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穆拉比法典》是真正的法典吗?

原标题:《汉穆拉比法典》是真正的法典吗?

《汉穆拉比法典》

是真正的法典吗?

1901 年 12 月,一支由法国人和伊朗人组成的考古队在今天伊朗西南部古埃兰王国首都苏萨遗址发掘出一块石碑,这便是闻名天下的《汉穆拉比法典》石碑。石碑由闪长岩雕刻而成,高 2.28 米。石碑上部刻着正义之神沙马什向国王汉穆拉比授予权杖的浮雕,下面刻着楔形文字符号。石碑本身并无特别之处,但石碑上的文字经学者释读发布之后,立刻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石碑上的内容被认为是至今保存最完整的、最古老的一部法典——《汉穆拉比法典》(以下简称《法典》),是人类重要的法律文化遗产。

《汉穆拉比法典》石碑及碑文

《法典》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法典吗?是古巴比伦人进行各项社会活动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吗?随着对《法典》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国外学者对《法典》的性质提出了质疑。亚述学家库尔特 (A.Kuhrt) 在《古代近东》一书中认为《法典》是一些选择性的案例,《法典》中对各种谷物的价格规定属于理想化的价格,与实际生活中的价格并无多少联系,现存的法庭文件中几乎看不到援引《法典》条文的案例。他认为《法典》只不过是国王自我炫耀的具有理想化色彩的政治思想,是国王在统治结束后向神祈祷时作为正义之王治理国家的功绩。迪瑞沃 (G.R.Driver) 和米利斯(J.C.Miles) 认为,《法典》涉及的领域不够宽广,很多领域没有涉及,比如纵火罪、对男人的诽谤罪、通敌卖国罪、男祭司的财产继承、女孩的收养、男奴隶与女自由人的婚姻、奴隶买卖时的担保人问题、司法审判程序等等。斯尼尔(D.C.Snell) 认为,《法典》并非是一部有实际意义的法典,存在着众多的缺陷:首先《法典》的涉及面过窄,很多重要领域没有涉及,比如谋杀罪;其次,《法典》中的一些条款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会出现,具有假设性质 ;更重要的是,古代巴比伦人也不认可《法典》的有效性,在上千个汉穆拉比时代的法庭审判案件中从没有引用《法典》的有关条款。斯尼尔认为《法典》的目的并不是用来治理国家,而是国王的政治宣传,增强国王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最近几十年,许多学者认为《法典》是一部法学著作,是书吏学校的学生在法律方面的作品,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执行。《法典》与学生其它主题的作品并无二致,如关于神灵、树木、职业、数学、星象、占卜等作品。

我们通过对《法典》条文的仔细研究,及对古巴比伦时期众多具有法律效力的民间契约的考察,认为《法典》的相关规定并不具有可操作性,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遵守法典的相关规定, 《法典》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典,而是早期的案例汇编。

条款的自相矛盾或判罚标准不一

《法典》正文并没有分目,根据文中“如果……那么……”的案例判决格式,学者们将法典全文划分为 282 条。仔细研究这些法律条款可以看出,自相矛盾或标准不一的条款数目众多,这些条款怎能成为判案的依据呢?如《法典》中涉及偷盗罪的条款较多,约有 17 条。对于偷盗罪的判罚,法典采取了多样的惩罚方式,主要有死刑、罚款和肢体惩罚三种方式。对偷盗罪不同的惩罚并非是根据偷盗财产的多少而采取不同的惩罚方式(如挖墙偷盗、买东西没有签订契约等都要判处死刑),体现了法典的逻辑混乱。对于同样的罪行,判罚的标准也截然相反。如第 6 条 :如果一个人把神或宫廷的财产偷窃了,该人应被处死;而接受他手中的赃物者也应被处死。第 8 条 :如果一个人(在宫廷或庙外)把牛或羊或驴或猪、或者船偷走,如果它是属于神的,或者是王室的,他应以(所偷物)的 30 倍赔给 ;如果它是属于穆什基努(依附民)的,他应以 10 倍(赔);如果该小偷没有东西可给,他应被处死。

