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前副总裁朱民:改革者从不墨守成规|“致知100人”01期

原标题:IMF前副总裁朱民:改革者从不墨守成规|“致知100人”01期

《经济》杂志联合搜狐财经“致敬建国70年”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一期(点击进入专题)

朱民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随后在美留学,并于90年代回国,接手重组中银香港和中国银行。

“回国是我们需要中国。”朱民说,“归根究底还是希望祖国富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2011年7月,朱民当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副总裁,他说当时自己很激动,但是也很清楚,这个荣誉不是给个人的,而是国家的荣誉;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大,就不会有自己个人的机会。

朱民分享了在IMF工作的细节,他还戏说自己的头发就是在那个时候白的。

他是唯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管。在担任副总裁期间,朱民建立起一套新的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审核、监督、执行的制度框架,同时在就业和增长目标上也进行了改革。

他参与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他说,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整个过程波澜壮阔,是不得了的战役。

“我们要对市场、对风险有敬畏之心。”朱民说。

本期嘉宾: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朱民

经济杂志&搜狐财经:80年代到美国名校留学,90年代在世行担任经济顾问,在国际舞台上工作应该是令人羡慕的,你为何决定回国?

朱民:高考恢复后,我成为77届大学生,在开放政策下,出国留学、工作。我在读完书后进入世界银行工作,第一次从学生角度跳到宏观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

我们在海外的人归根究底还是希望祖国富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所以回国是很自然的事情。

1996年回到祖国,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前景很好。因为开放,经济增长好、前景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对我们来说,回国是我们需要祖国,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概念。中国地域广阔,人才众多,我一个人其实是很微小的一部分。

但是从个人角度来看,愿意回国把自己放到一个更大的事业中,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经济杂志&搜狐财经:从经济学家到中国银行、央行的管理者,两个角色之间有什么不同?

朱民:经济学家比较偏宏观,主要是对事情整体把握,而管理者相对更注重细节。

对我来说,在角色的转换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学习的能力。例如,中银香港在建立风险管理系统时,我们把全世界前十大银行的风险官全部请过来交流学习。

在中国银行时,收付票据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中国银行又有跨境业务,境外票据很容易出事。我当时处理了好几个大案,甚至还有上亿的票据档案。刚开始对这些内容都不熟悉,都从头开始学,逐渐把流程、程序、规则、监管框架搞清楚。

虽然经济学家的宏观思维框架对后期的工作帮助很大,但是金融、银行业中的很多具体东西,还是需要从头学。在学的过程中,有很多方式,读书是一种,但主要还是在实践中学习,虚心去听、去提问题,逐渐了解整个过程。

经济杂志&搜狐财经:2011年7月您当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当时心情如何?

朱民:挺激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但是我很清楚,这不是我个人的,这是国家的荣誉。

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2008年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对稳定全球金融的重大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门是不会对中国开放的,也不会有我个人的机会。

我只是运气好,在那个时候有幸被选中,代表国家参与,这是当时的第一感觉。

同时,压力也很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平均有1500个申请者,都是博士、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极其严谨。

作为第一个进入IMF的中国人,像只大熊猫一样,很稀有。笑眯眯没用,你得拿活出来,得做判断、去沟通、去谈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记得我到美国赴任时候,带得最多的就是书,把我能想到的书都带上了,但是后来看书的时间很少,忙得不得了,主要是在工作中学习。

经济杂志&搜狐财经:你说的很大的压力,主要有哪些压力?

朱民:压力是持续存在的,时间长了也只是程序更熟悉,和人沟通更好些。

第一件事就是对年会进行改革。IMF以前开年会特别闭塞,不对外公开,参加的都是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于是我建议将讨论的内容、政策传递出去,让市场了解这些重要的事情。

最初我们提出该建议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几十年来IMF都是这么开会的,突然来了个中国人要这么改。后来在我们的坚持和谈判下,大家逐渐接受了这个建议,让社会公众参与进来。

第二,就任副总裁之后,压力在于管的国家多。最多的时候,我管理的国家有97个,IMF总共有189个成员国。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很能体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心境,总是尽力去帮助他们,因此很多国家愿意让我管,所以越管越多。

越管越多是个好事,但是压力会很大——管不过来。97个国家,有的在危机中,有的可能会进入危机,有的国家想发展,不同的事儿怎么处理?

