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看待教育,他自称花了16年时间,来挖掘通往自由思想的道路

原标题:以自由看待教育,他自称花了16年时间,来挖掘通往自由思想的道路

编者按:多重身份的重叠使定义蔡朝阳成为一件难事。两年前,他离开了学校变成了自由职业者,但教育始终是他工作的核心,“触角”邀约他做一档关于教育的音频栏目,他欣然接受。青年学者羽戈认为对他最好的定义就是公民,“自由、独立、理性、渐进、多元、宽容”是公民的标签,是朋友眼中他的特质,或许也是他认可的教育的本来面目。为此,羽戈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告诉大家,阿啃到底是谁?

文/羽戈

我喜欢阿啃这个名字更甚于其本尊蔡朝阳。这里并无大道理可讲,纯是个人兴味使然。唤作阿啃,备感亲切;称其蔡朝阳,客气之外,不免有点疏远。如果穷根究底,追问亲疏背后潜伏的意识,那我只能说:阿啃是一个吃货的名字,正对我的胃口。

事实上,阿啃远远称不上吃货,未免辜负了这个好名字。我与他共餐不下十次,发现他对食物并不怎么讲究,大抵是哪道菜端上来,便吃哪一道,距离他最近,便多夹两筷子。饭桌、以及茶桌、酒桌之上,他的快乐不在吃喝,而在说话,滔滔不绝,逸兴横飞。也许正因此,身为吃货的我,非常喜欢和他一起吃饭。他负责说话,我负责吃喝,大快朵颐之同时,还有一个名嘴谈笑助兴,实在是无与伦比的乐事。

阿啃不仅擅长说话,而且擅长与各种人说话,最关键的是,他擅长同时与各种人说话。这岂止一心二用呢,简直要五用、十用,相当于一位棋圣同时与五人、十人对弈,所考验的不仅是口才,还包括智商与反应力,以及风度。黄晓丹写过这一幕:阿啃的饭桌之上,充满各色人等,如编辑、教师、官员,当然从不缺闺蜜,普通话、绍兴话、诸暨话纷飞,“朝阳”、“蔡老师”、“阿啃”共鸣,对此,“阿老师谈笑风生,完全没有应接不暇的意思”。更令人钦佩的是,阿啃的风度,能让“桌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他说的话,阿啃听到了”。

阿啃笑迎八方客的背后,则是一腔赤诚。不论与成人说话,还是与孩子说话,不论与学者说话,还是与白丁说话,他一视同仁,从不敷衍。他曾经率领一个游学班来宁波,同行的司机是一位满面风霜之色的中年人,看起来读书不多,听我们横议国事,纵论江湖,直打呵欠,唯有阿啃能与之相谈甚欢。此刻我才亲见了黄晓丹描写的情形:阿啃和司机说绍兴话,和我们说普通话,和司机谈乡土,和我们谈思想,偶尔还和在旁边玩耍的儿子谈两句游戏与宠物,自由切换,从容不迫。他的真诚,连桌上的花生米和红烧肉都感动不已。

如黄晓丹写道:“我常常听到别人说,去了绍兴,和阿啃谈了什么什么问题。或者看到别人在文章里记忆某年某月与阿啃的某次谈话,使他的某个想法清晰了、确信了、得到印证了。我总是想,那八成又是去宣教了一番并吃了阿啃一顿。”江湖传言,现在去古城绍兴,沈园可以不游,鲁迅故居可以不拜,新青年书店(阿啃是股东之一)却必须一逛,阿啃老师必须一见。见到阿啃,以其土豪的身家与好客的习惯,必定会请你吃饱喝足,倘性情相投,还能享受一场精神盛宴。当朝拜者趋之若鹜,阿啃声名日显,是以有闲人总结:“为人不识蔡朝阳,便称英雄也白忙。

我写这些细节,用意不在赞颂阿啃的情商与交际力,以及他对朋友“柔如流水,温如春光”的深情厚谊,而是试图提供一个直观的镜像,让不大了解阿啃的朋友明确两点:第一,阿啃有一种能力,使他周旋于各色朋友之间,令每个人如沐春风,甘之若饴,同时使他周旋于各色身份之间,周旋于工作与生活、思想与现实、理论与践履之间,游刃有余,进退裕如;第二,阿啃之于绍兴的意义,恰如绍兴之于阿啃的意义,他之所以能成为绍兴的一张名片,正源自他对绍兴的爱与奉献。

