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来的艺术,掠过的乡村

原标题:租来的艺术,掠过的乡村

近年来,以“大地艺术节”“田野双年展”“小镇双年展”为代表的艺术活动不断地出现,并呈现增长之势,越来越多的“乡村”“小镇”“地方”加入到这场艺术“竞赛”中,似乎艺术成为激活乡村的良药。在这些艺术活动中,有一些共同点值得关注,在展览名称上会冠以“双年展”“艺术节(展/季)”等名称,有着强力的品牌效应;在举办地点上以远离城市的“乡村”为主;在作品形式上以公共艺术为主,注重作品的体量感与互动性。那么,出现这种艺术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1991年《艺术·市场》创刊,这是一本以艺术与市场为导向的刊物,编者们敏感地嗅到了艺术市场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这本刊物的创刊时间与1992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标志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有着时间上的契合。在第一期的编者按中可以读到该刊的动机是试图讨论“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能与国际艺术市场相适应但又考虑到国情的艺术市场”。在只有官方展览机会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如何为艺术找寻一条既有国际经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是当时艺术工作者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在1991年《艺术·市场》的第六期中,刊登了一篇题为《谁来赞助历史》的黄专访谈,在黄专看来,1990年代的艺术界最紧迫的课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改变一下我们书写历史的方式,摆脱亢奋的运动状态,用一种更为现实的方式去重新营造我们的历史。”编辑追问这种“现实的方式”是不是指建立中国的艺术市场,黄专回答:“我想,严肃艺术品的商业化,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的建立将使我们的现代艺术史从实质上获得世界意义。” 这样的话语充满着理想主义,是否会实现无从得知,而在今天看来,黄专则有着准确的先验判断。艺术市场的建立完成了以艺术本体为主的艺术生态的建构,这种建构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艺术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一动力可以用“赞助”这个词来概括。“谁来赞助历史”不仅是三十年前一篇文章的题目,也是该阶段艺术的发展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2019乌镇艺术展,安尼施·卡普尔作品《双眩》

(摄影:蓝庆伟)

在“赞助历史”的具体方法上,黄专认为有三个要素:参照国际标准的国家性艺术立法、国际标准的艺术市场、批评和批评家,也就是说“赞助”是一项系统工作,对艺术的赞助行为促成了艺术发展的经济基础,而“赞助艺术”这件事则是艺术行业运行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与此同时,对艺术的赞助并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艺术行业的收益也在赞助环节中得以变现,对经济环境有良性的刺激作用。因此可以说艺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反映其变化的晴雨表,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艺术的发展形势。通过对“赞助艺术”这一行为的分析,能更直观地看到艺术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以艺术市场为主线的赞助方式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一是20世纪90年代,可称为前艺术市场阶段,批评和批评家有着较大的话语权,艺术赞助以国外收藏和国内私人收藏为主,艺术品并未形成广泛的流通,但此时中国艺术家在国际重要展览上已经有规模地亮相。第二个阶段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参与全球化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刺激,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中国当代艺术前二十年的价值在这一阶段实现了价格上的追认,艺术生态系统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建立和完善,艺术区、画廊、美术馆、拍卖行、艺博会等艺术市场相关联的艺术生态系统不断建构,并呈现出国际化的水准。这一时期的展览呈现泥沙俱下的状态,艺术空间和机构也在淘汰更新中实现了持续性的发展。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今天—2010年以来的艺术发展,在这个阶段,以艺术品交易为主的传统艺术市场面临转型,粗放型的艺术品市场空间不断收窄,艺术市场的变化隐含着以中国经济发展变化为副线的线索,房地产建设的方兴未艾和中国经济路线转型对艺术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展览形式也有很大的变化—20038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将房地产业定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艺术活动与房地产业发生了密切的关联。

十年后的下一阶段即2013年前后,房地产业及其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了新阶段,从政策层面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转型,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大历史任务,“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具体手法。经济大背景的转变使得“赞助艺术”的机会更多地出现在了广阔的“田野”中,这是不可回避的主要原因。恰恰基于此,2013年以来在城市之外进行的大规模艺术活动越来越多,“大地艺术节”“小镇双年展”比比皆是,数量和规模都还在呈现上升之势。以四川成都的安仁古镇为例,它是201610月住建部公布的中国首批特色小镇,之后安仁古镇的打造升级力度提升,并于2017年开始了“安仁双年展”为品牌的大型艺术活动。也是在2016年,乌镇开始了以三年为周期的“乌镇艺术展”,首届展览名为“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2019年,以“时间开始了”为题的第二届“乌镇艺术展”不久前刚刚开幕。

