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即将收官,小众音乐春天将至?大众乐迷依旧难伺候

原标题:《乐队的夏天》即将收官,小众音乐春天将至?大众乐迷依旧难伺候

最近,一档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以独特的"佛系"和"燃",令看腻了抄袭综艺的观众眼前一亮。节目组邀请到的31支乐队,既有老牌的面孔、痛仰、新裤子、旅行团等,也有新生代的九连真人、盘尼西林、click#15等。

年轻一代所追捧的小众音乐被搬上台面,这样的强曝光让乐队们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其中也伴随着无数的质疑。

提到乐队,很多人会想起疯狂的摇滚、躁动的现场。以至于"不够摇滚"的乐队,所面临的被淘汰的风险远高于摇滚乐队。甚至有人总结出了一条鄙视链:古典>爵士>摇滚>流行>说唱,而在乐队的鄙视链中,流行无疑是垫底的。

也正因为如此,痛仰乐队改编王菲的《我愿意》时,因为没有呈现出像往常一样摇滚的曲风,被专业乐迷给出了"松散、无聊、平铺直叙、缺乏转折"的评价;新裤子与女团3unshine组合的Cindy合作《艾瑞巴迪》时,普通观众则并不买账。

但实际上,乐队并不只有一种展现形式。如果能被轻易定义,那么小众、先锋又有什么意义?

摇滚教父鲍勃·迪伦在刚出道的时候,从民谣乐起步,后来转型做摇滚,也曾遭到民谣运动人士的批评。但他对流行音乐的影响、对当代音乐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磨灭的。

出道几十年来,鲍勃·迪伦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音乐风格。2004年,年逾花甲的他用了3年时间,在手动打字机上敲出了一本回忆录,讲述了自己在1961年、1970年和1989年这三个转折时期的经历和思考,这是一本艺术家的心灵史,也是一部时代的观察记录。

在此,路上读书向大家推荐《鲍勃·迪伦编年史》一书,聊聊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传奇摇滚教父的艺术人生。

1.在混乱的新世界,创造过去从未有过的音乐

我出生的那个春天,世界被炸得四分五裂。1941年,二战正在摧毁整个世界。假如你也身处那个年代,会感到旧世界正在离你远去,新世界在哪里?它还没有完全到来。可旧世界被连根拔起,每个人置身于骚动与混乱之中,一切都在改变。

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很荒唐,带着一种失控的疯狂。艺术界也被冲昏了头脑,抽象画和无调性音乐正在大行其道,搅乱了我们熟悉的现实。我想着这些时髦的东西有多大价值?对我来说,可能一分钱也不值。我和这个时代的流行艺术格格不入。

那时候酒吧里放的音乐大多是爵士和节奏布鲁斯。我喜欢现代爵士,但我不理解它,也无法被真正打动。为什么?因为你在其中找不到任何有具体含义的普通词语,而我想写诗意的歌曲,用简单的英语讲出简单明了的事情,民谣是最直接有力的方式。

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创作,想写高于生活的歌,诉说一些发生在我身上奇怪的事,或者我看到的怪事。听上去很容易,但我很清楚,这一开始会很难。

我已经知道怎么写旋律,怎么填歌词,可是就在我写歌越来越熟练的同时,我的创造力也被压缩到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可控范围。的确,你很难在已经滚瓜烂熟的东西里面找到什么突破。我必须打乱自己,必须写一种所有人从未听过的民谣。

那真是个吓人的想法。我得在创作中展现出一个更强的自我,但又必须保持开放,能够囊括整个世界。世界正在以一种抓不住的速度改变着,但我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似乎我正在驾驭着这些改变——用我的音乐。

在投入民谣以前,我热衷的是过去的书籍和作家。但我发现民谣歌手能把整整一本书的内容唱成一首歌,而且只用区区几段的篇幅就能做到,于是我爱上了民谣。我写的歌大多都是讲故事,或者讲述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从没有名字的杀人犯到总统罗斯福,什么人都可以唱进歌里去。

你要问我,究竟是什么让这样的艺术有价值——这很难讲。也许是某种公正、诚实、开放的人格,也许是一种反叛精神,也许因为民谣的世界是个苦中带甜、紧张孤独的世界。

美国"垮掉的一代"能够忍受民谣,但谈不上真正喜欢,他们更喜欢现代爵士和比波普爵士。可是要定义我感受世界的方式,除了我唱的民谣歌词,再也找不到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的东西。民谣是难以捉摸的,是生活的真相——而生活多多少少是个谎言。

