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人才作品专栏 | 探析假新闻的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上)

原标题:高校人才作品专栏 | 探析假新闻的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上)

为了推动行业青年人才发展,促进文娱产业学术交流,华谊兄弟研究院推出了“高校人才作品专栏”,与各高校青年人才进行长期合作,共同专注对影视行业的研究,并给他们提供展示成果、呈现作品的平台,助力兼具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的新兴人才的成长,推动影视行业发展。

去年8月,“高校人才作品专栏”已刊载了以“媒体与传播前沿”为主题的三篇研究论文。今年,华谊兄弟研究院将继续刊出第二期作品,来自于刚刚顺利举办的“华谊兄弟——浙江大学2019新影人国际交流计划”的学生研究成果。19名来自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优秀学子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进行了以“新闻与传播学”为主题的研究学习,并参观拜访了新加坡影视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邵氏电影。

此次合作,是华谊兄弟和浙江大学强强联手,双方凭借各自广阔的资源平台以及深度的文化理解,为青年人才提供了国际专业交流的机会,并通过与国际影视公司的对话,实现助力青年人才加深专业知识、拓展国际视野。

通过对国际市场的了解认知、学习交流,以及对“新闻与传播”课程的学习,浙大学子对新闻传播学、国际电影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基于此,参与交流活动的浙大学子通过小组形式,从不同角度对“新闻与传播学”课题进行了研究剖析,并最终以论文的形式呈现此行所学所思。

华谊兄弟研究院将每周一篇刊出一篇论文,由于篇幅较长,我们会将连载刊出。本周,华谊兄弟研究院(ID:HBresearch)“高校人才作品专栏”将刊出第一篇——《探析假新闻的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以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的新闻报道为例》

摘要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曾一度牵动着全中国人民的心,而事件发酵出的假新闻却引发了全民对新闻道德与准则的反思。本文从专业媒体与自媒体中分别选取报道该事件的两家典型媒体——新京报(The Beijing News)和梨视频(Pear Video)——作为案例,从传播者层面、生产与传播层面以及接收者层面进行剖析,从而进一步探析假新闻的形成机制,并结合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假新闻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假新闻;形成机制;传播者;新闻生产与传播;接收者

绪论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可以看出,有关假新闻的研究对于假新闻的定义各不相同,有的学者将假新闻定义为“YellowJournalism”,而有的学者则使用了“Propaganda”。但这两个词都有着更基础的词汇为之释意,由此我们将本文研究的假新闻的定义总结为:1、借新闻报道形式传播的无中生有或耸人听闻的虚构性新闻,具有误导性和欺骗性;2、这种常在传统新闻、社交媒体、或者虚假网站中出现的消息,往往缺少事实根据,但却被当做真实准确的信息出现;3、假新闻对公众之于媒体的信任度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10·28重庆公交坠江事故发生后,一则题为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系女司机逆行所致”的新闻燃爆各大新闻媒体平台,对女司机 “莽撞逆行” 这一 “违法行为” 的声讨也随之迅速发酵,直到公交车坠江原因公布之日,对女司机的批判也依然没有平息。而根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此次事故系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殴致车辆失控,小轿车司机在正常行驶中被公交车撞到,却遭假新闻中伤承受了无谓的暴力。该结果一出,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许多人开始反思新闻媒体的可信度,而留给新闻传媒业者的问题则是对新闻道德与原则的思考。由此可见,假新闻的生产离不开新闻传媒所代表的“传播者” ,民众所代表的 “接收者” 以及连接两者的复杂的假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本文通过对该事件中假新闻的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分别从传播者、假新闻生产与传播以及接收者三个层面探究假新闻的形成机制,并结合实际,从不同角度提出假新闻的应对策略。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案例分析的方法,通过对选取事件中假新闻的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析假新闻的生产机制。

2.1 案例选取

2018年10月28日10时08分,重庆市万州区长江二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一辆22路公交车在行驶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后坠江。

