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中年人的迷惘,比青春的迷惘更可怕

原标题:龙应台:中年人的迷惘,比青春的迷惘更可怕

来源 如学传媒

▲ 音乐与美文的跨界混搭,你有调,我有谱。

中年人的迷惘,比青春的迷惘更可怕

◈ | 龙应台

年轻人固然迷惘,你走到中年的迷惘,更复杂。

假设时间是一条流动的大河,今天的你们站在大河上游,我站在下游,已经走过中间的夹岸桃花也看过漩涡深处的黑洞;你们有一天会走到我今天的位置,那时我已不在,就如同当我走向素书楼去修复它的时候,钱穆先生早已不在。

可是在中年迷惘之后,我觉得我比从前更有能力理解钱穆。

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几件事,很可能也要等你们亲身经历时代性的迷惘之后,才明白;所以今天就姑且听听吧。

不要跟第一个你爱上的人结婚

不要跟第一个你爱上的人结婚,但是不妨爱上你后来结婚的人。

学会玩,培养几个终身的嗜好

否则,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工作被人工智慧拿走了,你就一无所有,是一口干涸龟裂的池塘。

世界上最穷的人,是一个不会玩、没有嗜好的人。当你老的时候,就是一个最让人不喜欢的孤独老人,因为你像一支干燥的扫把一样,彻底无趣。

年轻时找几个求知欲强的人,结成终生挚友

越老越难交朋友,越老求知欲越低,所以,结交几个求知欲强大的挚友,只有“青春正好”的现在可能做到。

大家都说大学四年是人生的“黄金”四年。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指的是,我们终于有了谈恋爱的自由。后来发现,我错了,恋爱随时可以谈,到老都可以,但是,人生中唯一的自由时段,容许你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全身燃烧地疯狂求知,就只有这四年。

这段时间一过,人生的种种责任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紧紧套住你,相信我,这一套就是一辈子。

一个人一株树,把“孤独静处”当做给自己的奖赏

钱穆教小学生写作文,把学生带到松林间的古墓群里,要每一个学生选一株树坐下来,然后开始孤独地“静”。

片刻之后,他问学生是否听见头上的风声?学生说没注意。他要他们再度静听。

过一会儿,他跟学生说,这里上百株松树,风穿松针而过,松针很细,又多空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

我喜欢看星星。不看星星的人以为,只有在特定的日子,譬如流星雨,才看得到流星。

事实上,任何一个晚上,你挑一片没有光的草原,躺下来凝视天空,只要凝视得够久,你就会发现,流星很多、很多,每天都有。

离开青春校园之后,你会踏上一条电扶梯,电扶梯有个名字叫做“努力”。这个电扶梯一直往前,不断向上,没有休息站,没有回转站,没有终点站。在名为“努力”的电扶梯上,你的心不断地累积灰尘,努力和忙碌的灰尘,一层一层在不知不觉中厚厚地盖住你青春时明亮如清水的那颗初心。

唯一可以除尘的时刻,就是你孤独静处的时刻。

流星其实一直在那里,谁看得见、谁看不见,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你有没有为自己保留一片孤独宁静的田野。

为了“正义”,冲出去前,先弯腰绑个鞋带

绑鞋带的时候,你就有半分钟可以想几个问题:

“正义”和“慈悲”矛盾时,你怎么办?两种“正义”抵触时,你怎么办?

譬如在饥荒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抢一个老妇人手里的一小袋米,老妇人摔倒在地上悲伤地哭泣,而少年,因为饥饿,他的腿浮肿,几乎站不住,全身发抖,也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个少年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你旅游时当街被抢了一百块钱;你可以指认那抢你的人,可是你也知道在那个国家里,抢劫一百块是要被枪毙的。你要不要指认?

譬如,对一个恶人没法可治,于是索性用另一个恶人去打死他,这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如果正义其实夹杂着伪装的复仇,你该不该支持呢?如果正义同时存在两种,而且两种彼此尖锐抵触,那么正义的最终依靠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个定见?

