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第三号汉奸周佛海为什么会被蒋介石特赦,没被判处死刑?

原标题:汪伪政权第三号汉奸周佛海为什么会被蒋介石特赦,没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在南京出席“还都”纪念会

1946年10月21日9时许,十二三名法警押着时人称之为“第三号大汉奸”的周佛海,乘一辆大型汽车,出现在了南京建邺路西段朝天宫大成殿的首都高等法院审判庭门口。

周佛海穿一件灰色平布长褂,戴眼镜,神情中看不出慌乱。

10时整,周佛海在法警及宪兵的押解下,自旁听群众的间隙进入法庭,站到被告栏内,等待受审。

这时,人们注意到,周佛海扶在栏杆上的双手微微颤抖。

民国法政精英齐聚审判庭

周佛海为人乖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判断日本必败。于是,在1942年初通过军统渠道向蒋介石表示悔改。蒋介石则以亲笔信回复,让其“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并承诺“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署名“知名不具”。尔后,周佛海暗地里时有庇护军统特工、向国军递送情报之举。

因此,抗战结束后,陈公博等其他汪伪高层或逃遁或被捕,周佛海却由戴笠委任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协助维持上海秩序。而当1946年初陈璧君、陈公博等先后被捕入狱时,周佛海仍只是被国民党方面软禁于白公馆中,除了不能出门及打电话外,饮食起居有专人伺候。

对比陈公博、褚民谊、缪斌、梅思平等汉奸陆续受审处决的结果,周佛海的处境优厚、迟迟未被起诉审判更令公众感到愤怒。

1946年8月28日,《大公报》又以《周佛海、丁默邨怎样呢?》为题发表社论,质问国民政府究竟打算如何处置周佛海等人。

9月中旬,军统出面,将周佛海、丁默邨等5人押往南京,送进了监狱。

周佛海入狱后,南京最高检察院检察官陈绳祖连续几日对周佛海进行侦讯。10月2日,向法院提交起诉书,指控周佛海“参与组织伪国民政府、滥发伪币资敌、签订卖国的中日基本条约、以汪伪特使身份出访满洲国,以及招募伪军、公卖鸦片、搜刮物资、奴化青年”等罪行,认为“无一而非祸国殃民之举”,指其触犯《惩治汉奸条例》。

10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公开审理周佛海案。主审法官是时任立法委员的知名法学家、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推事葛之覃、金世鼎,主诉检察官陈绳祖,辩护律师章士钊、王善祥和杨喜麟,都是名动一时的民国法政精英。

对赵琛等法官来说,审判周佛海时面临的压力,远远大于不久前审判褚民谊、陈公博等其他几名大汉奸:一头是认为“汉奸人人得而诛之”、甚至可以不必调查证据、直接枪毙的极端公众情绪;另一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高层,许多周佛海旧日同事、朋友,如陈立夫、陈布雷、顾祝同等能量大到足以影响国策的党政军界要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希望法院能不判周佛海死刑。

公审之前,蒋介石约谈司法部长谢冠生,询问高等法院有无可能不判周佛海死刑。谢冠生委婉回答,周佛海一案目标太大,处理不善会引起更大的舆论怒火。蒋介石还约见过承办此案的推事,得到的答复是,从案卷来看周佛海罪行应重于陈公博,若最终判决不是死刑,舆论一定哗然,认为陈公博死得冤枉。

周佛海在狱中写下洋洋数千言自白书中,也承认参与组建汪记南京“国民政府”。但同时否认这是卖国行为,因为“不会影响抗战的阵营”,也不会“增加敌人的战斗力”。理由是“一直到敌人投降为止,有许多日本人仍以为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是日本上了当。因此,南京伪府的成立不但没有增加敌人的战斗力。倒反使敌人碍手碍脚,不能畅所欲为。”

周佛海还称:他在伪府担任许多伪职,但却是“空名”“都没有权责,既不能做恶,也不能做善。”且自己已于1942年向军统局自首,有戴笠的信件可以作证。

各方诉求在法庭外角力多时后,法庭内的控辩也终于开场。

审判长赵琛开始切入正题:“国民政府曾公布惩治汉奸条例,你为何要参加伪组织?”周佛海辩称:“依当时国际形势,我认为抗战不能得到胜利,我对抗战失去信心,宁愿牺牲自己,去参加和平运动。”

随后,审判长问及起诉书中指控的第二项罪行,即周佛海与日方签订卖国条约一事。周佛海说自己未参与详情。

“高、陶二人悔悟回渝,你为何还甘心附逆呢?”审判长指的是高宗武、陶希圣二人脱离汪伪阵营并公布所携汪伪卖国密约事。周佛海辩称高、陶二人与中央早有联络故得逃走,而他那时没有。

起诉书指控的第三项罪行,是周佛海主导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滥发伪币,并颁布法令禁止人民持有法币一事。周佛海在自白书中辩解他是为了减少民众损失,抵制日军军用票才不得以发行中储券。并在法庭上声称“实在是想安定沦陷区物价的。”

大汉奸还是大卧底?

