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女教师家暴案:被打至耳膜穿孔,六次庭审被“准许离婚”

原标题:成都女教师家暴案:被打至耳膜穿孔,六次庭审被“准许离婚”

文章摘要:

2019年6月26日,四川成都成华区人民法院下发重审判决书,准许高校女教师芦苇和丈夫离婚。此时距离她被丈夫家暴至左耳膜穿孔,已过去两年。

在中国,家庭暴力广泛存在于各个隐秘的房门之内。发生在成都的这起家暴离婚案,主人公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城市新中产,丈夫实施的除了身体暴力,更多的是精神暴力和人身控制。

芦苇本以为忍受痛苦可以保护女儿,后来才发现,没有人能在漩涡中幸免。2016年,她下定决心开始这场漫长的离婚,前后经历了6次庭审、一次令人失望的判决,终于在两年后被“允许离婚”,但精神赔偿的诉求被法官驳回。她计划上诉,直到法院真正承认并补偿家暴所带来的损害为止。

对于她和女儿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也是两个女性彼此支持、重新成长的旅程。很难说清家庭暴力对她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但女儿说,直面残酷就是强大的力证。

(图片来源网络)

文|殷盛琳 编辑|王珊

逃离

如果不是女儿在冲突中流了血,芦苇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个家的危险。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人是有惯性的。

她大概率会像往常一样,熬到暴怒的丈夫发泄完,忍着眼泪与屈辱,把满地的玻璃碎渣打扫干净,等待黎明以及丈夫下一次的爆发。

“有一个完整的家比什么都重要”,她很多次这样想,也这么告诉女儿。

但那次不一样,他太恐怖了。2017年6月,女儿思涵结束高考,需要填报志愿来确定人生的下一站。丈夫陈志平起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直到母女两个选好学校,他才想要掌握主导权。女儿捂住填报志愿的密码,不给他看,看了就会被重新填写,这次她想自己做决定。

陈志平发起火,他先是把桌上的陶瓷杯子砸过来,母女俩跳着脚躲开,以为忍一下就结束了,像之前的很多次那样。但他噌一下冲到芦苇面前,拽住她的头发往后扯,一巴掌扇过去。芦苇眼前一黑,觉得自己什么都听不到了。她只能尽力睁大眼睛。

思涵尖叫着跑过去抱住爸爸的大腿,却被他拎着“灌”在地上,用脚猛踹,胳膊,肚子,他不管不顾。有一瞬间,思涵以为自己要被打死了。地面上的陶瓷碎片划破手掌,血顺着流到地上。芦苇记得自己喊了一声:“血!”

思涵说,可能是刻意的,也可能是太痛苦了所以大脑自动过滤掉,她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具体细节了,更多的记忆停留在受伤之后——她回房间拿起书包,跑出门,报了警。

芦苇紧跟着女儿跑出来,在去医院的出租车上,她显得手足无措,“整个人是蒙的”。思涵的左手伤口缝了三针,至今留有一道浅痕,提醒着她那天发生了什么。芦苇的伤更重,左耳鼓膜穿孔,暂时性失聪,医生说如果恢复不好可能要进行手术。

来不及缓口气,陈志平就跟了过来。警察判断这是家事,把母女俩就诊医院的位置告诉了丈夫。芦苇从检查室出来,远远看到了他在那儿站着,没有道歉,也没有询问母女两个的伤势。芦苇又惊又怕,大声质问警察:“要是他过来把我们打死了,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当天下午,她们没有再回家,思涵说,她永远不会再迈进那个门了。

事情过去很久,芦苇才知道,女儿早就预料到了这场风暴并为此做好准备。

“但凡你有自主意识,你要自己做决定,我爸肯定要插手。”思涵说,自主报志愿这件事关乎自己要脱离他的控制了,按照父亲的行为逻辑,一定会暴怒。所以在此之前,她去求助了高中母校的老师,这所成都市著名的重点中学拥有丰厚的校友资源,老师为她推荐了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性别平等专业的学姐,她为反家暴公益组织服务。

