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营养保障体系的建立与中国营养学的兴起(下)》

原标题:《抗战营养保障体系的建立与中国营养学的兴起(下)》

抗战营养保障体系的建立与中国营养学的兴起(下)

作者:王公 杨舰

本文选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8期

接上一期:《抗战营养保障体系的建立与中国营养学的兴起(上)》

三、研究的学理化及其成果

上述科学家基于其各自所展开的调查,围绕其各自所提出的改善方案,展开了内容广泛的研究,并在学理的探究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万昕主持的军医学校营养研究在进行战地士兵营养调查和改善过程中,围绕着保障战地士兵的最低营养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形成了“军队膳食与普通膳食之比较研究”,“军队士兵夜盲症研究”,“士兵体格研究”,“士兵胸围与身长之关系研究”,“黔籍与非黔籍男子体格之比较研究”等关于战时士兵营养问题的专题成果。与此相关,还针对士兵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C的需要,开展了像“鱼类蛋白之生理价值”与“水果中维生素C含量”等学理上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自1941年7月开始,发表在研究所面向同仁和各相关军事机构发行的《营养研究专刊》上。

图3 营养研究专刊书影

罗登义围绕其制定的浙大师生和后方军民营养保障的改进方案,集中探讨了 “杂粮蛋白质营养价值及补缺”,“食物的营养成分分析和提高研究”,“野生刺梨的营养析及利用”等问题。这些关于食物营养成分及其增产方式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农学杂志》、《科学》、《东方杂志》等期刊上。

王成发针对其战时重庆市民不同群体营养调查所提出的问题和制定的改进方案,展开了相关学理研究,其“战时营养问题研究”,“学生营养卫生问题研究”、“刺梨之化学成分与丙种维生素含量之研究”等论文发表在卫生署中央卫生实验院创办的《实验卫生》和《中华医学杂志》上,也有部分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郑集对四川地区军民和回族群体的调查活动,形成了“松潘中等汉回人膳食之调查”,“彭县铜矿工人营养状况”,“成都龙泉驿士兵膳食调查”,“成都中学生夏季膳食调查”等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他还进行了营养标准、食谱制定、食物营养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其“国军营养改进研究”,“军粮研究”,“民众最低营养标准研究”,“成都地区食物分析”等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军医杂志》和《科学》等期刊上。

沈同在其战时进行的战地士兵和后方学生营养调查与改善的基础上,展开了食物营养成分分析和营养成分提高等方面的研究。他将其战地调查报告“战时中国士兵和大学生的饮食”和研究论文“氯化镁和硝酸亚锰对大豆发芽时维生素C含量的影响”、“中国西南部维生素C含量丰富的野果余甘的研究”,寄往美国的《科学》(Science)、英国的《自然》(Nature)、《生物化学》(Biochemristry)等国际期刊发表。

上述科学家在战时调查基础上展开的学理性研究,其特点可以成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它们集中于战时营养保障的最低标准的制定,改善方案的可行性分析,以及提升营养供给等战时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其次,不同机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各自机构或联系密切的期刊上,并且大多是以研究报告、内部印刷品的形式出现的。这些在服务于抗战前后方急迫需求的工作基础上形成的文章、报告、简报等等,总计约200余篇。按照郑集的说法,尽管“已为后方有关单位采用”,但多数“因客观环境,未能及时发表”。

四、从人才培养到专门教育的实现

面对战地和大后方调查和营养保障对于医疗卫生人员的需要,营养学家开展了营养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而面对在此营养调查和改善基础上展开营养研究的需要,营养学家开始了营养学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培养。

在医疗卫生人员培养方面,1941年,卫生署致函教育部,要求各医学院校与各卫生机关紧密合作,针对所在地区的医药卫生问题开展协作和研究。教育部向所属院校发出训令,要求:“各卫生机关与所在地医学院校对于当地医药卫生问题之研究实验与实施以及训练各项医生人员应取得密切联系。”其中,营养技术人员的培训是战时前后方急需进行的工作,这从红十字会仅1939年下半年就进行了11万名士兵的特别营养也可以看出。沈同在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担任营养指导员期间就展开了营养技术员的培养,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完善了膳食调查方案,并被林可胜下令推行。沈同在回到大后方又于中央畜牧实验所合作中,开展了营养技术员的培养。此外,王成发在中央卫生实验院开班了数期膳食管理人员训练班,对后方各机关、学校、医院的食品卫生管理人员展开营养膳食教育。

