转让区”,地标建筑的所有者有权把多余的开发权转让给这个区域,也可以从该区域接受开发权转让。

科斯托尼斯认为,可以通过确认和允许出售未使用的区划潜力来避免拆毁某块地皮上的地标性建筑 。建议各个城市成立自己的“开发权银行”,鼓励业主们以及城市拥有的地标都可以把开发权捐给“开发权银行”,这些捐赠的开发权可以卖给感兴趣的开发商;倘若某个地标面临拆毁或威胁的话,这笔收入就可以让市政当局征用地标业主的剩余开发权。(大多数‘地标建筑’因为区位特征,处于区划规定为具有高强度开发潜力的地块,往往有被拆迁以实现市场价值的风险,这是开发权转让所针对的问题)

办法二 :周转基金

地标性建筑的拥有者常常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形 :

a)没有钱进行适当的维护 ;

b) 有钱进行普通维护,但没钱进行必要的翻修整新 ;

c)打算使用房产的方式可能会损害建筑本身的历史风貌 ;

d) 预备把房产卖给会拆毁珍贵建筑的买主。

一个解决的途径就是把房产买下来,再将产权转给懂得珍惜和维护它们的人。这就要求能有一个行动迅速的机构,而建立这种机构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给它足够的资金买卖大量受到威胁的地标。

全国古迹保护信托基金经营着最活跃的周转基金。大多数周转基金是由地方性机构经营的,一旦筹集到必要的资金,这些机构就会买进濒危房产,然后再出售给愿意接受保护古建契约的人。这些契约可以确保建筑物的外观得到适当的修复和维护。也可以购买并拆除与历史保护区不相协调的房产。

这种策略对于市价不高、受到忽视且没有开发权可供转让的建筑尤其有效,资金能够多次利用,多次产生相同的价值。而且,当整个地区都使用周转基金时候,有选择地对一些关键性建筑进行整修,令当地居民更加自信,从而吸引周围的房地产主也采取类似的做法。

办法三:房地产税优惠

假如买家不愿放弃将其地产应用于“更高、更好的用途”所带来的好处,那么保护古建所需的资金就必须由整个社会承担。

如果一个社会确信这笔投入会带来投资和税收,短期的税额减免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前提是减税必须能带来即期的就业机会和额外税收。

虽然减免税收并不等于马上拿出钱来 ,但某地产现金流量的净增长却有可能为业主争取到整修工程所需的银行贷款。超过37个州都通过了立法,允许地方当局为保护古建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保护古建某些效果最好的措施并不是只针对确定为地标的历史性建筑或历史保护区。这项计划通过免除住宅性建筑由于整修导致的增税以及削减房产本应缴纳的大量税费而成功地保护了几千座历史性建筑。

1975 年,J-51优惠政策开始适用于非住宅性建筑改建工程。通过这一措施,市政当局创造了一个有力的工具,用来改造充斥着利用率不高或完全闲置的仓库和厂房的城区。许多这样的仓库和厂房都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政策)

办法四:所得税优惠

当保护运动主义者向地方政府申请财政支持的时候,他们必须和其他事业的提倡者们竞争所以,他们并不直接要求联邦政府出资,而是为恢复地标和历史性保护区的人争取所得税优惠政策。

第一次修改是 1976 年的税改法案。整修历史性建筑的业主可以在 60个月内折旧整修费,而不用像别的地产主那样等更长的时间。

1978 年的税收法案中又提供了更多的税收优惠。历史性建筑的业主们第一次得到相当于整修工程成本10%的税收抵扣。(折旧与税收抵扣不同:折旧是从房产收入计算中逐年扣减的,所得收益在重新出售房产时必须有所交代;而税收抵扣则是实实在在地减免部分所得税,并且不必在重新出售房产时返还)

1981 年的这项法案提供的所得税抵扣相当于整修成本的25%,并且允许该项税收抵扣的完全折旧。

(免税方式有两种,一是对于列入国家保护名录(National Register)的商用历史建筑或是位于国家历史保护区(National Historic District)内的商用建筑,可以免去相当于维修费用20%的所得税。二是修缮利用不在名录内但建造年代早于1936年的建筑,可以免去相当于维修费用10%的所得税。其中20%的免税政策是比较常用的。)