同时,思涵在老师的指导下提前办好了银行卡,准备好“求生包”,里面装有充电宝,充电线,手电筒等。为了不引起爸爸的注意,她把东西塞进平时的书包,依然放在原处。

思涵和妈妈本来以为,逃离那个家就意味着与痛苦告别,没想到那仅仅是漫长的开端。

用芦苇的话说,这个过程太“熬人”了。丈夫一开始是纠缠,叫了很多共同的朋友来劝和,发现没用之后,他开始跟踪,威胁。

逃出家后,母女俩住在快捷酒店,思涵心里恐惧,觉得不够安全,晚上噩梦做得更凶了——高二开始,她总梦到自己被打。离家之后,她梦见他拿了刀。芦苇发现女儿更怕黑了,每次晚上出门,她总让女儿走在自己前面。

学姐为思涵提供了万淼焱律师的联系方式,她曾是著名的家暴杀夫事件“李彦案”的辩护律师,长期关注女性群体。

万淼焱建议她们去做司法鉴定。去医院那天,芦苇报了3次警:丈夫通过她的支付宝付款记录查到了她的开房信息。她先是收到丈夫发来的短信,上面是母女俩所住的酒店地址,再接着,他追踪到了酒店大堂,拍了照片发给她,要求“当面说清楚”。晚上她回酒店,又看到了丈夫那张暴怒的脸,他在跟大堂经理吵架,想知道房间号。

芦苇恐惧到浑身发抖:女儿还在酒店房间,如果他突然打她,或者演场戏,说不要抛弃爸爸,在那么多人面前,女儿怎么办?但那天,思涵因为太累早就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没能见到他。

那是未来两年里,父女俩离得最近的一次。

芦苇开始寻找新的住所,但发现自己几乎“无路可逃”:不好意思去住同事的房子,因为不确定要住多久;如果去表妹那里,怕连累人家,此前,丈夫给表妹发去短信,“让她尽快回家,在谁家里都会给谁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终究会知道是谁在庇护她,不让她改正错误,那是在坑害她。离间我们父女关系的人会很倒霉,包括任何人。”

2017年8月,芦苇母女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男方被禁止在其住所或工作场所200米范围内活动。2017年11月20日,芦苇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陈志平发来的短信。受访者供图)

控制与驯服

在邻居看来,芦苇夫妻是“天作之合”。女方是成都重点大学的老师,男方在外企就任高薪职位,又有一个成绩优异,乖巧懂事的女儿,还奢求什么呢?他们最初知道两人离婚打官司的消息是通过家里的保洁阿姨,那时候距离芦苇母女离开家已经快一年了,他们又去网上找来新闻,仔细对比之后才敢确定。

“那时候我还想着要不给她打个电话,劝一劝。”邻居说,隔了一个电梯间,他们从来没听到过两口子打架。

以前的房子是芦苇所在大学的单位住房,邻居大多是同事。但房门吱呀一声关上之后,里面发生了什么,只有小家庭内部的人才知道。

对思涵来说,那是一张密不通风的网。在家里,她的房门必须24小时保持打开的状态,方便他进来检查;四年级之后,她不再被允许去同学家玩,也很少有同学愿意来,爸爸的严格和控制让小朋友们害怕;做什么决定之前一定要和他商量,出门不能超过20分钟;课外书也不许看,会影响学习,只有课本和教辅资料是安全的。

每次回家坐到书桌旁,就意味着煎熬的开始。写数学和物理作业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看,只要是有一步跟他想得不一样就会被骂。有一回,她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爸爸不知道跟谁打了一个电话,挂掉后突然给了她一个耳光。“你没办法预判它,又不知道怎么躲过,就只能得过且过。”

放学铃是思涵最不喜欢的。别的同学会一起约着出去玩,她只能回家。红色汽车出现在校门口,车窗摇下来,他已经看见她了,不得不赶紧走过去。他硬要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每次系上安全带的瞬间,都像一次绑架——半小时车程,她要接受各种盘问。有时候回答不出来,她干脆等着耳光扇下来。有时候运气好,他的注意力在别的事情上,那就是“赚到了”。

为了掌握母女俩的状况,陈志平在家里安装了三个摄像头,可以直接在手机app上看到监控画面。有一次思涵放学,实在不想进入那个“牢笼”,就在小区里面转了一圈。结果刚进门就被骂了一通,“他算着时间呢”,从窗户又正好能看到马路,逃不掉的。

芦苇到现在都很难理清,自己在这场漩涡中沉沦到哪了?在成都一家茶楼见面时,她穿深蓝色连衣裙,头发一丝不苟拢在后面,说话柔声细语,典型的知识女性模样。在大学课堂上,她给200多个学生上大课,讲电子工程,讲电路原理,从不怯场。但当家里那道门一关上,她感觉自己“像个奴隶”。

