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陇南文史
宝极河山集
《三国沓中之战及姜维退军路线辨析》(04)
第二章 • 曹魏灭蜀之战前三国态势
一、战前魏、蜀、吴三国基本国情
(一)魏国
国政:平定寿春三叛后司马集团完全掌控了曹魏军政大权,曹魏统治集团内部再无任何人敢于公开挑战司马家族的威权。
在妥善平定内乱的同时,司马昭大力推行有利于社会休养生息的政策,整修水利、劝课农桑、积极屯田,至公元263年,魏国国力得到了较大的恢复与发展。
国土:领有司州、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并州、兖州、幽州、凉州、雍州、扬州(东汉扬州北部)、荆州(东汉荆州北部),共计十二州八十七郡,另有西域长史府在行政上隶属于凉州节制。
人口:人口统计历来都是难度极高的浩大工程,即使科技如此发达的今日,也无法保证全国人口统计数据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
三国时期的人口数量是三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痛点,众说纷纭,始终未有定论,诸多史籍对于魏国人口的记载也多有矛盾之处,我们暂从公元263年魏有人口443万之说。
兵力:关于三国末期魏国军队数量也有多种版本,有八十万说、有五十万说、有四十万说,若以443万人口数量为基础,依据冷兵器战争时代军民1:10的极限比例进行推算,公元263年魏国总兵力在45万左右应是其上限,否则国力无法支撑。
(二)蜀国
国政:董允、费祎相继去世以后,黄皓持宠擅权,蜀中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矛盾激化,以谯周(《仇国伦》作者)为代表的众多士豪强烈反对北伐,姜维在侯和之战败于邓艾后,避祸滞留沓中屯田,相对于魏、吴两国而言,蜀汉政局相对较为混乱。
国土:领有益州,共计一州二十二郡,其中益州南部七郡(南中)仅能实现名义上的统治。西北部的武都郡、阴平郡虽然已在公元229年从曹魏手中夺得,但因连续不断的战乱,不能形成稳定有效的管控与统治。
曹魏大将郭淮于公元247年前后竟能够在今日甘肃文县关头坝附近筑城(郭淮城)以对抗蜀汉阴平太守廖化,蜀汉政权对于武都、阴平二郡实际控制力之薄弱由此可见。
人口:蜀汉后主刘禅投降时所献籍册载明其时蜀汉有民九十四万口,此数据定不准确。如按此说法,则应有男丁47万口左右,考虑到当时人口的平均寿命和劳动能力,十五岁至四十岁左右的青壮年男丁最多只有20万人左右。
冷兵器战争时代,每位士兵平均至少需要有1.5—2人为其保障后勤供给,否则根本无法形成战力,蜀汉除成都平原之外多为山地,山大沟深,相对于魏、吴两国而言,补给更为艰难,即使按每两个军役保障一位士兵的比例计算,蜀汉10万军队所需军役将达20万人之巨。
按此推理,征召全部青壮男丁仅能够满足军需补给,那么何人种田产粮?依靠妇孺、老人种田不可能解决全国110多万军民所需的粮食问题,军队屯田所产粮食也十分有限,因此蜀汉政权在公元263年,人口数量必大于94万,但因无法具体考证,暂从94万之说。
兵力:暂从公元263年蜀汉灭亡之时其在籍带甲将士十万二千之说,这个数据相对准确。
(三)吴国
国政:自公元229年孙权称帝以来直至公元252年孙权驾崩,东吴政局基本平稳,但在“南鲁党争”之后国势由盛转衰,内争不断。
国土:领有扬州、荆州、交州,共计三州三十二郡(公元226年设置广州,后并入交州,264年复置)。
人口:公元280年吴国灭亡时有人口二百八十万之说,按此倒算,考虑人口增长因素,公元263年吴国人口应在250万左右。
兵力:公元263年吴国兵力应在25万左右。