阿啃的身份之多,一度令我眼花缭乱。他曾经的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曾通过民主竞选,担任学校的总务处副主任,主管基建;此外,他还是书店老板、假日学校的创办人与文化沙龙的组织者;文艺中年;资深奶爸……还是那句话,在他身上,这些身份体现的不是冲突,而是和谐,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公民。

如果要在二十世纪中国寻觅一个公民代表,我以为首推胡适,如果要在我身边寻觅一个公民代表,我以为首推阿啃。他几乎具备了公民的所有德行:自由、独立、理性、渐进、多元、宽容……

阿啃的公民转型,至少可以归结出五条线索,如从文学到政治,从激情到理性,从批判到建设,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等,我最感兴趣的一条,则是从鲁迅到胡适。阿啃生在了鲁迅的故乡,饱读鲁迅作品:他曾在绍兴的深夜读《坟》,读《野草》,读《南腔北调集》,读到一种抑郁从纸上泛起,从他心底泛起;他还写过许多关于鲁迅的文章,那篇《在鲁迅路口》,一度令我击节不止。然而,倘阅读《但得爱书人似我》,你会发觉,他越来越接近胡适,他的文章,从表达到说理,深具胡适遗风。其实,据我观察,他并未系统读过胡适的著作。对此,我的理解是:胡适并未远去,他就站在那里,每一个有志成为公民的中国人,都会不由自主,甚至不知不觉走向他、抵达他。阿啃便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除了我总结的“从鲁迅到胡适”,阿啃的公民转型以及所表现的公民意识,还有三点特质,说是特质,实则与常识无异,只是在常识如此稀缺的当下,不免被视为特出。

第一,他拥有一个整全、自足的世界,这背后的决定因素,则是知行合一。要知道在吾国,教师尤其是文科教师的分裂,也许并不亚于官员。在阿啃身上,你却难以找出一丝分裂的伤痕。我不敢确证,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却足可断言,他怎么说,就怎么做。譬如他主张自由教育,便推而行之,他的课堂,充满了自由及平等、开放的气息。他形容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愿使用“医治”,而是“唤醒”,这两个词语的差异,端在于对自由的呵护。他给学生放映《死亡诗社》和《肖申克的救赎》,“这两部电影所表达的那种对自由可贵执著的追寻,一旦拥有,谁也不能夺走”。他不许学生喊他“船长”(有些教师则无比享受这一称谓),因为他的自我定位,不是《死亡诗社》里的基廷船长,而是《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他自称花了16年时间,来挖掘通往自由思想的道路”。这句话出自他在《一席》的演讲,演讲标题即“以自由看待教育”。

第二,阿啃热衷于“参与构成本地精神生活”。2009年夏天,阿啃到贵州遵义游历,偶入西西弗书店,在店中看到“参与构成本地精神生活”一语,若有所悟。他的公民生活,大抵分作两块,一块属于教师之职责,“我尽力让孩子们懂得自由为何物”;还有一块,则是以开书店、办讲座等方式,建构绍兴的公共生活:“我更希望以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的身份,为我所处的小城市增添一点文化气息。这完全建立在我对这个城市的爱之上。

第三,他是一个快乐的反抗者。阿啃直言他不喜欢悲怆,他讨厌悲壮。譬如呼吁“救救孩子”的鲁迅,号召成年人“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历来为反抗者所挚爱。阿啃觉得,这太悲壮,太沉重,自由教育,无须如此。在他眼里,所谓“黑暗的闸门”,就是作业多不多,限制多不多。这一解释,便从黑暗回归光明,从悲情回归日常,令家长和孩子都如释重负。

不是说反抗者不能悲壮,而是,我揣摩阿啃的意思,假如能快乐反抗,何必悲壮呢?假如能扮演好兵帅克,何必佯装愁容骑士呢?假如能用微笑消解现实的坚冰,何必一脸苦闷呢?假如能像布拉格人那样,“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岂非更好?

