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

1921年夏，陶行知在安庆暑期演讲会上说中国教育有三桩不平均的地方：女子教育、乡村教育、老人教育。10月他讲《师范教育之新趋势》，认为“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说已达极点。我国人民，乡村占百分之八十五，城市占百分之十五”，而乡村的学校只占百分之十。怎样才可以使乡村的儿童受同等的知识，享同等的待遇，这是师范教育的发展方向。

1922年，陶行知在调查南京教育后写出《南京教育谈》和《市乡教育分治于南京教育》两篇文章。除了一般的情况介绍外，文章特别关注“南京人民的子女对于教育是否已享有平等的机会”这一问题。1923年11月12日凌晨，他在汉口南洋宝酒楼写给他妹妹的信中，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作了一次反省，表达了对平民身份的认同和对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社会的向往：

知行近日买了一件棉袄，一双布棉套裤，一顶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顶，觉得完全是个中国人了，并且觉得很与一般人民相近得多。

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脱下西装，穿上平民服装的陶行知。

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我们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段。如贫富、贵贱、老爷、小的、太太、丫头等等，素来是不通气的，我们要把他们沟通。又一方面我们要把深沟坚垒的纵阶级打通。纵阶级的最昭著的是三教九流七十行，江南江北、浙东浙西、男男女女等等都有恶魔把他们分得太严。这种此疆彼界也非打通不可。民国九年，南京高师办第一次暑期学校的时候，胡适之、王伯秋、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诸先生和我几个人在地方公园里月亮地上彼此谈论志愿，我说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我这几年的事业，如开办署期学校、提倡教职员学生之互助、提倡男女同学、服务中华教育改进社，都是实行这个目的。但是大规模的实行无过于平民教育。我深信平民教育一来，这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不久要降临了。

二、改进社里谱新章

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1年12月23日成立。社章规定总事务所设在北京，主任干事陶行知于1922年3月底到京着手组织,4月12日正式在京设总事务所。成立之初，改进社暂借前几道美术学校办公，不久即迁西帝王庙内，后又迁至石驸马大街22号。在此前后，北洋政府曾想任命陶行知为武昌高等师范校长，也曾有人联络聘他回金陵大学任校长，陶行知却选择了改进社，在这个舞台上以开阔的视野审视中国教育问题，演奏出从泛义的新教育向目标更为明确的平民教育、科学教育转化的非凡乐章。

改进社是当时中国最前沿的教育家群体展示才干、共同合作的舞台。因董事不驻会办公，故由主任干事陶行知当家。为提高工作效率，陶行知提倡科学工作法，确定了八点“办公原则”：唯事的，非唯人的；科学的，非墨守成规的；效率的，非浪费精力与时间的；教育的、进步的，非保守的、倒退的；美术的，办公室布置适宜，文件柜整洁；卫生的，设备合于卫生，工间宜略休息；兴趣的，办公事有兴趣，能增加工作效率；互助的，开诚布公，合作互助将改进社与官僚衙门区分开来。改进社总事务所约50人,1923年下半年后还包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内。职员们在一起感到是同学，学习的机会多，面向全国做了不少实事。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董事部常委合影（右三为陶行知，左三为蔡元培）。

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在国无宁岁，教育发展受阻之际，矢志教育改进，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开展教育交流活动，敏锐地跟踪世界教育新潮，并据此反思国内教育症结与寻求解决策略，在全国推行智力测验、教育测验和道尔顿制等，引领着当时国内新教育运动，加速了中国教育现代化步伐。改进社依社章召开了四次年会。

1922年4月14日，陶行知与胡适、陈筱庄共同拟定改进社第一届年会规则，致函全国各省市调查教育状况，并于7月3日至8日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年会。会议如期举行，全国18个省区、47个都市参会。陶行知在开幕典礼上分调查、研究、编译、推广四项报告社务，倡导同心协力，不问党派，抛弃地方主义，效法武训的办学精神。7月5日，为发展中国固有文化，呼应“山东问题”的解决，由主席蔡元培提出，陶行知与王柏秋共同提议《创办青岛大学案》并获通过。陶还与蔡提出《国立大学与省立大学分别设立案》，认为教育界的人把教育问题看得太普遍、太浮泛了，都犯了一个博而不精的毛病，分门别类的专深研究才是教育进步之母。6天的会议共议决推行平民教育、女子教育与接洽调查庚款用于教育等119个议案，代表了现代中国教育界的思潮信仰。9月6日，陶根据年会上讨论学制改革的意见向教育部提出八条议案。到1922年底，改进社有机关社员119个，个人社员479人，贵州、新疆、热河、四川、西藏等省区尚未有社员。

1923年8月20日至26日，第二届年会在清华学校举行。到会社员及来宾700余人，熊希龄与陶行知联名发表书面欢迎辞。欢迎辞在总结上年成绩后慨叹教育自教育，国运自国运，提出如何办好教育使之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是我们教育界的根本问题。陶报告社务时提出本社方针务求在教育进行上得有合作之机会，重在分析研究；社务重在教育调查，调查研究所得经专家传播与提倡而力量大效益广，并提出《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应编教育概况统计案》等提案。

1924年7月3日至9日，第三届年会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改进社与东南大学教育科合办全国教育展览，向包括南洋华侨学校在内的全国学校征集展品。力谋收回教育权、促进内蒙古教育、推进平民教育成为会议重要的议题，陶行知、范静生、章太炎、马寅初等作了学术演讲。陶行知任干事一职任期届满，董事会议决定请陶连任。全国教育展览会成为这届年会的看点，徐则凌(养秋)、陶行知任会长，经费由改进社负担，展览内容分教育行政以及各级各类教育共30组，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教育展览，使与会代表能用最短时间就近参观了解全国教育状况。

1925年8月17日至23日，第四届年会在中国义务教育策源地山西太原举行，到会2000余人。陶行知在开幕之日发表的感言中说：“中国要想得到国际上之平等地位，非办教育不可。”本届年会满、汉、回、蒙、藏均有代表参会，“可算是全家五个兄弟团圆了”，他深信五族教育之机会均等是五族合作、共和之基础。陶行知认为改进社的精神为合作精神与科学精神，改进社所办事业为科学教育与乡村教育。会上，陶等人提出组织国家教育政策委员会、筹备成立中华女子教育促进会、统一学校统计报告时期、请山西省行政长官指定一相当之县城办教育统计等提案。会议约请袁观澜、叶恭绰、马寅初、黄炎培等人演讲。陶行知在学术会议上演讲《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提出了22项政策，主张“正式学校教育为国家之公器，应超然于宗教、党纲之上”，保护教育机会均等，鼓励专家研究试验符合国情适合生活需要的各种学校教育等。

学术研究是改进社的中心工作，张仲述博士任中学课程改造研究，初等教育委员会任小学课程改造研究，改进社接受美国学术团体的捐款请美国科学家推士实施调查和改良中国理科教育的计划。此外尚有31个学术委员会，分门别类地研究教育之各种问题。调查包括分年度进行全国的教育调查；选点进行地方的教育调查，如无锡、济南、南京、北京等。