自尊是一点一点被剥夺的。她的朋友来家里玩,陈志平冷着脸,招呼也不打。朋友也知趣,慢慢就疏远了。芦苇在厨房忙活,来串门的同事就跟进来帮忙,要么是陈志平,要么是小孩奶奶,总要来厨房笑眯眯地看一圈,却什么也不做,“他是怕我跟别人说什么”。

丈夫掌控着家里的钱,每月芦苇的工资到账,要给他看短信,收支要有记录,直到丈夫同意,她才开通了支付宝。

除夕夜,丈夫请了朋友到家里来做客,芦苇做好饭端上桌,丈夫不干了,要吃“七里香村鸭”,让她马上去买。不能不去,不然免不了一场怒骂。丈夫骂人从来不分场合,很多次,当着朋友的面对她颐指气使。她默默听着不敢吭声,不然回家又是一阵折腾。自己没关系,她更怕丈夫把气撒在女儿身上。

有一次丈夫想把家里的狗狗放到副驾驶,甚至把她中途赶下车。“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还是人吗?”

谈话间隙,成都下起暴雨,茶室里迅速晦暗下来,她把身体缩在沙发深处,显得更加瘦弱,眼睛看向窗外的一片浓郁,空气里浸润着湿嗒嗒的味道。

过会儿,有些发颤的声音传来,她说,丈夫每次暴怒,都会摔东西。凳子,水壶,玻璃杯,书——他不考虑后果,只是发泄。芦苇尽量不大声叫喊,怕在隔壁的女儿害怕,更怕别人听到羞耻。或许是记忆有偏差,也或许是她不愿承认,芦苇说,房间隔音效果很好,女儿绝对听不到。

“那墙隔音那么差,怎么可能听不到?”思涵说,每次爸爸打骂妈妈,她都知道。一开始很恐惧,后来次数多了,就习惯了。

对芦苇来说,打这场离婚官司太难了。之前的小区距离法院只有几百米,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要进出法院那么多次。她越来越胆怯,遇见什么难处理的关系,她第一个念头就是躲过去,和别人闹矛盾,如果化解不开,她就避免再见面。但现在,她必须要面对一切。

2018年春天,第一次庭审,芦苇和律师在法院电梯里遇到了陈志平,他换了发型,穿着耐克鞋和裤子,好像瘦了一点。大概二十平米的法庭上,她和丈夫的距离只有几米远,但她不敢和他有眼神接触,心里发毛。庭审中,律师需要不断通过握手,扶胳膊等肢体动作来给她鼓励和安慰。

一审期间,丈夫打电话来让她给家里充电费。她想都没想就去了,怕违背他的意愿后会被报复,她没有把握一定能保护好女儿。

(2019年5月,广东鹤山,一段家暴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一名男子不顾孩子哭喊,对其妻子拳打脚踢长达40秒钟。图为妇联工作人员在医院看望伤者姚女士,她被打断3根肋骨。)

以爱之名

几次庭审都是不公开审理,法庭显得空空荡荡。一开始,丈夫试图证实夫妻关系仍然可以挽回,他看着法官说,芦苇温柔善良,一直用心地照顾家庭,是律师在中间挑拨他们离婚。芦苇盯着他那张脸,突然觉得很“恶心”,第一次正面反驳他,“我不是个提线木偶,不是个三岁娃娃,要不要离婚我自己知道。”

后面再开庭时,丈夫的说辞全变了,说她特别强势,每次打架都是她先动手。芦苇气得整个人在发颤,她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人话,胡说八道是要遭报应的。”

法官敲了一下法槌,“注意言辞”。

漫长的诉讼过程让生活滞重不前。虽然离开了家,但芦苇几乎每天都需要去小区附近坐班车去新校区工作,每次靠近曾经的住处,她的身体就忍不住紧绷。

她不止一次质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看人眼光有问题,才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是不是我真的有一部分是残缺的,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