第五节 行动主义策略

业主按照合法的方式修补塌陷的外墙或漏雨的屋顶也损坏了无数地标性建筑的外观。因此,保护运动主义者认为他们有理由要求政府限制房地产主改建或拆除历史性建筑的权利。

不允许业主改建和拆除似乎太过理想,但坐等房产主主动去恢复地标性建筑的昔日风貌可能也不是个太好的选择。当保护古建的机构等待业主提出工程申请的时候,重要的历史建筑可能会遭到严重的损坏。

第六节 成功的要素

每一个房产主都要为培育文化遗产负责。

但由于有的规定要求的成本很高,事实上却加速了文化遗产的破败损毁。因此,政府首先要取消哪些增加改造成本的规定。其次,通过使用策略性的公共投资、规章和激励机制帮助房产主培育文化遗产。(对于私人机构来说,承担老建筑修缮工作往往是限制多、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投资回报率很小甚至为负的项目,所以不难理解私人机构会为利益而出现破坏或不当使用历史建筑的行为。政府作为市场的调控者,能否抓住私人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通过一定的刺激手段引导私人机构的资本和行为最为关键)

市场

大多数保护古建的策略都只有在市场需求具备时才能奏效。假使没有人愿意购买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开发权、所得税抵扣和房地产税减免政策就难以发挥作用,周转基金也会因为不能再出售其所取得的历史性建筑而被耗尽。

地方性的房地产税优惠政策和州与联邦的所得税激励机制能够降低维护与恢复历史性建筑的费用。在特定市场条件下,减税策略足以吸引房产主翻修旧建筑。

位置

历史保护区首先具备的优势就是位置优越。这种优越性恰恰来自于坐落于此的历史性建筑,拆除这批建筑,整个区域的位置就丧失了吸引力。因此,把某个区域确定为历史保护区是符合大多数房产主的利益的。

地理上是否邻近也影响着保护古建策略的成败。比如说,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会降低某地标性建筑或某历史保护区内的空间价格,从而吸引来自附近价位更高的地方的客户。

地理邻近并不只是土地使用方式相互影响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建立历史保护区和开发权转让区在于,全区所有的房产主都能公平地承担相关规定带来的开支,享受相关的好处。

设计

每个历史保护区的特色可能就在于它最重要的设计特点。(在追求艺术的人们眼里,如果拆掉休南区的铸铁柱、带窗的墙和装饰物,就等于抹杀了这一地区的迷人魅力)对于地方性的古建保护机构而言,一项更重要的任务是因地制宜,对不同的地区采用不同的管理策略。

开发权转让是最棘手的设计难题之一。如果要保持开发权价值的话,接受转让的地产必须也拥有相近的价值,最顺理成章的买主就是相邻的地产。然而,如果所有额外的容积都集中地转让给某一个地产,就会出现一座高耸的塔楼与旁边较低的地标并排而立,这也是不合适的。为此,大多数区划法令都对接受开发权转让做出了限制,规定接受方建筑的新增容积不能太大。

古建保护机构并不是协助培育文化遗产的唯一政府机构。每个历史保护区都有一些财产是属于公众的,也由公共部门加以维护。这些公共成分的巧妙利用可以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带来环境的改善和旅游业的发展,平衡了私人业主为保护古建而增加的私人技资。

资金

保护历史性建筑所需的资金常常超过银行愿意提供的贷款规模。

虽然总会有一些富有的房产主愿意多付钱,以便能荣幸地拥有一座地标性建筑,但对许多 房产主来说,除了银行贷款,剩下的资金可以来自出卖开发权、房地产税抵扣或州与联邦所得税减免。

银行发放抵押贷款的基础往往是房产经营净收入的资本化价值。如果未来的税收优惠兑现后会提高该房产收入的资本化价值,银行通常会事先同意增加抵押贷款的额度。

但是,也有可能很难预先筹到现金,特别是当房地产税减免政策直到整修工程完成后才对房产生效时,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周转基金发挥作用。

企业家

如果我们要保护文化遗产,政府就必须创造条件,使各式各样热衷于保护运动的人尽情施展。

只有当建筑物的用户、房产主和融资机构确信投资不会带来损失的时候 ,他们才会拿出资金进行整修改良的工程。如果一栋建筑位于历史保护区内,风险就会降低。如果投资人能够预见相关地区未来很可能具有的外观和土地使用情况,他们对相对稳定的投资条件就会放心。

