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修缮者:我们毕生都在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

原标题:莫高窟修缮者:我们毕生都在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

5G时代到来之际,古老的莫高窟也听到了新技术的跫音。

8月底,敦煌研究院与科技公司签署协议,筹备引入5G技术,共同推动5G联合创新实验室的成立。

在以后的日子里,摄影机采集下来的千年壁画,将会被更快更好地传输、处理、存储,然后通过互联网,传播到世界各地。

莫高窟,这个开凿于一千多年前的佛国,至今仍然保存着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和2000多身彩塑,让它成为世界上历史延续最悠久、保存较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遗存,越来越多的游客不远万里来到西北,参观“沙漠里的美术馆”。

不过,经历了历史上的劫掠和破坏,又经历了漫长时光的侵蚀和风化,霓裳的色彩渐渐褪去,神佛的眉眼变得模糊,宫殿的墙壁有了裂痕,古老的器乐也结了白霜……

于是,与时间赛跑的接力棒开始世代相传,工匠们钻进了洞窟里,摄影机架在了壁画前,最传统的手艺和最先进的技术聚在一起,让千年佛窟重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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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对所拍摄图像进行后期拼接处理。受访者供图

预防性保护

如今,参观莫高窟有了新体验。

进入洞窟参观前,游客首先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观看数字影片。镜头从沙漠上滑过,驼马嘶鸣,沙尘卷积。故事从张骞出使西域讲起,随后,丝绸之路上的佛国世界经过千年营造,有了最初的样貌。老百姓称之为“千佛洞”,多年之后,莫高窟声名煊赫。

伴随着丝路的沉浮和佛教的兴衰,莫高窟也在鼎盛和沉寂中往复,这段历史被浓缩于20分钟的短片《千年莫高》中。

紧挨着的2号影院播放的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同样的20分钟,是敦煌莫高窟经典洞窟虚拟漫游,特色洞窟逐一展示在游客面前,穿插着对其年代、风格、壁画内容的讲解。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入运营是在2014年8月。这是莫高窟保护工程中的核心项目,总投资达到了3.4亿元。如今,数字展示中心每天播放30场电影,每场200人。结束之后,200位游客被4辆大巴送到窟区,在8位讲解员的带领下分8条线路参观,人们在8分钟后走出洞窟,既充分传播了莫高历史,也大大降低了游客在洞窟中的时间。

▲数字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洞窟内进行拍摄。受访者供图

如此安排,是为了减少游客在洞窟的滞留时间,降低呼吸中的水汽和二氧化碳对壁画造成的伤害。敦煌研究院曾用10年时间进行洞窟监测、游客调查,最终统计出游客承载量:以每位游客在莫高窟参观2个小时计算,一天只能接待3000人,洞窟可容纳25人标准参观组的最小面积为13平方米,每个洞窟平均参观8分钟为宜。

洞窟外,更多人通过互联网看到莫高窟。2016年5月,“数字敦煌”全球上线。研究院的同事们用十几年时间积累的莫高窟数字档案发挥了用途,30个经典洞窟以另一种形式在互联网上重建。

点开链接是30个洞窟的列表,时代和简介列在首页,点击鼠标,便可以开始洞窟内的全景漫游。点击加号放大,千年前的飞天轮廓分明。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入运营的2014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也是从这时起,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跨越了“抢救性保护时期”和“科学保护时期”,进入到“预防性保护时期”。

灰头土脸的抢救

石窟里的蓝色工作服近乎静止。

壁画修复师们坐在脚手架上,用毛笔给起甲、空鼓的壁画除尘,然后拿起注射器,将配置好的胶结材料顺着注浆管滴入。按压、支顶,像鳞片一样翘起的壁画重新贴合回墙体。很多时候,他们在一小块壁画前就要坐上几个小时,椅子放在同一位置,看上去好像一动未动。

壁画修复师李云鹤今年86岁了,“从医”63年,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依然在一线工作。腿脚虽然不如年轻时矫健,但爬上两层的脚手架不成问题。

63年前,李云鹤在前往建设新疆的途中,在敦煌停留几日探望亲人,没想到,被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扣”了下来。

“小李”在莫高窟的第一份工作是清理积沙。许多年后全世界瞩目的丝路明珠,在当时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无人看管的洞窟散落在戈壁断崖上,栈道狭窄,时不时会发生坍塌;流沙堆积起来,高达四五米,甚至堵住了窟门;刚刚清扫完的地面,一转眼又被北风裹挟而来的新沙覆住……

