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心国士”:穿5块钱背心,干上亿元大事

原标题:“背心国士”:穿5块钱背心,干上亿元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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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光可以照多远?一束光可以传递多久?

潜艇、驱逐舰、护卫舰、登陆舰、辅助舰,在苍茫大海深处,一艘艘中国舰船自由穿梭,乘风破浪,征服了浩瀚的大海,守护着中国的每一片海域。

它们每一次精准的航行,挺进深蓝的壮美航迹,都离不开一个仅手掌大小的尖端仪器——激光陀螺。

它的诞生,历经20余年艰苦攻关;它的应用,经过40余年漫长跋涉;它的“生命”,和一个人紧紧相连,他就是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高伯龙。

高伯龙生活十分节俭,几块钱的小背心是夏日的“标配”。他八十多岁高龄时穿着背心在电脑前工作的场景被镜头拍下,“背心院士”之名不胫而走。

在医院度过的最后三年里,他一刻也没有放下过挚爱的事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抓紧!”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两只紧紧握着的手上。

这是两只普通而又苍老的手。和许多老年人的手一样,粗糙、布满老年斑。

这又是两只极不普通的手。它们从20世纪70年代“握”到一起,就再也没有松开。它们和更多双手一起,开辟了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陀螺研发道路。

这两只手的主人,一位是89岁的高伯龙,一位是82岁的丁金星。

△ 2017年9月8日,高伯龙院士在病房坚持查阅资料。何书远 摄

这是2017年夏季的一天。此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倚靠在病床上,他无比惋惜地对丁金星说:“老丁,新型激光陀螺的研制,我怕是完不成了……”话未讲完,他的眼眶里已噙满泪水。

丁金星也哽咽了,泪水顺着脸颊无声滑落。他没有说话,只是更加有力地握住高伯龙院士的手。

“这是我们相识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落泪……”高伯龙院士去世两年后,当时的情形依旧清晰地烙印在丁金星的脑海中。

当年,他们意气风发,战斗在湘江之畔,创造了世界激光陀螺领域里的“中国精度”。

如今,高伯龙院士已经离开。他那眼底的热泪,仍留在“老搭档”丁金星心中。那句“我怕是完不成了”,也成了高伯龙院士与毕生奋斗事业的诀别书。

回望这位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的一生,高伯龙院士就像一束能量高度集中的光芒,照亮着激光陀螺自主创新的征程。

01

让海、陆、空有了“火眼金睛”

阳光透过层层绿叶,将点点光斑洒在一座外观极为普通的楼房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楼是一个沉默的存在。

这里,便是如今已名满天下的激光陀螺实验楼。它还有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代号——208教研室。

这里,也是高伯龙院士奋斗了一辈子的“战场”。有关他的一切,都可以从这座楼讲起。

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陀螺实验装置。激光陀螺,被称为惯性导航系统的“心脏”,是飞机、舰船、导弹等精确定位和精准制导的核心部件。

这一科研成果引发世界震动。那时,已过而立之年的高伯龙是哈军工的一名物理教员。当时的他并不知道,10年之后,他将与这枚小小的“陀螺”共同高速旋转,直到生命尽头。

“搞激光陀螺,对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因为,你生活在高山上,必须学会爬山而不能想着去游泳。”多年后,高伯龙院士这样描述自己的选择,“一个人的志愿和选择应当符合国家的需要”。

把国家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把国家的选择当作自己的选择,这是高伯龙院士给出的人生答案。但回顾院士一生,激光陀螺并不是他答案中的唯一选项。

少年时代,日寇入侵,神州板荡。高伯龙辗转三地,入读8所学校才上完小学。一路颠沛流离,一路兵荒马乱,高伯龙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他在给堂妹高长龙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虽然还没有枪,但用拳头也要把敌人打死。”

△ 1961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的高伯龙

深受父亲的影响,热爱数理的高伯龙发奋学习,立志以科学救国、强国,最终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

毕业不久,决心在理论物理领域干一番事业的高伯龙,迎面遇上大时代——刚刚成立的哈军工急需教师骨干,一纸调令,高伯龙成了哈军工的一名物理教师。

彼时,高伯龙念念不忘的仍是理论物理研究。在哈军工执教两年后,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得知情况后,哈军工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大将专门把高伯龙请到家里吃饭挽留。后来,高伯龙对自己的清华同窗杨士莪说:“陈赓院长请我到家里吃饭,我就知道走不了了。”