同时,也必须让房产主们确信,他们的房产整修申请会得到公平快捷的处理,如果对拟建项目的审查存在相当的任意性,业主和开发商就会推迟整修工程,或是干脆绕过这些规定。

较低的开支对于穷苦艺术家们来说是个重要因素,同样,抵押贷款是否容易争取得到同样也很关键。20世纪70-80 年代初的联邦所得税优惠措施解决了这个问题,允许历史性建筑的业主把未来的税收优惠出售给投资方。

时间

鼓吹让冻结历史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便人们有钱买下所有他们认定历史终结那一刻之前建的所有建筑,并让它们不朽地保存下来,这些留存的建筑也是无法维持经济的继续 发展的。

真正珍惜文化遗产的社会从不把这些遗存与日常生活割裂开来。对于这样的社会而言,培育文化遗产意味着保存真正富有意义的建筑物,让它们保持良好的状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必要的改变,以确保这些建筑仍然是大环境中充满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罗马巴西利卡式建筑片断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里,橄榄树仍在几百年前修成的梯田边缘生长。每一代人都继承了文化遗产,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使之更加丰富,然后把一个更加伟大的遗产留给下一代。塑造历史是一个绵延不断、永无尽期的过程。

第七节 保护古建是一种规划策略

丰富文化遗产的努力必须全面地反映一个社区的价值观和兴趣爱好。如果只是把保护古建当做是某种特殊的、具有优先地位的政府行为,社区价值与兴趣就无法得到体现。现在就应该让培育文化遗产的活动与政府所有其他的功能平等竞争。这就意味着必须改革长期存在的相关政策。

社区政府不应该继续在历史性建筑的业主每次重修建筑后提高征税估值,这种惩罚性措施必须停止,确定为地标的建筑和历史保护区内的建筑只应该在相关土地的估税价值基础上支付房地产税。

社区政府也必须停止向历史性建筑的业主身上强加责任,按照市古建保护机构的要求出钱对建筑进行整修——这些项目虽好,但却代价昂贵。政府就应该为额外的负担支付费用,补偿这部分额外成本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减免房地产税。

保护古建的要求不应该与其他的土地使用规定分割开来。通过把保护古建变成全市土地使用政策的重要部分,使之需要地方规划机构的审批,并受到地方立法的制约,政府官员们将不得不考虑所有关于土地使用的决定对文化遗产将产生的影响,也不得不把保护古建的目标与社区的其他目标加以综合平衡。

这种改革房地产税和土地使用规定的两相结合,就会使历史遗产保护同其他公共目标置于平等地位。新的房地产税政策可以消除妨碍人们对历史性建筑投资的不利因素。同样,把保护古建纳入区划法令将迫使官员们在做出影响土地使用政策的决定时必须考虑保护古建的问题。两方面结合起来,这些政策就会创造适宜的条件,使文化遗产的培育变成一种轻松而又持续不息的公共责任。

第十八章

综合规划

(作者在本章更多的是回顾了美国综合规划的历史与演变,而没有过多的介绍综合规划的技术性内容,早期的综合规划奠定了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框架与操作模式。)

尽管受到了众多非议,综合规划证明是变革的巨大动力。

丹尼尔•伯拉姆在芝加哥和埃德蒙德•培根在费城所做的工作表明,同其他治理城市的处方一样,综合规划是市政改造的强有力的工具,只要规划建立 在对地点和市场明智的评估上,加之有效地把设计、资金、时间和管理结合起来的方法。

有效的综合规划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规划经常由建筑师制订它们展现的是迷人的未来前景。这类规划是全体市民愿望的结晶,并制订出取得这些愿望的主要步骤。伯纳姆对城市规划有一段著名的话:

不要制订小计划;它们没有使人热血沸腾的魅力,所以实现不了。要制订宏大的规划,在希望和工作方面都要目标远大,记住一个崇高、合乎逻辑的范式一旦记录下来就不会死 亡,在我们死亡之后还会继续生存,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展现自身。

这种方式需要对社区的地貌、经济、社会构成和政治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只有为数不多的如同伯纳姆那样的艺术家才能使其成功。这种展现出迷人未来前景的规划还需要定的勇气。为此,除了像1909 年的《芝加哥规划》那样的极为不同凡响的规划之外,这种方式通常都不会成功。(Peter Hall 在《明日之城》中将伯纳姆规划的芝加哥定义为‘纪念碑之城’)