在事件发生之后,各种或真或假的 “现场视频” 大量出现,当救援部队全力抢救之时,舆论则更关注另一个点,即 “导致该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10月28日13时,万州区应急办发布消息称,大巴车坠江前曾与一小轿车发生相撞,于是舆论纷纷指向小轿车,在此之后,各类推测性的假新闻频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小轿车女司机逆行导致事故发生。以此为节点,大量批判女司机的报道、评论纷纷出现,这些言论夹杂着盲动、极端、非理性、恶意中伤,无论是许多专业媒体还是自媒体,都在气愤及冲动中。

10月28日17时,警方发布通报,经初步事故现场调查,系公交客车在行驶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此时人们纷纷意识到,之前的判断可能不实,问题可能出在公交车上,但有关女司机的声讨仍在继续。

2018年11月2日,公交车坠江原因公布,据车内黑匣监控视频显示,系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殴致车辆失控。自此,舆论一片哗然,之前力批女司机的各大媒体也转而道歉。

在此突发事件中,各类因素混杂在一起,产生了诸多有关 “原因推测” 的假新闻,这些假新闻极具代表性,而我们所关注的则是诸多因素在假新闻的生产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如何促进了假新闻的生产与传播。

2.2 媒体选取

在该事件中,大量专业媒体与自媒体都进行了错误的判断,但由于专业媒体与自媒体的具体运营机制不同,因而我们将此作为一个区分点,分别探讨专业媒体与自媒体在假新闻生产传播的具体过程,并提炼出其中的共性机制。

专业媒体方面,我们以新京报为例,事发当天13时40分,《新京报》发布简讯,表明事故原因为“女车主驾车逆行导致”。随后,腾讯新闻、澎湃新闻、中国日报、环球网等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同样发出了明确归责女司机的报道。

在自媒体方面,我们以梨视频为例,事发当天13时59分,梨视频官方账号在微博上称:“区政府回应大巴车坠江原因:系小车逆行与大巴发生碰撞”。同时并附上了现场的惨烈画面,在微博平台引发了强烈反响。

假新闻的形成机制与案例分析

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对这一事件中假新闻的形成逻辑进行了提炼,通过对马莱茨克传播模式的补充与整合,我得出如下图所示的传播模式,并结合该传播模式,围绕重庆公交坠江案例,具体分析假新闻形成的内在机制关系。

▲图3-1假新闻的生产流程和传播机制示意图

3.1 传播者层面

作为新闻的生产者,假新闻往往源于传播者的创作,而传播者在创作新闻的过程中却受到了以下诸多因素的影响。

3.1.1 传播者的人格结构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1923年提出本我(id)、自我(ego)与超我(super-ego)的相关概念,并以此解释意识和潜意识的形成和相互关系(弗洛伊德 2011)。

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是指无意识形态下的思想,代表着思绪的最原始程序。本我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格,它是人最为原始的、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如饥饿、生气、性欲等。本我作为人格结构中的基础,是与生俱来的,仅仅遵循一个“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而不关心社会的规则,因而它的着眼点往往是个体的生物性需求,如食物的饱足与性欲的满足,并力图避免痛苦或不愉快,值得一提的是,本我没有对错判断力,也有想要自我破坏的欲望。

如果我们将媒体机构人格化的话,我们会发现它们同样也具有类似 “本我” 的原始性人格,在竞争性的媒体环境下,媒体的第一要义一定是立住脚跟,力求发展,因而与人不同的是,媒体“本我” 的具体体现往往是盈利、权力、影响力、竞争力……对于不同性质的媒体而言,这些因素所占的权重可能有所不同,但都属于媒体机构 “本能冲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我” 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自我利用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暂时终止了快乐原则,由此个体学会区分心灵中的思想与围绕着个体的外在世界的思想。简而言之,“自我”意指个人的生物欲望和社会规范之间相互协调这种,所表现出来的 “自我”。