上述两条都是偷窃神或宫廷的财产,惩罚却完全不同。第一种情况惩罚非常严厉,不仅偷盗者处死,接受赃物者也被处死 ;而第二个条款的基本原则是罚款,如果没有财产可罚,则采取死刑的方法,这是一种比较人性化的处罚方法。纵观整个法典,关于偷盗者的处罚,前半部分一般执行死罪(第 6、7、9、10、14、21、25 条),而后半部分一般采取赔偿的判罚(第 106,112、120、124、259、260、265 条),或者进行肢体惩罚(第 253、255 条),而并不采用死刑。对于偷盗罪这些判罚不一的条款,我们认为前半部分执行死刑判罚的条款可能是两河流域早期对偷盗罪的判罚,后面的条款则可能是古巴比伦时期对偷盗罪的判罚方式。

《法典》规定若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就要被判罚一斤银子,而如果不小心把人打死则被判罚半斤银子。这显示出《法典》逻辑的混乱

对于伤害罪的判罚同样非常混乱,有时采取“同态复仇”的肢体惩罚,有时则采取罚款。如第 196 条 :如果一个人将一自由人的眼睛弄瞎了,人们也应将他的眼睛弄瞎。第 203 条 :如果一自由人将与他等级相同的另一自由人的脸打了,他应该称给他一斤(1 斤等于 60舍凯勒)银子。第 207 条 :如果由于他(打人者)的殴打,他(被打者)死亡了,他(打人者)应该发誓(不是故意让人致死),如果(死者)是自由人,他应将 30 舍凯勒银子称出(作为赔偿)。打人脸的惩罚竟然是一斤银子,这种惩罚显然过重。而对后者的惩罚则又显得过轻,失手杀人,并且死者的身份为自由人,罚金仅为 30 舍凯勒银子,仅仅是打人脸者罚金的一半。

《法典》中有许多对于事故责任的判罚,对同一种事故的责任,判罚的结果也多种多样。如第 55 条 :如果一个人将他的饮水渠打开引水灌溉,但是他甩手(不看守)而使水将邻居的田地冲走,他应该按照其邻居(田的产量)量出大麦(作为赔偿)。第 56 条 :如果一个人开放水,但却使水冲毁了他邻近的已耕种田,他应以每顷 10 石大麦(的比率)量出大麦(作为赔偿)。同样都是对开渠灌溉的失职而引起冲毁他人田地的惩罚,但判罚的标准则不同。第一种是参照邻居的产量进行处罚,且惩罚过于模糊,不易操作。第二种则是明确的数量惩罚,惩罚相对较轻,每顷土地10 石大麦。

此外,有一些条款的规定显得过于荒诞,如第 59 条 :如果一个人在没有椰枣园主人(允许的情况下),在其枣园中砍了一棵树,他应称出半斤的银钱(给田主作为赔偿)。砍一棵椰枣树的罚金竟然为半斤银子,这种惩罚与失手杀人的惩罚相同,比打死一个奴隶的罚金还要多 10 舍凯勒银子。

此外, 《法典》中还有众多自相矛盾、判罚标准不一或规定荒诞的条款,可以看出《法典》本身逻辑混乱、结构无序。这些条款无法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而是案例的集合与汇编,给人们行事提供参考。

民间契约与《法典》条款的相悖

古巴比伦人具有较强的法律观念,他们在从事各种交易活动时都要签订条款完备的契约,契约的签订需要众多证人在场,有时多达 24 人,并且还要加盖双方的印章。签约双方还以神和国王的名义起誓,声明对契约内容决不反悔。这些契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受到法律的保护,也是法官判案的依据。通过对这些民间契约的详细研究,可以看出众多的民间契约与《法典》中的规定并不一致,人们并非根据《法典》的规定来进行各种社会活动。

我们仅从世俗女儿的继承权,及银子、大麦的借贷利率这两个方面的契约与《法典》条款的相悖,来探讨《法典》的性质问题,以窥一斑而知全貌。

《法典》第 183 条规定 :如果父亲赠予他的女儿一份嫁妆,把她嫁予了一个丈夫,并将一份加印(嫁妆)文件为她写了,在父亲走到他的命运(尽头)之后,她不能在父亲的家产中分得一份。可见《法典》没有给予世俗女儿财产继承权。但在民间继承契约中,世俗女儿继承父亲财产的例子并不少见。她们和

