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从产出结构优化和要素结构配套的视角

原标题:【原创】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从产出结构优化和要素结构配套的视角

史 丹1 张 成2

1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摘 要: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两位数行业为样本,先分析了2015年产出结构的优化调整目标及节能减排潜力,然后分析了各种要素投入的联动配套问题,并重点针对资本存量要素,测算并分析它的产能利用率状况。研究结果表明:(1)制造业产出结构具备较大的优化调整空间,能够让2015年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比原始值分别降低18.08%和17.42%。(2)为降低要素错配,制造业产出结构优化调整后需要各种投入要素进行联动配套,特别是资本存量水平需要有较大幅度的变动。(3)资本要素产能利用率水平的测算结果则进一步显示,受经济增速放缓和投资惯性的影响,2015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56.14%)远低于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中后期(2008-2010)的均值水平(73.27%),而投入要素联动配套后的产能利用率则可以回升至后一水平。

关键词:产出结构 要素结构 产能过剩 节能减排

JELClassification: O21, Q01, Q56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产业结构的快速演变促进了经济增长、保障了就业、创造了中国奇迹。如今,虽然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位居世界首位,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得以显著增强,但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制造业深处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困境、深受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陷入低成本优势快速锐减和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两难局面,导致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将越发艰辛与关键。如何进一步破解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不够、合理化不足的弊病,发挥其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主战场作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大议题。

现在要讨论的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1]究竟应当如何调整?现有文献正尝试回答该领域的相关问题,在科学评估中国产出结构演变历史作用的基础上(刘伟和张辉,2008;张友国,2010),模拟分析了产出结构的优化调整方向及其反事实效果(王文举和向其凤,2014;Zhu et al., 2014;张捷和赵秀娟,2015)。但现有文献在优化产出结构时,虽然已经能够将节能减排、就业保障、产业协调等因素引入到优化分析中,但往往停留在封闭经济的视角下,没有充分利用开放经济的相关信息。同时,现有文献虽然在产出结构优化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Ngai and Pissarides., 2007;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Benhima, 2013;董敏杰,2015)问题上均有论述,但存在着“两张皮”现象,没能将两者有机结合,即几乎所有研究在优化产出结构时,都止步于给出各产业合意的产出水平值,而没有进一步给出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应当相应地调整至何种水平。对要素结构联动配套分析的尚缺,导致现有产业结构优化分析的现实可操作性有待挖掘。

为了在理论上推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为政府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提供可能的帮助,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二位数行业为样本进行了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不仅分析了产出结构的优化调整目标及节能减排潜力,而且分析了投入要素的联动配套问题及资本存量要素的产能利用率问题。本文的主要价值在于:(1)在对制造业产出结构进行优化时,考虑的因素更为全面、科学,兼顾了需求和供给的相关信息,特别是对“需求侧”中进出口潜力指标和“供给侧”中技术水平贡献度指标的考虑是现有文献鲜有涉及的;(2)克服了现有文献分析产出结构优化和要素结构优化上的“两张皮”现象,将产出结构优化分析和要素投入联动配套进行了有机结合;(3)在研究要素结构的联动配套时,本文遵循继承与批判的思路,不仅依靠提取历史信息对要素结构进行了初步配套,而且针对潜在的资本要素产能过剩问题,对资本要素的配置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二、模型与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遵循如下层层递进的三个步骤:第一步使用非线性规划技术,在节能减排视角下,综合考虑就业保障、产业均衡、进出口潜力、技术水平贡献度等多个因素,从产出角度对2015年的制造业产出结构进行优化;第二步是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在提取出要素投入与经济产出非线性关系的基础上,对优化后的产出结构配套相对适宜的要素格局;第三步则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重点针对资本存量要素,测算并分析优化前后的产能利用率水平。

1.非线性规划模型的构建

根据前文的理论阐述,本文在就业保障、产出间均衡发展、国内最终消费潜力、进出口潜力和技术水平贡献度约束的前提下,假定能源消耗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不能高于上限约束,为实现全国整体的资源环境强度(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加权)最小化,可以设定如下非线性规划以寻求制造业产出结构的优化调整[2]:

[1]在具体分析之前,首先要厘清产业结构优化的概念。本文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可以分为产出结构优化和要素结构优化两类,前者是从产业间的组合关系上进行分析,后者则是从产业内生产要素的协调关系上进行研究。现有文献在研究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时,大多数实际上是在研究产出结构优化。故而,本文提出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概念,即将产出结构优化和要素结构配套进行有机结合。

[2]无论是中国在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中相对落后的排名,或是针对碳强度问题,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的郑重承诺和国民经济规划中制定的约束目标,都充分说明中国的制造业需要更好地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问题,所以本文以制造业全国整体资源环境强度最小化为优化目标。

年要素格局联动配套后的取值(72.04%)较为接近。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史为鉴的调整,在技术上只是逼近于历史均值水平,避免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地方政府“病急乱投医”式的过度投资,但这仅是制造业提高产能利用率、降低产能过剩问题的第一个层次。在将资本存量根据合意产出水平调整至历史均值水平后,往往与以国内高效率经济体为效率前沿面的产能利用率水平有一定差距,对这个差距进行削减就成为中国制造业提高产能利用率、降低产能过剩问题的第二个层次。

在解决第一层次产能过剩问题的基础上,要重点关注和解决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产能利用率大幅低于合意产能利用率水平的问题,根据两者之间的差距,对资本存量值做进一步的调整,实现产能利用率由第一层次向第二层次的跨越。这一步跨越是质的变化与飞跃,会比实现第一层次要艰难的多。正如Coelli et al(2002)和董敏杰等(2015)指出的那样,由于诸多经济体可能会存在着固定投入相等但生产能力不同的现象,即在技术效率上存在差异性,因而可以将产能利用率进一步分解为设备利用率和技术效率(Coelli et al., 2002;董敏杰等,2015)。那么,治理资本要素产能过剩问题最直接的措施可以从针对产出要求确立合理的企业规模,避免规模过小或规模过大引致的规模不经济现象着手,注重提高设备利用率;同时,不仅应当注重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显性的技术效率水平,而且应当从淘汰落后产能和“建价虚高,物低所值”的“泡沫固定设备”着手,降低隐形的技术无效率水平。

五、结论与启示

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将会决定产业的行为和绩效。从而意味着,能否根据现实国情对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将是左右“中国制造2025”未来成效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以制造业两位数行业为样本,对其进行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研究发现,(1)制造业产出结构通过优化调整,可以分别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18.08%和17.42%。(2)为降低要素错配,制造业产出结构优化调整后需要各种投入要素进行联动配套,特别是资本存量水平需要降低26.02%。(3)2015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远低于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中后期的均值水平,而投入要素联动配套后的产能利用率则可以回升至后一水平。

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相关的启示可以体现为以下二点:首先,“中国制造2025”不应是制造业的全行业盛宴,要做到有破有立、重点突破。可以重点发展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九个行业,提升经济增速;要适度控制饮料制造业和文教、工美、体育、娱乐用品制造业及其他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但要保证其高于整个制造业的基准增速;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等其他制造业则要控制在整个制造业基准增速的下方,避免其过度增长。

其次,生产要素的异质性,要求政府“有形手”和市场“无形手”的联合方式必须因“素”制宜。一方面,政府应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减少依附于户籍、编制等制度上的福利待遇,进而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促使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要谨防资本逐利过程中,过度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导致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不仅要根据产出结构优化调整需要,明确制造业各行业的合理资本存量水平,避免行业整体规划上的投资失调,而且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规范、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抑制各地投资过度扩张的势头。同时要加大政企分开和投资体制改革的力度,让政府尽快退出投资市场的主体地位,在资本要素配置上不再担当主要角色,而是起到规范市场和引导市场的作用,让投资行为步入良性的市场化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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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i, L. Rachel and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2007.“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1): 42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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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张辉,2008:《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经济研究》第11期。

王文举、向其凤,2014:《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及其节能减排潜力评估》,《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袁志刚、解栋栋,2011:《中国劳动力错配对 TFP 的影响分析》,《经济研究》第7期。原毅军、董琨,2008:《产业结构的变动与优化:理论解释和定量分析》,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张捷、赵秀娟,2015:《碳减排目标下的广东省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多目标规划模型的模拟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张友国,2010:《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经济研究》第4期。

钟春平、潘黎,2014:《产能过剩”的误区——产能利用率及产能过剩的进展、争议及现实判断》,《经济学动态》第3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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