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3日，今天分享一篇文章，来自立宏老师——《在声音中相识》。
倾听生命——在声音中相识
2017年7月，九方名座制作了访谈节目《我的同学李易》，由刘奇伟主持让我谈谈李易，于是我们坐在曾经满是李易足迹的演播厅里，聊起当年的他。
1982年9月， 我和李易一起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成为“82播”的一员，并且被分配到同一间宿舍——广院7号楼的416。
从那时起，我们就或被动或主动地，接受着生命中另一个声音的回响。
回想起我们一同走过的路，一起上课、一起练声、一起吃饭、一起侃山、一起实习、一起配音、一起发福……无奈，没能一起变老!
那一年，刚刚开学，我就记住了李易。他是班上的活跃分子，虽然是职工子弟，却没有半点倨傲，反倒是人缘非常好。工作多年以后，他仍然是那样笑嘻嘻地来往于各个录音棚。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是否相熟，常常是你站在屋外，就可以听到他与人阔谈时抑制不住的爽朗笑声。
从很早开始，李易各种类型的配音工作基本就没有间断过。但是他很少独自完成，常常是把大活揽下，然后分给大家。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总喜欢拉上我一起，接得最多的，就是译制片的配音工作。
那时条件有限，我们从北京广播学院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能用的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于是常常是连续很多天，每天骑行四个小时，穿过大半个北京城，乐此不疲地往返于学校与录音棚之间。当年录音棚的条件不比今天，很多录音棚在地下室，常常是一间小小的、常有蟑螂出没的房间。但就是这样的环境，所有人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夏天时闷热难耐,水泥地面上一片片的水痕，不是别的，是大家的汗渍。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兴致高昂。
记得有一次录完，又是深夜。我们骑车出来一看，北京已是满城迷雾，伸手出去只能看见自己的五个手指。再远个几米，就都是一片混沌了。我俩竟然没觉得害怕，想着不行就骑慢点，用一晚上的时间总是能到的。我们就那么骑上车了。
我们从黝黑的夜里，一直骑到了天明，雾将散去时，正好赶到学校。多年以后再提起，任谁都觉得难以置信，我却并无波澜——只觉得年轻时的生涩与无畏，仿佛是刻在时光中的作品，细数起来尽是无限的遐思与遗憾。
那时的我们经常会用动画角色调侃对方，“熊大屁股”是李易的外号，他欣欣然接受，甚至时常也拿来调侃自己。后来我参与的，还有国产动画片《蓝皮鼠和大脸猫》中的“大脸猫”、 美国迪士尼《唐老鸭与米老鼠》中的“高飞”。还有日本《机器猫〉(《哆啦A梦》)中那个经常欺负人的小胖子，我配的那个版本叫“大雄”，于是身边的朋友、孩子，到现在都还在叫我“大雄”，我也干脆给自己的微信起了“雄”这个名字。
卡通人物就像是我们未泯的童心，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加菲猫》。李易和我那时候已经有不少经验，我负责的角色是那只肥猫“加菲”，而李易则是猫的主人“乔纳森”。这部剧从头到尾都是我们两个的对手戏，我们就像是一起战斗的队友，他是冲在前面、不知疲倦寻找方向的冲锋者，我则是那个全力完成任务、却安于低头坐在幕后的人。
后来的毕业实习，我们也是一起完成的。
当时上海电台对男播音员的需求很大，我俩的专业能力又比较突出，所以颇受他们的重视。他们将我们安排到招待所，只是这个招待所距离上海电台实在有点远，每天从江南码头到黄浦江边北京东路最远处，往返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我们就商量着，不如主动与台里播音组的负责老师申请，哪怕是最小的房间让我们借住，也好过将时间浪费在路上。
终于，老师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储物间。这个房间极小，刚好容下一张上下铺的床，只不过门一打开，上面的人就出不去了。于是每天我休息时，就先到下铺李易的床上,然后侧身从床的边缘处，蹭着墙来到另一面窗户外的阳台上，踩着窗框爬到上铺。上铺的空间狭窄，我几乎坐不起来。
寝室最奢侈的位置， 就是门后的那一丁点空间，我们舍弃了开门的动作，找来一张小小的木桌，顶在那里。然后买来咖啡豆、咖啡壶和其他咖啡器具，喝着咖啡，嗅着满屋子的豆香，侃着我们年轻的人生。两个初到上海的北方大男孩，终于品味到了南方的惬意。
上海电台对我们颇为器重，从节目预报、天气预报到直播、户外转播等，所有相关的工作都让我们参与。我和李易忙得早起晚归，每次上床倒头就睡，次日又精神抖擞。
待到实习结束、毕业之时，我们终于还是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线。
我留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而李易则进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那一句“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了20世纪90年代标志性的声音。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们继续有着各种各样的交织。只是见面时，嘴上常常像上学时一样，天南海北地闲聊，对于对方在做什么却并不多言，仅默默地关注着彼此。
这样的情感有些复杂，既有“队友”变成“对手”后的暗中较量，也有对于朋友最自然的关心。我印象最深的，是李易录制的《环球影视》，我听后很感慨。因为我太明白，只有他的声音、他的习惯，才能达到那样放松、自然甚至享受的效果。一段时间里，它甚至成为我内心衡量作品是否“自然”的标准，不过我从未告诉过他。
现在想想，很难不说是一种遗憾。
他在大家的眼中，曾经是个精力无限的狂人，因为他一去录音室，就是十四五个小时。这让我们误以为，他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谁想得到，那个曾经最有活力的人，竟会最早告别人世。
在他的追悼会上，我只说得出一句话:“乔纳森走了，加菲猫很寂寞。”
我眼中的李易，虽然并不完美，甚至有时我觉得他太过理性、现实，但是，就像他的老友刘奇伟给他的称谓，“李一本”晋升到“李一万”，他其实是那个时代声音语言从业者市场价值变化的见证者。
尽管很多人，包括我，都曾经认为他对于声音语言艺术的追求过于商业化。但到如今，却不得不承认，商业化是让某类艺术被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的发端，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任何门类的艺术其传承都将愈来愈狭窄，直到成为某种“遗产”。
就此而言，若要说李易用他的声音打开了声音语言艺术最初的商业市场，是并不为过的。
李易对他的学生，也是尽心竭力地帮助与提携。现在，几乎每个他当年的学生提起他时都会心怀感激。我甚至会想，最适合形容他的词，大概就是“桃李满天下”了。
从我们相识到他去世，几十年的回忆中藏着太多的故事，我总是会在无意中谈起这位老同学，这就像是一种改不掉的习惯。时至今日，我去九方名座，进到当年李易常用的那间录音室，从打开灯的那一刻起，我仿佛又看见了:
那个总是试图撸直卷发的男孩;
那个脸上洋溢着自信、喜欢时尚的男人;
那个没日没夜工作，手扶监听不愿松开的表演者。
那个所谓“国王”般的声音，还萦绕在很多人的回忆里，我至今仍能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