第二种规划通常由政府官员制订,这种规划通常没有乌托邦式的愿景。它主要是依据已经同意了的市政改造目标制定战略部署。1914年,纽约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曾大力推崇这一手法(策略性规划)

“城市规划并不意味着发明在公共开支方面制订新的计划,它意味着用必不可少的开支干最多的事以及省未来的再规划和改建的开支。…… 制定出城市发展的路线,以使这些开支能最大限度服务于建立一个坚实而永恒的、伟大的城市强大的商业、工业和人民生活福利及保健体系。”

第三种规划是改善型的,它采纳任何‘好’的想法,使其适应各种各样市民们的要求,对其加以改造以符合立法、财政以及实施单位的要求,不断地对其调整,直到它能体现出反映“市民集体意识”的“城市的整体前景”。这种手法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通过埃德蒙德•培根在费城做出的努力,以及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许多公共机构在20世纪后30 年所做的工作中都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倡导性规划)

虽然这三种综合规划在理念和方法上完全不同,但它们都共同认为,“城市的杂乱增长既不省钱,也不令人满意”,因此针对“一座井然有序和方便的城市制订出规划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也都必须投入巨大的资金,需要长时间的实施过程,并不断地得到城市政治机构的认可。

第一节 伯纳姆(美国的现代城市规划之父)

美国对“规划一座井然有序和方便城市” 的有效性的接受是由伯纳姆及其他对1893 年的芝加哥博览会进行设计的人促成的。

伯纳姆和他的同事在后来制订的一系列规划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规划的理念 ,其中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麦克米伦规划(1901-1902年)、克利夫兰规划 (1903年)、马尼拉规划 (1905 年) 和旧金山规划(1904-1906年);并在1909年制订的芝加哥规划中臻于成熟。该事务所承担了美国最著名的一些建筑物的设计。

奥斯曼的影响(欧洲的‘大规划’)

对伯纳姆的城市规划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奥斯曼男爵。他于 1853-1870年担任塞纳省长一职,在拿破仑三世皇帝的赞助下,奥斯曼把中世纪的巴黎城从肮脏、充满臭气和拥挤不堪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变成了一座我们今天看到 的阳光明媚、空气新鲜的大都市。

奥斯曼的改造过程依据的是一系列的战略设施的建立,如供水分布体系、下水道体系、街道体系、公园体系及许多社团设施和纪念物。这些公共设施的改进把巴黎改造成了一座具有整齐划一的外观和轴线马路的城市。在干道的结合部,奥斯曼创造出了公共广场,而广场则为火车终点站、教堂、学校 、戏院、政府办公楼、歌剧院、卢浮宫及其他主要的公共建筑物提供了标识性空间。(继承了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完善了城市结构与设施)

奥斯曼巴黎改造计划的核心是干道网的规划与建设,为了获得必要的筑路用地,奥斯曼不得不征用超出规划道路地界之外的地块。在这一过程中,他拆掉了12000 座建筑物,开辟出巨大、诱人、可以轻而易地卖给开发商的造楼地盘。

(奥斯曼的巴黎改造,为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确立了典范,其所构建的城市形态及城市空间的组织方式,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欧美城市改建的样板)

芝加哥博览会的影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起点)

丹尼尔 •伯纳姆、奥姆斯特德、麦金这三人,加上奥姆斯特德的合伙人亨利•科德曼,构想和建造了芝加哥博览会,其风格反映出他们对奥斯曼的巴黎的共同崇尚。博览会不愧是一个小型的“井然有序和便利的城市”。

共同的高度、轴线景观和统一的建筑语汇,加上组团式的民用建筑、一座中央火车站和一个地区性公园体系便构成了伯纳姆对许多城市规划中的共同特点。

(综合了对城市空间和建筑设施进行美化的的思想,在美国城市中的以全面的推广,直接孕育了美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起点)

旧金山的改造和美化

1905年《旧金山规划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旧金山的建议,旨在把奥斯曼的巴黎美国化。报告建议修造奥斯曼在巴黎修建的那种对角线大道,与市区的棋盘式街道布局穿插,相接于山丘和邻里,并建议创造新的公共空间体系。

