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写这样一本讲“问题”人物的书,和我研究中共建国史的工作有关

原标题:杨奎松:写这样一本讲“问题”人物的书,和我研究中共建国史的工作有关

“边缘人”这一用语源自于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可以用来指那些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边缘人都是非常特殊并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些人,因此,写边缘人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是,历史研究往往更看重反映社会主流动向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严格依据档案史料去考察并呈现真实的边缘人的研究还较少,尤其是那些不入流的小人物就更难得有人去关照了。

写这样一本讲小人物,而且主要是讲当年被认为是“问题”人物的书,和我研究中共建国史的工作有关,但主要还是和我一向重视的史学研究要有人性关怀的观念有关。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历史。无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变化多么复杂多样,相对于只有短短几十年日子可过的大多数个体生命而言,大概很少人会愿意让自己的一生变得太过坎坷和复杂。但很可惜,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政治动荡和社会变化快得让人几乎来不及适应的时代。

撇开1949年以前将近半个世纪内乱、外侵、革命、战争持续不断的动荡历史不算,1949年发生的社会变动,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恐怕都称得上是天翻地覆了。何况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种种运动之频繁,不仅震荡社会,而且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清扫出许多新的“牛鬼蛇神”出来。这些人,以及那些还够不上这等资格但身上“问题”多多、无法受到组织信任者,当年恐怕都可归入到社会边缘人的行列了。

本书考察研究的几个“问题”人物,多多少少都能和这“牛鬼蛇神”沾上点边。至少,他们都曾经滑落到主流社会的边缘。选择他们作为研究考察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自然是因为他们的生平资料相对集中且容易发现。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透过他们的生平、故事、案例,今人可以很直观地体察到当年中国底层社会多侧面的丰富的人性表现,可以从最贴近的距离观察到那个动荡时代的社会人生百态。

由于本书的研究考察主要基于原始档案,故没有将从未被建立过个人档案的农村地富分子列入其中。本书考察的对象或多或少都受过教育,多半都在1949年前有过工作经历,1949年以后或在政府机关,或在工矿企业,或在军事部门,或在学校医院,或在服务行业工作。他们的共同特点,除了都是单位人以外,最主要的就是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历史研究不是给人做师爷,帮人做传记、证清白的,因此,我在交待说明他们当年的“问题”与他们坎坷命运的关系的时候,并不企图依照当下的观点,为他们做怎样的辩白。任何社会都有主流和边缘存在,边缘人融不进主流社会的原因往往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也很难一概而论。故本书所提供的,基本上还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素材,而且也不去尝试还原传主个人历史的全部真相。此点还请读者鉴察。

作为一本多少带有一些传记性质的著述,本书理当更多地拓展资料的来源,比如应当尽可能去借助田野和口述史料等。可惜,对于故人过去的这些经历,多数当事人家属子女还不愿意触及,因此我在这方面的收获实在有限。极少量的访谈内容及田野调查资料,也应当事人家属的要求,只能以曲折的形式表现在正文里,未能一一对应地加以注释说明。

这也包括本书所谈及的所有当事人及关系人的姓名,或他们生活工作的单位及地点,从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角度,书中也都做了技术处理。

摘自杨奎松《“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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