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游牧计划”电影放映 |《塔洛》

原标题:2019“游牧计划”电影放映 |《塔洛》

万玛才旦

藏族电影导演,编剧,双语作家,文学翻译者。主要文学作品有《诱惑》、《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并获多种文学奖项。主要电影作品有《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作品曾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布鲁克林国际电影节、东京FILMeX国际电影节、台湾电影金马奖等展出,并获几十项国内外大奖。因其对故乡深入而细致的描述,使人们对藏族文化及其生存状况有了新的体认。

对谈嘉宾:王彧(塔乐)

蒙古族电影制片人,北京电影学院、北师大艺术系客座讲师。曾历任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总监、韩国电影振兴会中国顾问等。同时,投资创办了《华语电影市场》杂志。与包括戛纳、威尼斯、柏林等世界十大国际电影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于2015年与戛纳国际电影节共同主办“中国电影峰会”。多年来倾力于电影国际合作及海内外发行,帮助中国电影市场与海外接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作为制片人,与贾樟柯、乌尔善、宁浩、杨超等导演合作,参与制作了超过三十部影片,获得众多国际奖项。

主持人:乌尔善

乌尔善,先锋艺术家、电影导演,长生天影业创始人。其创作的当代艺术作品曾应邀参加“横滨三年展”、“釜山双年展”等重要当代艺术展事,并经常在国际国内各个艺术展览机构展出。2004年,执导首部剧情片《肥皂剧》获得了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FIPRESCI奖”,及瑞士日内瓦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11年,编剧并执导《刀见笑》,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2012年,执导《画皮II》,刷新了华语电影12项票房纪录。2016年,执导《寻龙诀》,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以及台湾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奖”等奖项和提名。目前正在筹备电影《封神三部曲》,任导演、编剧、以及创意制片人。长期关注、研究蒙古历史和文化。

塔洛

Tharlo

ཐར་ལོ།

中国 | 2015 | 剧情片 | 黑白 | 藏语 | 123分钟

第7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

第52届台北金马影展 金马奖 最佳改编剧本奖

第9届亚太电影大奖最佳摄影特别奖

第9届亚太电影大奖亚洲最受欢迎男演员

第5届昆卡兰花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奖

第十六届东京FILMeX电影节 最佳影片奖

第十六届东京FILMeX电影节 学生评审团奖

第十二届中国独立影像展最佳影片奖

第二十二届法国维苏尔亚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三轮车奖”

第二十二届法国维苏尔亚洲国际电影节“巴黎东方语言奖”

第二十四届上海影评人奖最佳新人男演员奖

第二十二届意大利Lessinia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首届意大利中国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青年电影手册 2016年度导演 万玛才旦

青年电影手册 2016年度女演员 杨秀措

青年电影手册2016年度华语十佳影片

第17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导演

第17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新演员 西德尼玛

波兰Five Flavours Film Festival亚太电影推广联盟评审团特别奖

牧羊人“小辫子”(塔洛)是个孤儿,替人牧羊。因为留着小辫子,人们叫他“小辫子”。塔洛四十来岁,没有女人,会背毛主席语录,记忆力惊人,却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塔洛下山办身份证,偶遇短发女孩,开始寻找自我的旅程。塔洛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最终迷失了自我。

电影《塔洛》预告片

“塔洛”在藏语里有“逃离”的意思。

“《塔洛》改编自导演万玛才旦的同名短篇小说,描写一个牧羊人为了身份证上的相片进城拍照却失去了自我与身份的故事。《塔洛》聚焦藏人生活景况,以黑白影像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缩影这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在心灵的高原上壮游,以为走得那么远,其实仍踌躇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

——第5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颁奖词

对谈环节

乌尔善、万玛才旦、王彧(塔乐)

乌尔善:

第一次看完《塔洛》心里还是有点伤感。我之所以请万玛才旦导演参加“游牧计划”的交流,是觉得他在藏区生长的背景非常珍贵。这样的电影对我来说非常新鲜,我虽然是一个蒙古族,但选择了另外的电影创作方向。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城市,对蒙古族牧区的生活是不了解的,所以也没有自信去拍这样的题材。万玛导演拍摄藏区生活,讲了一位放羊人的故事,我感觉特别真实、生动,也特别羡慕。

我开个头,代表自己问三个简单的问题。塔乐是我的好朋友,他跟万玛很熟,我请他来也是希望问些问题,能够带动我们的交流。

第一个问题,万玛既是作家又是导演,由于这样的双重身份,想了解你创作的方式,是先有剧本,再去寻找塔洛这个演员?还是你先发现了这个演员身上的戏剧性,将他的真实经历变成了电影故事?