根据以上数据对比可以看出,魏国地域宽广,国土、人口、兵力均数倍于蜀、吴,公元263年曹魏发起灭蜀之战前国政平稳,军政大权统于司马昭一人,但存在同时和蜀、吴两线开战的危险。
吴国虽占据长江天险之利,但国势由盛转衰,且内争纷扰,已无争霸进取之心;蜀汉国土狭小,综合国力最弱,但始终以弱击强,即使在朝政相对混乱的情况下,姜维依然坚持不懈地连续发动北伐战争。
二、战前魏、蜀、吴三国相互态势
公元208年爆发赤壁之战后至263年间,除偶有几次规模较大的相互攻伐以外,曹魏与东吴之间发生战事较少,较长时间内保持着相对的和平与稳定;
曹魏政权的军事压力主要来自蜀汉的持续北伐以及西部、北部少数民族的反叛与侵袭,对曹魏政权构成军事威胁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乌桓、匈奴、鲜卑、羌、氐,其中的匈奴、鲜卑、羌、氐即后世“五胡乱华”时除羯族以外的四胡。
整个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独自承担抵抗西方、北方少数民族对于中原地区的进攻与侵袭,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战国时期秦国、赵国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夷陵之战及平定南中叛乱后,蜀汉东部、南部在较长时间内均无战事,西部偶有叛乱很快也被姜维平息。自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起,蜀汉政权多年持续向北对曹魏用兵,公元262年姜维最后一次率军北伐与邓艾所部发生侯和之战,姜维败退沓中屯田。
东吴自建国以来对内多次发动针对山越人的征服战争,对蜀,在获得夷陵大胜后不久重新恢复同盟关系,对魏,由诸葛恪、孙峻等发动数次规模不等的攻伐行动,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在公元252年诸葛恪率军抵抗曹魏进攻时取得了战绩与影响均十分显著的东兴大捷。
概括地说,曹魏灭蜀之战前,魏、吴之间相对和平,魏、蜀之间因蜀汉持续北伐而连年交战,曹魏政权除偶尔发起短暂反击以外,大多数战事均由蜀汉主动发起,基本表现为蜀汉主动进攻,曹魏被动防御。
从魏、蜀多年交战的直接战果看,曹魏损失远大于蜀汉,其中除丧失武都、阴平二郡国土外,又牺牲将士数万,从国力消耗来看,长年持续不断的北伐对蜀汉国力消耗甚大,基本丧失支撑持久作战的能力。
吴国使者出使蜀国回国复命时讲述在蜀汉的所见所闻,其中有“经其野,民皆菜色”(《汉晋春秋》)的表述,这是对蜀汉在经历长期北伐战争以后的真实写照。
第三章 • 蜀汉政权针对曹魏的战略演变
一、蜀汉政权针对曹魏的不同战略阶段
自公元221年刘备成都称帝至公元263年国亡,蜀汉政权只存在了短暂的二帝共43年,对曹魏的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战略阶段:
(一)刘备时期(公元221年—223年)
刘备时期对于汉中地区的防御执行严密的“实兵诸围”政策,就是在关中地区通往汉中的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故道的险要关键位置建立相互交错、互为依托的军事围守,从而构建完整稳固的防御体系,御敌于汉中盆地以外。
自公元219年刘备攻取汉中直至离世,汉中向北防御战略没有发生任何调整与变化,汉中太守魏延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方略,也践行了自己“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的誓言,使得汉中成为蜀中牢不可破的战略屏障。
(二)诸葛亮时期(公元223年—234年)