1922年9月10日，由陶行知主持，邀集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的教授多人与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麦柯尔共同讨论智力与教育测验计划的进行；18日，召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有关教授学者，与麦柯尔讨论智力与教育测绘计划的进行，商定测验地点以北京、南京为南北两大中心，麦柯尔博士完成心理测验等24种测验的编造。改进社除编辑《新教育》月刊外，中等教育委员会参加了中等教育会主办的《中学教育季刊》，初等教育委员会编辑了《初等教育季刊》。1922年12月17日，依七次董事会决议，由主任干事陶行知主持筹备教育图书馆及教育陈列所，获得捐洋21万元的基金。改进社曾致函国内外各大书局征求图书，先后收到大量中外图书，因而在总事务所设立了教育图书馆。

筹集经费成为改进社的一件难事，除社费外亦有一些社会捐款，如黎元洪捐洋1000元，教育部捐洋1000元，周子庚捐洋1000元。此外，交通部发各路火车，通火车之地的社员都可享受免票；招商局有轮船折价，通轮船区域的代表都可享受。然而，收社费却不容易，东南大学在交社费上就遇到麻烦，陶行知不得不于10月28日和11月14日两次写信给校长郭秉文催交社费，申明“吾校在这个团体中，万万不能失信”。

为了推进女子教育，改进社成立不久就创设女子教育委员会，朱其慧任主任委员，陶兼任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当时适逢清华学校决定停送女生赴美学习，该委员会两次向清华和外交当局提出抗议均未得到答复。1922年12月27日，陶参加该委员会会议商讨办法，随后代表改进社向英文报纸《北京导报》记者发表谈话支持抗议。1925年在改进社第四届会议上他又与人联合发起筹备中华女子教育促进会，以求在更大范围促进女子教育，以致那段时间中国女子教育进步很大。1923年1月，陶领导改进社举办国民音乐会，以“国民音乐”陶冶国民精神。

北京女师学生在街头演讲平民教育。

为让世界了解中国新教育运动，谋求中国教育在世界的应有位置，筹备参加1923年6月28日至7月6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万国教育会议成为改进社的一项重要任务。1923年2月，陶行知用英文撰写《中华教育改进社之历史、组织及事业》作为会议资料。改进社国际教育组(后改为“国际教育委员会”)专事国际教育相关事宜,4月25日，该委员会联合北京国际教育研究会召开联席会议，就《万国教育会议宣言书》中的提议，以及中国代表的应对方案详细讨论。陶行知在会上介绍了参加万国会议的准备情况，会议决定推举知名人士分别担任具体事项：程湘帆、张仲述等研究公民学问题；朱经农、陶行知等研究教科书问题；张伯苓、郭秉文、胡适等研究互换教师及免费学额问题；袁希涛、陈筱庄研究促进义务教育问题；汤爱理等研究交换印刷品问题；王仲达、欧阳祖贻硏究世界恳亲会办法。决定推举蔡元培、范源廉、黄炎培、郭秉文、张伯苓、胡适、汪兆铭、陶行知八人出席会议，定于6月4日由沪乘船起程，并预定于8月20日以前回京在第二届年会通报会议情况，但陶因筹备第二届年会而未赴会。改进社为此次会议准备的材料多达17种，其中包括陶行知所写的《中国之教育行政》、《中华教育改进社之历史、组织及事业》以及他与薛鸿志共同完成的《中国教育之统计》，其他参与写作者包括胡适、刘伯明、陆志韦、郭秉文、朱经农、廖茂如、朱斌魁、黄炎培、郑宗海俞庆棠、庄泽宣、晏阳初、麦克乐、麦柯尔、戴志骞、梁启超、张彭春、邹秉文等当时中国教育各个领域前沿的专家。中国代表的大会发言与提案引起与会代表高度关注，代表团领队、改进社董事郭秉文当选为万国教育会议副会长，并且成功争取到第二届年会在中国举办的机会(尽管后来实际开会地点移至加拿大，但当时中国受关注的情况可见一斑)。这届年会上还表决并一致通过了关于改进社加入世界教育联合会的提案。

1923年3月6日，改进社召开会议讨论英、日两国庚款问题，到会的有新任董事长熊希龄(蔡元培此时辞去董事长，仍任董事)、陶行知等九人。陶反对英日两国利用庚款进行文化侵略，他与汤中被推举起草对各国退还庚款用途的总办法。1924年8月7日，改进社设立的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在东南大学开会，熊希龄、蔡元培、陶行知等24人到会，会议讨论了庚款使用及收回教育权问题，议决致函政府，请政府交涉取消《日本对支文化事务协定案》。年会第一次学术会议讨论了范源濂、陶行知等提议组织日本研究会的提案，以避免以往国耻纪念蹈空之弊。1925年7月28日，陶被聘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部执行秘书，掌管美国庚款分配工作。

1924年底，陶行知主持制订改进社下年度工作计划，提出“适合本国国情，满足生活需要”的方针。

1925年底，国内政局和社会环境的动荡使陶感到中国教育和改进社都进人到艰难时期。12月4日，《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1期在《本刊之使命》中提出“我们愿意大家借这个机会把各干各的教育界渐渐的化为一个通力合作的教育界”，谁寻着真理，双方都应当乐意承受。“讲理的人应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我’关尤宜打破。”并撰写《四年前的这一周》，称1921年12月19日至26日是中国教育界最可乐观的一个时期，当时三个机关自动组合起来建立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决心“到现在几乎没有机会再见了。现在教育界的四分五裂是无可讳言的”。而这四年当中，物价暴涨，教师薪金却逐渐拖欠，教师尚不能维持生活，又如何能维持专业的精神?他对教育界由于经费冲击造成的危机，以及通力合作精神与专业精神业已消磨殆尽最堪痛心，希望年终大家共同创造一个新纪元，给教育界一个新生命。

陶行知主编的《新教育评论》。

1926年春，陶行知被推为改进社国家教改革委员会及促成宪法中制定教育专章委员会委员。6月，改进社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教育博览会，展品获得一大奖，郭秉文电告：“此次教育产品参展成功，实为我国教育在国际上之荣誉。”恰在此时发生“三一八”惨案，抗议者死伤200余人，陶行知奋起控诉当局“杀人如虎”。当局还打算对百余名文教界进步人土加以捕杀，并内定了黑名单，文教界人士纷纷南下广州或沪宁，陶在这股潮流中怀着乡村教育的理想回到南京。改进社崇尚自由、理性，党派政治色彩较淡,1926年有人问及改进社的“色彩”，陶行知于12月27日郑重回复：“本社是透明的，不是白的，不是黑的，不是红的，不是灰的——是透明的，水晶样透明，使各种光、各种颜色都能透出真面目。”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教育改进社事实上已无法开展活动。1926年12月14日，陶行知给改进社同事凌冰(济东)的信中道：本社“已是山穷水尽，这是事实，谁也不能否认”。“我们应当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找出一条生路来！本社之所以山穷水尽是因为中国教育已到山穷水尽了。我们倘不能为中国教育找出生路，决不能为本社找出生路。所以我们要拼命的为中国教育找生路，即所以为本社找生路。”陶与赵叔愚等人发起成立改进社乡村教育同志会，全身心投入办乡村教育，“在杀机四伏中努力进行。我们已经看见光明，前途有无穷的希望”。