周佛海一入狱,其妻杨淑慧已在党政军界四处活动,配合律师收集大量有利周佛海的证据。同时,杨淑慧还极力说动一些当事人出庭作证。利用大量有利人证物证,法庭内的辩护律师团布置下了第二道防线,力图证明周佛海有自首情节及立功赎罪表现,从而争取从轻发落。

10月21日庭审中,证人、军统局特工周镐向法庭提供证词称,抗战期间他曾打入汪伪内部策反,因而结识周佛海。证实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周佛海就“觉悟了”,曾掩护过周镐等人的特工活动,并于1942年由他和另两位军统特工程克祥、彭寿向重庆方面代述自首意思。

尔后是另一位证人、顾祝同部下参议张叔平出庭陈述,证明周佛海确曾向国民政府方面、向军方送出过大量秘密情报,并与顾祝同有过书信往来。并称周佛海提供的情报“消极上”帮助了国军赢得1944年的贵州独山大捷。

第三位证人、时任苏浙皖区挺进军总部高级参议的杨思平也证实,1945年他奉中央命令反攻时,曾接到上级指示称,周佛海将在上海策应国军反攻。对此,检察官陈绳祖发言表示异议,指周佛海早在1939年11月4日就被国民政府通缉,其“所谓的自首”是在1942年,而不是在犯罪发觉前投案。因此认为周佛海自首情节不能成立。

辩护律师章士钊的发言则认为,军统特工程克祥带回的电报,足以证明周佛海早有自首之心。只是程克祥办事不尽力拖延了时间。

此外,周佛海有保护军统特工的实际行动、在军统秘密联络名单中有化名,这些都是其有悔悟之心的实际行动,因此周佛海案应与其他汉奸案区别对待。

但此前辩护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有个意外,军统局出具的公函中,虽承认周佛海确曾为军统提供过情报和庇护,但同时却否认周佛海有自首行为。

“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庭审最后一个环节,是周佛海行使其最后辩论权。

周佛海表示“被告应负之责绝不推诿,绝对信任法庭上之公平处置”,但同时对起诉书称“被告总揽经济大权一事”则辩称自己不但无总揽之权,连行政权也没有,只是个空头“行政院”副院长。随后又谈到自己在抗战后期设置电台与重庆联络,向重庆密送情报,布置军事,配合反攻,营救和接济国民党中央工作人员等,“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周佛海最后总结陈词的大意是“检察官控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余谓,上半段应为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因历述动摇日军士气,淆混日本国民各谋略以及妨碍日军各种行动等。后半段应为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

11月7日11时,周佛海案再次开庭,审判长赵琛宣读判决书,认定了周佛海种种罪行;同时认为周佛海是在被政府发觉罪行并通缉之后,才表达自首的意思,认为与其所犯的罪行远不足以抵消其对抗战的微薄贡献。最终“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判处周佛海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杨淑慧随即向最高法院提出抗告,又四处求告于党政军界要人。

然而,1947年1月20日,最高法院驳回了杨淑慧的抗告,决定维持原判。周佛海随时可能被枪毙。

只能以政治方式加以解决

在杨淑慧四处求告的同时,蒋介石也在谋求为周佛海免去死刑。蒋介石先是委托周佛海的好友陈布雷出面,希望仍然在司法层面完成此事,但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夏勤认为,最高法院已经作出维持原判的决定,无法再加以更改。

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和司法院院长居正协商,认为只能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即由司法院签呈国民政府,请求减刑,也就是特赦令,这是周佛海免死的唯一希望。

杨淑慧于除夕夜闯进了陈布雷的家。陈布雷是周佛海的老朋友,且能随时见到蒋介石。他见杨淑慧头发蓬松、脸色煞白,马上进入客厅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说。”

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表示若周佛海被枪决,她便把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交给香港媒体。陈布雷则安慰杨淑慧说,保证在初一去蒋处拜年时会提醒其处理周佛海的事。

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要召见她。她一见到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赶紧跪倒在地,阵阵悲泣。

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表态称“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站起来走了。自始至终,一言未发。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签署特赦令,以有戴罪立功表现为理由,核准将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这年秋天起,周佛海心脏病复发,并发症一起袭来,痛得常常只能俯卧床头大叫。

1948年2月28日14时,周佛海气绝身死,时年51岁。一生机巧的周佛海,就此盖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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