她甚至想到过撤诉,重新回到那个家庭里。这个念头浮现的时候,她自己也吓了一跳。但它确确实实出现了。除了对陈志平的恐惧,还有一些别的在拉扯她。

陈志平是她第一个男朋友,后来成为丈夫,她们是老乡,也是大学校友,毕业后芦苇留校任教,丈夫在北京,后来为了家庭调回成都。他不是没有付出过。

她们家小区旁边有条美食街,很多次,她和丈夫一起步行过去,招待共同的朋友。我们走到小区偏门,从那里可以看到她之前的家。她指给我看,阳台上的大芦荟是她买的,其他花是丈夫种的,杜鹃,茉莉,花开的时候整个阳台都是香的。让人有理由相信,或者欺骗自己,一切会好起来。

“我们曾经共同的经历,至少那种亲情,你让我一下子割舍掉,就相当于我把自己的一部分扯出去,然后扔掉一样。”之前,女儿每次被打后,芦苇总会推门进来安慰,说“爸爸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是爱你的。”

直到庭审中,丈夫说女儿早恋,处心积虑要拆散整个家庭。她才真正下定决心,要走出这场噩梦。

她本以为自己的隐忍能够保护女儿。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有次两个人在餐厅吵架,女儿突然用头撞击白色大理石桌面,问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好,没有考第一,爸爸才会生气?为了不给女儿造成阴影,她走过去给丈夫跪下。

现在她意识到,没有人能在漩涡中幸免。当暴力发生的时候,爱已经消失了。

提起离婚诉讼之前,芦苇从来不知道成都有那么大。上学的时候,她的行动轨迹在两个校区之间,很少去市里面闲逛。结婚工作后,两点一线,去上班搭班车就能到。“多亏了这个事,把这些年要去的地方都补完了。”

思涵一开始对妈妈畏缩不前的态度很失望,有一次,芦苇提起想要撤诉,思涵心里压着火:“要回去你回去,反正我是永远不会回去了。”法院调查期间,曾把思涵叫去问话,法官问她,你支持哪一方?思涵说,我哪一方都不支持,我只是想离开。

但有时看到妈妈失眠憔悴的模样,她也质疑过自己,我是不是把事情闹得太大了?思涵说,后来她才察觉,无论情况有多复杂,妈妈从来没有让她参与过庭审,每次都是独自面对,是在尽力保护她。“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改变是需要时间的。”

思涵也在重新长大。一审期间,她离开生活了18年的城市,去北京读大学。她觉得自己抵达了一个新的世界——爸爸不在身边,没有令人恐惧的规矩,不必担心被打骂。

大一暑假,她参加了汶川地震十周年回访的实践活动。在北川,她遇到一个姐姐,地震时被滚石砸到浑身多处骨折,活过来完全是运气好——当时有个司令坐直升机下去的时候,正好降落在她们那个山头,发现了她,用直升机把她送去医治。现在那个姐姐在救治她的医院当了护士。

那次经历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她。“就让我感觉人还是要走自己要走的路,要向前看,好不容易出来了,还在那里郁闷,会很浪费。”

她在图书馆查了法律条文,《婚姻法》中明确规定了准予离婚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思涵觉得也许很快就能彻底解脱了。

2018年11月15日,一审判决结果出来,成都成华区人民法院驳回了芦苇的离婚请求。法院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并未完全破裂,只要加强沟通,珍惜感情,以家庭为重,彼此互相理解、谦让,就有和好可能。法官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按照)传统的思想观念,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要给双方冷静期。”另外,法官称,他对本案当事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持保留意见”。

第二天,在北京读书的思涵知道了消息,当时忍着没有崩溃,一周后,她在大学课堂上绷不住,大哭起来。

思涵更担心妈妈的情绪,以为她可能要放弃了。但这次,芦苇很快递交了上诉状。在打官司期间,她查找了无数个关于家暴的案例和法律法规,为那些从来没见过的女性难过。跟她们比起来,芦苇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此做些什么。

(一审判决书。受访者供图)

爸爸的影子

长达两年的离婚案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产生了变化。

芦苇听到手机震动的声音会很紧张,总觉得是陈志平打来的,她把各种重要的文件全部备份,扫描成电子版,手机上的密码重新设置成更长更复杂的那种。时至今日,如果有人忽然出现在她面前,或者忽然大声说话,她还是会浑身发抖。

思涵见到尖尖的,锋利的东西会恐惧,那让她想起爸爸向她扔过来的水晶球,玻璃杯和暖水壶的碎片。她的头发留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有去剪过,她害怕那把剪刀,总觉得它在脑袋上动来动去会很危险,甚至会插入自己的脖子。