1927年4月5日，改进社紧急通告全体社员：“本社本年全体大会照山西大会议决应在武昌或杭州举行，刻因时局未靖，交通阻梗，无法筹备，由董事会建议本年暂行停止，特此奉达。”此后即未举行过年会，社务无形停顿。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包围东交民巷，搜查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速捕李大钊等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共60人，《新教育评论》主要编辑高仁山亦同案被捕并壮烈牺牲。陶在《新教育评论》2卷20期讣告天下并征求高先生教育遗著，以悼念这位战友，该刊不久亦被迫停刊。改进社在北方的事业被迫终结，但直到1930年4月12日晓庄被封闭，陶行知都还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在改进社的社务上。

三、平民教育像传教

1922年改进社第一届年会上，将推行平民教育作为重要议案，引发了陶行知开始以此为舞台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大力推进平民教育之实践。

1923年5月，陶专程参观晏阳初在浙江嘉兴开办的平民教育试验，陶、晏两人第一次握手。该试验用少数教师教平民学校多数学生的方法办了两所平民学校，招生200余人，只有中学教师四人，两人轮流主领一校，每两周交换一次。两校运用心理学原理，采用幻灯教学，大班上课，每班百人以上，学习效果显著。同年7月21日，两校举行毕业典礼，特自北京请来陶行知、朱其慧参加盛会。学校分别授予男女毕业生140余人文凭，各地各界前往参观的1000余人都十分感动，拍成活动电影供他处放映、学习。第二年，两校扩大招生规模，成绩更好。

陶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旋即在上海开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推朱为筹备主任，陶、晏二位为筹备干事，陶和朱经农为编辑。该会研究在全国推行平民教育的方法，即要以最少的经费于数月间使每人得受基础之普通教育。5月27日，陶、朱、晏三位与袁希涛、黄炎培等正式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会后以陶、晏、朱三人的名义向有关人士发函：“日前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开会，想在十年之内使十二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一万万不识字之人民，受一千基础字所代表之共和国民的基础教育。”征求对编辑教科书的意见。5月，筹备会还在北京虎坊桥模范讲习所、西单京师第五讲习所、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学校办起四所试验平民学校，前两处用挂图教学，后两处用幻灯教学，分别积累经验，供别处参考。6月，陶和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平教会发起人声称要以“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与朱经农合编了《平民千字课》。

1923年6月20日，陶行知与朱其慧、蒋维乔、王伯秋等组织南京平教会，发表宣言，募得经费1.5万元，办二男一女三所试验平民学校，每校各50人。8月5日,11所平民学校联合开学，学生千余人，来宾千余人；至12月，计有126校，学生5000余人；年内两届毕业生960人，南京试点拍成活动电影供他处仿行，为全国性组织成立之先导，武汉等地也相继建立平民学校。8月中旬，陶以改进社名义致电各省教育厅、教育会和办理平民教育的机关团体，选派代表于8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大会。8月20日至26日，陶行知在改进社第二届年会报告社时着重提出：本社董事部赞助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所进行之一切。26日上午，改进社二届年会在清华学校闭幕，下午平教会总会在改进社举行成立大会，讨论通过组织大纲及宣言，公推朱其慧为董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陶行知为董事会执行书记及安徽董事。会议决定每省设董事二人，总会设在改进社内，为改进社事业之一部分。

1923年9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发表，提出“共和国基础之稳固，全看国民受过相当教育”，希望一万万不识字青年在百忙中每天抽一点工夫来受四个月的平民教育。所教功课是1000个基础字依着国语文法、教育心理原则、共和国民所需要的知识编成的96课，每天学一课。所用工具有课本与影片两种，并用所教千字作基础编成各种平民丛书、杂志、报章，使平民能利用既得之工具继续增加学识与提高技能。

平民教育总会拟定了一个体现陶行知风格的宏大规划，包括聘请专家对平民教育各种问题分工研究；到各地办理平民教育的各种试验；推动各地和各界成立平民教育会；平民获得掌握1000个常用字的基本教育后再进行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教育。此后，一场规模宏大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城市展开。由于推动得力，各方面积极响应，不久就有18个省32个城市成立了平民教育会分会。陶、晏二位一起到上海、去杭州、跑南京，陶还到安徽、江西、湖北、内蒙古、河南等地推进工作。

晏阳初任职的基督教青年会不让晏去专任平民教育会总干事，陶得知此事后写信给朱其慧：“关于总干事一事，闻青年会有复信说明该会不能让晏阳初先生应聘之理由。知行觉得此职除晏君外实无相当人才。务请再具恳切之函向青年会交涉。”直到1924年9月，晏氏才正式到北京就职。

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上半年，陶的日程几乎都被平民教育填满，演讲筹措经费、民主推选推广平教会、商议改良教学……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邀请各省代表成立平民教育会，开办平民学校。陶常用千字课本中的文字给那些读千字课的人写信，这样既是对他们的关注和鼓励，也能考评他们学的效果。他写信给妹妹说“最近一星期来，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店里，家里，旅馆里，饭馆里，学堂、私塾里，甚至于和尚庙里，我都去劝过平民教育，并且很有效验，很有乐趣。我过几天还要到军队里，工厂里，清节堂里，监狱里，济良所里去推广平民教育。”并希望妹妹也能约集同志在北京这样去推广平民教育。陶行知还在家里设立笑山平民读书处，鼓励儿子教祖母识字，称这为“连环的教学法”。1923年11月初，陶从安庆赴南昌推行平民教育，他会见省督，提出由省长命令署内不识字之人限期读书；8日，参加南昌全城平民教育运动集会游行，去监狱对400名犯人演讲平民教育；11日，离南昌赴武昌，与由北京赴武汉的朱其慧会合，一同在武汉三镇宣传平民教育。在13日至28日间，协助成立湖北平教会，朱、陶在大会演讲后分区游行演讲，在军、警、政、商、工、学及住户纷纷设立平民学校或读书处。所需《平民千字课》由督军署翻印免费供给，令不识字的军民一律受教。陶、朱亲到各校考察，提出改进意见。陶具函湖北省长请定全省平民教育经费每年2万元，得政府同意，饬财政厅指拨。陶还到襄樊、沙市、宜昌等地推行平民教育。