这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这个学习压力很大,首先得了解这97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比如宏观经济、人文历史,才能跟他们沟通、谈判。我们还要考虑如何从更高的全球视角来帮助它,推动它朝正确的方向走,这个挑战是巨大的。

因此那个阶段总是出差,一年平均出差100天,全世界飞,几乎天天都在倒时差,身体就在那时候垮掉了,头发也白了。

第三,如何创新和改革IMF。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机构,其规章制度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但是世界在变化。新兴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GDP占世界一半左右,未来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这都是巨大的历史性结构变化。

还有,就业和增长从来不在IMF的考虑之内。IMF认为金融稳定最重要,增长要服从稳定,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增长是最重要的,没有增长就没有稳定。

我提出要建立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政策框架。当时经济增长很低,就业情况不好,但是对框架的建立来说,却是一个好时机。

最初大家对我们做这个事抱有疑问,因为增长和就业是很专业的理论,经济学家可能不懂。我去和一些国家谈判,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增长,所以财政部长非常支持。经过一年多时间,最终形成了全新的IMF的政策框架。

改政策框架就是改制度,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最难的。而且这个政策框架最终落实到IMF对每个国家的第四项条款的监督检查之中。在这个框架下,很多发展中国家有了一个追求增长的依据,能够很好地平衡金融和财政,增长和就业也得以迅速提高。

为了这个框架,我们前前后后打了很多仗,花了十几个月,从最初的筹划,到董事会初步意见首肯,再到大刀阔斧地做调研、请专家形成框架、董事会批准,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我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的,我能体会穷国的困难,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标准、财政支出等问题都和发达国家不同。但是,人均1000美元的国家与人均5万美元的国家以前就是一个标准。

想要打破这种标准,需要偏离IMF的传统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每偏离一寸都是巨大的斗争,每一步都有无数人不同意。但最终,我们建立起一套新的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审核、监督、执行的制度框架,改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十年的制度,这又是很大的一仗。

经济杂志&搜狐财经: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介绍一下推动的过程。

朱民:人民币进入SDR是中国和世界历史性事件。中国推进人民币纳入SDR困难很大。当时主要面临几个大难题:

第一,人民币不可兑换。

第二,资本市场不开放,资本流动不强。

第三,没有自由的市场利率,没有对冲产品。

如果要成为SDR篮子货币,这个货币要能够在全球使用,要有对冲产品来计价,利率要自由化,自由的市场利率才能计价,有对冲才能解决风险。

有一些国家在IMF董事会上表示反对。因为货币是金融的主导权,而金融主导权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特别重要。

当时我的想法是先让事实说话,在实际贸易使用中,人民币是否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货币?如果是,IMF就得承认并尊重这个事实。

怎么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派团队在全世界收集数据,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虽然数字统计不同,衍生产品、贸易的数据都不一样。但是在综合了贸易使用、金融市场使用等多方面的数据,最终证明人民币已经占据了全球第五大市场。

此外,我们对基准利率、市场利率、国债利率等采取了相关措施,对衍生产品开放,建立了清算系统。当中国的改革方案拿到IMF董事会讨论时,我们表示这就是中国政府的决心。

第一步确认人民币是第五大货币的事实,第二步标明我们改革的决心。理论上来说,进入SDR并没有严格要求货币可兑换,我们就抓住这一点,满足它的技术要求、市场要求。

整个过程真是波澜壮阔,真是不得了的战役,经受了不得了的波折。

人民币被纳入SDR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这是第一个新兴国家货币进入SDR,现在几十家央行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人民币的贸易使用、交易使用、支付使用,因为有了SDR的背书,信誉度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又往前走了一步。

