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眼观察丨职业打假人的冰与火之歌

原标题:雷眼观察丨职业打假人的冰与火之歌

编者按:3月22日,青岛中院发布了一份二审判决书,随即在网络疯传,有观点认为该判决是对职业打假支持,并可能在全国掀起打假风,就在职业打假人以为自己的春来即将到来时。8月29日,杭州经开区检察院官方微信发布的一则案件通报则称:男子专买超市过期食品“维权”,涉嫌敲诈勒索。如果对职业打假人有了解的读者对比两则新闻不难发现:争论了20年之久的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问题至今还困扰着商家、司法部门及打假人群体自身。

职业打假人的冰与火之歌

社会大众和法律人对职业打假群体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分化的背后实际上是各种力量的博弈。1994年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催生了职业打假群体,该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出台一年后,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各商场购假索赔,50天时间获赔偿金8000元。随后,全国各省市职业打假人不断涌现,备受争议的职业打假人队伍迅速发展起来。

看到了职业打假人在弥补市场监管漏洞的巨大作用后,法律和个人案判决给予了这个群体巨大的支持。2013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在第1599次会议上通过了《最高法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其中第3条明确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依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该规定中,将“知假买假”“寻假买假”的职业打假人视作普通消费者,并对他们请求赔偿的行为予以支持。

2014年,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始实施,该法第55条规定:“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追寻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步伐在148条第2款规定了更为“严苛”十倍赔偿制度。

这些条款的出台使得职业打假人通过购买问题产品可以获得高额的赔偿。由此,知假买假,购买大量问题商品以谋取高额赔偿之风曾一度盛行。

然而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指导性案例支持职业打假之后,“职业打假人”呈现出激增的状态,职业打假人的申投诉案件、索赔案件如潮水般涌进行政机关、涌入法院,造成了基层法院的审判压力。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为例,2014年受理消费者起诉的买卖合同类纠纷多达496件,较2013年的同类型纠纷受理量相比,增长了高达10.3倍,其中大部分维权的原告是“知假买假”的“打假人”。

而这些案件中,有多达6成的比例涉及食品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地法院纷纷出台规定,不再支持“知假买假”行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都出台相关文件遏制“知假买假”行为的索赔。最高院最终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回复意见》中将知假买假的范围限缩至食品、药品领域。

江湖易变,“城市猎人”何去何从?

随着国家法令的不断更迭,这类群体在兴起时被抑制,在观望时又被鼓励。在法律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职业打假人,可谓是命途多舛。各地机关,将之视为英雄颂扬的有之,将之判为刁民打压的亦有之,更有甚者,将之定性为敲诈勒索、涉黑涉恶。职业打假,见仁见智。但不管怎么说,小雷认为:职业打假最大的争议,可能在于下面两点:

一、职业打假人真正的目的营利而不是为了打击假冒伪劣和维护公共利益。

二、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疑

乍看起来,问题不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一、职业打假人以盈利为目的,并不是法律该关心的事。我们常说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既然赋权于消费者惩罚性赔偿权,那么,靠此来获得经济利益本就无可厚非。再说,职业打假人付出了时间成本、专业成本、调解成本、诉讼成本等,更别说“看走眼会倒贴钱、遭恐吓是常事儿”了。在职业打假这条路上,缺胳膊断腿、乃至付出生命的,也并不鲜见。

二、职业打假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敲诈勒索。如果说一些人用假的产品采取掉包的方式,去诈骗经营者,毫无以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的。这与职业打假人购买超市本就存在的过期食品依据法律向商家索赔有本质的区别,不可相提并论。

三、司法资源有被浪费的风险,其实个伪命题。正是因为诚信市场的缺失,为弥补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力量的不足、带动群众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同时打击不法商贩,职业打假人才因应运而生。禁绝了职业打假,虽然少了职业打假人投诉和诉状,但市场上其他纠纷必然也很会随之增多。

毫无疑问,职业打假最终肯定是要归入历史的故纸堆的,但,眼下显然还不是时候。有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法理支撑之外,足以坐实职业打假在中国的现实必要性。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远未到无须职业打假代偿公共责任的时候。比如有数据显示,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消委会仅有编制110名,平均每个市不到6名,一些地方编制甚至还被挪用、挤占,队伍人员老化、骨干稀缺、专业力量不足。

二,消费市场远没有干净到无须职业打假出力的地步。此前,有关马云“假货质量比正品好”的乌龙,虽逼得阿里去《华尔街日报》澄清,但从某个侧面,确实也折射出国内假货市场的“水之深”。

三、消费维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依然是的普遍选择。“假冒伪劣”大都属于民法调整范畴,而民法调整特点则是民不告则法不究。这个时候,门槛略高、成本略高,维权的天花板就成了假货的庇荫。

后记

中国的市场规则发展到今天,对一些复杂现象,一味的“禁”和一味的“放”一直在交替上演,但这并非良策。在“职业打假”的制度设计中,不仅要关注职业打假行为耗费了多少公权资源,也要关注这种行为对市场秩序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能简单概括为“扰乱了市场秩序”,也要看到他们对市场的良性影响。而对良性影响的评判,也不能主观判断,而应是结果导向,既包括直接打击了多少违法行为,也包括这一行为产生的威慑效果。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运用更有制度智慧的治理手段,或许才能更好维护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生态场的健康与活力。

如您有相关法律问题,请您关注“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届时将有专业的律师为您解答相关疑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免费获取
今日搜狐热点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