陶行知6岁的次子晓光（小桃）教祖母识字。照片四周为陶行知亲笔题词。

陶行知还热心向胡适、郭秉文、郑晓沧、推士等多位大学教授及其夫人、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写信推广连环教学法，并附寄《平民千字课》。他给自己定下每天必写一信的任务，并鼓励安徽四女师到乡村推行平民教育。他鼓励推行女子平民教育，游说梁启超、胡适、熊希龄做了平民读书处的处长。他到蒋梦麟家动员他办平民读书处的时候，蒋梦麟忙得很，面露难色，陶问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家里可以容得不识字的人吗?”蒋笑笑说：“错是不错。”陶说：“既是不错就要千。你如无暇，我来代你训练助教，只需老兄下一声命令：从今天起，家里的人不识字的都要读书，识字的都要教书。’我就有办法。”蒋将自己的世兄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叫进来，陶行知就一五一十地教了他们一回，他们即很高兴地去教老妈子和车夫，蒋大哥摸摸胡子对陶行知说：“你很有传教的精神。”

1923年12月上旬，陶行知在各地推行平民教育后回到北京，到北京师范大学平民教育社演讲，系统地介绍了自己在长江流域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性质、组织与方法，认为平民教育之目的在使平民一面读点书，一面得一点做人做国民的精神，把公民和读书的精神化合在一处，鼓励大家做活罗汉，救苦救难，渐渐使学校周围的人，北京全城的人，以至于全中国的人都能识字。12月23日下午2时，改进社举行二周年纪念大会及羊市大街平民教育期成会成立会，会场上遍插“平民之光”、“努力读书”、“读书最乐”等旗帜，到会来宾500余人。羊市大街平民读书处学生及石驸马大街平民学校试验班学生都到会。改进社总事务所设立的平民读书处66处，其中门牌三号、四号、五号、七号四所平民读书处的劝导员及处长均由陶担任，其余为该社工作人员担任。

经陶行知等人推动，江苏各县多起来响应,1923年12月22日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扩大组织，成立江苏平民教育促进会，另设常务董事促进全省工作，并由省署拨付经费。至次年8月，全省60县中有48个设立了促进会，并开办平民学校，其余12县也在筹备中。陶南北奔走，公而忘家，逢年过节往在旅途中，余暇写诗：“上车过旧年，下车过新年。年年车上过，也算是过年。”陶行知的目的是使教育变成空气，人人得其呼吸；变成阳光，人人得其照耀；变成雨露，人人得其滋润。

1924年1月3日，陶行知写信给朱经农，表达对《平民千字课》加印30万部的欢欣，认为要想普及平民教育，第一件事就要便民，让人到处可以买《平民千字课》。为了尽可能扩大平民教育，陶将《平民千字课》的版税亦用于平民教育。一次姚文采代他从商务印书馆拿来一万元版税，妹妹文渼因为家用很急，和哥哥商量留四分之一，陶行知却回答：“妹妹，你脑筋就缺少这四分之一啊?如果加上了这四分之一，不是更美好吗?”最终还是全部用于平民教育。

1924年1月7日，陶到张家口推行平民教育,8日召开了平民教育筹备会会议,9日与政学各界领袖开会商讨推行办法。当日，他用16课的生字给读了16天《千字课》的母亲写信，陶母完全能读懂，他将这个例子登载在《申报·平民周刊》上，以激励更多人参与学习。10日上午，陶行知在蒙古族学生代表会上讲演平民教育，出席察哈尔全区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大会；午后蒙古族学生开欢迎会，陶演讲并说明五族一家之精神。11日，他向张都统、张道尹、郑教育厅长建议施行平民教育办法，均被采纳，其中一部分于当日令行，当晚10时离开内蒙古回京，热心平民教育诸君和全体蒙古族学生均到站送别，陶精神上得到未曾有的偷快，回京后给朱其慧写信说：“前五日已得他们来信，蒙古平民教育第一先锋队已经出发了，他们先在自己的蒙古包里办起，逐渐推广到亲戚朋友那里去……知行现已深入蒙边教育之梦，志不在中原了。夫人闻此消息，得无笑他野吗！”并说自己得了一个蒙古名字“麦勒根亚布达拉图”(意为按智慧行动的人)。

《平民千字课》总发行量达300万册。这是陶行知送给母亲用的四册课本，上面写有“母亲读的”字样。

1924年新年，陶接到南京朋友温佩珊夫妇寄来的结婚25周纪念请帖,1月16日回信表达不能到府祝贺的款意：“特在北京石驸马大街设立平民读书处两所，称为世珍尔淑(即温佩珊夫妇的名字)第一、第二平民读书处，以示祝贺。”并将古人“岁寒三友”(松、竹、梅)改为“岁寒四友”，“这第四个朋友即是平民读书处。当这天寒地冻的时候，一切学校都暂停了，平民读书处还是像冬笋一样，一个个从地里冲出来。它什么东西都不怕，风不怕，雪不怕，所向无敌！…知行很希望先生和夫人在这个最可纪念的日子做一件最可纪念的事体，并请宾客都做一桩最可纪念的事体，这就是多多地开办些平民读书处。

1924年3月2日，陶在北京青年会宣传提倡平民读书处的办法和经验，主张平民读书处“不要带色彩”，想借这里宣传主或宗教都不妥当。25日，他又赴开封分别对90余县教育局长和各界领袖讲平民教育，协助开封及河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成立。29日，他在给朱其慧的信中说：“三十万人的教育种子可算是已经撒了……将来能否开花结果要靠本地人土时常去施灌溉、加肥料、防害虫，才能有相当之收成。”4月14日，陶给西村平民学校学生胡映莲写信，教他们用请双耳朵做教员的办法学会写信，写好了请自己的耳朵做先生，耳朵喜欢听是好信，并将这一方法编成诗。

耳朵教员诗

为了让平民识字后能巩固，陶又发起办《平民周刊》，刊登一流作品，开创真正的平民文学。1924年5月24日，陶与北京及全国文学、教育界知名人士钱玄同、郁达夫、赵元任、高仁山、陈鹤琴、王伯秋、庄泽宣等组织平民文学委员会，征求会员，编辑出版平民文学书刊。6月29日，得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赞助，《平民周刊》创刊，陶又开始写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平民文章，用短文讲大道理，如8月9日《北京大学要求人权》道：“中央或者省政府，近来往往不依法律，随便发布通缉令拘拿人民。这是共和国所不能容的。现在北京大学向政府要求，非依法律确实证明为现行犯，绝不能任意通缉。人权不保，何以为国?我们希望政府反省。”8月12日，陶给朱经农写信提出《平民周刊》要为平民说话：“借时事发挥平民精神，培植国家观念。”“不能单取对平民说话’的方针，还要加上‘代平民说话一条。”应冯玉祥邀请，陶与许士骐编《军人千字课》，并摄制幻灯片，深入冯军推行士兵识字教育。由于部队实行强迫教育，士兵进步快，收效好。