媒体机构的 “自我” 同样也是一个矛盾体,从大的角度来看它体现在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考量,从小的角度来说它体现在具体新闻价值与选择之间的权衡。比如在新闻热点爆出之后,媒体机构会考虑是客观报道,还是耍些小花样跨越新闻伦理,打造舆论热点。而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又会选择重点关注新闻的时效性做快讯短讯,还是着眼于新闻的深度进行深度挖掘。

“超我” 是人格结构中的管束者,有道德原则支配,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在弗洛伊德的相关学说中,超我是父亲形象与文化规范的符号同化,由于对客体的冲突,超我倾向于站在“本我” 的原始渴望的反对立场,而对 “自我” 带有侵略性,超我以道德心的形式运作,维持个体的道德感、回避禁忌,而令自我左右为难。可以说,因应社会文化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期待,形成了“超我” 的动力。

媒体机构的 “超我” 主要来源于社会角色的设定以及民众的理想期待。在社会角色上,媒体机构往往被设定为拥有 “第四权力” 的社会监督者与瞭望者(李普曼 2018),而我国媒体从业人员记者的责任与使命也被官方定义为: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民间百姓更是将媒体看做重要的社会监督与维权机构。

基于此,媒体机构也在 “超我” 层面对自身做出了规范,这主要体现在报纸的定位、宗旨以及口号上,如新京报自称“我们将致力于对报道的新闻负责,一切新闻和一切责任,这是中国赋予我们这张报纸的特色”,并力求“有责任报道一切新闻,追求新闻的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更要对报道的一切新闻负责,包括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而梨视频将自己定位为 “中国领先的资讯短视频平台”,并致力于“将深度编辑的聚合内容和独家的原创报道,与创新技术和工具相结合”,从而 “为年轻一代提供适合移动终端观看和分享的短视频产品”。

3.1.2 传播者的人员群体

传播者的人员群体意指媒介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的具体组成,专业媒体与自媒体的人员群体各不相同,因而可能会对假新闻的生产传播带来影响,对此我们为其进行了区分。

我国专业媒体中的采编人员多具有官方证明,即 “记者证”,新闻记者证是我国新闻机构的新闻采编人员从事新闻采访活动使用的有效工作身份证件,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印制并核发,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编号,并加盖新闻出版总署印章、新闻记者证核发专用章、新闻记者证年度审核专用章和本新闻机构钢印方为有效。这些持有记者证的专业记者,往往受过专业的技能训练,并十分清楚行业内的具体规范。

但自媒体的从业人员较为复杂,他们没有专门颁发的记者证明,但却在新闻报道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记者的作用。由于自媒体提供了便捷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因而参与其中的公民记者也往往并非自媒体的专业从业人员,也可能包含一手视频的拍摄者、记录者等。这一群体在收集、报道、分析和传播新闻和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动作用,他们可能缺少专业性的规范,但其生产的新闻作品(包括一手资料等等)往往是新闻舆论场中重要的信息资源。

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情况仅仅是理想状态,而实际情况中传播者的人员群体构成则较为复杂。

3.1.3 传播者的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往往与新闻生产流程直接相关,传统专业媒体一般会有相对规范的新闻生产流程,新闻采写、摄影摄像、后期制作、新闻编辑等具有明确的分工。而自媒体相对来说不会有较为规范的新闻生产流畅,且不同媒体机构会有具有各自特色的部门分类,而且更为灵活多变,有些采写、拍摄、编辑甚至会杂糅在一起。

3.1.4 外部的媒介体制

除此之外,外部环境与媒介体制也会影响假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在新近的媒介体制比较研究中,丹尼尔·哈林、保罗·曼奇尼等学者在《比较媒介体制中》,指出了影响媒介体制的四大因素:大众媒介市场的发育、政治平行、新闻专业主义、国家对媒介市场干预的程度与本质(丹尼尔·C·哈林 2012)。

(未完待续。在下一篇文章中,将继续刊出“假新闻的形成机制”和“假新闻应对策略分析”。

该论文研究小组成员均来自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包括雷思涵、彭文文、赵东山、丁香文、赵晨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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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0

*本文转载自华谊兄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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