这一规划不是简单地对奥斯曼的巴黎的模仿,它也包含了一些呼应旧金山特有的地形和繁荣的沿海经济的因素。

伯纳姆并不认为“建议中提到的所有工作应该一次性或在短期内完成”,他希望整个工程 “按照社区发展的需求及其资金承受能力一步步实施”

伯纳姆和他的支持者明白,这样大规模的综合规划需要拥护者、立法的批准、可行的实施机制和大量的资金。他们想方设法努力得到广大公众的支持。

芝加哥规划(芝加哥城市规划是美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城市规划)

《芝加哥规划》不仅仅描绘出了他们心目中的芝加哥未来的前景,同时也是对“古往今来城市规划”及芝加哥历史的全面介绍。规划采用了大量透视的效果图,它们让好几代的芝加哥人为实现图中描绘的崇高景象而花费了数十亿的美元。(蓝图式规划,体现工业民主的英雄城市的大规划思想)

伯纳姆芝加哥的总体规划图

这的确是一个 “大规划”。

主要内容包括:

1) 60000 多英亩的公园、林荫大道和森林保护区;

2) 商业区外的60多英里长 的地区高速公路体系;

3) 对当地干道的系统的重新安排,包括新桥梁和直通大街、拓宽的街道和绿化园道;

4) 沿着密歇根湖绵延几英里长的港口、码头、礁湖、海滩、公园和海滨开发;

5) 被清淤和调直的芝加哥河;

6) 统一的货运和客运铁路、公共交通和火车终点站体系;

7) 现有和新建的办公楼组群在一个扩大的公园里组合成一个文化中心

8) 一个由穹顶的市政厅为主建筑的巨大的市政中心。

规划的作者同当时的多数改革家的想法一样,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私营领域,但只应局限提供基本的政府设施和服务,以及确保人口的健康和安全。为此《芝加哥规划》把注意力放在了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客运和货运铁路的改进等)和社区设施(公园、政府大楼和文化机构)方面。(主要关注城市的公共性空间部分,城市美化运动的特征)

伯纳姆和他的合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排除流通中的阻碍,改善商品和服务的分布,鼓励商业及提供必要的文化、教育和娱乐设施。他们并不认为应该承担起改变任何一个阶层市民的收入分布、消费形态或者生活条件的角色。(缺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很少考虑住房和社会改革的内容,而商人与企业家团体也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

伯纳姆对芝加哥描绘的前景被采纳,原因是他对芝加哥市的城市、功能、经济和环境问题所做的诊断具有说服力,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提议亦令人信服。

他解释说,在《芝加哥规划》 中提倡的根本改变 “不可能马上实现,因此很可能规划中的某一部分被拿来付诸实施时,经验的积累和当地条件的变化,大概能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规划的操作模式,连续性规划)

《芝加哥规划》的大部分都付诸实施的重要原因是其支持者进行的有效的政治活动。《芝加哥规划》以及为实施规划而做的游说工作为许多其他规则提供了赢得公众支持和资金的动力。此外,规划所包含的广泛范围遏制了芝加哥市的无序发展,为“一座井然有序、便利而统一的城市”提供了框架。

(伯纳姆的芝加哥规划,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份覆盖全市范围的、建立在现代城市规划基础上的总体规划(master plan),并成为美国此后城市规划的典范,奠定了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框架和操作模式。——孙施文,现代城市规划理论)

第二节 全国运动

《芝加哥规划》问世的那年,第一届全国城市规划会议召开,威斯康星成为通过立法授权所辖城市设立规划委员会并制订城市规划的第一个州;哈佛大学则成为开设城市规划课程的第一所大学。

然而,一个名副其实的 “城市规划” 运动是不可能依靠任何个人的艺术才华所能成就的。必须得有一批受过训练的能制订出综合规划的专才 ,还要加上对他们的工作有着持续不断的需求。

1915年,美国城市规划协会(今天的美国规划协会)成立。1929 年,哈佛大学率先成立了单独的城市规划学院,对这一新兴的专业提供培训课程。

1927年,商业部长胡佛任命9个人组成了一个城市规划委员会 ,起草 “标准城市规划权力授予法”。提出,所有的城市都需要 “在当地政府中有一个定义明确、永久性的规划部门,以委员会的形式出现,制订综合规划,并使规划与时俱进。”