图4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各医疗分队所使用的膳食调查表

在营养教学方面,郑集和李学骥、周同璧、唐愫等同仁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开设了“营养学、高阶营养学、食物分析和维生素研究、基础生物化学”5门生化营养方面的课程。其中所使用的营养学讲义《实用营养学》,是郑集根据其战时中国的营养需求及研究写作的系列文章“营养讲话”编写的。全书共23章,前14章为各类营养物质的需求和作用等基本的营养学常识,后8章,则是从战时研究展开的讨论,包括“中国人的膳食营养状况”,“吃荤与吃素”等内容。抗战胜利后,这讲义正式出版,并一直再版沿用至1960年代。

除了医学院校,一些普通大学也开设了营养学课程。 教育部将营养学定为农业化学系和家政学系的必修课程。罗登义在浙江大学农化系开设了营养化学课程,培养了徐达道、彭恕生等学生。陈朝玉在四川大学也开设了营养化学课程,其编制的讲义《营养化学》,除介绍西方营养学知识外,其中讲述的实验方法,都是战时陈朝玉从事战时营养研究所采用过的方法。燕京大学是较早开办家政学系的学校,营养教育是其重要的教学内容。1941年燕京大学迁往成都后,营养教学采用了家政系教师龚兰真和周璇于1939年编写的教材《实用饮食学》,其内容就包括食物分配与膳食计划等当时正在研究中的内容,旨在指导女性学习饮食和营养知识,以达到标准的健康。此外,根据郑集回忆,抗战期间,他曾多次受邀前往燕京大学家政系(成都)讲授生化营养课程,并于1944年4月做了题为“我国战时国民的营养问题”的演讲。

在教学展开的同时,营养学家也开始了营养学研究生的培养。曾经跟随沈同进行前线调研的刘金旭,回到昆明后继续跟随沈同和汤佩松在清华农业研究所工作,开展了生化营养研究。抗战胜利后前往康奈尔大学攻读动物营养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动物营养专家。此外,西南联大生物系大四的学生何申在毕业论文研究中,选择跟随沈同从事余甘所含维生素C的测量及人体对其吸收程度的研究,这正是沈同战时从事的余甘营养成分分析和利用研究的一部分。

1945年,郑集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创办了具有硕士授予权的生物化学研究所,开始在其中培养营养学方向的研究生。第一批研究生有4名,分别是光圻、徐达道、彭恕生和丁光生,其中前3位均从事营养学研究。他们是我国自行培养的第一批营养学方面的研究生,所做的题目正是面向战时需求的营养研究。例如,彭恕生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苏氨酸与大豆蛋白质营养价值补偿作用之研究”,苏氨酸是一种主要存在于鸡蛋、牛奶等食物中的人体必需氨基酸,彭恕生的题目正是针对战时鸡蛋、牛奶等食物来源不足而进行的替代方案。

图5 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营养学硕士彭恕生及其硕士论文

五、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各体的每位科学家,分别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沿着不同的路径从面相战地需求的调查出发,展开战时营养学研究,进而完成人才培养和专业教育的过程。此外,还可以将战时中国的营养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营养学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1940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作为主持人,在一周之内连续两次召集内政部、军政部、教育部、社会部、经济部等部门负责人出席,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食物营养问题讨论会。孔祥熙提到,“目前我国之营养问题极应注意,我国目前训练空军,体格能合乎标准者颇少……国民营养问题,关系民族健康极巨,亟应改进。目前问题在使食物营养之合理分配,以我国现有之物资用科学方法使国人以极经济之代价获得最高之食物营养。”这次会议决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营养改进运动。并委托卫生署展开营养咨询、营养知识训练、改良食品之示范与指导三项工作。

