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要警惕“集体行动的困境”

原标题:垃圾分类,要警惕“集体行动的困境”

眼下,新一轮垃圾分类运动正在华夏大地上上演,从上海到北京,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可是倘若拉长时间轴,这并非我国首次推行垃圾分类。

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桂林等八个城市就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来确保垃圾分类的落地。然而,虽然一些城市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相应的运输设备与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垃圾分类的收效并不理想,很多城市甚至曾于中途数次放弃,有的城市还干脆把工作重点转向末端分类,对源头分类则不抱指望。

从普罗大众角度看,很多人对于垃圾分类的印象,似乎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每次动静都不小,但却一次又一次地不了了之。2014年8月,人民日报主管的《民生周刊》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14年,北京只是多了几个垃圾桶》的文章,用平实的文字反映出,城市垃圾分类正陷入“原地踏步”的困境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或许可以用一套经济学理论来解释。

先来设想一些“美好”的剧情:

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看到走廊灯坏了,会一起凑钱把灯修好;持有同一家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所有消费者会组织起来同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作斗争;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

可是很遗憾,这些剧情在现实中就不会发生。

这便是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最早出自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

根据奥尔森的研究,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如期发生,反倒是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会对整个集体带来不利甚至是有害的影响——哪怕是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大家能够达成合作,人人都会从中获益,但在缺乏协作和可信的相互承诺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选择背叛对方,进而导致理想的结果难以实现。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群体收益的公共特性。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活动能够增进他所在群体的利益,那么在他个人所付出的成本与整个群体获得的收益是等价的条件下,他只能获得集体所获收益中的一个极小份额,而其他成员无论是否付出了成本,都能均等地分享群体所获收益。与此同时,群体的规模越大,分享利益的人就越多,实际付出成本的人获益份额也就越小。这就决定了群体中每个成员都有“搭便车”及坐享其成的行为倾向,自然也就不会为增进群体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

我们熟知的南郭先生就是绝佳案例:虽然不会吹竽,却照样混入了宫廷乐队之中;虽然他并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个集体行动,但仍然可以收获君王的赏赐。

回到垃圾分类这件事上来,不难发现,居民在进行垃圾分类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有不少居民与二次分拣员都会认真积极地执行,并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更多的人却为了自己省事而不愿主动进行垃圾的分类投放,只是简单地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并期待分享社会福利改善的成果。久而久之,有效的集体行动就难以形成,致使每一次垃圾分类行动都无法真正落地。

这才是限制我国垃圾分类深入开展的最大阻力。

那么,集体行动的困境应如何冲破呢?奥尔森给出了两个答案:第三方的强制执行,以及选择性激励。

具体到垃圾分类这件事上,就是政府部门的有必要予以强制推行,即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措施的基础上严格执行;同时,根据不同情况来选择给予居民正向或负向的激励。

眼下,上海人正在经历着“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措施。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个人或单位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的,都将面临处罚。其中,个人最高会被罚款200元;运输企业“混装混运”行为逾期不改正的,最高会被罚款5万元;生活垃圾末端处置企业未落实分类处理且逾期不改正的,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生活垃圾经营服务许可证。

此乃第三方强制执行,正是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星。或许,这次我们真的可以治愈城市“垃圾围城”的顽疾。

期待后续的进展。

文 | 付一夫 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研究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免费获取
今日搜狐热点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