万玛才旦:

首先谢谢大家来观看这部电影,《塔洛》这个电影跟我以往的电影不大一样,这是第一次将小说改编成了剧本。其实小说的完成挺偶然的,是突然来的灵感。有一个留有小辫子的人物形象在脑海里,便写下了塔洛平常留着一个小辫子,在他后脑上晃来晃去,很扎眼。这是小说的第一句话,顺着这样一个形象,慢慢去构建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跟剧本创作可能完全不一样。后来想把这个小说改编成电影,当时还是有点难度,不太自信,虽然后来小说改编成了剧本,但心里不敢肯定能通过。直到200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电影立项了。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就是想着这个演员,因为我跟他很熟,他的形象很符合小说人物,他本身就留有一个小辫子。可能大家猜想不到,(问乌尔善导演)你能猜想到这个演员原来的职位吗?

乌尔善:

这个很难,猜不到,他会背毛主席语录是不是政府工作人员或者是老师?

万玛才旦:

他其实是一位享有“藏区赵本山”之称的藏地著名喜剧演员西德尼玛,在藏区家喻户晓。他说相声、演小品非常有名,在拍摄时会有很多人来围观。平时走在街上,大家看到他都会笑。他自带这种喜剧色彩,形象深入人心,在外形上很接近小说人物,而且他本身的气质有个“矛盾”点,他虽然演喜剧,但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会有一点点伤感。所以,一开始就觉得他合适,写完剧本发给他,他也非常喜欢这个角色,觉得挺有挑战性,愿意演这个人物。他留了十几年的辫子是他独特的标志之一。后来,我提出根据剧情要剪掉他留的辫子,他犹豫了几天,但他确实很想演这个角色,最后还是答应了。毛主席语录拍之前背了很长时间,拍的时候也有些提示。因为在纯藏区,那时候很多藏族人都不会说汉语。在那个年代背语录的时候,带有浓重的颂经语调,不理解语录的意思,但带着这种语调去记忆,可能更容易些。

乌尔善:

所以他的表演十分生动,而且那种幽默感是天然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用黑白影像,因为藏区的风景其实很漂亮,色彩也非常丰富,但《塔洛》里将色彩语言降到了最低,变成了黑白影像,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万玛才旦:

对,大家想到藏区可能就会联想到很多艳丽的色彩,片子里就把那种过于艳丽的色彩过滤掉了,是想把这个人凸显出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跟塔洛的精神世界有关,从他开始时背语录,你能感受到他的精神世界里有那么一个标准,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一分为二,非黑即白,所以用了这样一个黑白影像来呈现他的精神世界。

乌尔善:

第三个问题,镜头里用了很多通过镜子的反射和透过窗户玻璃的变形,这是你和摄影师一起确定的一种电影语言吗?

万玛才旦:

对对,主要是塔洛从山上到山下进入那个理发馆,遇见这个女孩之后他与这个女孩的关系基本上是用镜子来呈现的,跟塔洛的状况非常接近,塔洛可能觉得遇到了一场真实的爱情,但其实是一种很虚幻的不稳定的关系,所以都用镜子来呈现。另一方面,当塔洛失去记忆力的时候也是用镜子来拍,能看到字和画面都是反的,以此来强化他的一个变化。

乌尔善:

我看到一个镜头,就是当女孩吻塔洛的时候,镜头切在了人物脖子以下,我当时以为是片子剪错了,这里应该来个特写,所以一直在等,但后来慢慢预感到这个女孩有问题,这就是一个镜头的设计,具有非常丰富的电影语言。在认真去解读这些电影语言的时候,可以看到万玛对自己文化的一种表达,这种感觉很微妙。在网络上看视频可能这种感觉会弱一点,所以,像这样的电影一定要去电影院才能感受到这些电影语言细心的处理,和对生活质感的表现,我的问题完了。

塔乐:

好了,导演的三个问题问完之后我们今天的活动正式开始了,感谢大家来到蒙古大营参加“游牧计划”。(众人笑)“游牧计划”今年是第二年,去年和今年我们都搞了这样一个活动,在这里特别感谢乌尔善导演能把这个活动做起来,大家知道乌尔善导演在拍他自己的电影《封神三部曲》,《封神》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电影了,他把摄制组停了三天来组织和参加这个活动,大家知道一个摄制组几百人几千人,想想停三天是什么概念,他为了“游牧计划”放弃了整个三天的剧组拍摄。所以,我非常感谢乌尔善导演能够这么用心地、真诚地做这个项目,希望大家能给他一个掌声,因为我看到下午制片人和老板在一个棚里,气氛很紧张,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玩笑)

乌尔善:

他们是很支持的。(笑)

塔乐:

万玛导演的电影叫《塔洛》,我叫塔乐跟电影的名字很像。我是蒙古人,跟乌尔善和万玛都是电影学院的同学,虽然大家可能不在同一个时间段里。电影学院有一个传统,不管大家到哪都要发扬下去,就是我们探讨的东西一定是电影本身而和市场无关。本来我和乌尔善邀请万玛导演放映影片,考虑他刚刚热映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但后来万玛导演说他还是想放《塔洛》,我们就放映了这部影片。这个电影在国内看到的人并不多,但恰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在“游牧计划”里看到这样一部电影,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万玛导演的电影在威尼斯地平线单元以及金马奖获得了很多荣誉,同时也参加了很多国际电影的展映。他是中国藏族导演,同时这么多年坚持用藏语拍电影,我觉得难能可贵。我拍电影也不赚钱,原来跟贾樟柯拍了八年电影,和他一起拍了《一个桶》、《三峡好人》等六个电影,也跟乌尔善导演拍了《刀见笑》,也拍过《盲井》,《安阳婴儿》,还有《长江图》。我拍的都基本不赚钱,所以我作为一个谈话嘉宾还可以,作为制片人大家不要找我。(笑)其实回到主题就是说《塔洛》是一个黑白电影,是一个很少有的或者说是没有的,用一种非常独特的语言去讲述藏族人生活的一个电影。万玛导演也被中国电影称为是“孤独的牧羊人”。但我看到羊圈的时候特别亲切,因为我们打小就生活在羊圈边上,和塔洛所面对的这种东西特别一致,所以我们决定让《塔洛》参加今天的放映,也非常合适。因为他们俩都是导演,所以刚才乌尔善导演很着急的问了导演想了解的问题。其实,对于万玛导演来讲,经常遇到这种与导演的对话,但是今天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刚才外面院儿里讲的都是蒙古语,给万玛导演发活动信息的时候,万玛导演看着那个蒙古字说“看着蒙古语真亲切啊”,所以还是让万玛导演讲一下对今天活动的感觉吧。

万玛才旦: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我觉得既亲切又陌生吧,这种亲切和陌生可能跟我参加一些藏人的聚会是差不多的。我今天十二点多到北京然后就赶到了现场,进来的时候我以为我听到的会是蒙古语,但是大家还是在用汉语交流,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是有点意外的。在其他的藏族人聚会的场合也是一样的,比如藏族有三大区域:卫藏、安多、康区,方言各不相同。现在大家在一些藏区以外的场合,大家讲的可能更多的是汉语,我不知道在蒙古地区有没有这样的区别,外蒙古和内蒙古之间有没有这样的区别,所以我觉得比较陌生。另一方面就是我刚来现场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在讲蒙古的一些现状,然后他讲到了一些游牧文化,比如游牧文化的变迁,听到这些的时候就比较有熟悉感,因为藏区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比如,他讲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说现在可能表面上大家对我们很多关注,但这种关注其实是一个纯观赏性的,不是对你文化的真正关注。

塔乐:

被围观的状态。

万玛才旦:

对,就成了景点嘛,在藏区也是,游牧文化其实正在逐渐的消失。比如,今天住的这个蒙古包肯定跟草原上的蒙古包是有区别的,在藏区也是,大家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发生着变化,大家可能都不住帐篷了,如果今天有一个游牧的后代,让他搭个帐篷我觉的也是有困难的。

塔乐:

会被城管抓起来的。

万玛才旦:

不是这个问题,其实首先是会不会搭的问题。

塔乐:

我知道,是技能的问题。

万玛才旦:

对,所以比较复杂。

塔乐:

这样的情感很难去表达,那乌尔善导演你觉得有什么想要说的。

乌尔善:

我希望在座的都可以跟万玛导演提问题,能在对话里面引出更有意思的话题,好不好。

问答环节

观众:

您好万玛导演,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想接着您刚刚提到的语言问题问有关您电影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作为表达者,藏族的语言,也就是您自己的语言,会不会帮助您更充分地表达电影的内容;第二个问题是,从受众的角度,您怎样考虑用一个少数语种去做电影的表达,关于受众的接受能力或者能接受的程度是怎样的,您有没有做一个平衡?有多少人能够听懂这样的电影语言呢,谢谢!