大一的时候,有一回她下定决心要去理发,人已经站在理发店门口的台阶上了,脑子里突然闪现那些画面,腿开始不听使唤地抖,一分钟,五分钟,她还是没有勇气推开门,最终跑开了。

之前,爸爸总告诉她,外面很危险,她从来没有单独出过远门。一直到现在,她都特别害怕跟人交往,走在街上,她特别讨厌人多的地方,见到总是绕道走。

她对自己的婚姻没有期待,觉得那是一件成本高昂,代价惨烈的事。

这两年来,思涵也听了很多关于爸爸的故事,“都是转述”,被妈妈,律师,同学甚至买菜大叔说了一圈才传进她的耳朵里。

陈志平和芦苇一样,毕业于成都一所重点高校。起初他被分配到北京一个研究所工作,后来到了外企做技术。他从小身体就不好,在家庭里是被忽视的那个,芦苇听他讲起过小时候,他的爸爸经常打骂妈妈,“还飞过刀子”。后来他考上大学,辛苦工作,出差到一个地方,家人对他的期待就是“带东西”。

在当年的大学宿舍里,他显然不是出色的那个。他很少去同学聚会,有回他带着芦苇参加一个饭局,跟别人比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就拿她当招牌,“我老婆是大学老师。”

为了几十块钱的电话费扣款,他可以打无数个电话,让人家两倍赔偿;出租车司机绕路,他会投诉到底。芦苇一开始觉得丈夫是维护自身权益,后来才意识到,他所维权的对象,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对弱势的群体。

2016年4月,他告诉芦苇自己失业了,公司裁了好几个人。后来芦苇听他们同事说,公司只裁了2人,他是其中之一。

思涵也很困惑,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记忆里,他很少开心地笑过,只有喝酒的时候例外。在家里,爸爸存着啤酒,葡萄酒,红酒,德国黑啤。那好像是他麻痹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我觉得他不是真的喜欢喝酒”,20岁的女孩放下水杯,目光坚定,“他只是喜欢那种喝醉的感觉。”

虽然一审就把位于成都的房产判给了芦苇,但丈夫仍然住在那儿。邻居几天前还见过他。印象里,他对人还不错,有时候家里没打印纸了去找他借,他二话不说拿很多出来。他们觉得陈志平打人是不对,但也能找到理解他的理由——一开始在研究所,年头越久越有价值,为了思涵妈妈才到外企,调回成都。这些年外企形势急转直下,他心里懊恼也正常。

思涵已经两年没有见过父亲了,今年3月,她查出来甲状腺癌,需要做手术,这个病爸爸也有。然而跟疾病比起来,思涵更怕他会来医院闹事。

手术前一天,姥姥在小区保安室留了字条给陈志平,他发来短信,问怎么回事,思涵回复他,想要跟他聊聊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陈志平没有再回复。

法庭上,陈志平把所发短信作为自己关心女儿的证据,芦苇说,他告诉法官,女儿没有任何回复。

2019年6月20日,经历了半年的庭审取证过程,重审判决结果终于出来。律师把判决书电子版发给芦苇时,她没敢点开文件,女儿思涵把手机拿过来,打开文件直接滑到最底下,法院承认了家庭暴力的存在,但驳回了有关精神赔偿5万元的诉求。

思涵只关心结果,“判离了!”她惊呼。

(当地时间2019年7月6日,法国巴黎,受害者家属和活动人士参加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集会。法国近期频繁发生的家庭暴力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19年初到现在,法国已有74名女性死于伴侣或前任伴侣手中。)

回家

表面上看起来,离婚案已成定局,但芦苇并没有感觉轻松。她说自己好像从一个牢笼到了另一个牢笼。

有一段时间,她频繁地去翻评论,网友大部分表示支持,但也有一些声音刺痛她。有人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丈夫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家暴她呢?“那意思是,我还是有错的了?”她很愤怒。

事情传开之后,同事们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但她知道,背后是有流言存在的。有朋友问她,家暴的事之前为什么从来不提?

