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如果她活着……来自中国心理哲学家的视野报告

原标题:一个女人如果她活着……来自中国心理哲学家的视野报告

一个女人如果她活着……来自中国心理哲学家的视野报告

本文撰稿为《之我精神导论》作者

(注:之我或灵魂之我——灵魂之王、灵魂的主宰、灵魂的主人、哲学之我或哲学层次的我。)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女人与战争的故事,说是故事也许就是真实的历史,或是历史的真实,尽管——迷雾重重、尘土幽幽。

话说,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主战场,二战虽然也包括亚非战场,但在很多场合都特指欧洲战场。众所周知,欧战的爆发是由德国点燃的,那么当时能否避免呢?答案是否定的。德国点燃战火有其必然性,更有其现实需要,问题是德国将这把火烧得太夸张、太残酷、太离谱了。产生过伟大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的德国,为何如此丧失理智和理性,他们的国民精神精粹都哪里去了?人们不禁要问,二战时期的德国人他们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灵魂之我为何那样麻木默然不仁?欧战的爆发是历史必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遗症的发酵和延续,德国以及整个德意志民族充满了恨,不光有世俗的恨,国民的灵魂之我更为恨紧紧萦绕了。《导论》指出——恨,是之我对外的一种排斥,是之我的本能……通过恨,之我或许能够燃起点火苗;通过恨,之我对外宣示了存在。在大众及世俗层面,之我的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如果之我一味地凝固在恨里不能自拔,那么之我就会变形变态,进而引发思维产生消极情绪和想法,误导人走向反社会、反人类的叛逆歧途。另者,世俗的恨及后天熏陶,这些思维层级的精神性东西,会影响之我、误导之我,进而使之我的对外排斥增强或放大,让之我流连于恨之中。之我如果长期或持续为恨包裹,之我就会变态扭曲,进而与思维发生短路,任由思维所积蓄的激进和冒失付诸行动。话说,战争之所以可以被引爆,是因为有人点燃了“恨”,而之所以能够点燃,我们需要从历史的真实里询问答案。

一位卸任的德国花山市老市长对前去采访的中国人说——“战争给每一个德国家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阴影,消除它需要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彻底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义务告诉后代如何不再承受这样的悲哀。”“一切报应都是德国人自己招来的。”谈到“报应”的责任归属时,老市长认为,德国的历史错误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民众基础,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地归咎于几个独裁者未免失于简单。他说:“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会被作为德国历史上的伟人载入史册。这句话其实代表了很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希特勒在实现振兴德国经济、消除灾难性的失业、突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夺回军事主权以及完成把奥地利、苏台德等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等一系列计划之后,在发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对波兰的侵略行动之前能够寿终正寝,他留给德国历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辉煌成就,而后来的战争灾难也就不会出现。”(摘自:人民网,作者:朱维毅,原题:德国老兵:如果没有希特勒,德国依然会走向“二战”)

如果总归是假设。查阅历史,一战后列强对德国进行了残酷的压榨和分解,《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损失了1/8的领土、12%的人口、16%的煤炭产地和50%的钢铁基地,但在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德国必须向战胜国总共支付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并以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和26%的出口收入来予以兑现。向一个国库已被战争掏空,资源被强制缩小的国家索取如此巨大的赔款,这无疑是在把它逼向绝路。这不仅不可能催生民主与和平,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这种极端的压榨只能种下德国复仇的祸根。遗憾的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欧洲政治家可谓凤毛麟角。当时在英国曾有一名国会议员孤独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反对裁军的意见,他的理由是:德国在“一战”后所负担的过重赔款压力会衍生仇外情绪,将来可能演变成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力量。这位议员就是后来的英国战时首相邱吉尔。那么,德国人所处的经济困境到了什么程度呢?老市长举例说:到了1923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一个美元已经可以换到4万亿帝国马克了。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把德国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仅仅在两年内,德国的失业人数就达到600多万人,占当时全部人口的1/10,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当时德国的家庭人口比现在多,父母带三、四个孩子和两个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很普遍,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挣钱的劳动力经常只是一个人。这意味着,德国已面临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在这样的困境下,魏玛共和国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没有救助。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地——德国呼唤强人、呼唤铁腕,德国只能在极左和极右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1930年9月14日是德国走向独裁的关键的一天,那天共有640万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领袖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为帝国总理。