万玛才旦: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拍藏族题材或者其他民族题材的电影,语言是重要的。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包含了情感表达方式和文化承载方式,这也是我拍藏族题材电影用藏语的原因之一。以前也有一些藏族题材的电影,但可能是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比如说汉语,用那个民族的语言的思维方式,虽然故事可能发生在藏地,主人公也穿着藏服,但他的思维方式其实是汉语的。我不知道蒙古有没有这样的电影,蒙古题材的电影,小时候看过很多,包括汉语的,也有英语的。所以拍第一部电影《静静的嘛尼石》的时候,它的主体(使用的语言)是藏语的,但里面会夹杂一些汉语。这部电影在国外放映时,有些藏族甚至提意见说你怎么使用了一些汉语的词汇,诸如电视机,VCD我在电影里直接使用的是汉语的词汇,但我觉得,藏语作为我的母语,在当下其实也在发生着变化,可能前几年这种情况更加普遍吧。比如说咱们讲一句话,表达一个意思的时候,句子的结构、语法的结构可能是藏语的,但里面的词汇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句话可能需要五个词汇,但其中的两个词汇甚至三个词汇可能是汉语的。所以你要表现这个现实的话,就得尊重这个现实,所以我在影片中也使用了那种夹杂外来词汇的藏语。包括我在国外的时候,跟国外的藏族人交流,我同样也能发现这样的问题。他们在讲藏语的时候,也夹杂一些外来词汇,包括英语、法语等,很自然地带进了这些语言的词汇。我觉得这是一个现象,但可能你在拍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这种思维方式的呈现就得通过语言来实现。

第二个问题,当然会考虑受众的接受问题,因为在中国电影受众主体汉语的观众,是一个汉语为主体的市场,受众也是讲汉语的观众为主。所以,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语言,藏语或者蒙语,我觉得在市场上就处于一个劣势。但是你讲这样的故事就必须得用这样的语言,所以在讲故事的方法上就可能得做一些考量,就比如说怎样去讲述一个很有藏族特色的故事,怎么做到这个故事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懂。另一个是,就像英文字幕一样,可以通过这种对白字幕的翻译来传达一些意思,但字幕的准确度很重要。

塔乐:

我来补充一下,内蒙古是这样,因为内蒙古在中国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贴着脊背的一个区域,所以内蒙古的蒙古语,包括一些语言,也是会混杂很多。比如我是呼伦贝尔的,语言就混杂很多俄语,因为紧挨着俄罗斯。再往西部走,靠着陕西、山西等,它的语言也是多种的。与西藏藏语不一样的地方是,西藏在相对集中的区域,而内蒙古会更长,这个是我补充的一个地方。

观众:

万玛导演,您好,我是一个彝族,来自四川大凉山,也是从相当于牧区的地方出来的。我刚刚看了这个电影,之前也有看过,想问您怎么看待传统与现代文明这个问题。

万玛才旦: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觉得跟在座的每一位都一样吧,作为一个个体,我很难回答怎样去面对或者找到一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个体,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里面是无力的,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面能做到的就是呈现,把每个时代的那种变化呈现出来。你可以看到藏区从8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的一个变化。比如《静静的嘛呢石》里面,它的故事背景大概是80年代末,您可以看到那种冲突不是特别明显,它的内部可能发生着变化,大家可能体会不到那种变化的冲撞,甚至大家可能是一种喜悦的、迎接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所以片名也用《静静的嘛呢石》这样一种可能具有象征性的名字。到后面的《老狗》、《寻找智美更登》,再到《塔洛》这种变化就越来越明显,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方法或出路。但在藏区,很多知识分子也在反思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语言,其实语言正在逐渐失去它的那种纯洁性,它的词汇的构成也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前几年在藏区,很多知识分子自发地为语言的这种纯洁性做一些努力工作,将这种工作普及到民间,鼓励大家说纯粹的母语。甚至可能有些极端的,比如在一些村庄,大家制定一些规矩,互相监督,看你使用的语言里面有多少外来词汇,如果夹杂了一个词汇就罚一块钱。就这样慢慢地,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作用吧,大家还是通过这种比较无奈的方法在做一些努力和改变。

