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原话其实是“我爱柏拉图，但是我更爱真理”(英文“Plato is dear to me, but dearer still is truth”)。上个世纪初，中国翻译家怕国人不知道柏拉图，译成了这个样子。
真 理 有没有先不说，这种面对真理可以舍弃老师的样子还是很可爱的。
一千年前中国北宋也有这么一个可爱的牛人——郑侠，他为了捍卫自己心目中的真理，把恩师王安石搞得好惨。
01 王安石是郑侠“半个老乡”
而且对郑有知遇之恩
《宋史》中有对郑侠的记载：郑侠字介夫，号一拂居士、大庆居士，生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老家是福建福清海口镇，后迁居县城西塘，后来人们又称他“西塘先生”。
北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郑侠的父亲郑翚任江宁府(今南京市)税监。由于郑翚官卑职小，子女又多，家庭生活较为清贫，郑侠的唯一出路就是借读书求取功名，他早年诗作“漏随书卷尽，春逐酒瓶开”就是其当时勤学生涯的写照。
就是这首诗把王安石打动了。
都知道王安石（1021—1086）是江西抚州临川人，字介甫，他比郑侠大20岁，按说他们很难有交集。但是在王安石第一次任江宁知府时，郑翚是他部下一个小吏，郑侠到父亲任所在江宁清凉寺读书，这样二人就有机会遇上了。
王安石也是非常爱才的，听说有一个部下儿子才华出众，主动屈尊访问，邀请郑侠到其府邸见面，勉励他专心向学，以成为国之良材，还派学生杨骥到清凉寺陪伴郑侠读书。
一个江西抚州人在江宁做官，一个福建福清人随父到江宁读书，两个人算是“半个老乡”了。而王介甫对于郑介夫有一层知遇之恩，师徒之谊。
郑侠没辜负父母官的厚望，于治平四年(1067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受到宋神宗重用，担任参知政事，开始大刀阔斧实行变法。
这时候，贵为副宰相的王安石仍没忘记郑侠，他提升郑侠为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司法参军，凡是光州的疑案，一经郑侠审讯清楚上报。王安石全部按照郑侠的要求给予批复，郑侠很感激王安石的知遇之恩，一心要为国为民，竭尽忠诚。
02 与安石作对，赌上性命也要“废新法”
郑侠在光州司法参军位置任期满后，于熙宁五年(1072年)入京述职，借机拜见了王安石。当时，朝廷刚刚颁布用考试新法的办法选举人才，考中者可以越级升为京官。王安石建议郑侠通过这一途径得到升迁。
可此时郑侠的心思已经变了。他目睹新法的弊端，对新法持异议，就以不熟悉新法为由，婉拒了王安石的建议。
郑侠与恩师决裂有一个过程，他先是几次谒见王安石，在王安石询问新法效果时，直陈青苗、免役、保甲、市易等法以及在边境发动战争在州县施行过程中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王安石听到这些一下子变了脸，不再跟郑侠说话。
此后师生之谊渐渐疏离，郑侠不再愿意去见王安石，但还继续给王安石寄书信，陈述新法造成的危害，希望他改弦更张。
王安石由参知政事晋升宰相，权势如日中天，他一边提拔重用维护新法肯为新法卖力的“新进”，一边打击排挤异议人士。曾经的宰相富弼、文彦博和监察御史司马光等高官因反对新法避走外地，小官员郑侠不仅没得到应有的提升，反而被贬为京城安上门的监门小吏。
此时，王安石仍旧认为郑侠是个忠于职守的年轻才俊，加上正赶上用人关口，他还是想起用郑侠，他让儿子王雱给郑侠捎话，国家为考选人才设置了修经局，希望郑侠担任修经局检讨一职，并让门客黎东美劝说郑侠。
道不同不相与谋，郑侠直接表明心迹：我读书不多，不可能担任修经局检讨的要职。我是为增长才识，才执经求教于相君门下，但是相君讲话持论，莫不是以当官任职为先，这说明相公用来对待国士的礼法太简单了。相公如果真心要提拔郑侠，那就请您针对郑侠所献的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让我无愧地得到进用，这不是更好吗？
王安石变法实际情况怎样呢？出发点和设计思想极其高大上，推行新法的过程却简单粗暴，凌驾于社会现实之上。以市易法为例，搞得小民商贩很悲催，那些挑水、理发，卖粥、卖茶的小商小贩，不交税钱就不能营业。税收层层加码，有的货物税钱超过了本钱，小商贩甚至于以死抗争。
唉，征税这件事，看来历朝历代都容易危及百业，伤害百姓。
在京城安上门监门小吏职位上，郑侠不以自己官职低微为意，同样忠于职守、亲临城门巡查，这让他掌握了大量来自民间的第一手资料。
