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杨方:谁来制衡强大的官僚集团?

原标题:侯杨方:谁来制衡强大的官僚集团?

在缺乏相应技术手段的特定历史时期,只有高度集权的帝制才有可能制衡、监督官僚,在这个意义上,皇权可以超然于各个利益集团之上,充当制约、平衡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代表广大的普通民众利益。

——侯杨方《盛世康乾》序言

在缺乏相应技术手段的特定历史时期,只有高度集权的帝制才有可能制衡、监督官僚,在这个意义上,皇权可以超然于各个利益集团之上,充当制约、平衡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代表广大的普通民众利益。

——侯杨方《盛世康乾》序言

盛世之所以能够成为盛世的一个必要条件,政权要长期稳定,经济长期稳步发展。盛世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有发育、壮大、衰落三个阶段,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很难成长、壮大。西汉、唐朝、清朝的盛世都经过了一个世纪左右才能到达顶峰,在盛世的发育阶段都奉行了长时期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以恢复国力。

01 执政集团的战略规划能力

除了长期稳定的发展,执政集团的长远战略目标、规划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西汉盛世的战略目标首先是解除一切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国内势力,主要是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通过七国之乱、推恩令、酎金案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中央高度集权、内政统一;第二个目标是解除最大的劲敌匈奴的威胁,经过了汉武帝多次主动出击匈奴而达成;第三个目标是征伐四夷、开疆拓土,完成于汉武帝、宣帝时期。

清朝康乾盛世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国内统一,消灭割据的三藩、统一台湾,完成于康熙时期;解除准噶尔帝国的威胁,争夺、加强对蒙古与西藏的控制权,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持续战争,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征服准噶尔帝国成为盛世顶峰的标志。

相对来说,唐朝盛世的战略目标与规划不是很清晰,达成的效果也很差强人意,虽然征服了东、西突厥、高丽,但都不能像西汉、清朝那样维持长期、稳定的统治,而面对吐蕃、南诏等也占不了上风,甚至遭到惨败,安史之乱后,疆域更是大幅度萎缩,丢失了之前扩张占领的所有领土。

02 皇权制衡官僚分赃

西汉与清朝盛世还有制度上的优势,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是皇权独大,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在传统的技术手段下,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可能像古希腊城邦一样实行直接民主制或间接民主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官僚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是普遍的自然现象,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必然会愈演愈烈,最终政权、社会全面崩溃,因此在传统中国,只有实行帝制才能制衡官僚阶层。

皇帝通过血缘世袭,在名义上拥有国家的最高主权和所有权,对国家负有最终的无限责任,因此他的个人利益与政权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相对一致;而官僚只是职业经理人,任期有限,会天然地为了个人与集团的私利而损害政权、国家、民众的利益,因此在缺乏相应技术手段的特定历史时期,只有高度集权的帝制才有可能制衡、监督官僚在这个意义上,皇权可以超然于各个利益集团之上,充当制约、平衡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代表广大的普通民众利益。

在这两个盛世中,皇帝经常性地打击贵族、官僚等特权阶层,某些时期甚至可以说不遗余力,尤其以汉武帝、宣帝时期最为严厉,清朝雍正帝、乾隆帝对贪腐官僚的打击也较为严厉。

如果不是帝制,而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官僚寡头统治,他们会形成分赃体制、共犯集团,腐败将因缺乏有效的制衡、监督而不可遏制地蔓延、深化,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

与贪腐一样,不断增加赋税同样是官僚的天然冲动,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这两个盛世却频繁减免赋税、大力度赈灾,这都是皇帝出于政权、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这些都是皇权与广大普通民众利益基本一致的最重要的体现。

03 高效的组织动员和执行能力

拥有高度权威的帝制也带来了高效的组织动员和执行能力。

西汉与清朝两个盛世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令行禁止、信赏必罚。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崇尚军功,有功封爵,无功严惩,常常是死刑。军功只看效果,不看过程,因此李广的作战过程再曲折、再传奇照样不会立功封侯,反而遭到严惩,最终被迫自杀。

清朝军事集团的核心层是八旗军功贵族,他们同样按照军功封爵,或因失利严惩,而并不考虑他们原有的地位、身份——爵高为公,官高为一品,因作战失利被处死的比比皆是,同样因军功封爵的也比比皆是。

如果没有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奖励和惩罚如此严明都是难以想象的,官僚寡头集团间的博弈、妥协与利益交换不可能具有奖罚分明的高效率机制。

秦朝以后,中国文明稳定持续了两千年,且长时期世界领先,权责相符、能有效监督、制衡官僚集团,能代表政权根本利益的帝制是其重要的制度保证,与同时期的政教合一、四分五裂、战争不断的欧洲相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在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政教分离等方面,还是在经济、生活水平、文化等方面,中国都遥遥领先。

本书正面评述帝制的优越性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评价历史不能带入现时的观念,认为民主比专制优越,所以就可以否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认为他们是清一色的大独裁者,那么在这些人眼中历史就会是一团黑;同样,更不能带入过去的观念,认为中国历史帝制具有优越性来宣扬专制、人治比宪政、民主更先进。

但是中国帝制时期并非都具有以上这些优势,这也是盛世不可能是常态的重要原因

帝制是高度集权的人治独裁,因此皇帝的个人能力、个人精力、意志品质、战略眼光、责任心都非常重要。像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清朝的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等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人物,他们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连续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而正是如此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大盛世。

更加难以复制的是,西汉盛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就会相应出现最符合时代要求的皇帝。设想汉武帝出现在汉文帝时期,因为没有充足的国力提供他的挥霍,西汉可能直接变成秦朝第二,汉武帝就会是秦始皇或隋炀帝;但如果是汉元帝产生在汉武帝的时代,那就根本不会出现盛世,而是直接奔向平庸甚至衰世。

另外,如果没有汉武帝、康熙帝、乾隆帝,以及他们出现在相应的时代,历史极大可能就会改写,因为他们都曾独排众议,不顾众人的反对,乾纲独断了很多改变了历史、影响深远的战略决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盛世的产生也带有偶然性。

【本文摘自侯杨方《盛世西汉》《盛世康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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