塔乐:

谢谢,我再补充一下,十几年前我从电影学院录音专业毕业后和乌尔善导演的太太去录一张关于内蒙古的原声喉音和蒙古人音乐的唱片CD我们当时到了呼伦贝尔,有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们去找一些吃的,找到了一个蒙古包,孤零零的蒙古包里只有一个蒙古老太太。我问孩子们去哪儿了?她把我拉到蒙古包门口,指着远远的高速公路跟我说孩子们都顺着这条路走了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我每次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汗毛都会立起来。这个跟那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就是这种文化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也无法找到一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一直会面对。包括我的儿子,他已经脱离开内蒙古的区域在北京,那我们其实改变不了这些东西,但是怎么面对还是要每个个体去找到一个你认为对的方式,这是我补充导演的话。

观众:

导演拍过很多藏族的电影,这些年来有很多藏族的朋友、少数族裔的朋友把您的电影、您的身份赋予一种形象化、独立化的一个东西,把很多本来不属于电影的东西都寄托在您身上,然后您对此有什么反思或者看法吗,谢谢。

万玛才旦:

我觉得对我这个个体被赋予的责任或者压力可能更多,所以这个是我对自己的反思。

塔乐:

我觉得大家不要把电影和很多东西混在一起,电影就是电影,电影要探讨的就是电影语言和电影本身,它其实和你是谁是没有关系,也和你拍了什么东西没关系,你的电影表达只是属于个体的。如果让导演去承担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复杂的背景、那么复杂的人类的概念,导演还完成不了这件事儿,谢谢。

观众:

大家好,我来自赤峰,我就是又种地又放羊的蒙古人,但是我十三岁的时候在赤峰一个寺庙出家,我觉得我在寺庙的时候有精神家园,它通向布达拉宫的世界。但是后来,我为了生存发展离开了寺庙,我想问怎么在现在多元社会里找到精神家园。

万玛才旦: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在这里的身份也不是一个上师,所以很难回答,真的,你(塔乐)来回答一下。

塔乐:

其实啊,我在藏区的时候好多师傅都想把我留在那儿,我一直也在去,后来我跟师傅说,我这边也有一些小的心愿和俗事没解决,所以,我说我过几年再去吧。我是觉得,你其实生活在城市里,就找城市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回到家里,回到寺庙,你就找那个区域的生活方式。关键在于你怎么做选择,这在于你,而不是在于这个环境。像我的家是呼伦贝尔,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去,在我曾经待过的草原去扎一个蒙古包,那是我一生的夙愿,但是我没有勇气。你选择的时候,你就放弃所有的东西回去,在那儿想那儿的事,在这儿就想这儿的事,不要把它们混在一起,否则就会很纠结。

观众:

我在北京做咨询工作。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做少数民族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刻板印象的限制。比如说在很多年前看蒙古族电影,我记得有个叫《图雅的婚事》,后来还有《狼图腾》,经常在评论里面看到说“这不是蒙古族的故事,这个表现非常的不蒙古”,所以我在想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压力或者这种刻板印象,对您的限制和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谢谢。

万玛才旦:

这种印象肯定是在看的过程中造成的,以往我们也看过很多电影,比如说,藏族题材的农奴,还有后来的一系列的电影可能给观众造成了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所以,我自己做电影一方面是自己喜欢电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改变这种刻板的印象,其实没有什么压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所谓的刻板印象吧,虽然作为一个电影人,这样的努力可能是有限的,但还是在逐渐地改变着。

塔乐:

我稍微跟您讲一下,比如《塔洛》来说,它是个藏族电影,但很多在西藏为背景拍的那个叫以西藏为背景的电影,其实和这个是有差别的。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图雅的婚礼》、《狼图腾》它是以内蒙为背景的电影,其实这个和少数民族电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作为观众的时候要稍微做一个小分别。

观众:

各位老师好,我是学电影的,台上的三位老师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因为台下有很多致力于民族影像的年轻人,他们也想改变现在的民族电影,想找到一个方向,请问三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建议。

乌尔善:

我参加过好多次民族电影的讨论,有一些个人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个思维方式的建议:我们总说“少数民族电影”、“小众电影”,还有“少数民族文化”,就“少数”这个词,大家一定要清楚,如果就按数量的话,全世界除了汉族之外各个民族都是“少数民族”: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些国家的民族跟汉族比全都是“少数民族”。那么为什么他们电影拍得都挺好的,你们不觉得吗?法国人发明了电影,美国现在是电影产业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按民族人口的多与少来说,那其实中国的电影应该最强大,但事实如此吗?