反之,人民币加入SDR也使IMF的世界公信力得以提高,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货币不在世界货币篮子里是有缺陷的。

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但也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经济杂志&搜狐财经:人民币要进一步国际化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朱民:人民币现在国际化走得很快,外国央行、机构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立就是把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往前推。现在“一带一路”给人民币的使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景。

经济杂志&搜狐财经:对未来中国金融业发展你有什么建议?

朱民:相对其他部门来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还不充分,随着老龄化的快速到来,中国的保险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债券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和政府债还有很大空间,债券市场是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融资和投资工具。同时,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比较弱,需要谨慎,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展望未来,债券市场、保险市场、股票市场,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杂志&搜狐财经:您在之前的演讲中讲到,近年2-3年内全球再次发生危机的概率很高。我们应该怎么预防或者减少危机带来的冲击?

朱民:我们观察到几件事:第一,2008年以来全球债务不但没有下跌,反而上升到80%左右。经过如此巨大的金融危机,债务没有下跌,反而在上升,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第二,在金融方面,宽松货币政策,资金走向金融市场、走向债务、走向股票市场,所以股票市场屡创新高,特别是美国,纳斯达克、道琼斯股票都很高,股票已经处于周期的顶峰,未来一定会逐渐往下走。

第三,从实体经济来说,危机以后实体经济的恢复一直不是很强,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低于2008年以前的十年经济增速,低于2008年之前的30年平均增长速度。

实体经济发展不强,用什么来支撑金融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现在的金融形势还是要谨慎,虽然美联储今年不加息,可能还减息,流动性维持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水平,但是金融已经在高位、高风险;经济增长是中速而且还在下滑;公司的盈利水平已经不足以支撑股票市场的收益水平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还是在加大。

现在还有一种新的风险,全球的关联性大大加强,已经从以前的1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百分之六七十,一旦有风吹草动,全球都会波动。

我们观察到市场的波动越来越大,虽然还没有变成危机,但是不能由此判断,越来越大的波动也只会是波动,不会是危机。我们还是要对市场、对风险有敬畏之心。

最为困难的是,相比2008年,现在政府的政策空间大大减少。

2008年,货币政策空间很大,利率水平很高,可以降息;财政空间很大,债务率也比较低。现在发达国家的债务率已经从70%左右增长到100%多,日本增长到300%多,企业债务上升,政策空间变得很小。

如果有风吹草动,危机发生,谁来救?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要对金融采取谨慎的态度,严格监管,防患于未然。

经济杂志&搜狐财经: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卸任之后,你有很多身份的选择,最后又重归到学者的原因是什么?今后的计划和愿望是什么?

朱民:当时拉加德留我,让我再干几年,很多国际金融机构也希望我去任职。我走了一圈回来了。这与我20多年前回国的想法是一样的,中国人还是希望能给国家做点事,也希望生活在中国。

在货币基金组织的6年里我学了很多东西,开阔了视野,最后能够回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我觉得未来永远是重要的,教育永远是的重要,年轻人永远是重要的,思想永远是重要的。利用余力做点研究、做点教育是很开心的事,所以我选择去清华做一名老师。

因为之前在复旦就教过书,我还是挺喜欢做老师,喜欢研究,回到校园很开心。

经济杂志&搜狐财经:你被视为“中国金融的国际代言人”,怎么看待这个称呼?工作之余你有什么样爱好和兴趣?

朱民: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喝茶。也喜欢运动,爬山、滑雪、打网球、跑步等。现在全马跑不动,跑个半马,但是最近腰不好,所以运动量减了下来,现在努力把腰椎盘治好,重新运动。

读书和运动是我的人生两大乐趣,读书永远是学习、开心,运动是如此地自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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