刘备病故后诸葛亮统摄军政大权,对于诸葛亮而言,抛开个人建立功业的思想不谈,继承刘备兴复汉室的政治遗愿,继续坚持“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基本国策是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如果抛弃这个政治选择,在失去刘备这面政治旗帜的情况下,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都是问题,对内的统治基础也必将动摇。
诸葛亮同时极具忧患意识,他认为以刘备、关羽、张飞为代表的蜀汉政权奠基者们在“创业未半”的情况下纷纷离世,兴复汉室的大业后继乏人,如果不在他自己离世前为蜀汉政权拓展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空间,将不可能再有他人继续努力实现蜀汉政权创业集体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政治夙愿。
此外,曹魏占有农耕文明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国土面积、人口、兵力均数倍于蜀汉,时间优势在于曹魏不在蜀汉,如果不及时进行北伐,任其快速恢复国力,在可预计的将来,蜀汉政权必将为曹魏灭亡,对于这一点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表达的十分明确:“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坚持北伐争取本已十分渺茫的一线生机,其中充满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
北伐也绝非没有成功的希望,其时,曹魏除了长期面临同时与蜀汉、东吴两线作战的局面,还要全力应对来自北方与西方的少数民族军事反叛与侵扰,加之其国土广袤,需要布兵设防之处甚多,战略机动部队数量也极为有限,因此,仅从军事角度来看,北伐获得成功或部分成功也是极有可能的。
鉴于以上诸多因素,诸葛亮在原有向北稳固防御的基础上,以汉中为战略支点和前进基地,自公元228年起,多次率兵北伐,直至在第五次北伐途中病逝五丈原。
(三)蒋琬、费祎时期(公元234年—253年)
诸葛亮持续发起的五次北伐,虽然对曹魏政权造成了沉重打击,但也极大的消耗了蜀汉国力,在其去世后蒋琬、费祎相继担任蜀汉政权军事统帅时期,一方面依然向北保持稳固完整的防御体系不变,另一方面大大缩小和减少北伐军事行动的规模与频次,每次出动兵力基本控制在万人以下,这是在继承诸葛亮既定战略方针的同时也量力而行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四)姜维时期(公元254年—263年)
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身亡,254年,姜维加督中外军事,迅速全面恢复对曹魏政权的大规模北伐战争,但在战略、战术层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变,这些变化我们将在后文专题论述。
战略、战术的变化与调整,既使姜维取得了更加显著的北伐战绩,客观上也为蜀汉政权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二、蜀汉北伐与曹魏政权的反击
(一)诸葛亮北伐
第一次北伐:公元228年春,诸葛亮兵出祁山(今甘肃礼县东),曹魏南安(今甘肃定西、武山等地)、天水(今甘肃天水、甘谷等地)、安定(今甘肃平凉、镇原、宁夏固原等地)三郡望风而降,陇西(今甘肃陇西、渭源、临洮、漳县、岷县等地)、广魏(今甘肃清水、庄浪、静宁等地)二郡曹魏守军坚持抵抗,固守待援,马谡痛失街亭要道导致蜀军全线被动,已无取胜之可能,诸葛亮挥军掠取西县千余家后兵退汉中。
