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高考工厂”不单指毛坦厂,全国各省都存在,高考工厂为何仍有巨大市场

原标题:其实“高考工厂”不单指毛坦厂,全国各省都存在,高考工厂为何仍有巨大市场

每年高考前后,“高考工厂”、“毛坦中学”这类字眼都会被拿出来热上一热;

(本文首发于2019年5月9日《南方周末》)

一个明明错误的教育怪胎,不仅没有人制止,反而却有巨大的市场,成为部分人趋之若鹜的选择。这究竟是为什么?

河北省的衡水中学、安徽六安市毛坦厂中学和湖北省黄冈中学,被媒体称为全国三大“高考工厂”(1),其实何止这三大高考工厂,应该说各省市都有这类以高考出名的“高考工厂”,被各省市树立的示范性高中,也多是“高考工厂”。这些示范性高中,究竟示范的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多是高升学率,以获得高考的“状元”多而出名。这些“业绩”是靠什么获得的呢?它们大多不是靠平等竞争,也不是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而取得的,而是由政府配置优质的师资和教学条件形成。这种教育资源的配置,导致我国城乡教育不均衡,实践证明,这种按照政府指令而建立的示范学校往往弊大于利,应当采取措施,逐步达到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以从根本上实现教育公平的问题。

1998年12月24日,国家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第一项内容就是“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国民素质”。规划明确提出:“实施素质教育要从幼儿抓起,要用科学的方法启迪和开发幼儿的智力,培养幼儿健康的体质、良好的生活习惯与求知的欲望。”(2)这就说明,国家教育部是提倡素质教育的,贯彻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

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都发迹于1990年代初,那是我国教育上的一个拐点,当时的环境为应试教育卷土重来创造了条件。

衡水中学的“崛起”始于1992年李金池担任校长时,为了整顿学校纪律,他实行了封闭式的寄宿制,并且一步一步走上了军事化全封闭的、“无死角”的管理。那么,衡水中学奇迹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据介绍,它们的经验就是

两点:一是掐尖,二是军事化的无缝对接管理。所谓的无缝对接,就是以分秒来安排和控制学生的作息时间,从5:30到22:10,每天几乎学习16个小时,超过成人工作时间的一倍。

他们使用的法宝之一就是“考”,搞题海战术,几乎是周周考、月月考,一个高中女生保留了三年的考试书卷,摞起来竟有2.41米。另一个法宝是“扣”,凡是迟到、课堂说话、照镜子、发呆、大小便入厕超时、吃零食、男女生频繁接触等都要扣分,月月排名和公布名次,他们喊出的口号是:“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两眼一睁,学到熄灯。”难怪学生说,他们过的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的生活。

安徽六安市毛坦厂中学,地处大别山山坳,偏僻得连地图上也找不到,但却因“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而闻名。每年竟有一万多人参加高考,惊呆世人。这该是多大的规模,每个班多达一百五十多人。这所学校瞅准了高考落榜生的巨大市场,每年竟有近万人由全国各地来复读,收费可观,大发应试教育财。

它与衡水中学如出一辙,也是实行全方位“立体无缝管理”,使得高考上线率达到80%。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与世隔绝,禁止一切文娱活动,剥夺了学生的一切合法权利,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的个性。

对于这些高考工厂,教育界、新闻界、社会舆论界都不停地予以抨击。他们评论道(3):“是典型的应试教育符号”;“扼杀了少年的天性,不符合素质教育的宗旨”;“激情教育更像洗脑”,“传递的是有害成功学”;“素质教育越喊越空,应试教育越骂越成功”;“衡水中学是一个全天候的保姆”,是“全景监狱”:“高考工厂把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泯灭了”;“我们究竟是培养考试机器还是培养健全的人?”;“高考工厂步入了歧途,高考改革势在必行,尽快使中学教育正常化”。

17世纪捷克伟大的教育家杨·阿姆斯·夸美纽斯(Comenius Johann Amos,1592-1670)曾说:“学校是儿童心灵的屠宰场”(4),这是对学校教育最逼真的描绘。如果说,学校是儿童心灵的屠宰场,那“高考工厂”则更加残酷。这些“高考工厂”给青少年造成的伤害是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我们切不可忽略它的副作用。具体表现在:剥夺了青少年们的一切自由,压抑了他们的个性,窒息了他们的好奇心,泯灭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高考工厂是极端的应试教育,是反教育的行为,是反人性的,是必须要整顿和予以制止的。但是,他们却有恃无恐,像衡水中学居然还在云南、浙江等地办起了分校,不仅继续扩大极端应试教育的影响,而且还借办分校获得更大的利益,难道我们还能等闲视之吗?