报载,德国民众为何要选择这个“坏过了头”的纳粹党,老市长做了一番简洁而清晰的勾画——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存在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德国在“一战”之后选择共和制,绝非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可奈何的机械效仿。“一战”失败的内因是国力的衰竭——德国已无法承受继续维持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重负。这就注定了这个封建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在尝试民主体制方面会先天缺钙。另一方面,胜利的同盟国也根本没有给予德国丝毫恢复生机和滋生民主的机会。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从战败的德国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国再度强大并重新威胁到他们的安全。为了这个目的,欢天喜地的胜利者彻底瓜分了德国在海外的全部领地。德属东非大部分归属了英国和法国;德属西南非洲分给了南非联邦;新几内亚岛的德属部分被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萨摩亚群岛分到了新西兰手上;太平洋中部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都转交给了日本。由此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对德国人来说,选择民主还是独裁,这个话题都显得苍白,对于民不聊生的德意志民族,走出困境窘境才是当务之急,强人出炉是时代的召唤。在特殊历史时期,也就是说国民对纳粹党和希特勒的认同,在灵魂之我的肯定上完美地实践了完成。《导论》指出——人生经验告诉大家,人时时刻刻都会遇到很多事情、面对很多事情,同时也会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注意,在各种反应当中或之后,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心里其实都会有种种理由,有些稍纵即逝,有些牵强附会,有些则耿耿于怀,但最终也会想尽办法和理由去尽力“释怀”。在此,所谓种种理由及其产生,或油然而生、或牵强附会、或极力搜寻,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之我的肯定过程。

不仅如此,希特勒凭政绩被德国国民塑成了“神”。《德意志的另一行泪》里有几段德国老兵的叙述——1、在7岁以前,我的全部记忆就是一个词--饥饿。我们全家一共五口人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而他竟然总共失业了7年半的时间……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简直就像获得了重生。生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老百姓不但有了吃的,就业率也几乎达到了100%。作为一个7岁的孩子,我当时最鲜明的记忆就是:肚子吃饱了,日子好过了,我们有希望了!2、对20年代的饥饿和通货膨胀,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的物价非常昂贵,钞票上的数字都以亿为最小的计量单位。我家里很穷。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工资微薄,只能提供一个孩子的学费,所以家里只有我哥哥一个人能上学……希特勒上台那年我17岁,当时我对政治不太了解,只知道在慕尼黑起家的国社党成为了执政党。但过了不久我发现周围环境开始发生奇迹般的变化--生活物资充足起来了,失业大军消失了,高速公路建成了,国防实力恢复了……希特勒竞选时的全部承诺都在一步步地兑现。大家对前途有了信心,开始相信国社党领导德国的能力。“二战”爆发那年我23岁,我是自愿入伍的。3、“一战”结束后德国的经济持续十几年低靡不振。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失业金少得可怜,老百姓普遍吃都吃不饱。我父亲的公司长期入不敷出,被迫裁员,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在公司濒临破产的时候,纳粹党上台了,德国的形势突变。在国内,持续衰败了十多年的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转,我父亲的公司又开始正常运转了。1935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1941年2月我自愿入伍。

