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读《史记》

原标题:白鹿原上读《史记》

1987年9月,在县重点中学教了才一年书的我,与七位教师同时被调出。其他人都分到交通便利的学校,只有我与一位数学教师,被贬到尚不通班车的前卫中学。同事的家位于前卫镇附近,我回家则大费周折——从学校到县城,再从县城到家,要全程骑单车。

前卫中学,地处蓝田县西南的白鹿原腹部。学校所在的前卫镇,夹在西巩村、王家河村、吊庄、大亮村和杜家沟村之间。学校北部不远,有一条约略东西延伸的鲸鱼沟(它分白鹿原为南北),纵贯蓝田和长安两县。东南则有一条干干沟,是原上公路的一段。学校的西边,是连绵起伏的田地,有一条路通到长安县,从西原坡下,可达西安。东边则是分布密集的村庄,与安村镇相连,直到东原坡头。学校处在这样的地方,冬季如下几天大雪,就与外面割断联系,宛如一座孤岛。

那时,国家电量不足,入冬用电高峰来临,为了保证城市,尤其是工厂运转,只好委屈广大农村:天一黑就停电,大概十一点后才来。学校虽有一部老式发电机,但无紧急之事,一般不会浪费柴油,为师生“磨电”。学生上晚自习,大多点着墨水瓶做的油灯,因燃烧不充分,黑烟萦绕教室(因天冷不能开窗),一节自习下来,除了饱闻煤油味儿,还把鼻子脸熏黑,有时稍不注意,就把头发烧着。

教师们在天黑后,每人从总务处,领一根蜡烛。大家并不急着用,而是在校门口,围一堆天南地北,闲扯胡聊。冷得不行,就一群人出校门,从围墙抱来农民摊晒的包谷杆,生火烤手。等到火一灭,老年教师回宿舍睡觉。中青年则四五个人一堆,把所发蜡烛集中,到一个人的宿舍,打几分钱的麻将,以消磨漫长的时间。蜡烛快用完时,就四散而去。

我在县城教了一年书,因故被“撵”上原,声誉被毁,前途迷茫,心情抑郁,急求生途。对那些闲聊、打麻将,自然兴致不高。为了走出蓝田,曾半年准备,考了一次研究生。但成绩太差,学校竟未寄成绩单,自己也羞于去问。别无出路,只得再考。秋冬之夜,我多闭门读书。

白鹿原地势高,冬夜室内一片冰冷。冷气似乎透过土墙,从四面八方,向人袭来。上身冷还可对付,手冻就把袖子拉长盖住;下身冷则难抵抗,脚冻就在室内来回走步子,或者原地跺着,不能久坐椅子。白天不上课,我把电炉子(当然是偷偷用的)放在椅子下,但热气直冲后窍,最易上火,造成大便秘结。晚上我只好上床,把一个被子和枕头垫在腰下,人斜靠着,头搁在墙上,把另一个被子摊开,盖在身上。烛光闪烁,昏黄一片,小字模糊,就看大字书,选了《史记》。

上大学时,我曾买过王伯祥注《史记选》,有二十篇,大多数为列传,可补教材篇目不足,但一直未看全书,那时是学生,也没想着通读全书。第一次到西安考研失败,看看还有余钱,就买了中华书局版《史记》,一直没功夫看。孤寂清静的冬夜,倒给了我机会。

本纪开头几篇,近于编年体。因史料阙略,作者未能施展拳脚,只能罗列事实,有点枯燥。到项、高两本纪,则渐渐生动。看王伯祥选注本时,我就知道项、刘两人,都在年轻时遇到秦始皇,项言“彼可取而代也”,刘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天生一股霸气外露,刘邦则骨子里生艳羡之心,当时也没多想。现在想来,怎么这么巧,他们都遇到皇帝,又都说了一句“大话”?我想这怕是司马迁的文学笔法吧,——借这两句话,彰显两人的性格,而其后两人的行为处事,适与各自所言相符。后来,才发现司马迁写人,惯于在传记开始,设置一个小故事,如写项羽书剑两废、陈涉傲对佣耕者、李斯见仓鼠叹息等,以此表现人物的性情,或预示他们将来的遭际与最终的命运。

本纪读完,实在无法静心看十表八书。十表是中国历史最早的大事年表,多亏有它,今人才知中国史有明确纪事从共和元年始;八书则保存了古代典章制度的原始材料,为史学“三通”所效法。但是,这些玩艺儿文学性毕竟薄弱,还是留给史学家考证去吧,我就匆匆滑过。只在年表前的文字,稍作停留。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史记·六国年表序》。作者论列六国兴亡史,指出秦虽地处西北,德义、兵力不如六国,而竟能灭六国以自立,非仅赖“险固便形势行”,乃得天助。由之,作者提出一个似乎超验的历史大势:“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此一结论,究竟缘何而得,司马氏未能明言,但检视后代历史,大多验证了这一谶言:那些定都江南的朝代,多在没落之时,虽能一时偏安,不久即被北方势力所翦灭。

接下来,读那些列国世家子传,觉得仍有编年痕迹。可能作者主要通过一个人的命运,把封侯列国志写出,故不在人物细节用力。因此,除去中学就学过的《陈涉世家》外,我对勾践世家、孔子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几篇较着意。透过贵族侯王的发迹史,我看出作者似乎在昭示人们:在乘权驭势的社会,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功成而退,其仕途就会险象环生,而若能居雌守柔,则能又在恶境之中,全身而生。由此可见,西汉时的黄老思想,为司马氏所宗。

到了七十列传,司马迁虽仍恪守实录精神,但以文驱史,加入精彩的文学笔法,揣度古人心志,而大胆虚构细节,文笔生动,词采惊耀,他的文学才华得以释放。在我看来,第一篇《伯夷列传》为列传之总纲。传主材料并不丰,作者一开始即予以说明,然后简述传主本末,最后以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古训之怀疑,引出对天道之所谓公平诘问,感慨乡野之贤,欲砥行立名,务必附青云之士。贤弊于世黯,良没于时否,惩恶扬善,寄于天为愚,本于人力者则几于成。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成功乃源于人为,非所假于外援,也验证西人所谓“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其后考研几年,每当失利,稍生懈怠之心时,常思吴起“啮臂诀母”、“杀妻求将”的情景,顿时增添了几分干劲,虽然后者彰显吴起的残忍绝情。

冬夜读《史记》,烛光熄灭之时,恰好一篇结束(我只看正文,不管三家注)。暗中闭目休息,不知不觉睡着。等我再醒来时,已过子夜,电早已来了。

(本文为“第四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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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

1959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点校本。

2007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将《史记》作为重中之重,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不仅对底本、通校本、参校本作了复核和补充,还改变了方圆括弧的校勘形式,增加了上千条校勘记;对原标点一一复核,进行修改和统一,以期达到新时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准。

2013年10月,《史记》(修订精装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关注,掀起新的一轮“《史记》热”。

2014年8月,在吸纳读者意见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推出《史记》(修订平装本),以飨读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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