1924年10月7日，陶行知发表《平民教育概论》，认为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到乡下去的运动，需要官民一致合作。平民教育是普及教育的先声，希望处处读书，人人明理，养成健全的人格。经过陶等人一年多的奔走,1924年底平民教育活动开展到20个省区,50万人读《平民千字课》。后来《平民千字课》发行到300万册，参加学习的人应在此数之上。

1925年1月17日，陶行知在《平民周刊》发表文章，道：“做个真正的人第一要有思想。”2月7日又说：“如果现在的政府不能合乎‘民有、民治、民享’的条件，我们国民就应当万众一心地去谋改造。”同月21日再次发表文章，说：“我们中国的民意大都是被动的。国事之坏，就坏在只有被动的民意，而没有主动的民意。”为给农村平民提供继续巩固与学习的机会，平民教育会于3月1日出版《农民》小报，十天一期，每期售铜元一枚，是当时世界上最便宜的报纸，也是中国农民报的创始。6月20日至28日，平民教育会总会派代表参加北京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并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各城镇乡村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学校师生，筹划援助罢工工人并合力促进平民教育运动。

1925年秋，平教会在全国20余个省区设立分会，广开平民学校与平民读书处。此时，有职说晏阳初寄往外国信件中有 Russian字样，朱其慧和陶行知来到会所要求审阅全部工作文件，由此引发任平民教育会总干事一年的晏阳初与陶行知、朱其慧产生分歧。陶向改进社董事会建议将平民教育会分立出去，不再属于改进社事业范围，不再合署办公，他也辞去改进社总干事职务，改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工作。后经改进社董事会再三挽留，陶不久又回改进社工作。平民教育会总会从改进社分立出去后到河北定县建立了实验区。

1927年5月22日，陶利用在北京为晓庄学校筹款的间隙参加了定县北齐村利用韩祖庙会开展的平民教育活动，当时平民教育会认为村民最需要的是扫除文盲、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培植公民资格、提倡农业科学，负责人冯梯霞提出“打倒贵族式的农业”，陶建议补充“提防书呆子的农业”，认为平民教育会和改进社所进行的乡村教育，出发点虽不同，但是相成的，同是努力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建设符合本国生活之教育。

四、科学精神方法倡

陶行知提倡科学，尤重科学精神与方法。

1915年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期间即感到科学教育应从儿童抓起，同年10月，胡适与任鸿隽在美国发起成立科学社，陶后来亦参与其中，并于1917年3月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遗传论》。1918年，陶主持南高师教育科后，将科学教育列为教育科的基础课程，并亲自为学生讲遗传学。此外还开设了心理学和教育统计、教育测量、科学发展史、生物学，心理学又分普通、教育、儿童、实验、心理学史等科。

孟禄到中国调查，诊断出中国教育病得最厉害的是中学，尤以科学教育为最不良，这一结论更促使陶极力推行科学教育，他除利用暑期学校对教师进行科学教育外，还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进行科学教育。

改进社成立后，陶出面邀请推士、麦柯尔来华推进科学教育的开展、教育心理测验的制定，主张提倡科学，应贯彻至全教育系统。改进社议决推士调查大纲，并依据实况向各校或相当机关陈述改良意见；麦柯尔先后在南京、北京各半年，进行调查。改进社通过了《推士考察及改进中国自然科学教学之计划》和《麦柯尔之研究调查计划》。

推士向改进社提交的计划，一是个人事项，主要有：调查自然科学、教学、房室、设备等情况；报告所参观学校的现状，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改良教学法、教师训练、课程等建设性建议；在所参观的学校，通知科学或教育团体开联席讨论会或讲演会；在南京、北京围绕“适用于中国现状之自然科学教学原理”作短期讲演，并组织学生科学会。另一个是合作事项，主要了解自然科学教师的情况；收集适合于自然科学教师、学生的通行教科书以及杂志的书目提要；制订中等学校各种科学所需仪器用品标准的手册；召集高等师范学校理科教员会议专题讨论如何培养中等学校理科教员办法；辅助改进社及中国科学社推广事业。推士在华两年，先后到过10个省、24个城市，考察了190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从事讲演、研讨会等不同形式的学术宣讲活动共176次。在其总结性报告《中国之科学与教育》中，除阐述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外，着重指出了中国科学教育的缺陷及科学教育课程的匮乏，对中国教育之改进、科学教师之训练建议良多。推士在华的考察与学术宣讲活动成为国人反思与改进科学教育的重要契机，深化了国人关于科学、科学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的认识。

紧随推士之后，陶邀请美国教育测量专家麦柯尔来华帮助编制各种教育测验和训练相关人才。1922年9月，陶分别在南京和北京邀约东南大学、南高师和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的有关学者与麦柯尔共商智力测验的实施计划,10月29日陶应邀参加南开大学主办的科学教授讨论会。1923年上半年，麦柯尔来到北京会同北大、北高，燕大、女高四校心心理测验。在华期间，麦柯尔先后在南京、北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心理学教和学生，演讲并编心理测验。在华期间，麦柯尔先后在南京、北京遇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心理、专家合作完成多种测验；依托改进社筹备的暑期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对来自直隶、奉天、山东等17个省区的近300名学员进行培训。此外，麦柯尔还承担了改进社参加万国教育会议材料之《中国之教育心理测验》的写作任务，并向改进社二届年会作《教育心理测量》演讲，演讲中，他热情称赞了中国教育心理测验专家的牺牲精神以及改进社在推动中国教育心理测验深入开展中的核心作用。美国以二十年的时间和百余名大心理学家研究所得的结果却被中国四十多位心理学家于短时间内利用了，改进社做的这番伟业开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新纪元。

1923年1月初，陶在北京大学教育研究会上演讲《教育与科学方法》，反对简单用古人或外国人的方法，它将杜威思想分析的方法分为觉得有困难找出困难之点、想出种种办法来解决、在种种方法中选择一种、通过实验验证五步，通过这五步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强调使用这些方法时要求是客观的、量化的。在教育研究中要重视组织、教材和工具，主要的工具是统计和测量，认为每人都存用科学方法去办教育的决心，每人都去研究或解决一个小问题，不出三十年中国教育准有好的成效。

1924年2月26日，为改变科学教育贫弱的现状，陶行知寄希望于科学教育师资问题的解决。改进社致函各省教育厅、大学专科学校及中学校，为提倡科学教育，改进社与清华学校、洛氏驻华医社定于7月10日至8月15日在清华学校举办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会长为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副会长为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所有课程均聘请国内外专家担任，共分生物学科、物理学科、化学学科三科，每科分成英语、汉语两组。8月上旬陶到清华了解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的进展况，并征求各方面意见。该会连续举办到1926年。