每天,李云鹤也灰头土脸。用白水煮面条填饱肚子,前面放着一碗盐巴一碗醋,拿戈壁滩上的红柳枝当筷子;水来自苦口泉,因为含盐量高,刚来时总要有段时间拉肚子;住处是马厩改造的宿舍,睡觉时会有灰尘扑簌簌落在脸上,第二天一早鼻孔里都是黑的。

“当时也不觉得苦,那么多先生们都能蹲住,我一个高中生有什么蹲不住的呢。”李云鹤回忆。

▲年轻时的李云鹤。受访者供图

“先生们”,是指常书鸿等第一批莫高窟守护者。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6年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和一批艺术工作者被莫高窟的艺术魅力吸引,陆陆续续来到敦煌。

没想到,风沙侵蚀、战乱、西方冒险家的劫掠,让眼前的莫高窟在天灾人祸的蹂躏后,一片狼藉。

放下笔杆子,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干起体力活。在戈壁滩上种树,从一排到一片;在窟区修建围墙,把风沙和野兽阻挡在外;洞窟头顶的山崖上,也修建起了防沙墙……直到1956年李云鹤抵达时,沙,依然是莫高窟最大的敌人。

三个月的试用期结束后,李云鹤留在了莫高窟。李云鹤记得,院长常书鸿对他说:“小李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不但你不会,咱们国家也没有会的。现在只有自己想办法。”

从那天开始,李云鹤着手修复莫高窟的壁画。

许多年后,李云鹤无数次回忆起第一次以修复师的身份进入洞窟的瞬间:壁画是斑驳的,塑像是垮塌的,千年前的谷草从残垣中裸露出来。门打开,风涌进去,起甲严重的壁画“像雪花一样洋洋洒洒落下来”,看得人心疼。

李云鹤们蹲在那个开凿于晚唐的莫高窟第161窟,一点一点收集起脱落的壁画,再一点一点贴回去。光线不足,就把白纸铺在地上,用来反射窟外的阳光;没有实验设备,就用厨房的炉子和锅加热,观察材料性能;用什么除尘破坏最小,用什么粘连强度最大,用什么按压留痕最少,全都靠不停摸索。

许多年后,人们把这段岁月定义为莫高窟保护史上的“抢救性保护时期”。有人指出早期修复的局限性——诸如水泥“补丁”透气性差,水分继续侵蚀周围的壁画;铁条和铆钉被粗暴地钉在壁画上,对壁画造成二次破坏,也影响了外观。但在当时,那是能给莫高窟的最好的“救援”。

161窟不到60米的壁画,花费了李云鹤们700个日夜。它成为敦煌研究院历史上自主修复的第一座洞窟,也是国内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

▲莫高窟386窟壁画起甲病害修复前后对比。受访者供图

科学防治

经过漫长的抢救阶段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进入“科学保护时期”。

起初,敦煌研究院的成员大多是美术专业出身。渐渐地,大家的学科背景越来越多元。

李云鹤说,文物保护涉及多个领域,需要专门的人才分析岩体结构、材料成分、病害成因等等。以前,最窘迫的时候,修复师们要带着材料四处走访大学,找专家帮忙做实验;后来,研究院有了自己的队伍,化学、水利、生物、岩体力学等不同专业的人才聚在一起,新的洞窟开始修复前,洞窟里的温度、湿度、气压、地温,原壁画的材料、内容,病害的种类、面积、成因,都有具体的数据和分析,修复师们有的放矢,完成修复工作。

▲博物馆中展示着修复壁画所用的工具。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摄

除了洞窟里的小环境,莫高窟周边的大环境也进入到保护者的视野。在窟区,南北1600多米长的岩体上分布着700多个石窟,早在上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和兰州地震研究所合作,查清了莫高窟的底层性质和水文性质、抗震能力、洞窟稳定性等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保护者们开始对风沙危害进行科学防治。石窟前,老一辈敦煌人种植的新疆杨早就郁郁葱葱,后来,又有两公里长的灌木林像丝带一样缠绕;工程治沙被提上议程,在莫高窟顶的无边戈壁上,草方格沙障和砾石压沙切断了沙源,尼龙网栅栏则阻挡了沙土的“进攻路径”。“沙”的问题算是得到了解决。

敦煌研究院还与美国盖蒂研究所合作开展莫高窟保护研究项目,以莫高窟第85窟为例,寻找保护莫高窟的有效途径。

后来,第85窟成为1997年敦煌研究院“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范例,这是第一个指导中国文物古迹保护行业的规则和标准。