从前半生魂牵梦绕的理论物理,到后半生倾力投入的应用物理,个人命运之河的偶然转折,成就了一项科研事业的全新起点。

△ 高伯龙教授在指导科研人员调试激光器

1970年,哈军工迁往长沙,后来更名为国防科技大学。就在哈军工南迁的第2年,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科学家钱学森将两张写着激光陀螺大致技术原理的小纸片,郑重地交给了他们。

“高伯龙一来,局面马上就不一样了!”丁金星说起与高伯龙院士相识的场景,笑容满面。

茨威格说,在一个人的命运之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单看高伯龙的履历,51岁晋升教授,69岁评院士,属典型的大器晚成。但幸运的是,高伯龙遇见了激光陀螺事业,而中国的激光陀螺事业也遇见了高伯龙。

从此,共和国激光陀螺科研事业拉开了光荣与梦想的幕布,开启了艰难与辉煌的征程。

02

立“军令状”:一年内必解决问题

正如公众对“激光陀螺”这个专业名词的陌生,很多年里,高伯龙这个在专业领域内如雷贯耳的名字,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翻阅有关新闻档案,各大媒体对高伯龙及其激光陀螺创新团队的报道,集中在2014年。

在当年的报道中,高伯龙率领的激光陀螺创新团队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这一刻,距离激光陀螺开始研制已经过去整整43年;这一刻,团队的灵魂人物高伯龙院士却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

△ 1991年,高伯龙参加激光陀螺评议会

43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回过头来看,团队中的科研人员都说: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张斌在1991年保送就读高伯龙的硕士研究生。第一次来到这间由食堂改成的实验室时,他着实惊呆了:在这间放满了陈旧实验设备的“小作坊”里,竟然还放着油盐酱醋……

后来,张斌明白了:“为了节省时间,老师经常在实验室里下面条。这些调料根本不是救急用的,而是实验室常备啊!”

△ 1991年,高伯龙指导博士生工作

“自主设计”4个字背后蕴含的艰辛,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方能体会。激光器检测要求在封闭、洁净的环境中进行,没有空调,不能用电扇,高伯龙和同事们在密不透风的“大闷罐”里,通宵达旦做测试……

一次,高伯龙连续做了十几个小时试验,回到家中脚肿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爱人曾遂珍看了心疼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为啥就不能悠着点干?”

高伯龙笑笑说:“我们起步已经晚了,如果现在不抓紧,啥时能赶得上?”

激光陀螺虽小,却集成了光、电、机、材料等诸多领域尖端技术。它不仅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作为这一领域的后来者,高伯龙和他的创新团队一刻也没有停下加速追赶的脚步。某种意义上,“追赶世界前沿”这一目标始终吸引着他们、伴随着他们、考验着他们。

△ 1990年,高伯龙教授在进行科研工作

摆在高伯龙和团队面前的挑战,不仅是物质条件的艰苦。事实上,从起跑那一刻起,高伯龙便是广受质疑的“少数派”。

从“少数派”变成“技术权威”,这正是高伯龙传奇故事中最为激动人心之处。

1975年,在全国激光陀螺学术交流会上,高伯龙一鸣惊人——依照我国目前的工艺水平,如果继续仿制美国,想在十年内有所突破都不可能,只有四频差动陀螺因为降低了工艺难度,最有可能实现!

此言一出,等于否定了国内的通行方案,一时四下哗然。但高伯龙用扎实的理论和计算说服了众多与会专家。

次年,高伯龙写出中国激光陀螺理论的奠基之作《环形激光讲义》。直到今天,研究激光陀螺的人不学这本书,就不敢说“入了门”。

攻关之路多险阻。1984年,实验室样机鉴定时,一阵“冷风”袭来:由于美国彻底放弃同类型激光陀螺研制,国内质疑声再起:“国外有的你们不干,国外干不成的你们反而干。”

“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没有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高伯龙说。

1993年,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在鉴定过程中突然出现问题,有专家说:“什么中国特色,原来是犯了原理错误,浪费了许多钱,就此画上句号吧!”