《希特勒在地堡中的最后日子》一书里,作者回忆了他10岁时在家乡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的感觉——1938年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就是在这年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在布莱斯劳的世纪大厅里挤满了希望被希特勒接见的人,等候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种狂热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离他很远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种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那个时代所有的德国少年从出生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诚、诚实、细心,乐于助人,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时刻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奉献;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人人互相关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要响应元首的号召,将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对指定的活动充满热情。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还能质疑什么呢?同样,《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作者则感慨——在一些历史资料影片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景。这些场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疯狂的印象。随着和历史见证人的接触增多,我逐渐理解了当年的德国为什么会出现那山呼海啸般的激情宣泄了,那是一种由感激、信任与爱戴合成出来的极端崇拜和高度认同,那是一种被压抑14年的民族振兴渴望的释放,那是一种由衰败转向强盛、由屈辱转向骄傲的群体宣言。在这样一种大众氛围下,希特勒把德国引往任何一个方向都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元首希特勒灵魂之我的光芒之下,德意志举国民众其之我黯然失色。《导论》<德国之鉴>指出——擒贼先擒王。希特勒将德国人的“灵魂之王”拿下了,德国和德国人“被纳粹”原因就在于此!或者说,希特勒用太阳般“之我”,令全德国人之我“熔化”,德国人之我被“希特勒之我”麻醉,面对希特勒,全德国只知道“我的元首”、淡忘了自己的“我”, 在“希特勒之我”轰炸下,德国人之我与思维时时短路,唯希特勒意志是瞻,世界由此遭殃。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做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做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的奋斗》是希特勒的灵魂注释,而希特勒的天才演讲更是将“我的奋斗”发挥到极致。且看,希特勒如下名言——“只有那些疯狂的大众才是驯服的。”“民众是盲目而愚蠢的” “我通过循循善诱得到了一切” “大众就像是个任我为所欲为的女人” “我们以前总是,将来也会继续对一切事冒险。” “我总想战斗。”“我宁愿在50岁而不是在55或60岁发动战争。” “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 “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 “我的意志决定一切。” “我们将要系统地,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连根带叶。” “如果他们背叛国家的话,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

可以这样说——德国民众的灵魂之我被希特勒征服了,唯希特勒之我马首是瞻,不论是赴汤蹈火,还是丧尽天良,大众之我都可以实现之我肯定或曲线肯定,如《导论》如云——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心里其实都会有种种理由,有些稍纵即逝,有些牵强附会,有些则耿耿于怀,但最终也会想尽办法和理由去尽力“释怀”——通过曲线方式,让之我实现曲线式肯定。在此,所谓种种理由及其产生,或油然而生、或牵强附会、或极力搜寻,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之我的肯定途径之一,肯定是之我的意志。需要指出的是,杀人犯、法西斯党徒、邪教分子等等,通过歪曲事实编撰合乎他们行动的理由和逻辑,为他们的犯罪作恶去背书,由此达成其之我肯定或暂时的自欺性、强制性之我肯定。因此之我的意志在肯定方面,其社会性后果和表现是善恶皆存的。而针对于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就是众多德国侩子手实现之我曲线肯定的例子——一切为了元首、为了第三帝国,什么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可以去做。

希特勒当属二战元凶之首,问题是这个元凶之首是怎样炼成的?历史虽说没有如果,但如果可以反鉴历史与现在。就像如前所述——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止战,他就会被作为伟人而载入史册,问题是他为什么不呢?撇开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因素,我们着重从希特勒个人来观察。所谓《我的奋斗》,就是其之我的影子。之一:其灵魂之我充斥了强烈的恨——“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我来完成耶稣基督未竟的事业。”“如果我的民族在这场实验中失败了,我将不会为之哭泣,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结局。” “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之二:其之我唯一过分夸张、自高自大——“如果有人说:你做梦吧!我只能回答他说:你这个笨蛋,如果我不是一个梦想者的话,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我一直相信德国,你说我是一个做梦者;我一直坚信帝国的崛起,你说我是个傻子;我一直相信我能重新夺回权利,你说我疯了;我一直坚信贫穷会有尽头,你说那是乌托邦。谁是对的?你还是我?!我是对的,我一直会是!”说来话去,其实这些并不是最致命的元素,希特勒之我最要命的是其之我长期因受压抑而幽暗、动荡、扭曲。需要提醒的在于,被人们长期忽略,铸就其成为暴君狂徒的“最后一根稻草”,竟然是因为一个女人之死,由此希特勒之我拒绝爱了。《导论》指出——一个人,如果之我连爱都排斥,那么这人之我必是阴暗扭曲的,性格性情如同冷血动物,在某些情况下对社会和他人危害极大。