王安石变法期间发生了一场极端罕见的天灾，从熙宁六年(1073年)至翌年三月，老天一直没下雨，赤地千里，民田绝收，百姓扶老携幼，疲夫羸老塞道，忧愁困苦，身无完衣。各地地方官吏催逼灾民交还青苗法所贷本息，饥民只能以树叶草根充饥，还要变卖家产偿还官钱，各地饥民纷纷背井离乡，沿路行乞，京城聚集了许多无家可归的难民。
郑侠知道王安石已经听不进逆耳忠言，面对眼前惨状，正义感立马曝棚，熙宁七年(1074年)春，他利用自己在书画方面的天赋，画成大幅《流民图》，配上文字《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除新法。
同样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在后来写成的《涑水记闻》里记载了这件事的原委。郑侠先是通过正规渠道上呈《流民图》，但他的奏疏刚送到阁门，就被退了回来。可什么能够难倒酷爱真理的人呢？他急中生智，把它密封起来，假称是绝密紧急边报，发马递直送银台司，呈给神宗皇帝。
郑侠还附了一句话：“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意思是我把命赌上了，皇上您看着办吧。
熟悉宋史的都知道，王安石是在宋神宗全力支持配合下搞变法的，但看了郑侠《流民图》后，神宗也坐不住了。史书上说他“反复览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
看来也是个有良心的皇帝。
第二天，神宗下令采取十八条措施以安民心，开封府发放免行钱，三司使查察市易法，司农发放常平仓粮，三卫上报熙河用兵之事，诸路上报人民流散原因，青苗、免役法暂停追索，方田、保甲法一起罢除……
更巧的是，三天后就下了一场大雨，辅政大臣入朝祝贺，神宗皇帝把郑侠所进的《流民图》和奏疏拿给他们看，同时责备他们的错误作法。
最没面子的要数变法始作俑者王安石，他只好上表请求去职。神宗本来是护着变法猛将王安石的，但在现实压力下，他也只得将王安石下放江宁，重新任江宁知州。
03 三起三落，每遇奸臣必遭构陷
宋朝曾经明令禁止官吏“越职言事”，神宗罢除新法后，王安石身边原来的变法派就把郑侠交给御史台，“治其擅发马递罪”。据《全宋笔记》中文字记载，吕惠卿、邓绾还在皇帝面前哭着说：“陛下数年以来，忘寐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
这样，一心想变法图治的神宗，又下令恢复了新法。
郑侠心中不服，他看到王安石离职后又推荐吕惠卿当了宰相，再次上疏抨击，这次又利用了他的业余专长——绘画。
郑侠从史书中找出唐朝的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的传记，画成两幅画，一幅叫《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图》、一幅《邪曲小人容悦之臣图》，意思是当政的吕惠卿之流暗合李林甫之流而反于崇、璟之辈。
吕惠卿看到后非常气愤，马上在皇上面前奏郑侠有“谤讪”罪，罗织罪名，想置郑侠于死地。
神宗皇帝还算是个明白人，关键时候他说话了：郑侠所说并非为了自己，他这样做既忠诚又可嘉，哪能深究?
郑侠算是保住了性命，被流放到英州。
北宋元佑元年(1086年)哲宗皇帝赵煦登基，大赦天下，郑侠遇赦，得以回到老家福清。
不行，按中国人传统逻辑，好人得有好报才对。这时，苏轼、孙觉等文人士大夫联名推荐郑侠“官复原职”，郑侠被起用为泉州教授。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章惇等新党人物得势，罗织文彦博等33人罪状，名为“元佑党人”，在政治上给予打击。这些人全部被贬斥放逐，郑侠被列入“元佑党人”，再次被贬往英州。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崩，徽宗赵佶继位，追复33人被贬的官阶，郑侠官复原职。
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入朝为相，立“元佑党人碑”，在政治上予以禁锢，郑侠名列第十五名，被罢职还乡，家居十二年，于宣和元年(1119年)八月去世，终年79岁。
吕惠卿、章惇、蔡京都是被《宋史》列入奸臣系列的重点人物，奸臣一上台，直臣必受害，在郑侠这里体现出了规律性。
苏东坡有一句名言，“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若华衣美食，与盗无异。”
这也是郑侠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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