奇怪的是,教育部门一边高喊“推行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另一面又容忍大批“高考工厂”的存在。一个明明错误的教育怪胎,不仅没有人制止,反而却有巨大的市场,成为部分人趋之若鹜的选择。这究竟是为什么?

首先是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不作为,他们对“高考工厂”的作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于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他们是这些“高考工厂”的后台支柱,因为既有名又有利。安徽毛坦厂中学,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占了九成,使得当地的餐饮业、房地产、水电兴旺发达,甚至连烧香拜佛贡品也红火起来了。衡水中学是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如2013年,该校考上清华、北大的就有104人(占全省80%),囊括了全省的文理科状元,600分以上的考生占全省五分之一。这些“骄人的成绩”无疑使得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感到光荣与骄傲,所以他们都成了“高考工厂”的卫道士。

其次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由于能够考上大学,所以他们获得了满足感。虽然他们缴纳了不菲的学费,起早贪黑地搞陪读,但他们得到了回报。就学生而言,虽然他们被判了“一年徒刑”(指复读),或者坐了“三年监狱”(指三年高中),但他们熬到了“金榜题名时”,也算了却了父母“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之愿。可是,他们看问题的方法却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只看暂时的,而忽视了长远;只看表面,而忽视了本质;只看虚假的分数,而忽视真实的素质。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如果以牺牲个性、好奇心、想象力、质疑和批判精神为代价,这是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无数的事实证明,一个人成才和成功不是取决于知识和文凭,而是决定于隐藏在知识后面的智慧,而“高考工厂”恰恰是压抑了青少年们的个性,泯灭想象力,也窒息了他们的智慧。

再次是“高考工厂”的教师,也成了应试教育的拥趸和践行者。坦率地说,这些“高考工厂”的许多教师,既不懂教育学,也没有爱心,他们只是教书匠而已。匠者也,犹如铁匠、木匠、石匠,他们反复打造一件器具,那是重复性的劳作。这些学校的教师,对待学生就如打造器具一样,用枯燥的知识塞满学生的脑袋。可是,他们错了,器具是可以打造的,而人是不能打造的,而教育人必须顺应人的天性,必须让他们独立思考,自由地成长,使他们学会学习,这才是成才之道。那么,这些教师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推行应试教育呢?这既与教育理念有关,又与他们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诚然,这些“高考工厂”里的教师是非常辛苦的,有的甚至累病了,他们也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不过,他们也获得了不菲的工资待遇,据说衡水中学教师的工资比普通中学高出三倍,另外还有安家费和各种名目奖金,这也是他们愿意与学生一起“苦学和苦教”的原因。

在当今,“高考工厂”的存在是一个悖论,非常值得人们深思。如果说在1980年代初,大学毛入学率尚处于个位数的情况下,考生都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高考工厂”的存在还可以找到借口。可是,自2002年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已达到15%,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跨入到大众化的阶段。又据统计,到2018年我国大学在校人数3779万人,大学毛入学率已达45.7%,大多数省市毛入学率均已经超过50%,达到了普及阶段,像河南、广东、山东、安徽、河北、浙江、江苏、内蒙古等省份的高考录取率都超过了90%。也就是说,在这些省份,大学入学率已经普及了,基本上每个考生都能够上大学。然而,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恰恰在高考录取率超过90%的河北和安徽,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它们的存在还能够找到借口吗?

人们普遍质问:“高考工厂”究竟是我国教育的出路还是死路?在我看来,它们只能是死路,既然它们是一具僵尸,但为什么有些人却抱着不放呢?这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以牺牲原则换得了政绩;教师们以牺牲自己的身体,获得了丰厚的报酬;学生和家长们以牺牲最重要的素质而满足虚荣心的需要。从国家的利益来看,必须整顿这些“高考工厂”,因为它们不可能培养健全的、高素质的人才。怎么遏制这些“高考工厂”?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政府认可和树立的示范学校,必须由政府来进行整顿,使他们尽快地回归到正确的教育轨道上来。实施素质教育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上,必须采取切实的行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重要。”(5)我相信,只要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叫停“高考工厂”,就能够很快收到实际的效果,以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

要创办人民满意的好教育,就要尽快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是为至盼也!

(刘道玉,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文章有删改。本文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注释:

(1)揭秘中国三所“高考工厂”,《生活日报》,2014年6月15日。

(2)《光明日报》,1999年2月25日。

(3)李斌: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中国青年报》,2014年10月23日。

(4)[捷克]夸美纽斯著:《大教学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5)马克思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4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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