阿啃说他是“一个很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我想起胡适自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不知他们的乐观基于什么:人性、历史还是上帝。不过,对公民而言,他们建构公民社会的姿态与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乐观。所谓姿态与方式,最经典的表达,就是日拱一卒,得寸进寸,就是“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胡适为中国科学社所撰的这句歌词,要义不仅在“一寸”,还在“欢喜”。

阿啃不是完人,我更无意把他塑造为完人。所以最后必须说说他喝酒的故事。这厮酒量深不可测,与我们一桌吃饭,却常常只喝可乐,自嘲“可乐党党魁”,无论谁来劝酒,怎么劝酒,他都坚贞不屈,不为所动。其理由无非是要开车,要带儿子,抑或陪闺蜜爬山……我们不耐聒噪,遂把他抛在一边,自行欢饮。待喝到醉眼朦胧,摇摇欲坠,阿啃忽然站起,拍桌喝道:我敬诸位兄弟三杯!我们大惊失色,不由疑问:你不是还要开车吗?阿啃道:不开了,豁出去了,陪兄弟们尽兴要紧,休得啰嗦,喝酒喝酒!此刻,我努力撑起沉重的眼皮,瞥向阿啃,昏昏灯火之下,他的身影愈发高大了。

2018年4月,蔡朝阳(阿啃)来京签售,“触角”得以机会对他进行专访,关于父母的自我成长是家庭教育核心这一话题,有了以下的深入对话:

触角:你是一个曾经从事过中学教育多年的老师,现在做儿童教育,这种转换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蔡朝阳:孩子的问题,其实根子就在父母的身上。我以前是高中语文老师,多跟青少年接触,发现16岁的问题孩子,作为老师,我可以做的很有限。于是我就俯下身来,去做儿童教育,希望能更深地介入到孩子的成长之中。而这些年,所见到的孩子越来越多,则越来越认识到,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共同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教育里有一句话:每一个问题孩子背后,都有一对问题父母。这句话可能过于严重,但未始没有道理。至少,这句话,会让我们去反思自身,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孩子们身上。

触角:你所说的父母的问题是指?

蔡朝阳:这里所谓的父母的问题,大概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认识上的。因为没有认识到儿童的特质与教育的特质,从而在家庭教育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一个方面则是技术和技巧层面的,我们知道很多育儿的道理,但是缺少好的方式,将这些我们所知道的道理,贯彻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中。于是,我们在育儿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常见的就是,孩子不听话啊,孩子厌学啊,父子关系紧张啊之类,最终出现了“爱你的人伤害你却最深”的可悲的局面。为什么家会伤人,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尤其是我们这些70后80后的父母,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被这样的教育所塑造的,我们以不变应万变,以自己的习得的教育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客观上,便成了加重孩子负担的帮凶。但是奥秘在于,一旦我们自己变成了开放的、能够接受新鲜知识、能够自我成长的父母,那么,亲子关系的改变,家庭关系的改变,就变得非常可能了。

触角:如果以这个定义来看,父母在教育中的成长甚至比孩子的成长更重要?

蔡朝阳: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成长中的父亲。曾经,我也是一个坏脾气的、爱翻脸的爸爸,以至于我家娃叫我“翻脸王”。但在跟孩子的相处中,尤其是不断读书学习中,我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坏脾气的根源,于是就有了去改变自我的动力。而一旦有了这个动力,关系改变就随之而来。

我把这种爹妈的自我认识,叫做“父母的觉醒”。用美国心理学家萨巴瑞的话来说,“觉醒”的意思就是保持清醒,真正的清醒,对我们经历的一切事情都保持清醒。其中包括能够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去接受和应对它。

触角:仅仅是觉醒,似乎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蔡朝阳:当然,这不是说,一旦父母的自我觉醒了,对家庭教育的认识提高了,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我只是说,这种觉醒,为我们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孩子,也将更有可能活出他自己,成为他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而问题也许还会不断出现,但只要我们走在了觉醒的道路上,我们满可以见招拆招,见机行事。

就像我自己所经历的那样,一旦对教育、对孩子的认识开始加深,一旦走上自我觉醒的道路,那么,这种觉醒所带来的改变的力量,也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令人欣喜不已。

这是我要做这个课程最直接的原因,致力于家庭教育,用父母的自我成长,带动孩子的心灵成长。这个目标一点也不远大,因为,知识真的是有力量的。一旦你认识到了家庭教育中的关键所在,孩子的潜能,就能前所未有的被释放出来。至少,亲子关系的改善,是可期待的。而和谐的家庭给孩子带去的安全感,将是孩子一生幸福生活的不竭的源泉。

ChinaEconomist

An English language periodical that publishes original academic papers and research reports on the Chinese economy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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