“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高伯龙在专家组面前立下“军令状”:一年内一定解决此问题!这是攻关最白热化的阶段,高伯龙带领学生龙兴武等人全力投入攻关。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天没亮,就到实验室打开镀膜机。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下,那一年他明显憔悴,体重下降了13公斤。

1994年,激光陀螺工程样机的鉴定顺利通过。

就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鉴定顺利通过的同时,一批号称“检测之王”的全内腔He-Ne绿光激光器问世,引起业内轰动。这也意味着中国在镀膜的膜系设计和技术工艺水平上实现重大突破,成为继美、德之后第3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 2001年,高伯龙进行科研工作

加速追赶的成绩,让世界为之惊讶。捷报频传之际,高伯龙又盯上了新的高地——新型激光陀螺,并将目光投向激光陀螺最主要的应用领域——组建惯性导航系统。

那时,国内已有多家单位开展此类研制,采用国际主流的惯性导航系统。这个系统到底行不行?高伯龙再次给出与众不同的答案——必须给该系统加转台,否则无法满足长时间、高精度的惯性导航需要。

这个方案,又是一个无经验借鉴的中国特色。在一场专为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召开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大多对此持否定态度。

这一幕,和1984年四频差动激光陀螺的遇冷,何其相似!高伯龙的答案仍然是:埋头继续干,成功才能得到承认!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2006年12月,国内首套使用新型激光陀螺的单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4年后,双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精度国内第一。

如今,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已成为国内主流。

03

赤子情怀至真至纯

2014年,激光陀螺创新团队走入公众视野。电视里,高伯龙院士那几秒钟的镜头,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穿着白背心,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两根弯曲的手指慢慢敲击着键盘……

有网友评论:“高伯龙院士穿着五块钱的背心,干着上亿元的大事。”

也有网友说:“这是真正的伟大。”

△ “背心院士”和学生们在一起

如今,高伯龙院士去世两年了。但校园里那个佝偻的背影,永远印在很多人的心中——夏天,永远都是一身老式作训服,一双黄胶底解放鞋;冬天,不是一件军大衣,就是一件灰色羽绒服。

后来高伯龙的学生张文才知道,这件灰色的羽绒服,导师已经穿了30多年。张文听他总这样说:“穿习惯了,再买新的浪费钱,浪费时间。”

学生江文杰至今记得,1993年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鉴定出现问题时,高伯龙跟他说的一番话:“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

当时,导师前所未有的沉痛语气让他深受震动。

多年后,早已是院士的高伯龙,在给中学毕业纪念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唯一能安慰的是,没有做过亏心事,到底还干了一些事,对人民和社会能作交代,虽然还很不够。”

△ 高伯龙生前穿戴的衣物。陈思 摄

在外人眼中,高伯龙院士好像生活在真空里。但在子女眼中,这个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头,却是位骨子里浪漫的父亲。

高伯龙的女儿至今记得这样一个场景:“有一次我刚回家,就听见电视里男主角跟女主角说了一句‘我爱你’。没想到,我爸一扭头对着我妈也说了一句‘我爱你’。”

高伯龙住院期间,爱人为了陪护也住到医院。女儿常常看着父母用纸笔交流出神。她觉得,看到父母,就看到了爱的模样。

高伯龙的挚友萧枝葵曾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

“孩子生病的时候,他常常是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一个,来医院找我看病。他很爱孩子,对孩子管教也很严……他鼓励孩子好好读书,不过多干涉,也没有什么具体辅导,就是跟孩子聊聊天,引导孩子,让孩子自立。”

张文的脑海里一直记着这样一幅场景——

高伯龙住院以后,他的同班同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莪夫妇到长沙来探望他。病房里,两人聊起往事,竟一起唱起了当年的歌。

唱完之后,杨士莪说:“可惜了,差一把手风琴。”高伯龙接着说:“可不是,还少一把口琴呢!”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坐在一旁的张文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她“从没想到教授还有这样一面”。如今,再次想起这幅珍贵的画面,张文又有了新的体会:

“他们其实和年轻时的我们一样,爱唱爱笑。说不定,他们年轻时,比现在的我们还要潮呢!”

△ 2011年高伯龙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清晨,走在国防科技大学校园里,一张张青春面孔与我们擦肩而过。阳光下,年轻一代的脸上写满对未来的憧憬,一如48年前的高伯龙。

入夜,激光陀螺实验楼里,一盏盏灯亮了起来。灯光下,张文和同事们聚精会神地忙碌着,一如48年前的高伯龙……

一束光可以照多远?一束光可以传递多久?

答案,或许就在清晨阳光下的一张张青春面孔里,就在入夜后实验室亮起的一盏盏灯光里……

☀本文选自广东共青团(tuan_tuanjun),综合自军报记者、共青团中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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