第二次北伐: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兵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至凤县秦岭山间)围攻陈仓城(今陕西宝鸡),二十余日未克,因粮草不济被迫撤军,撤退途中用计斩杀魏将王双。
第三次北伐:公元229年春,诸葛亮派遣陈式率偏军进攻武都(今甘肃成县、徽县、两当、康县、西和、宕昌、武都、舟曲、陕西凤县、略阳等地)、阴平(今甘肃文县、迭部、四川平武、九寨沟等地)二郡, 曹魏大将郭淮闻讯领兵来救,诸葛亮亲率主力发兵建威(今甘肃西和)欲断郭淮后路,郭淮为避免被蜀军围歼迅速退军,蜀汉夺取武都、阴平二郡。
第四次北伐:公元231年春,诸葛亮发兵再攻祁山,曹魏司马懿等将领率军驰援,诸葛亮留王平围攻祁山,亲率主力迎战司马懿,在卤城(今甘肃礼县盐官镇)之战中大败魏军,斩首三千余人,后因运输艰难、粮草短缺而退兵,撤兵途中在木门道(位于今甘肃天水西南、礼县东北地区)设伏,成功击杀曹魏大将张郃。
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春,诸葛亮统军十万出斜口(位于今陕西眉县之南),攻击曹魏雍州心腹地区,因司马懿坚守避战,魏蜀两军长期对峙,诸葛亮命令士兵就地屯田,做持久作战之准备,而天不假年,该年秋,诸葛亮病逝五丈原。
(二)姜维北伐
第一次北伐:公元238年,姜维与蒋琬率偏师出陇右,攻击曹魏南安郡。蜀军前锋廖化大败曹魏南安太守游奕、广魏太守王赟,游奕、王赟相继阵亡,郭淮率军支援,与蜀军在南安附近相持不下,姜维以少数兵力迂回进攻,一度击败郭淮,郭淮整军反击,姜维及时退军。
第二次北伐:公元247年,魏国雍州、凉州境内羌胡诸部叛乱,“攻围城邑,南招蜀兵”,声势浩大,姜维积极响应,率军抵达乌翅(又名为翅或翅上,按《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应位于今甘肃岷县以东申都、蒲麻、闾井地区),但曹魏大将郭淮与夏侯霸已会师,姜维仅有数千兵力,无机可乘,遂撤军。
第三次北伐:公元247年,曹魏羌胡诸部叛乱尚未平息之际,姜维再次统军数千兵出石营(似应位于今甘肃岷县马坞、锁龙附近),令廖化于成重山(似应位于今甘肃陇西、漳县、礼县交界地区)筑城以牵制敌军,自己亲率主力经沓中后沿洮河向西迎接凉州胡王治无戴部,郭淮分兵令夏侯霸阻击姜维,自己率军一部围攻成重山廖化部,姜维及时回军解成重山之围后,仍然突破魏军封堵,西迎胡王治无戴,并在洮西(今洮河西部临潭附近地区)大战郭淮、夏侯霸,成功将治无戴部接回蜀中。
第四次北伐:公元249年,姜维联结羌胡诸部攻打雍州各郡县,令牙门将句安、李歆分别驻守曲山二城(应位于乌翅,即今甘肃岷县以东申都、蒲麻、闾井地区),郭淮派遣陈泰率军抵抗姜维,以徐质、邓艾为陈泰副将,包围曲山二城。
姜维进军牛头山(今甘肃岷县、宕昌交界的麻子川分水岭附近)以解救曲山守军,陈泰率军在牛头山与姜维对峙,同时建议郭淮率军迂回至姜维身后共同夹击,姜维发觉后及时撤军退出战斗,曲山二城水尽粮绝,句安、李歆率部投降曹魏。
郭淮计划一鼓作气向西攻击配合姜维行动的羌胡诸部,邓艾建议必须防止姜维再次率军杀回,郭淮采纳邓艾建议,命令邓艾屯军于白水之北(此处白水应指洮水,诸多文献将此处白水解释为今白龙江或白水江,实大谬矣),以防姜维。
数日后姜维再次卷土重来准备攻击洮城(即洮阳,位于今甘肃临潭东),但发现邓艾驻军于洮河之北早有防备,遂命令廖化在洮河之南结营迷惑牵制邓艾,自己率军向东迂回渡河袭击洮城,邓艾识破姜维意图,连夜率军抢先占据洮城,才避免了洮城失陷。