1954年的住房法案,表达了对城市规划活动的稳定需求的程度:

(1) 作为长期发展的指导,与该发展的长期财政计划一起,制订土地使用形态和密度的总体规划,并提供公共设施;

(2) 与规定性的要在计划初斯施工的改建项目的财政计划 一起,按照相对紧急性程度编制 主要改建计划 ;

(3) 协调所有部门或有关政府机构的 相关计划 ;

(4) 在政府内部协调有关 州和 当地政府机 构的相关规划活动 ;

(5) 为支持上述各项制订而做好 调控和行政措施。

然而,大多数规划失败了,原因是它们提出的处方不恰当。它们想要强加给城市的设计理念与现有的景观和土地使用形态无关,因为市政府没有资金或决心去实施那些专门的提议;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规划会引发无法让人接受的破坏,从而引起了政治上的反对。

凡是成功的规划,如圣路易斯、费城和波特兰的规划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设计者对城市面对的问题和机遇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诊断,这些诊断市民们认为可以有效地解决问题,可以 抓住机遇,而他们提出的实施战略在资金和搬迁方面在政治上都可接受。(好的综合规划基于‘调查-分析-规划’的方法论;以及服从于成本-效益分析;)

未来都市的前景

未来都市的前景有两种,而大多数20世纪的综合规划反映出了其中的一种:伯纳姆的芝加哥博览会与奥斯曼的巴黎的结合,以及维克托•格伦的郊区购物中心与勒•柯布西耶未来城市的结合。

另一种,是格伦1956年出台的《未来大沃思堡市》,他提出了规划上的惯用概念(直达商业中心的环形高速公路、高速路可以到达的汽车库和步行街),从而实际上改变了所有美国主要城市的面貌。(20世纪60年代期间,《未来的大沃思堡市》是未来大都市远景题材的发行最广、最受好评的一本书,几乎可以和勒•柯布西耶20年代的著作相提并论。)

上述两种规划在表面上虽然完全不同,但在其他方面却有相似之处。每种规划都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中实施,而不必考虑具体的特殊情况;两者还都取决于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特别是交通干道;两者都消除了现存的土地使用的混乱状况,提出仔细地把城市生活分割成不同的区域;两者都需要精英专业人员协作使规划实现。

第三节 协同的政府支出

城市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因此,一个一劳永逸的规划方案用途是很有限的,为了更有效,综合规划必须处于不断更新之中,小奥姆斯特德在1911年举行 的第三届全国城市规划大会上解释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形成一种观念,把城市规划看做一种方法或是管理机制,不断地准备对所有重大变化做出预测,并对其定义不断更新,增加或扩充城市的设备和安排。

在 21 世纪,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并正在进行的政府活动。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支出有步骤有计划的使用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大于它们被独立使用时产生的效果。对财政支出进行战略部署需要有标准化的规划方法和能够反映这一规划的预算程序。

第四节 规划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过程

当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和《芝加哥规划》证明了有可能对整个城市成功规划后,当几乎每个市政府都把规划纳入其职能,使之制度化后,市政领导们又面临着新的不断希望参与规划过程的要求,要他们加入到规划过程中。

这些要求来自开发商不满现行分区,来自街区组织想要参与规划自己的社区未来,来自建 筑师要求把城市建成适合他们关于美好城市审美的美景,来自市民组织不满现有的政府优先权和财政分配,来自政治领导者认为应该参与市政决定和来自一些居民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倡导性规划与公众参与)

在每个城市的每一天,市民都会提出一些不可能来自规划专业人士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有足够实施它的政治支持。但这种规划过程中广泛的市民参与并不一定产生不好的结果。其关键之处在于使所有参与者加入到正在进行规划过程。(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公众参与的到了广泛的开展)

(补充,关于《综合规划》,著名的政策研究学者德洛尔(Yehezkel Deor)提出了一个好的综合规划的标准:

好的综合规划以综合性为特征,但应将综合性的程度限制在可管理能力(manageability)的范围内;

好的综合规划本身服从成本-效益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关注有限的人力和时间的机会成本;

好的综合规划认为平衡与不平衡都是系统发展有用的阶段,规划不应当只追求平衡状态;

好的综合规划为了达到想要的对未来现实的有利影响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

好的综合规划应该是自觉的、自我评价和连续不断自我发展的。)

