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金服两员工受贿1300万,但判决书却神秘消失了

原标题:蚂蚁金服两员工受贿1300万,但判决书却神秘消失了

最近科技圈,突然爆出了一个大瓜,说是两个80后的公司员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超千万,还是在民营企业里,这故事情节听起来就有点魔幻。

但这不是故事,这是真事。

7月12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份刑事判决书,蚂蚁金服2位80后员工利用支付宝客户准入、投诉管理的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超过1300万元。

近几年,官员贪腐的瓜时不时都有,大多数都是官员级别高且金额特别巨大,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但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腐,却鲜少有报道主动提及,一是普通的民营企业一年营收上千万的并不多见;二是即便涉贪腐,金额也远没有如此巨大。

因此,这瓜一出,众人自然目瞪口呆。且更让瓜众震惊的是,牵出大瓜的这份判决书在公示了5天之后,在7月17日被悄然下线了。

1 两员工贪腐,受贿金额超1300万

据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公布的判决书内容,有关蚂蚁金服内部员工贪腐这起案件中,被告人共有4名。

其中,名为刘庆南,孙晶的两名被告系蚂蚁金服员工,都是80后,为该案受贿人。

据判决书案情介绍,刘庆南(受贿人)在蚂蚁金服数娱中心担任商务经理,负责支付宝客户的准入、投诉管理的职务,收受贿赂金额超1300万,具体如下:

2016年7月至2017年8月,刘庆南利用职务之便,为吴铮提供帮助,将吴铮提供的本不能审核通过的公司审核通过,并为吴铮提供的公司处理各类涉赌、涉诈投诉。在确实无法应对支付宝公司的检查时,通知吴铮及时变更收付款主体。

吴铮为表示感谢,将一张招商银行卡送给刘庆南。2016年7月24日至2017年6月19日间,吴铮向该账户转账人民币共计372.9万元,上述款项被刘庆南刷卡消费和取现。

2017年4月至2017年7月,刘庆南利用相同的操作手法,在另一个行贿人孙冰的介绍之下,为第三方方某振提供审核、处理投诉、通知及时变更收付款主体等便利。方某振通过孙冰于2017年4月27日、5月26日、7月21日分三次送给刘庆南现金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孙冰为此收受方某振好处费50万元。

关于送现金,判决书还披露了这么一个小细节:1000万元贿赂现金是分三次用纸箱装,根据跑腿人姚某证实:三次拿的箱子都一样,除第二次多了一个小纸箱,箱子很重、很沉。

另一被告孙晶(受贿人),在蚂蚁金服数娱中心担任高级业务发展专家,负责审批支付宝商户签约的职务。

孙晶为吴铮提供帮助,将吴铮提供的公司审批由刘庆南担任商务经理,便于刘庆南为吴铮提供审核方便等职务便利。吴铮为表示感谢,经与刘庆南商议后,将一张以其他人身份登记的建设银行卡送给孙晶,该卡分别在2017年6月、7月、8月分多次转入29.6万元。

而作为报案一方蚂蚁金服也证实:

刘庆南存在将不符合BD商户准入条件商户签约成BD商户及在客户投诉处理环节,使本应受到支付宝公司风控规则处罚的商户免受处罚的行为。

根据判决结果,刘庆南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孙晶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另还有赃款没收、查封各被告名下车辆、房产依法拍卖等判决结果。

2 裁判文书被下线 支付安全问题成焦点

蚂蚁金服内部员工贪腐案件一出,自然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讨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已经公示的裁判文书居然被下线了。

我们给大家梳理下时间线,该案判决时间是2019年1月4日,判决书于裁判文书网上发布的时间是7月12日。5天之后,即7月17日,由于该案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判决书于当天被下线处理。

富姐利用各个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搜索,均显示“无符合条件的数据”。

按常理,经公示的判决书一般不轻易撤回,对于公示后需撤回的裁判文书,也有相关的法规限定。

根据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在互联网公布:

凡涉及国家秘密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以调解方式结案或者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但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确有必要公开的除外;离婚诉讼或者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的;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以案件目前所有公示的情况来看,适用的撤回条例属于哪一种,我们不得而知。

支付宝作为中国移动支付市场份额第一的支付工具,其影响力不容忽视,牵涉面比较广。尤其是此次涉及到的还是支付环节中的安全问题。

2018年6月9日,蚂蚁金服宣布完成新一轮140亿美元的融资后,估值高达1500亿美元,问鼎中国最大的超级独角兽。同年11月,胡润研究院发布《2018第三季度胡润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蚂蚁金服仍以1万亿的估值位列第一。2019年1月底,蚂蚁金服宣布支付宝全球用户已经超过10亿。

作为我国移动支付领域的两大基础设施之一,此次贪腐案,恰恰涉及到蚂蚁金服最核心的业务,支付安全。

据易观发布的2019年Q1移动支付数据报告,中国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476986.3亿元人民币,支付宝市场份额达到了53.21%。2019年1月底,蚂蚁金服宣布支付宝全球用户已经超过10亿。

不管是公司体量还是市场份额,蚂蚁金服的任何问题都足以引起监管重视。

近几年,支付巨头们如腾讯、阿里等提及金融相关业务必提及安全和风控问题,除了金融本身处于国家严监管,巨头们出于政治正确的需要以外,在实际业务开展中,安全同样也是支付机构的命脉。

根据数据统计,支付宝2018年全年产生的交易笔数近2000亿笔,日均约5.4亿笔,涉及金额超万亿。在如此庞大的交易体量之下,如何做好资金安全和风控,则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一般情况下,支付机构利用自身的技术实力和优势对支付安全做好智能风控,这是普遍做法,也能解决80%以上的安全问题。但由于涉及庞大的资金安全,大多数拥有支付业务的金融公司出于业务需要,在线下进一步设置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人工审核,进一步加强安全风控的级别和强化审核机制。

蚂蚁金服的贪腐案,正是在此背景下,员工利用职务之便,操纵风险控制系统,给一些资质不符合要求的商户提供便利,侵害了更多人的正当权益。

蚂蚁金服利用近十年的时间,重点攻克企业和消费者间的信任屏障,通过打通阻塞建立联系枢纽。这是蚂蚁金服成功的关键,也是蚂蚁金服1500亿美元估值的想象力所在。

这一次的贪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蚂蚁金服在内部管控上的不足。人工审核手段有存在的必要,但如何对人员实施监督,则是蚂蚁金服接下来需要面对的课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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