“我不想像个祥林嫂一样。”她说,每回忆一次,都是揭开伤疤给人看。

她去报了健身课,想让自己忙起来,不然总忍不住胡思乱想。“我都50来岁了,我离了婚,到底是什么?大家都觉得离婚是失败者。

提起诉讼后,芦苇查了很多资料,全国妇联的抽样调查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因家暴而犯罪的女性比例占到60%以上。“要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就悄无声息地算了,但我想争取这个精神赔偿,就是一个范例。”如果成都的房子判回来,芦苇想把一间房子作为流动受家暴妇女庇护所。离开家之后到处躲闪的日子她体验过,想力所能及的做点什么。

辩护律师万淼焱说,在她见过的案例中,芦苇母女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母亲是高校教师,女儿就读名校,本身就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而更多的家暴受害者,处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土地上,是失语的。

7月10日,成都阵雨,芦苇赶到法院提交了上诉状,请求赔偿物质及精神抚慰金5万元。法院的人告诉她,就在几天前,丈夫也提交了上诉状。对方否认了家庭暴力的存在,要求改判不予离婚,如果要判决离婚,在分割财产时,需将70%共同财产分入自己名下。

芦苇上诉的第二天,思涵瞒着妈妈回了曾经的家。逃离两年,这是她第一次踏进小区。她想把同学送的贺卡和礼物拿出来,还想当面问一问爸爸,有没有反思过自己做的事。

电梯升到五楼时,她听到了爸爸的声音,马上躲到按键的门框后,按了6层,“我还没准备好”。

在6楼的楼梯上,她坐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先去家里看看奶奶。敲了10分钟的门,大声叫了不知道多少声奶奶,门里面仍然什么声音都没有。

锁芯已经被换掉了,她去找了保安,让保安联系了一位开锁师傅。

楼道里的灯是触摸延迟,开锁师傅砰砰撬门的时候,她一直用手指扒在上面,害怕突然到来的黑暗。十几分钟后,门开了,正对着门的那个监控还在,家里的走廊灯突然亮起来。思涵吓了一跳,拉着开锁师傅一起进门。

奶奶突然走了出来,很平静地问思涵,“你怎么回来了?”她一直都在屋里面。思涵跟她打了声招呼,转身回去收拾东西。

衣柜里塞了臭鞋子,贺卡和礼物,还有自己最珍贵的笔记本全都不在了。

听到门口有狗在叫,思涵走出去,看到爸爸熟悉的样子。他戴着眼镜,脸圆圆的,肚腩突出来,很普通的中年男人的样子。但暴怒的时候那张脸看起来很可怕,眼神冷酷地从镜片后扫上来。

“马上给我换回来!”他正对着开锁师傅怒吼。看到女儿后,他立马报了警。

“有人非法入室,把我锁撬开了。”

“是认识的人,但我没同意。”

思涵哭喊着质问他。“我是你女儿,我为什么不能回家?”“我在这里生活了18年,我为什么不能回来取我的东西?”

他怔了一下,开始把矛头对准开锁师傅。质问他的职业道德,师傅身高不到1米7,工作服褶皱老旧,呆在那里没有说话。

邻居闻声出来,劝陈志平算了,是亲女儿,怎么还报警呢?他没搭腔,对着正痛哭的女儿说,不能走,等警察来。

晚上12点左右,警察到了现场。思涵妈妈听到消息后也赶了过来,陪思涵去做笔录。丈夫推开派出所的门进来的时候,她直直地看过去,倒是陈志平把头扭开,径直坐在了另一侧的座椅上。

凌晨三点钟,思涵和妈妈挽着胳膊走出来,表情平静。那天,她更新了朋友圈:我终于,在朋友和长辈的见证下,勇敢地面对了两年来我所逃避的,变得坚强和强大了一些。

思涵说,成都的房子判回来之后,她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擦一遍洗一遍,晒一个星期之后再住进去。小时候她特别反感爸爸不经允许就进入她的房间,现在不知道自己的房间有没有进去过陌生人,“想起来就恶心。”

那天去找爸爸的时候,她在院里遇到了小时候教她画画的老师,画室就在小区里,她走进去和老师打招呼。老师用四川方言热情回应她,转头对画室里的孩子们说,这是以前画画班里的优等生。

思涵有点害羞地跟弟弟妹妹们打了招呼。马上要上课,孩子们一个个冒着雨走进来,脸上都带着无忧无虑的笑容。

思涵转头向老师告了别,推开门,撑起紫色碎花雨伞,走入雨中。

上周六,她终于去了趟理发店,剪短了头发。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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