针对行政院的要求,1941年2月17日至22日,卫生署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营养研究会议,署长金宝善邀请营养学家郑集、万昕、王成发、汤佩松、沈同、林国镐、陈慎昭、陈朝玉等人参会。此外,卫生署的卫生实验处、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医疗防疫队、乡村建设研究所;农林部;中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中央卫生实验院卫生教育系和妇幼卫生系等相关机构也派代表参会。与会学者决定着重实际问题,以营养改进方法增进战时国民营养以利抗战工作为目标,展开研究,讨论制定了“国民营养救急办法”,“营养教育”和“营养研究”三个方案。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营养学家明确提出成立中国营养学会。会议决定由万昕、郑集、汤佩松、林国镐、王成发、任邦哲、陈慎昭等9人为筹备委员,推举前5位担任理事,万昕为主席,林国镐为书记。

这次会议之后,战时营养学事业得以更加迅速的展开,营养学家们也开启了作为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在这次会议后,卫生署在其创办的《公共卫生月刊》杂志专门发行了一期“营养研究专号”,其上刊登了此次大会报告的会议记录和决议,还刊登了郑集的研究报告“国军营养改进研究”,王成发的研究“战时国人营养概况初步报告书”,万昕的文章“国人之主要食物——米”等五篇研究论文。

尽管此时很多战时营养研究的成果还没发表,但通过这一学术共同体,他们得以更好地交流。例如,沈同未发表的战地营养调查,通过这一共同体,分别被万昕(“军队膳食与普通膳食之比较”《营养研究专刊》第1号)和王成发(“战时营养问题研究”《实验卫生》第一卷第1期)所引用。

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后,中国营养学家群体的工作也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既得到了来自西方学界的支援,一批批药品、资料被运往中国,用于解决战时营养学研究面对困难;另一方面,一些战时中国营养学研究独具特色的成果,也被西方科学家所吸纳。战时来华的李约瑟,调研了前述所有的营养研究机构。他发回英国的报告中,在中国所需要支援一项特别列入了英国《营养学文摘与评论》(Nutrition abstracts and reviews)杂志。并推荐沈同的文章“氯化镁和硝酸亚锰对黄豆维生素C含量的作用”和罗登义的文章“化学处理对维生素P含量的影响”。这两篇文章到英国《生物化学》和美国《食物研究》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发表后被西方学者吸纳,沈同的研究因贡献于植物维生素的提高和植物发芽过程中氧化酶与维生素关系等相关研究先后被引用了16次。罗登义的文章被印度乌特卡尔大学农业化学实验室的米士拉(D. Mishra)引用,米士拉指出该文对研究植物维生素生成和矿物质的关系有极大的贡献。

1945年,随着科学家们在营养学教育、研究和应用方面不断取得新的业绩,抗日战场上捷报频传,并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这一年,根据第一次全国营养会议的决议,第二次全国营养学会议在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召开。出席的营养学家有万昕、郑集、汤佩松、沈同、王成发、任邦哲、罗登义、陈朝玉、周启源、鲁宝重、陈慎昭、叶恭绍、俞锡璇等人。与会者听取了以万昕为主席、林国镐委书记的中国营养学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一致通过成立中国营养学会,并选举万昕、郑集、汤佩松、王成发、沈同五人组成第一届理事会,万昕为理事长、郑集为书记。会议还推选了林可胜、吴宪为中国营养学会名誉会员。自此,全国性的营养学同同体组织正式建立起来了。

中国营养学会成立后,营养学家们继承了战时研究的内容,并继续推进营养学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他们创办了第一本全国性的营养学专业学术期刊《中国营养学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Nutrition),第一届编委会由万昕、郑集、王成发、沈同、陈朝玉组成,万昕担任总编,编辑部设立在贵州安顺军医学校营养研究所。并于1946年1月发行了第一期第一卷,刊登了四篇最新的研究(见图6)。

图6 《中国营养学杂志》创刊号封面

结 语

抗战时期中国营养学研究的兴起过程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阶段性,其形成过程是从解决持久战的实际需求起步,进而展开应用研究和理论探讨,并在这些研究过程中展开了营养教育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并因此促发了学科共同体的形成。

抗战期间的营养学研究,总体上来说是西方近代营养学知识在中国的吸收和普及,但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照搬照抄。战时营养研究的各个阶段都既包含对西方知识的消化吸收;也包括将中国的本土因素融入,进行转化和新的组合。在这一本土化过程中,因战时中国营养学研究问题的独特性,产生出了独具特色的成果,进而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和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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