如果鞋带绑好了而对这些问题你一概不知答案,那就……再绑一次鞋带。

真有本事的话,方和圆不矛盾

蔡元培在1917年开始担任北大校长。那一年学校里有个聪明又认真的大二学生叫做傅斯年。他发现教“文心雕龙”的那位老师不太懂文心雕龙,错误很多,学生就商量怎么把情况告到校长那里去。

你觉得学生应该怎么进行举报?

首先要有证据。听课做的个人笔记不能当作客观证据,于是有人辗转取得老师的全本讲义,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九个错误,做为呈堂供证,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

这是学生集体对付老师了,你觉得校长蔡元培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冲突?

傅斯年自己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学生们判断,校长有可能怀疑这三十九个挑错不是来自学生,所以学生就组织起来,分组备课,把三十九个错误的说明模拟个清清楚楚,等著校长召唤。

果然,蔡元培担心这个行动会不会是教员之间的攻讦,学生只是棋子。他把傅斯年和其他学生全部找来校长室,针对那三十九个错,当场一一考试,学生对答如流。

接下来呢?

校长立刻给教授难堪?或者看见校长不立即处置,学生开始鼓噪?

结果是,蔡元培按兵不动,学生也耐心等待,那位老师继续上课,但是调课的时间一到,老师就被调走了。

这件事,无处不是尖锐的冲突,无处不是可爆燃的干柴,可是你看到几件事:一、学生冷静地准备证据,二、学生信任而耐心地等候结果,三、校长依证据办事,四、校长做到改革的结果却又未伤人尊严。

真的有本事、有自信的人,做得到“外圆内方”。

做一个终身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不会急著做价值批判;他一定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就是夜半丛林遇到鬼拍肩膀,他也要抓着鬼的衣袂飘飘,问清楚这鬼的阴界来历。

如果我们对所有我们坚决反对的事、仇恨的人、无法忍受的观念、不共戴天的立场,都有一个人类学家的眼光,在决定要反对和仇恨之前,先问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你这是为什么”,整个世界可能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

小王子画了一顶帽子,如果你愿意打开,你会发现里头其实是一只大象,如果你愿意看得更深一点,原来是一头被蟒蛇吞在肚子里的大象。

1756年在欧洲开始的七年战争,一方的法国死了20万人,另一方的普鲁士死了18万人。当法国的军队打进了法兰克福、法国占领军进驻歌德家的时候,歌德还不到十岁。歌德一家人,跟占领军之间,不该是一个你死我活、相互仇恨的关系吗?

可是,真正发生的却不是这样的。这个法国的指挥官,在歌德家看见了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开始问,“这些艺术家在哪里?我想认识他们。”他热爱这些敌国艺术家的作品,在艺术的面前,国界突然毫无意义。而小小的歌德,对七年战争最重要的记忆,竟然是一个敌国军官对艺术的尊重,而他自己的美学启蒙,竟然来自一个他应该要仇恨的敌人。

只要懂得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你就会发现,帽子里面其实有大象、战争里面其实有远比战争重大而长久的价值。

带著温情与敬意面对历史,

也带著温情与敬意理解现实。

钱穆在战争时期为青年人写《国史大纲》,说,对自己的历史有所知的人,必然会有一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我接受他这句话。为什么要有温情与敬意?对于历史怀有“温情”是因为,你看到了前人的伤痛之处;保持“敬意”是因为,你懂得了前人的艰辛之处,也就是一种跨时空的设身处地。

我们今天所坚定信奉的“是”,将来可能变成下一个世代所鄙视的“非”。如果没有一种懂得,没有温情和敬意,下一代人也可以傲慢地、自以为是地拿他的“是”做为砖块来砸你的“ 非”。

就是对于现实的种种撕裂和对立,也不妨以多一点的温情和敬意去理解,温情和敬意并不抵销对真理的探求,它反而增加了真理的深度和厚重。

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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