姜维本次北伐率军仍不足万人,减去曲山二城已投降的部队,姜维实际带领的部队更少,以区区数千人马在魏国境内敢于迎战郭淮、陈泰、邓艾等曹魏一流名将,且往返多次冲杀,足见其胆略骁勇过人。
第五次北伐:公元250年,姜维仍然联络羌胡诸部出兵攻打曹魏凉州西平郡(今青海西宁),无功而返。
第六次北伐:公元253年,吴国太傅诸葛恪率军二十万再次伐魏,姜维及时响应,率军数万(费祎于该年春遇刺身亡,姜维以卫将军职领大将军事,因此,此次出兵姜维兵力猛增至数万之众)兵出石营,经董亭(按《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及《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推测应在今甘肃武山以南地区),包围南安,曹魏大将陈泰率军西援,行军至今日甘肃武山洛门镇,姜维粮尽军退,双方未能接战。
第七次北伐:公元254年,曹魏因内部权力斗争,国内政治混乱,雍州陇西郡狄道长李简密向蜀汉请降,姜维迅速发兵狄道(今甘肃临洮),李简率部投降,姜维占领狄道后进军围攻襄武(曹魏陇西郡治,今甘肃陇西附近),前锋张嶷大战魏将徐质,魏军伤亡两倍于蜀军,但张嶷阵亡,姜维大军后至,斩杀徐质,魏军大败,平定周边地区后,姜维乘胜扩大战果,拔河关(治所在今甘肃临夏西北)、狄道(治所在今甘肃临洮)、临洮(治所在今甘肃岷县梅川镇)三县之民返回蜀中。
第八次北伐:公元255年,曹魏大将军司马师亡故,姜维与夏侯霸(已降蜀)、张翼趁机率军数万攻魏,八月,大军抵达枹罕(今甘肃临夏东北)后向狄道进军,曹魏征西将军陈泰命雍州刺史王经坚守狄道待援不得与姜维交战。
王经并未听从陈泰将令,擅自率军出城挑战,姜维大败王经,斩杀魏军数万,王经率领不足万人残部退守狄道,曹魏继任大将军司马昭紧急任命邓艾为安西将军,与陈泰一道开赴前线抵抗蜀军,陈泰、邓艾分兵三路陆续抵达狄道城外,散布消息扬言要截断蜀军退路,姜维做试探攻击失利后撤军,兵退钟堤(今甘肃临洮南)。
第九次北伐:公元256年正月,蜀汉后主刘禅加封姜维为大将军,六月,姜维与镇西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位于今甘肃清水县)会合,伺机攻魏,胡济失期未至,魏蜀两军激战于段谷(今天水西南),姜维孤军奋战,死伤惨重,大败于邓艾。
第十次北伐:公元257年五月,曹魏诸葛诞在淮南起兵叛乱,十二月,姜维再次统兵数万出骆谷抵达沈岭(今陕西周至南),在芒水(今陕西周至黑水)筑营与魏镇西将军司马望、安西将军邓艾对峙,魏军始终坚守不战。258年,诸葛诞败亡,姜维撤军退回。
第十一次北伐:公元262年,在调整完蜀汉防御部署并建立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七围(具备一定规模的军事据点)后,姜维统兵数万进攻洮阳,与邓艾战于侯和(今甘肃临潭新城镇),交战失利后兵退沓中屯田。
(三)曹魏政权的反击
面对诸葛亮、姜维前赴后继的北伐,曹魏政权在被动抵抗的同时也发起了两次反击:
公元230年七月,曹魏大司马曹真伐蜀,共有兵马四路:曹真亲率主力出子午谷,司马懿率部逆汉水而上,郭淮率部出褒斜道,费曜率部经陇右直指汉中。
诸葛亮遣李严率军两万支援汉中,魏军前锋夏侯霸孤军深入,身陷重围,援军及时赶到后才得以摆脱覆亡险境。因入蜀道路极其险峻难行,且大雨连绵一月有余,道路泥泞。
九月,曹真受诏撤军,诸葛亮迅速部署反击,命令魏延、吴壹进攻南安,魏延击破郭淮,吴壹击破费曜,取得了一定的反击战果。
公元244年,曹爽率领数万大军经骆谷进攻汉中,姜维随费祎出兵至兴势(军事围守,位于今陕西洋县境内)与汉中守将王平等严密防守,曹爽久攻不克,只得撤兵,蜀汉军队趁机追击,大败魏军。
