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础教育:我为什么悲伤?

原标题:关于基础教育:我为什么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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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晓余 来源:莲花岸

(图片来自网上)

在大别山南读书群里,群友中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很多,且大多在大学或著名中学工作,与教育有关的话题,自然会常常说到。

中午,两位群友由人大附中帮助周边学校提升办学水平的事,谈到教育公平的话题。作为群中大约是唯一的一位小学教师,且长期身处农村基础教育中,不免多嘴发了几句感慨。我的感慨由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而起:到北京一些学校参观学习,让我觉得悲伤;看到窦桂梅校长自豪地谈到清华附小教师有多少博士硕士,我默默地闭上眼睛。

群友问我:你为什么悲伤?

中国有北京那些那么好的学校,有那么多高级人才投身教育,身为教育人,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至少教育,基础教育,在硬件方面可以达到那样一个高度,进而带来值得骄傲的教育成果。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值得高兴的事——这样的学校存在,代表着希望,代表着高度。

那我还悲伤什么?

——比起向上的希望,我低头向下看,真切地感觉到某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的绝望:基础教育在向着两个极端加速割裂。并不是哪个人哪所学校造成的,所以才让人悲伤。

脱离教师谈教育,是妄谈。没有专业的、稳定的教师队伍,把硬件弄成一朵花也没用。但教师队伍是活的、流动的,他们怎么流动?以我所在的地方为例,教师流动基本路线是这样的——

县教育局招聘青年教师,来应聘的大部分是刚出校门的学生,也有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所有聘上的老师全部分到农村小学。农村小学来了一群年轻人,校长很高兴,让他们承担主要工作,给他们机会锻炼、学习、展示,教育局致力于推动青年教师专业成长,国家每年拨付大量资金对青年教师进行国培。在这一系列动作的推动下,一部分老师会迅速成长起来,脱颖而出(有师范教育背景的年轻人,整体优势更大)。三五年后,这些老师就会获得成绩和荣誉,这些成绩与荣誉对他们来说,也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开始第一轮进城:进县城。每年秋季开学时,多少又心酸又欣慰又无奈又焦虑的乡村学校校长啊!他们默默地送走成熟的老师,又迎来一批新手从头开始培养。

县城不是终点,那些优秀的老师,他们在自己的努力与学校的培养双重任用下,继续获得更多机会与荣誉,更迅速地成长,更多地积累资本,翅膀更硬的他们开始了第二轮进城:到武汉。仅我非常熟悉的优秀教师,近十几年来就有十几人去了武汉(或其他大城市),都是凭实力调过去的。他们的实力是什么?在县城学校作为骨干、名师、学科带头人,获得大量学习与展示的机会,积累了一堆荣誉与专业经验,以此为助力向更高处飞。经过乡村、县城十几年的锻炼与培养,在这些教师最黄金的成熟期,大城市摘了桃子。

县城们摘乡村的桃子,武汉们摘全省的桃子,北上广深们则可以摘全国的桃子,准确地说,是全国的桃子们拼命让他们摘。这些优秀老师们的选择有错吗?完全没有。凭自己的实力,往更大的平台上去,看更高处的风景,获得更好的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梦想吗?那些优秀的人不是更应该凭实力得到吗?

一切理所当然。

正是因为他们没有错,才让我如此悲伤——乡村教育越努力地培养年轻人,就越容易变成最深的池塘之底。所以越挣扎距离越远,越努力越只能看到背影。这说的不是某一个人某一所学校,是整个乡村教育与城市的差距。

那么,反方向的人才流动有吗?有从大城市成长起来的桃子,落到乡村吗?至少长期与上百所农村学校打交道的我,是没有听说过的。往下送书的有、送课的有、送经验的有、送教具学具桌椅甚至教学楼的都有……人,没有。

其实,乡村学校最缺的已经不是钱,是人,是老师。

这似乎是一个死结。往上的学校,进入良性循环,向着超级学校的方向发展;往下的学校,进入恶性循环,疲于奔命地维持着正常教学,替那些走不出乡村的孩子守一张课桌、一间教室、一方校园。

我当然知道,超级学校的形成,也是几代教育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可能光靠钱就能堆出一所超级学校来。但不能否认,许多超级中学就是资源掐尖多年后才成的气候,一旦成了气候,他们就会成为一地教育的黑洞,最优的师资和生源会被吸进去,学校成为当地品牌,社会认可度高,良性循环就此形成。

曾经的黄高就是全国知名的超级中学。除了黄高自己的教育方式,学校早期从全黄冈各县市掐尖最优秀的学生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教育教学方式,如果掐不了各县尖子生,能有那所著名的黄高?我先生、哥哥、堂弟、弟妹、侄女都毕业于黄高。我先生上中学时成绩优异,据他从前就读的红安马井中学的校友说,他当年号称马井之花;我哥和我堂弟,在黄梅濯港中学,学习成绩也是长期冒尖。那时候黄高招生,就是从各县掐那么几朵花儿几个尖儿集中到黄高的。老师是牛,也要碰到这样的学生才会出来更牛的效果啊!后来黄高整体情况的下滑,我们不在其中很难说具体原因,但有个我知道的原因就是与生源有关的:最牛的黄高被趋之若鹜的家长攻破了优生防线,被来自武汉的华师附中抢在前面掐尖儿,被各县一中千方百计截流尖子生。前有拦截后有追兵,这应该是质量下滑的原因之一。

其实,也不能叫下滑,只是从一所超级中学,恢复到一所正常的高中。

超级学校的形成,总要先借势,或借钱势高金挖名师;或借权势掐尖儿优质生源;或借名势打造成高端资源平台,等到成功地刷了一两轮数据后,就有了流量,就成了气候。优质资源开始主动求带,办学质量真的水涨船高,周边房价拔地而起,清华北大博士硕士们挤破脑袋要进来,学校校长可以对全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与办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长期身处农村教育环境的我,来到这样的超级学校,怎么可能不悲伤?原谅我摆不出刘姥姥的笑脸。

所以我特别佩服和尊敬杜郎口中学的崔其升校长,以及那些像他这样的教育人。借势办一所好学校值得佩服,像崔校长这样,在无任何势可借时,用改变教育教学方式的途径来改变一所学校,是真正的了不起,佩服之余,更多的是尊敬。

崔校长这样的教育人还是太少了,便多几个又如何?教育的不均衡似乎与优秀教育人的多少无关,他们再有能力,也只能改变一所学校、一些孩子的命运。他们改变不了基础教育超级学校与乡村学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的事实,阻止不了人才单向流动的潮流。

诚然,许多超级学校、许多教育人都在做教育公益,帮扶较弱的学校。但这种公益,对基础教育整体的不均衡现象来说,是杯水车薪。

需要英雄的社会是出了问题的社会。想想当年的希望工程,多少人投身其中,多少人从中受益!但作为一名曾以多种身份直接参与希望工程的基层教师,我想说的是,真正改变中国千万少年儿童命运,让所有孩子有学可上上得起学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层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正如慈善消除不了贫穷,公益也改变不了教育不均衡。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悲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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