大凡来讲,一个女人也许成就不了什么历史,但无意中间接地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阶段不是没可能,因为历史的必然里藏着偶然,偶然也可以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想象一下开历史倒车——如果当年她活着没有自杀,二战(欧战)也许就不会进行得那么惨烈、或者不会有那么大规模,现在的世界格局或许就不是我们眼前的这般模样了。这个女人是谁呢,就是希特勒的外甥女——格莉,他生命里无可替代、无与伦比的挚爱。可以这样说,自从希特勒见到成年的外甥女那天起,他就枯木逢春、精神焕然了。故事是这样的——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被投进监狱。虽然深陷囹圄,有天,同父异母的姐姐带着16岁的外甥女去探监,格利惊艳的容貌一下子就打动了希特勒。可以想象,在监狱这个绝望之地,一个偏偏美少女的出现,给身心俱疲的希特勒带来了怎样的安慰和想象——心花怒放,而且拨动了心弦,在阴暗的牢里放飞幻想。

一段文字这样记述——两岁的时候,格莉的父亲就死了。格莉记事以后第一次见到舅舅,正是他落难之时。1923年11月,希特勒策划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失败,沦为阶下囚。翌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他的姐姐安格莉卡带着长子和长女去监狱探视,年方16的格莉这才对舅舅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1927年,格莉中学毕业,面临着升学地点的选择。她选中了慕尼黑,早在半年前,她的母亲已住进希特勒在慕尼黑附近贝希特斯加登的山庄别墅,为他料理家务。在慕尼黑,无论是住宿还是上大学,费用都相当昂贵,格莉在经济上也需要依靠舅舅。1927年9月,格莉在慕尼黑大学注册学医,可以定期与希特勒见面。她很快对学业失去了兴趣和热情,不到半年就辍学改学声乐,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歌剧演员。希特勒出手大方,不惜高价请来了知名的声乐老师为格莉练声。然而在老师眼里,格莉不仅没有天赋,而且懒散成性。但是,希特勒并不计较这些,他照样支付格莉每月的学费。格莉来到慕尼黑以后,俨然成了相伴希特勒左右的女人。希特勒带她上馆子,拜访自己的支持者和崇拜者,带她看戏看电影,和她一起在别墅外面的草地上小憩,去湖边郊游野餐。也许就这样,希特勒渐渐地爱上了格莉。格莉长着一张圆圆的脸、身材丰满,在当时算得上是个美女。她活泼可爱,性格开朗,热情奔放,无拘无束,见到过她的纳粹党徒都赞不绝口。对她心怀爱慕的,当然不止希特勒一人,希特勒的司机埃米尔·毛里斯就是其中的一个。

1929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富人区租了一处宽敞的住宅,让外甥女搬进去。之后,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除了经常一起吃饭、看戏,还陪同出入时装商店。希特勒后来的情人爱娃虽然酷爱打扮,但他从未陪她出去买过东西。在外甥女死后多年,希特勒还对秘书说起自己当年陪格莉购买帽子时的情景,念念不忘与格莉在一起的时光。对于格莉内心的痛苦,摄影师霍夫曼看在眼里。有一回他对希特勒说:“希特勒先生,看来格莉苦于不断被监视、不自由,很不开心。我注意到,即使在舞会上她也不能尽兴。您难道希望她如此与世隔绝吗?”希特勒回答说:“我很牵挂格莉的前途,这您知道,我所拥有的一切,其中最为珍贵、最爱的就是她,我把保护她看作是我的任务,把照管她、为她挑选朋友看作是我的权利。这在格莉看来是限制自由,其实是出于明智的考虑。我不想让她落到骗子手里。”尽管希特勒对格莉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和约束,但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格莉从1927年来到慕尼黑,直至1931年自杀的四年间,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慕尼黑,但是,她有时也独自返回奥地利,去维也纳或家乡林茨过上几个星期。很有可能那时她和一名男子相恋了。格莉的母亲在战后接受美军审讯时,声称格莉的男友是林茨的一个小提琴手,女儿想和他结婚,她和希特勒则坚决反对,并禁止格莉与他继续交往。格莉的男友显然看透了希特勒在保护外甥女的幌子下的不良用心:他对她横加干涉,完全超出了舅舅对外甥女的关心。格莉对这种控制和约束最终忍无可忍,于是发生了1931年9月18日悲惨的一幕。