改进社还邀请“道尔顿制”创始人柏克赫司特女土、设计教学法发明者克伯屈来华讲学。1925年8月18日，柏克赫司特在改进社四届年会上作《道尔顿制概要》的演讲，阐释自由、相互影响即共同生活、时间分配三原理。其中“自由”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育适应儿童个性、教师对于学生给以精神身体上之自由发展。“相互影响即共同生活”从大处讲要求学校与社会一致但并不是学校仿照社会，而是必须照社会的原理实施教育；从小处讲即要求学生与学生、教员与教员、学生与教员之间发生联系，学校、班级应是教员学生合作的场所。“时间分配”是道尔顿制最重要的原理，要求学生自动自主作业、将作业划分成若干单位，并建立起作业与时间的对应关系，教员注意依据学生的敏捷与鲁钝分配作业任务及适时指导。道尔顿制非仅方法上改良，实为精神上的改良。在道尔顿制下的师生关系是有感情的，是有联络的，而且学生作业是自由的，有伸缩余地的，绝不受机械的压迫。陶在柏克赫司特女士演讲前介绍说：“要以她的创造的精神作参考，发明中国的道尔顿制才好。”凡想试验的，必先审查是否具备条件，率尔尝试，怕是要做道尔顿制的罪人的。

克伯屈先到广东，后到厦门、上海、北京，与朱经农、程其保等人讨论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问题，并在上海的大夏大学，北京的教育部、清华学校、燕京大学、北师大、女大等处发表讲演，让国人亲聆了“设计教学”的理念。改进社还聘请麦克乐负责中等学校的体育研究，邀请美国生物学家柯脱博士来华作学术讲演，这些活动一次次地使中国教育界得到助益和启示，也一步步促进了中国教育逼近科学，推动中国教育汇入国际新教育运动的进程。

1925年1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鼓吹“党化教育”，鼓动策划北洋政府免除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一职。陶行知1月16日在《申报》发表致教育部电：“国家教育经费出于各党人民共同担负之赋税，断不能视为党之武器……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对于各党党纲政策，均应抱持虚心研究审查批评之态度，与党化运动绝对不能两立。既是大学，即不能党化；既受党化即不成其为大学。”9月，陶与高仁山、赵廼传、查良钊、孟宪承、汪懋祖、王希曾等发起创办《新教育评论》周刊，郑重声明：“不愿意掺杂任何个人的问题，也绝对没有任何党系的作用。”深信“现代国家的教育，要本着民治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建设他的制度，分析和估定他的内容，发明和实验他的方法，而考核他的效果”。

1925年11月14日，陶行知在参观南师大附小吕镜楼老师的课堂教学后给他写信道：“儿童好奇，科学教育应从儿童时代下手。”11月，陶行知到长沙对学生演说：学生求学第一步就要有科学的精神，要改造社会必具有委婉的精神，应付环境必具有坚强人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不同于当时情绪型的科学提倡，陶倡导科学实证的重要，将批判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融为体，使他的教育改革实践和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1926年7月9日至8月7日，在极为严峻的政局下，改进社与清华大学合办研究会，但不是由改进社具名，而是由陶行知与马叙伦、曹云祥(清华校长)、高仁山、凌冰等联名发起。陶行知被推为研究会书记，主持这一届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10月10日，陶在上海，长子陶宏在北京，他寄给儿子一本《电磁学》，并在书上写了首《攀知识塔》：“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看谁找得真知识?”诗后附言：“与桃红作科学忘年竞赛。”1931年后，他又倡导科学下嫁运动，将科学教育推进到新的高潮。

1923年陶行知与长子陶宏及次子陶晓光合影。

五、出长公学启后生

1923年，安徽旅宁同乡为解决子弟上学困难问题，联络安徽同乡会、同学会创办私立南京安徽公学。陶行知对此予以支持，两会推陶行知、姚文采、夏辅宜、李希白、洪范五等10人组成筹委会，公举夏辅宜、孙洪芬、桂望之、李希白、姚文采、苏民生、洪范五、查敬吾、孙宗诚、刘乃诚为校董，夏、孙为校董会正副主席；公推陶为校长，姚文采为副校长，以安徽会馆在宁房地产收入为经费，报苏、皖两省省长公署及教育厅立案。公学先以经过修缮的会馆为校舍，继迁1873年安徽绅士集资修建的上江考棚(后为南京六中)。选聘南高师、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毕业的皖籍高材生为教师，招收安徽失学青年，试行三、三制新学制。

9月15日，在1915年停办的安徽旅宁中学基础上创办的南京安徽公学开学，招收高一级1个班40人，初一级2个班90人，因原旅宁中学中正街校址已被河海工程学校租用，故暂借水西门登隆巷安徽会馆做校舍(一年后才迁回)。陶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报告筹备经过道：“安徽旅宁前一辈的人，对于后一辈的少年，发生了一种学问上的同情心，才有安徽公学的产生。”所以该校最注重师生亲近，以人教人。教职员愿意和学生共生活，共甘苦。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躬亲共守。深信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才是真正的教育；人与人的隔阂完全打通，才算是真正的精神交通，才算是真正的人格教育。他告诫教师必须力求长进，一面教，一面学。要教学生向前进、向上进，非自己努力向前进、向上进不可；告诫职员安徽公学是个贫穷的学校，光阴与钱都有限该用才用，不该用必不用，用必尽其效；主张摒弃新旧宽严之见，只问是非好坏，必使学生得学之乐而耐学之苦；勉励师生用科学的精神追求真理，做学问最忌的是玄想、武断、尽信书，以差不多自足，以一家言自封；要求极力地锻炼学生观察、知疑、假设、试验、印证、推想、会通、分析等种种能力和态度去探求真理的泉源；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学问，用美术的精神改造环境，用大丈夫的精神处世应变；要做“人中人”，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那摇不动的基础。

安徽公学开办后即成立学生自治会，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创办平民夜校，招收公学附近水西门、朝天宫一带失学成人80余人。任课同学观摩校长的示范教学，学生自治会正副会长均任教。公学中学生不懂教育原理及教学方法，曾指定一老年车夫站起来回答问题，陶发现后即让学生予以改正。

任安徽公学校长时的陶行知。

1924年7月3日至9日，改进社三届年会在东南大学召开。会间，陶行知向与会者请教了中等教育之宗旨、任务等问题，诸位认为普及国民义务教育是亟待解决的大事，中等教育面向青年当以德智体三育为先，青年学子要明白读书，明理做人。治学修身乃应落实在“名”与“实”的统一上，“实”为关键。陶据此确定“实”字为公学校训，请东南大学“学衡派”古文大家撰写校训91字训文：“实说文训富从宀内有贯贯货贝也为诚实充实之用取实为训用段谊即用本谊以→象校以贯求学顾名而思谊德性宜然实也知识宜富实也身体宜健实也胥于宀内贯之矣实至名归实事求是是为校训吾侪青年勉企毋忘。”译意是：“实”字，《说文解字》注释说：“富也。从宀，内有贯。贯：货贝也。”借作诚实、充实之用，取“实”作为校训用，段(玉裁)注释的意思就是用的本义。现在以“”象征学校，以“贯”象征求学。顾名而思义，(学生)的德性应当笃实，知识应当富实，身体应当健实，(这三者)全部在宀内贯穿包含。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做到了，在治学之名上才能算实事求是，这就是校训。我们这辈青年，要经常勉励自己，时刻不要忘记校训。会间陶邀请熊希龄参观公学并为校训题字。秋季开学，五米高的校训碑矗立在学校训育室前花园中，上刻熊书散盘金文体“实”字，下部后面刻写了91字训文。