日本濑户内国际艺术节,草间弥生作品《南瓜》

(摄影:周于之)

当然,“乡村”艺术现象的形成是有多重原因的,“赞助艺术”要素的变化只是其一,另一重要原因是美术馆外艺术系统的探索,这是与经济环境的外力同时起作用的内因。除了以上以国家战略转型所形成的“赞助艺术”因素的变化之外,还有两点艺术内部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众所周知,以架上为主的艺术一直得到以美协、画院及官办美术馆系统的“赞助”,展出地点以白盒子空间为主。即便是作为传统活动的“写生”也常常是“创作走向田野、作品回到展厅”的模式,以架上为主的传统艺术形式在体量和视觉冲击力上都已无法适应以乡村、田野的尺度和展示要求,包括事实上的田野和概念上的“田野”。第二,虽然以美术馆为核心的艺术系统一直在尝试打破美术馆的藩篱,但效果甚微,但艺术家已不满足于只在美术馆空间内举办展览,突破经验、打破藩篱成为艺术家突破自己艺术创作惯性的主要手段。除此之外,以展览策划、学术研究为主要工作的策展人也不再囿于常规的展览形式,而走向展览多样性的探索,不断拓宽展览的边界,一种以“实验项目”“替代(临时)空间”“在地性”为主的去美术馆体系已经产生,这一体系拒绝奉美术馆空间为唯一殿堂,而更注重临时、随机和不确定性,追求经验之外的探索与刺激。

日本濑户内国际艺术节,李禹焕作品《无限门》

(摄影:周于之)

即便是有着内外因艺术系统和“赞助艺术”的作用,我们还是难以回答“乡村”艺术到底有没有真正“介入”乡村,抑或只是“路过”。从艺术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来解读或许能找到原因。艺术介入乡村又被称为艺术乡建—“民国乡建三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称号的出现意味着“乡建”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话题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是在乡村中呈现艺术介入作用的一种实验,近十年来,2007年许村计划、2008年石节子美术馆、2011年碧山计划、2012年羊磴艺术合作社等都是艺术乡建的典型代表,它们有着艺术家(文化名人)发起、艺术介入、在地创作、底层人文等共同特征,艺术家们像候鸟般在乡村迁入迁出。艺术乡建除了有建筑、装置、展览等实体显现外,更注重艺术对当代底层人文的介入、互动与协作,是集去资本化、倡导乡村公共生活的一种探索。很明显,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在非城市空间举办“双年展”“艺术节(展/季)”不具备艺术乡建的典型特征,而是艺术宣传的一种短暂需要。众所周知,不论是“美丽乡村”还是“特色小镇”都是需要长时间建设的工程,均无法在短期内形成有特点的品牌成绩,而这一劣势恰恰是“双年展”“艺术节(展/季)”的优势,短时间、大规模呈现高水准的艺术展览是城镇再好不过的宣传“良药”,一剂下去百病皆除。当然,并非所有的“乡村”“小镇”都是从无到有,很多文化环境已经成熟的“乡村”“小镇”也纷纷加入援引艺术的队伍之中,不仅有视觉艺术,文学、音乐、戏剧等与文化相关的活动都炙手可热。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归入到景区旅游升级范畴,在成熟景区的管理者那里,营造“天天都是节日”的氛围,让更多游客“回头”是他们的目标。

在很多大地“艺术节(艺术季)”中,我们都听到了来自日本的经验,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濑户内国际艺术节、札幌国际艺术节等案例的成功给中国的从业者们以巨大的信心。但无论如何,艺术并不是激活“乡村”的万能药,艺术作品的好坏—这一核心要义—是不容忽视的,在各类艺术节中,首先要考虑的是与艺术作品本身之间的关系,基于此,其他的诉求都会更容易实现。

作者独立策展人,美术馆学与艺术史学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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