后人这讲述——毋庸置疑,希特勒深深地爱着格莉,这种爱完全超出了舅舅对外甥女的疼爱,也不是正常的男女之爱,而是他对格莉的控制欲、主宰欲和占有欲。格莉之死对希特勒震动极大。他让摄影师霍夫曼陪他住到一位出版商的别墅里,茶饭不思,也不说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所缓和。格莉的房间保持原样,除了他自己和定期来更换鲜花的女佣,没有人可以进去。他还请人照着格莉的照片铸就一尊铜像,保存在她的房间里。希特勒毫不隐讳他对外甥女的这种不正常的爱,他常常会在知心的女友和女秘书面前表达自己对她的思念之情。“我告诉过你我为什么不结婚,这个女孩名叫格莉,是我的外甥女。我非常爱她,她是唯一一个我会娶的女人。但是,命运不允。” 据说,当希特勒被告知他的外甥女去世时,他深感压抑,几乎昏迷,说自己不想活了。同事们一直在监视着他。他成了一名素食者,因为显然一看到肉就让他想起了格里·劳巴尔的尸体。她的卧室被封锁,并保持神龛。每年,在她出生和死亡的周年纪念日,房间里都装满了鲜花。格利的母亲安吉拉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没有记录下来,但我们可以想象。她一直在为希特勒工作,直到1936年,她离开了自己的雇主与一名建筑师结婚。希特勒因她离去而心烦意乱,没有送结婚礼物。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后来表示,格莉的死令“希特勒内部的不人道种子(从此)开始增长”。格莉死后十六个月,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至于爱娃,至死前两天都一直是希特勒的秘密情人身份。(以上文字多处摘自:扬子晚报-<希特勒与他外甥女的暧昧情事>)

希特勒的女性崇拜者无数,他为何要偏对格莉那样情深呢?这其实也正是希特勒的特别之处。有野史记载, 墨索里尼问希特勒——你为什么而奋斗啊 ?没有家人没有后代?(大概意思) 希特勒毫不犹豫的说了这么句话:老子娶了德国! 一段文字这样说——关于格里·劳巴尔,几十年后,一名警察局官员威廉·斯托克写道:“她向我承认,有时希特勒让她在隐秘的房间里做事情,使她感到恶心,但当我问她为什么不拒绝时,她只是耸耸肩,说:她不想让他失去一个能做他想做事的女人。这个“恶化”的“事情”,包括排尿在内的性游戏也是这样。

希特勒父母

可以这样说,失去了格莉希特勒就失去并拒绝了爱。为什么呢?这要从希特勒家世说起。希特勒父亲是个小职员,其母亲是其父第三位太太,其父比其母大23岁。两相比较,希特勒比格莉大19岁,由于亲情的召唤希特勒在她身上嗅到了那久违的母性母亲的芬芳。一段文字这样说——希特勒是一个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而且有些病态的孩子,和他那穿着制服的庄严的父亲相比,显得很小。兄弟姐妹的夭折毫无疑问增添了他的焦虑不安。甚至在他的童年,相比一般的男孩子而言,他很明显地拥有对男性身份的更多的不安全感;这不仅是因为受到了他的父亲的威胁,而且根据1945年5月苏联人的尸体解剖报告,他还患有一种单睾丸畸形症(有一个睾丸没落入阴囊)……后来对他的朋友、情人以及他自己的言谈举止所做的一些报道--在取悦女人时他总是自贬,他喜欢随身携带一根马鞭,对阉割的焦虑,他对砍头和一般的流血(包括他自己的血)怀有一种迷恋,这表明了希特勒在童年就怀有强烈的负疚感、不安全感以及在童年时就被伤害过的自尊感。显见,贯穿希特勒生命始终,他一直处在自暴自弃的抑郁当中——之我唯一时时面对挑战,之我状态幽暗、动荡敏感,所以极其需要抚慰和爱,而这一切都是无条件的,而这一切只有母亲可以给与。母亲之外,格莉就是这样的最完美佳人,如格莉所说——她不想让他失去一个能做他想做事的女人。