安徽公学旧址（今南京市第六中学）。

8月14日，陶在新学期开学前给副校长姚文采写信说公学用最少的钱办到这样好可算是近年来中等教育很精彩的一个试验，可喜之至，“但最危险的时期将要到了！秋季招收新生三班，新生数与旧生数相等，训育上要起最困难的问题”，认为“教职员和学生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风，共守校规”是改进的大关键。希望姚住校一个月，以示表率，“我或可以帮助你们打头一个礼拜的战。开学期定了之后，请即告诉我”。

新学期开学之际，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和奉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管辖权开战，姚文采写信给陶说不停战就停办学校。1924年9月15日陶回信道：“中途停学和临阵脱逃是一样的可耻。纵使开花炮把安徽公炸碎了，我们也是要奋斗到底的。如果有一个教员、一个学生，我们就可照常上课，就算安徽公学不死！”他十分赞同姚文采说的“爱安徽公学如爱亲生子”，还写诗《每事问》：“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的巧，愚者问的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在全校师生中传颂，在校长室里放了一本人生问题簿”，倡导学生大胆提间。

1925年，陶在学校中对初中语文、数学、外语等课程教学试行“能力分组”，高中试行“文理分科”和设选修课。分科后课程的教学要求提高，如理科用外文版代数课本，英语课师生全讲英语，理化实验增多。学生中还组织文学、墙报编辑、音乐、美术、戏剧等小组。

1926年，陶行知请东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吴梅(瞿庵)来校作校歌。学生集中于学校大礼堂，由学生会主席江兆虎领唱：“龙眠潜霍隔江青，童冠集群英。十年时事成荆棘，弦歌地变成了军声。今日重栽桃李，一堂如见澄平。客愁乡梦不须生，相对读书灯。南朝自古多才彦，论游学最好金陵。漫听八公鹤唳，行看万里鹏程。”歌词镶嵌了八皖多处地名，激昂振奋、意蕴深刻，充分表现了陶等人在时局艰难中办学、努力培养人才的创业精神。

陶行知与姚文彩在北京合影。

1926年7月，学校首届高、初中学生毕业。而上半年高二学生因不满国文教师方园圃的教学采取了驱逐、罢考等行动，被学校勒令退学。事后退学学生致函陶请求复学，陶8月中旬回复：“对于诸生之遭遇，深致悲悯。但退学之判决，未能稍有变更……故校章者，实学校所立之大本，而余与诸生共守之约言，非经法定手续，莫能擅废。”经校务会议讨论，仍维持原判。

1926年秋季开学，学生增至400人，共8个班。陶为学生制作了校服、校徽。校服衣领上有圆形“皖中”二字；校徽为三角形，蓝底白字，上边环列“南京安徽公学”，中间为“实”字，全校以“实”字统领教育质量，校园气象新。也就在这一年，陶对公学发展和办学规模有了更长远的考虑。12月19日，他与姚文采拟《南京安徽公学生长程序》，将学校发展共分七个时期，拟于本校三十周年完全实现，即建立起中心小学、中心幼稚园、女子中学、师范学校以及大学、研究所。强调依据青年及现代实际生活，运用科学方法，彻底改造本校之课程、教材、教法，以实现适合国情之中学教育；依据效率原则、协作精神改造组织系统及行政方法；依据美术精神，师生共同改造学校环境；最高目标是创设研究所，培养有独创力之学术人才。

根据这一计划，第一时期所提出的办学方针都得到了实施。1926年陶与姚文采均亲住校内，师生同甘苦。虽生活简朴，图书仪器却必求丰富。教师们悉心研究，编写教材，力求与教育目标配合：孟宪承、梁任公、张伯苓等编辑国文；孙洪芬编辑化学；查良钊编辑物理；秉农山、方炳文、姚文采编辑生物；洪范五主持图书馆。教员才齐备，盛极一时。陶还撰联语“义则居先，利则居后；恕其所短，敬其所长”悬于校内，勉励同人。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沿江而下，直鲁联军十几万人据守南京外围，一时人心惶惶，秩序混乱。陶召开护校会议，提出抱着“救人不救财”的宗旨，在校门口挂上红十字会旗帜和“妇孺收容所”的牌子，收容了300多名妇女和儿童，并为他们办起临时幼儿园、小学和平民学校、临时看书处，晚上还办同乐会给大家解闷。陶听说革命战士在前线受伤缺医少药，就立即召集会议，决定结束收容所，组织战地救护队，陶亲任领队，与副校长姚文采、校医余光中及十几个学生到南郊上方桥救护北伐军战士。这些举动是社会即学校”思想的体现，激励安徽公学学生树立关心时事、积极参与社会的社会责任感。战乱中学校屡遭驻军骚扰，破坏严重，经过师生员工努力修护，逐渐恢复旧观。1927年夏，南京特别市教育局成立，学校又呈请核准立案，按期改选校董会，推荐刘海萍、苏民生、刘觉凡、叶元龙、桂望之、曹葛仙、常宗会、周寄高、洪范五、孙宗诚、李希白等为校董，刘海萍、苏民生、刘觉凡担任常务校董，陶行知、姚文采连任正、副校长。

1928年，陶本打算辞去校长一职，但师生竭诚挽留，终留下。学校聘请王西澂来校担任教导主任，协助陶、姚两位校长改革学校工作。学校以晓庄精神进行改造，成立了生活改造委员会和下乡运动委员会，成员由正、副校长和师生代表组成，代替校务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工作。此外，还成立了由师生代表组成的“人民法庭”，专门处理学生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学校还一度取消过训导处，以大力推行学生自治，实行民主管理。正是因为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南京安徽公学才成为当时设备齐全、校风端正、纪律严明、成绩优良的颇负盛名的私立中学。

1929年，王西激等人曾试图将安徽公学迁到晓庄附近的乡间，但加上工人也只有36人愿意，加上董事会的反对，此想法未能实现。6月24日，陶写信给王西澂，认为他的理想、计划很值得一试，不如痛痛快快地创个新学校来试验。

1929年9月，南京特别市教育局统一学校名称，南京安徽公学更名为“私立南京安徽中学”。此时陶因致力晓庄学校坚请辞职，经校董会决议，由姚文采继任校长。姚创校伊始就追随陶，长期负责学校的具体事务，对陶的教育思想耳濡目染，贯熟于胸。他请张二树老师写了“继往开来”四字贴在大礼堂里，依照陶原定的办学方针、教育措施行事。1947年陶逝世周年纪念日，学校将大礼堂(原上江考棚的明恕堂)改名为“行知馆”以示纪念。