在壁画修复方面,中美专家用了四年时间,实验八十余种材料,来寻找效果最好、对壁画影响最小的修复材料,形成了一整套壁画保护的科学程序和技术,解决了莫高窟空鼓、酥碱等壁画修复保护的难题。

如今,70后、80后渐渐成为修复师的主力。给壁画“治病”的手艺由师父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传给徒弟的徒弟。追溯起来,他们会掰着手指说:我师父是李云鹤先生的徒弟。许多年后,更年轻的90后修复师走上岗位,排到了第四代。

李云鹤见证了敦煌研究院一路走来的探索和变化,儿孙也在他的影响下当起了“面壁者”。上世纪80年代,李云鹤的儿子李波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回到莫高窟跟随父亲修复壁画;2000年初,孙子李晓洋结束了澳洲的留学生活,也成为了壁画修复师。

拿过接力棒的时候,李晓洋曾说:“爷爷一辈子都在和风赛跑,他说,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比赛,但我们偏偏要逆天而为。哪怕和风耗尽一辈子,也要为后人留下不能复制的文明。”

▲李晓洋在修复壁画。受访者供图

“数字敦煌”

“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很多场合一再说起类似的话。

影像记录下了莫高窟不可抵挡的损毁过程。1908年,汉学家伯希和首次抵达莫高窟,随行摄影师拍下了一组壁画照片。2011年,敦煌研究院摄影师孙志军到同样的位置,拍摄了同样的壁画。

百余年时间里,黑白相片有了色彩,但被相机定格下的壁画样貌却发生了极大变化。

莫高窟第217窟,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在1908年尚且完整,神佛轮廓清晰,器皿和衣袂也足够被肉眼识别,但到了2011年,照片所摄范围内的一大部分壁画已经褪色、模糊,不知所绘。

莫高窟第97窟壁画在1908年时已显斑驳,但十六罗汉的服饰、眉眼保留着较为清晰的轮廓,但103年后,有的罗汉只剩头部可见,有的则整幅画面斑驳不清。

“保护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止。”在一次采访中,樊锦诗对媒体说。她对两种保护的方法做了阐释,“一种是用化学、物理、工程等技术,修复有病害的文物,使修复后的文物能延长寿命。但任何先进的保护技术,只能延缓文物的寿命,无法扼制壁画和彩塑的退化趋势。第二种方法,就是运用数字储存技术,永久地保存莫高窟文物信息及其珍贵的价值。”

▲壁画的数字图像采集工作正在进行。受访者供图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修复师们“面壁”的同一时间,莫高窟的数字化进程也开始起步。时任院长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世纪末,一批学者前往美国西北大学商讨壁画数字化的方案。

在当时,保护者们需要从头开始学摄影,胶卷昂贵,按每一下快门都要准备许久;由于设备简陋,拍摄完成后,胶卷靠自己冲洗,没有恒温装置,就搬来炉子和洗衣盆,随时兑好冷水和热水,保持恒温。

2005年,年轻人俞天秀大学毕业,来到莫高窟工作。一年后,敦煌研究院成立数字中心。这一时期,乘着互联网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大潮,传统的胶片拍摄过渡到了壁画图像的数字化采集。

俞天秀们的工作主要分成两部分,用他的话说,就是每天“上洞窟,下洞窟”。前期需要“化整为零”,摄影师们扛着轨道和相机钻进洞窟里,当时的要求是300dpi的精确度,意味着要将壁画分成31厘米乘以47厘米的若干份拍摄,也意味着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洞窟需要拍摄上千张照片。到了后期需要“化零为整”,将拍摄好的照片拼接、处理、定位纠正,这个流程需要前期的三倍长时间。

千年壁画陆陆续续被镜头记录下来,储存到电脑里,得以躲过时间的摧残。

如今,莫高窟更加走向世界。俞天秀和同事们仍然在一下一下按快门,一帧一帧修图;李云鹤和徒弟们仍然在一点一点除尘,一块一块修壁画。

几十年前,来莫高窟朝圣的大多数是艺术家和史学家,现在,许多文物保护者前来“取经”;莫高窟的文保专家们也像候鸟一样往返于敦煌和外地,把来自莫高窟的技术带到河北、河南、西藏等地,并帮助培训新的文保人才。

每年暑假,都有一大批年轻人来莫高窟实习、研学或是从事志愿者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会留下来,加入俞天秀和李云鹤们之中。

文物保护的队伍有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身影,老一辈敦煌人递来接力棒,总要叮嘱一句:“这是无价之宝,要有敬畏心。”

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编辑 陈晓舒

值班编辑 潘佳锟 校对 刘越

本文为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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