第五节 成功的因素

当丹尼尔•伯纳姆呼吁制订大型的能让人 “热血沸腾” 的规划时,他清楚地意识到一批对综合规划 的支持者的重要作用。他和市政领导人一起工作,用最有效的办法到处游说,推动综合规划的实施。

综合规划的倡议者们如果能在市政府内部或者在广泛参与的公开决策过程中出现一批支持者的话,就更可能成功。将城市规划过程制度化,将规划提案简单化和标准化,容易理解也易于操作,有助于规划发挥作用。

而费城、波特兰经验证明,参与性的规划过程也能获得支持。

市场

或许综合规划中了解得最少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市场,主张“需求”并不意味着人们愿意掏钱去购买,描绘一座“更美好”的城市同样不代表着选民会支持它。

很多时候规划者在建议公共行为时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市场含义,如果一市场存在着,那么巧妙的规划可以确定其对城市的影响。

位置

确定交通、娱乐、住宅、商业、工业和公共设施的位置还不够。这些功能还需要利用或补偿具体的位置特点。

为了达到效果,综合规划必须确定一些关键项目,并找到它们的位置 ,这样它们就成为相互依赖的整体,而不是作为各个部分运行。

设计

“优质的逻辑性强的图表”之所以有效力,就在于它的清晰性,就如拜纳姆的芝加哥规划;

另一种方法是根据地形 、历史和城市现有发展状况而制定综合规划。埃蒙德 •培根在费城规划中运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规划要素的尺度、安排和特点起着重要的作用。

资金

没有钱的话,综合规划也不可能实施。

伯纳姆对于芝加哥湖岸地区的规划很容易得到资金,因为私人开发商会跟随政府的脚步沿着湖岸建造房屋,获得的资金大于额外的税收收入。格伦的图表运用于美国全国的城市,因为联邦政府决定地方每掏出10美分 ,政府就将掏出90美分。只有得到了联邦城市改造资金的支持,培根规划的协会山才得以成为现实。

综合规划意味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笔支出并在重新规划和重新修建中节约未来的开支。”巴培根在费城都试图用公平的办法有序使用资金。

如果综合规划想要有效率的话,那么就要像《纽约规划》那样,将所有提议的项目细化,包括它们的成本以及资金来源。

创业家

综合规划中的创业精神问题是指规划者并没有实施他们自己的提议。伯纳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组织市场力量推动市民投票决定债券事务,让立法者拨款,并让私人开发商来实 现他的城市展望。巴塞洛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将规划者放在市政府,从官方的角度来实施规划。培根的天才做法是调整自己的提案直到提案能同时满足私人开发商和政府官员要求为止。

如果综合规划要得到实施,每一项必要的行动都要得到细化,要做什么,谁来负责。

时间

综合规划很少考虑到在城市不同地区的活动时间。而最少考虑的时间段是在实施提案的时间。

成功的综合规划必须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可行。伯纳姆解释说,一个综合规划只能 “在社区不断发展的需求和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实施。” 他在《芝加哥规划》中提出的很多建议之所以能够实施,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建议能够通过调整来满足一段时期内政治和经济的要求,从而有可能实现目标。

第六节 作为城市战略的综合规划

迫使市政府制订出像《芝加哥规划》那样富有想象力的综合规划不大可能,也无法保证规划能得以实施。市政府决定进行综合规划时,能达到的最好情况是将规划程序法制化,把规划作为公众对话的一部分,提供给公众所需要的信息,避免做出单一的决策,保证必要的人员配置。

当市民了解社区和城市整体的信息时,有很好的机会营造政治上的一致,同时也产生了对综合规划的需求。有充分理由给选民提供为他们的邻里做出明智的规划决策的依据。

信息本身不能改变城市。要改变的话,信息必须经过阐述,得到支持,实施一套能带来改变的具体行动,有足够的资金并且有实施行为的负责人。

规划的实施还要求各负责人之间的互相协调,保证行动能够得到长期支持并开展下去。正如伯纳姆所说,要调整规划因为 “更宽泛的知识、更多的经验或者地方状况的改变能产生更好的解决方案”

今天本书的领读全部结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跟读!

本期书籍 美国城市规划设计的对与错

领 读 韩继征

编辑发布 郝绍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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