六、一片乡情寄“长城”

陶行知在家乡生活时间很短，却怀有深深的乡情。

1923年春，他与一位绩溪同乡游南京牛首山，写赠诗《后记》说：“吾乡称绩溪为绩溪牛，人以为侮辱，我以为是尊敬。因为牛是农家之友，没有牛，我们哪里来的饭吃呀！”此后，这种乡土气息充满其诗文，如“下乡拜年与牛大哥同铺”、“牵着牛大哥去耕别人田”、“一闻牛粪诗百篇”。

1923年9月12日，陶独自一人游八达岭长城，回到青龙桥候车，遇合肥籍车站工人刘君，饭好菜香后，刘出示明朝永乐年间的长城砖，上有“中部”字。外国人曾想买，他不愿卖，却定要送给陶。陶“想四女师新校舍不久总要建筑，用此砖来点缀点缀，也是千载一时之盛事”，便不客气收下来，送他一元钱的回礼。当晚8时给安徽休宁第四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程仲沂写信，并寄送长城砖为该校奠基，嘱咐“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我们四女师既得万里长城之砖，自能在造就人才保障共和的路途上进行了。不过为这块砖计，既入黄山，就不能出洋了。要说他是为贵校牺牲，亦无不可。务必请先生好好的待它。”20日，陶收到程的回信，程认为体健、天才、财力是做学问的三要素，陶答复认同前两个，否认后一个。认为体健是人生的最要目的，也是学问的最要目的，学生是学习人生之道，学以厚生则可，学以伤生是断断乎不可；天才是做学问的根据，教育万能之说是自欺欺人的话，但是天才有时是很不容易看出来的，时机未到，天才隐在里面，专靠主观、武断，以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是常有的事。认为只要有志于学问或是有志于子女的学问，经济的难关是可以打破的。穷苦和学问是好朋友，富贵和学问是仇敌。

陶对家乡更大的期望在于普及教育以建立起民主共和的“长城”，他极其热心地在家乡推行平民教育。安徽四女师教员金鸣岐在京时，曾多次参与平民教育会议，临行时陶托她带挂图一套，教科书一包，以备试验之用。1923年陶从南京到安庆，决定把歙县试馆所有收入全用在歙县的平民教育上。10月18日，陶到安庆开展全省平民教育运动时，在给妹妹的信中道：“我对于安徽负有特别的责任，不能不勇猛进行。”10月30日，他又写信给金鸣岐，详述为三千万兄弟姊妹开一求知之路的行止，说明随时随地随人可以办平民教育，有一分力量做一分事就有一分效果，门不敲不开，最后胜利都由奋斗得来。11月底，陶又到芜湖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同拟定《徽州推行平民教育办法》。1924年1月2日，陶看到报上关于芜湖学徒永汇、金祥两人读《千字课》的报道，便用课本第一册的生字写信去向他们和那里的先生们拜年。

为了在家乡屯溪隆阜推行平民教育，陶和13岁的积极分子吴立邦不断书信往来，陶每次写的信都很长。1924年1月5日，陶说接到吴的信“如同吃甘蔗一样，越吃越有味”，“要想一世到老都有青年的精神，就要时常与青年人往来，所以我很愿意和青年人通信，尤其喜欢和小孩子通信”。小朋友的信是精神的泉源，在回应吴关于老太婆顽固时，陶说：“我们在社会上做事，要预备碰钉子。我在这几个月当中也碰了四五个钉子，碰钉子的时候，有两个方法解决：第一是硬起头来碰，假如钉子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钢做的头皮上就弯了起来；第二是要把我们的热心架起火来，把钉子烧化掉。我们只怕心不热，不怕钉子厉害。”2月6日，陶回复对方提出的拜师的要求时，说明相师相学的道理，“如果你愿意做我的老师，我一定愿意做你的老师”。3月26日，陶在南下的火车上再次给吴立邦写信，回答他所问“徽州土产”问题，认为：“我们只问好不好，不问土不土。你现在新拜的那位老师，身子虽在外面，骨子里也是徽州的土产。我们徽州的土产本来不错，你看朱晦庵、江慎修、戴东原诸位先贤，哪一位不是土产?现今的胡适之先生，从头到脚也只是我们家园所出的土产。”并将自己前天在徐州旅馆写的诗抄给他：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

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

1924年1月20日，陶给歙县知事汪镜人写信，赞誉其所发表的造林、禁赌、禁烟、天足、教育的《歙民五训》为亲民要举，并介绍了浙江一位县知事四个月里开办一百多个学校的例子，提出：“先生不妨进一步做一个强迫设学的试验。先拣比较有把握的地方入手，等到风声传出去了，进行必定势如破竹。”2月8日，陶给安徽教育厅长卢绍刘写了一封长信，希望他“不但要做数万学生之教育厅长，简直要做一位三千万人民之教育厅长。换句话说，我希望先生做一位平民教育厅长”。痛陈在江苏推行平民教育时，“回看故乡饥民嗷嗷待哺，不忍之情，油然而生，就帮助本省父老在安庆、芜湖两个地方，立了两个平民教育的厨房。各县正在闻风兴起的时候，安徽马少甫将军诬为过激党(指共产党)，暗示停顿”。并提出推行平民教育十项建议：消除马少甫之误解，恢复安徽省公署和教育厅的平民教育，视察监狱的平民教育，恢复平民教育促进会，教育厅长为会长，训令省视学分赴各县提倡平民教育，训令县知事提倡平民教育，训令全省学校兼办平民教育，通令私塾采用《千字课》，召集全省教育行政人员、县教育会代表会议议决平民教育之方针及分期进行办法。

1925年2月中旬，陶行知被安徽省教育会公推为列席善后会议教育委员会的代表，下旬又当选为该委员会理事，他多次参加会议，直接推动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制定教育基金专款和小学教育由国家补助薪金等议案的成立。但由于善后会议只是大小军阀的分赃会议，主持者关注的是地盘和军费的重新分配，教育委员会实为象征性摆设，吵吵嚷嚷数月之后不了了之，曾经寄予一定希望的陶十分失望。

陶行知不只关心家乡的教育，还关心家乡的交通，积极参与1925年徽州旅杭和旅沪同乡发起修建屯溪到昌化公路的活动，希望全徽人民大合作。1927年1月4日，他发出给徽州同乡的公开信《徽州人的新使命》，认为徽州有瑞士的天时地利，但没尽瑞士之人事，“唯独有自立、自治、自卫能力的民族，才能享和平的幸福”，提出徽州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振兴全徽的教育，开采全徽的矿产，革新全徽的农村，发展全徽的交通，培养全徽自立、自治、自卫的本领，以谋全徽人民的幸福。把徽州人民做成国家有智慧，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