男性继承人一起分割父亲的财产,具有遗产继承权。如 :

“……宁舒布尔…之女,……所有的遗产……是宁舒布尔之女辛伊丁楠和她的哥哥乌巴尔……分割得到的……在将来一方不得向另一方提出诉讼。他们以沙马什神、阿亚神、马尔杜克神和国王汉穆拉比的名义起誓。世俗女儿除了可以和她的兄弟等男性继承人分割遗产外,还可以通过遗嘱继承的方式得到父亲的遗产。为了保护女性等弱势群体,父(母)亲经常采用遗嘱继承方式把自己的财产赠与女儿。”可见民间契约与《法典》的规定完全相悖,《法典》中的相关条款并不具有法律性和权威性。

《法典》中涉及动产交易活动的条款较多,这些条款规定了银子、大麦等动产的借贷利率,牛、驴和山羊等的租金,各类工匠和奴隶等雇工的工资等多个方面。各种动产的租金及雇工的工资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不同而变化,相对而言,银子、大麦的借贷利率由国家或神庙规定,会保持相对稳定,不会轻易发生改变。《法典》第 73 条对大麦和银子的借贷利率做了明确规定 :如果一个商人把他的大麦或银钱贷给某人作为有息贷款,对于 1 古尔(1 gur = 300 升)大麦,他应该拿取100升的利息(33.3%);如果他贷给银子作为有息贷款,对于每舍凯勒(1 舍凯勒约等于 8.3 克)银子,他应该拿取 36 舍(1 舍等于 1/180 舍凯勒)的利息(20%)。

《法典》对砍掉他人椰枣树的罚金竟比杀死一个奴隶的罚金要多(弗朗西斯科·戈雅作品)

从上述条款中可以看出银子的借贷利率为 20%、大麦的借贷利率为 33.3%,这个较高的利率,充分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但这个高利率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通过对大量民间借贷契约的考察,可以看出古巴比伦时期的借贷利率多种多样,主要存在着以下四种 :

一是公平利率,苏美尔语为 mášgi-na,这种利率的具体数额没有在契约中明确出来,可能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利率。二是无息利率,苏美尔语为 máš nu-tuk。这种明确规定免除利息的契约在古巴比伦时期很多见,且远远超过《法典》中规定的契约。不仅古巴比伦时期,早在两河流域早期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就已经有大量无息借贷的案例,也反映了古代两河流域君主保护弱势群体的历史传统。三是沙马什神庙利率,苏美尔语为 Máš-dUtu。古代两河流域一直存在着神庙经济,神庙不仅是宗教组织,更是经济实体。古巴比伦时期的借贷业中,神庙祭司也大规模的向外借出大麦和银子,且用自己规定的利率。沙马什利率由沙马什神庙规定,不受国家的控制。四是有具体数值的利率,数值与《法典》中规定的一致,银子的借贷利率为20%、大麦的利率为 33.3%。但这种契约的数量极少,远少于上述三种利率的契约。

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大多数借贷契约中确实都出现了具体数额的借贷利率,银子的利率为 20%、大麦的利率为33.3%,这是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主体借贷利率。由于经济形势等因素的改变,这种主体借贷利率到了古巴比伦时期则不再流行,这时的主体利率变成了公平利率。所以《法典》规定的具体借贷利率只不过是早期流行的一种借贷利率,《法典》中的条款是早期存在的案例汇编。

此外,大量的收养契约及土地租赁契约也显示了《法典》的相关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并未贯彻执行,《法典》中的规定大多不具有普遍意义,仅仅是一些特例,这些特例可能是早期社会的一些真实反映。可以说《法典》不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法典,不是古巴比伦人的行为规范,而是早期社会流传下来的一些案例汇编。多年以来《汉穆拉比法典》一直是我们研究古巴比伦时期法律与经济制度等问题的重要史料,但仅仅依据其中的条款来研究上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借助大量当事人留下来的原始契约文件,把这些契约文件同《法典》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

本 文 为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新亚述时期财产买卖与借贷活动研究(13CSS00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祝晓香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作者李海峰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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