可惜,格莉死了——希特勒伤痕累累的灵魂之我最有效“安慰剂”和“药引子”永远丢失了。格莉兼具亲情、母性和美丽,相比于年老的父亲,希特勒对母亲的美丽和温情迷恋彻骨、依赖透顶。所以,自从在狱中见到格莉那刻起,希特勒就把她视为天使般珍贵,因为只有格莉才能让他呆滞的双目迸发出喜悦和光辉。所谓——她是唯一一个我会娶的女人,这个最大秘密即在于此。格莉死后一年余,老总统兴登堡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我应该把盗猎者变成守林人。兴登堡一死,希特勒便坐上自封的元首宝座,一头扎进了——“老子娶了德国”之迷途歹路,哪去守什么林子。设想一下,让一个之我拒绝爱、丢弃爱,并令举国顶礼膜拜的灵魂之我病态之人掌权,去管理经营驾驭一个国家,其结果和后果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可想而知。欧战虽不可避免,但希特勒政权是那样猖狂疯狂、野心熏天、人性泯灭,是当时整个欧洲及全世界始料未及的。

《导论》<爱——我之摇篮>指出:爱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情感,那么人产生“爱”的原因在哪里呢?究其根本来讲,爱是之我的摇篮,之我藏于其中可以得到舒逸和安详,如同婴儿依偎母亲的怀抱。那么,这个摇篮是怎样编制的呢?是之我,双方之我共同编就的,摇篮实则是个虚拟,对外叫作‘爱’,爱的体现要靠双方的感应来表达。说的明晰点,爱也不算是虚拟,爱的前提是思维为之我编织环境和状态,双方的环境和状态相吻合,在条件与机缘配合下,之我才能相互交融编就爱——我之摇篮……之我需要爱的滋养,失去了爱,打翻摇篮的之我,会令人异常痛苦!生活中,有些人失去恋人、亲人,却一直坚守着对他们的爱。也就是把他们的之我当作自己之我的摇篮。极端的例子显示,有的人为了他(她),终其一生未娶或未嫁……究其缘由,是当事者不承认摇篮已倾的事实,将之我一直栓在对于特定对象的爱里不能够自拔,以期求得之我在幻想的摇篮里安歇,企图把痛苦赶走,自认为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特别注意,一个人,如果之我连爱都排斥,那么这人之我必是阴暗扭曲的,性格性情如同冷血动物,在某些情况下对社会和他人危害极大。

《导论》还指出——按照人的成长阶段,这个摇篮也在不断变化着花样——在婴儿和幼年时期,与父母之间的爱尤其强烈,此时的爱就是此时之我的摇篮。在少年以后的人生阶段,人与异性之间的爱日渐浓厚,异性之爱逐渐换位亲情之爱,成了之我的摇篮。有时,宗教之爱、事物之爱、动物之爱等,也可能取代异性之爱,成为人之我的摇篮。固然,异性之爱在生活实践中最常见直接……话说格莉死后,希特勒用行动实践——娶了德国。他用德国当棋子,在欧洲大陆上穷凶极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用他的妄想幻想勾画自己的痴心妄想,在作战沙盘面前,其之我随战况而阴阳闪烁。希特勒在做什么,他是在用疯狂的战争来玩只有自己他才体味出来的——灵魂之我游戏,究其原因——之我阴暗扭曲变态,他需要用这种特殊的游戏来支撑其之我苟延残喘,哪管哀号遍野、血流滚滚——因为其之我拒绝爱,性格性情如同冷血动物。如果格莉活着,他也许会收敛,世界的棋盘肯定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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