2.他就在这儿,拿去吧,他是属于你们的

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寻找音乐的养分,在微缩胶卷上阅读1855年到1865年的报纸,试图了解那时候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当时人们使用的语言。

我不明白人类的命运,在这一切里,我只看到一首长长的葬礼进行曲,苦难没有止境,惩罚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我生活在一个很宽泛的政治体制当中,如果把光对准它,就能看见人性的全部复杂性,这就是我写歌时的样板。

严格来说,我的歌并不是"话题歌曲"或者"抗议歌曲",尽管它们也许兼有话题性和抗议的意思。1969年,就在我的歌已经风靡全国的时候,美国诗人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找到我,想让我给他的一部舞台剧写几首插曲。

麦克利什说我是严肃的诗人,说我是战后的铁器时代诗人,但我好像从过去的时代继承了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

我的歌确实没有任何一首是给商业电台的:我写堕落的走私酒商、淹死亲生孩子的母亲、洪水、火灾、沉在河底的尸体……这些题材可不适合电台,它们不够友好,不够甜美,不符合规则,远离当时的主流文化。

可这些歌就是我对世界的感受器,里面有我自己的正义。法庭的正义来得太慢、太复杂、不管事儿,我觉得法律这东西不错,但我也可以成为法律本身——无名的死者不能为自己说话,那么就让我的歌来替他们说话吧。

可是,事情渐渐失控了。美国人对我的热情超出了我的想象,他们开始给我加上一些毫不相干的头衔,说我是"一代人的良心",把我看成救世主一样的人物。

我记得早在1965年的时候,"织工"乐队的成员罗尼曾经在一个民谣音乐节上这样介绍我:"鲍勃·迪伦,他就在这儿……拿去吧!你们认识他,他是属于你们的。"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是对我此后音乐生涯的一个不祥之兆。你听听:"拿去吧!他是属于你们的。"还有比这更疯狂的话吗?去他妈的。据我所知,鲍勃·迪伦不属于任何人,我不属于拿着话筒的媒体,不属于"美国的一代人",也绝对不是什么救世主。

如果你问我,我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那么我会告诉你,我只是一个民谣音乐家。好笑的是,当我实现了音乐理想的时候,我却很难好好地做一个音乐家了。

3.等待新世界

为了躲避公众的狂热追捧,我尽量沉浸于世俗琐事,比如参加孩子们的棒球比赛、生日派对,送他们上学,带他们去野营、划船、钓鱼……我依靠版税生活,努力销声匿迹。

因为一次意外,我摔断了胳膊,再次中断了巡演,这让我更加想要彻底淡出公众的视野。事实是,哪怕我想重拾过去的创作方法,它们也已经不管用了。

过去的十年,我一败涂地,人们完全可以说我是江郎才尽;虽然没有完全离开舞台,可道路变得太窄,几乎被堵上了。

我感谢带我出道的路·莱维和约翰·哈蒙德。也许他们也没想到,由他们一手打造的鲍勃·迪伦神话,会变得像一包沉重的腐肉,压在我的身上。

不过,我仍然设想有那么一天,音乐的道路会重新变得宽阔起来。我做了一些尝试,比如在巡演中使用过去的技巧,想要找回过去的声音,但不是很奏效。

1987年,我在瑞士的洛迦诺广场演出,张开嘴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像突然哑巴了。台下三万人齐刷刷地看着鲍勃·迪伦,而他一句也唱不出来,就是这么荒谬。

怎么办?我只能抛开过去的技巧,我需要用自然的方式发出声音,驱赶过去的魔鬼。在洛迦诺广场,我做到了——我用另一种声音唱了出来。

改变发生在一瞬间,也许这三万人并没有注意到,在歌声响起的刹那,我忽然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它让我变成一个新的歌者,在新的演唱方式当中找到了久违的自由。在三十多年的表演生涯中,那是一种我从未抵达过的境界。

鲍勃·迪伦不再是那个鲍勃·迪伦了,世界当然也不再是鲍勃·迪伦的世界。一个陌生的世界将会在所有人眼前展开,又会是一个酝酿着新的风暴的世界。这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径直走进这个世界——它本来就向所有人敞开着。

这位逐渐老去的摇滚教父,用姿态鲜明的笔调写下了他的创作史与成名史,并且毫不掩饰他自己对"鲍勃·迪伦神话"的困惑与抵触。

他向全世界宣扬,比起意见领袖和流行偶像,他宁可做个朴素的民谣音乐家、严肃的诗人、主流文化的反叛者。在音乐世界里,他找到了艺术能够赋予一个人的最大自由,并用一生去不断追寻。

编辑:Gillian

排版:Gil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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