曹魏两次反击均遭失败并不能说明蜀汉国力、军力之强大,实际主要依赖于地理优势,秦岭横亘于关中与汉中之间,既是汉中盆地的天然屏障,又是曹魏伐蜀无法绕行的巨大障碍,只要蜀汉始终坚持刘备、诸葛亮制定的“实兵诸围”战略方针,曹魏要想轻易攻入汉中,那是极其艰难的。
三. 蜀汉北伐战争在不同时期的特点
通过对诸葛亮、姜维分别领导完成的北伐战争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一)诸葛亮五次北伐主要攻击曹魏雍州祁山周围以及祁山以东地区。姜维十一次北伐除公元257年出兵进攻关中地区以外其余十次全部攻击曹魏祁山以西的南安、襄武、狄道、洮阳、临洮、西平等地,即今日甘肃武山、陇西、漳县、临洮、临潭、卓尼、岷县及青海西宁地区。
(二)诸葛亮北伐每次出动兵力均在数万至十万之间,姜维前期五次北伐(蒋琬、费祎执政时期)每次出动兵力均不足万人,且间隔时间较长,姜维后期六次北伐每次出兵人数最多也只有数万人马,但每次北伐间隔时间极短,尤其公元253年至258年间姜维连续多次用兵。
(三)诸葛亮北伐至少有两次因粮尽退兵,军队给养主要依靠汉中、蜀中长途运输,消耗极大且无法保证供应。姜维十一次北伐中只有253年史籍明确记载因粮尽退兵,其余十次均未有缺粮的记载。
姜维后期北伐重点攻击曹魏西部地区,主要包括今甘肃礼县、甘谷、武山、陇西、临洮、临夏、卓尼、临潭、岷县这个地域范围,此区域远离汉中和蜀中,长途补给无论从成本还是从运输难度分析几乎都是不可承受的。
因此我们认为姜维应该综合采取了以战养战、本土调运和屯田生产这三种方式解决军队给养,其中屯田生产地点就在沓中,沓中屯田不会是一年或两年的短期行为,极有可能是在较长时间内持续进行的活动。
(四)诸葛亮时期的北伐战争,蜀汉军队基本采用稳固防御,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进退有据的传统阵地战法,不采用激进、冒险的军事计划,诸葛亮拒绝魏延由子午谷出奇兵攻击长安的作战计划,其思想根源就在于此。姜维北伐时期采用的战法与诸葛亮时期很不相同,大多采用以突袭为主的运动战方式。
(五)诸葛亮时期的北伐主要以占领曹魏国土为主要作战目标,但是五次北伐除获得武都、阴平二郡领土以外,其余战果较少。
姜维北伐时期不以占据领土为主要作战目标,即使在254年占据了曹魏陇西郡狄道也未打算长期占领,只是将河关(今甘肃临夏)、狄道(今甘肃临洮)、临洮(今甘肃岷县)三县之民迁入蜀中。
姜维善于联络羌胡诸部,相互呼应,以大量杀伤敌军有生力量,抢掠人口,打击和动摇曹魏政权统治基础为北伐战争的主要作战目标。
(六)诸葛亮北伐时期可用将领虽然无法与曹魏相比,但也算尚有可战之将,尤其魏延勇猛异常,战功卓著,而姜维北伐时期蜀汉政权人才凋敝,作为三军统帅的姜维更多时候可能需要兼任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前敌总指挥等职务。
(七)诸葛亮北伐时期对于汉中地区的防御毫不放松,并在原有“实兵诸围”基础上于公元229年兴建汉、乐二城,进一步加强汉中防御能力。
姜维时代前期也在执行诸葛亮既定的汉中防御部署,但在公元258年,经姜维建议,蜀汉政权完全改变了军事战略方针,将汉中防御指导思想由原来的“实兵诸围”调整为“敛兵聚谷”,这是一次巨大的调整与变化,也是后世评价姜维一生功过时争论最为激烈的议题。
(八)诸葛亮北伐时期政权内部虽有一些反对意见,但刘备余威尚存,无人敢于正面挑战诸葛亮的威权,因此基本可以做到将帅同心、同仇敌忾,举国上下全力以赴地支持北伐,而到了姜维时期,连续多年的北伐战争事实上使蜀国基本丧失战争支撑能力,除姜维始终坚持北伐以外几乎举国反对,公元257年谯周所作《仇国伦》就是这种厌战、反战思想的集中表达。
来源:宝极河山集
监制:胡桂芸
责编:高剑榕
编辑:王彦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