要考虑“少数”是否是界定我们创作能力的一个标准,这非常重要。民族人数的多与少跟文化影响力是两件事。现在不仅仅是蒙古族、藏族,包括汉族也在讨论自己的文化边缘化的问题,被现代西方文明所冲击的问题。我们全球的主流文化现在是英语的文化,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创造的当代文明。汉族人、中国人也在边缘,这个处境我觉得大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但是我们看这种文明它是谁来创造的?是目前人口不到七千万的英国人,他们的大航海时代过去之后成为了跨洲际的国家,取代蒙古成为了第二个创造巨大版图的国家(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世界上陆地连续面积最大的国家),他们曾经辉煌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带来了工业革命,科技、法律、贸易等等改变了人类文明本来的面貌。他们创造了当代文明的基础,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多数民族。民族的影响力是要看民族的素质,而不在于人数的多与少。

第二,我觉得任何民族如果把自己边缘化,把自己的处境伤感化,就可以想想:我们的民族相对人类整体文明的价值何在?它是不是能产生对其他非本民族人也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对自己也应该有个发展性的认识,我们的民族价值是否保留一切传统就有价值,还是我们应该在自己的传统里找到最本质的东西、最有价值保留的东西,放到现在和未来的角度去思考,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有意义。

没有哪个民族是可以把自己封闭而存在的,因为民族本身是个时间概念。蒙古族也不是人类历史存在时就存在的,人类历史存在了几十、几百万年,蒙古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只存在了八百多年,相较起来,藏族更历史悠久一点,但民族会消亡,会融合,会改变,这是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的客观常识。哪一个民族生命力比较长久,在于它对全人类文化是否有价值、是否有帮助,而不是在于保留所有的东西。要是所有东西都保留的话,你们更愿意住在蒙古包里,还是想住在城市,喝咖啡、用智能手机呢。时间已经改变了所有的东西,我们被改变也是必然的,是无法拒绝的,只是我们到底要消极的、悲观的、被动的被摧毁,还是想积极的、勇敢的去寻找我们自己的价值,然后把我们的力量放在未来,将会产生更大的能量,让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传承下去。我不会说蒙古语,很遗憾也没有去学,但跟很多蒙古族年轻人一样,对蒙古族的民族感情很深,因为我们还能感觉到有一种情感价值和精神力量一直没有中断。但到底要怎么保护好,怎么把它运用到未来的生活和创造里面,这是我们“游牧计划”特别希望带给大家的思考,也希望每个人可以得到自己的结论。

塔乐:

万玛导演很腼腆,那我就接着说几句。虽然我拍了很多不赚钱的电影,但是也做了很多年的电影数据研究。这几年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票房六百亿,我们即将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单一票房市场。什么叫单一票房市场,就是大陆的电影票房超过美国,听上去这个数字很漂亮,但是很可悲,我们大部分的电影是引进片。美国片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包括前几年的印度电影、日本电影都在中国市场上找到了很好的位置。其实,汉语、蒙古语、藏语、印度语、日语都是小语种,就好莱坞在全球的电影市场上来讲,北美市场只接受英语电影,所以在全球范围之内其他语种都是小语种。你在哪个国家上映的时候都是小语种,所以我们不要太多的去讨论我们缺了什么。如果用藏语、汉语、蒙语来拍一些电影,能到达你内心所向往的那个值,有人想看你的电影,那么你就成功了。所以说,不管我们在做什么电影,只要我们用本心,用自己的想法去做电影,拍什么东西、说什么语言都无所谓。因为电影其实是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如果它必须依靠语言来传达这个消息,那么这个电影就失败了。因为电影不止语言,还有声、光、电。所以我觉得就像今天一样,有《塔洛》这样的藏语电影,也有蒙语和汉语混杂在一起讲的一些人,我觉得大家能聚在一起,聚在蒙古大营已经是成功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无论你想去做音乐、电影、艺术都可以,你可以从“游牧计划”去开始下一步。今天特别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万玛导演、感谢乌尔善导演能够留这么多的时间给大家,也感谢大家能耐心的坐在这儿听了一个晚上,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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