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卒专访——对话魏皓严老师
生猛式重庆——山城特色的城市形态美学探寻

魏皓严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导
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嗯工作室

一笔画《应变》©魏皓严
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无需像论文一样逻辑严谨和防止误读,甚至比较鼓励误读、提倡联想。这幅画中主要是一些年轻的脸、高高低低的建筑和动物,一些站在悬崖上将跳未跳的人,以及一些坡屋顶,所有的各种要素被一根连续不断的线条塑造和串联起来。绘画的过程如同人类的生活,既变动不居,又恒常隽永。对应于此,“应变”也是一个持续久远的过程。
PART 1 城市设计的一些思考
Q1 本期《建卒》杂志的主题是“应变”——“城市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学科有哪些新变化?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在您看来,“应变”二字意味着什么?能引发什么思考?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科技高度发展——大数据、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生物技术等日新月异地涌现;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不断——中美摩擦、欧洲难民、朝鲜问题、猪肉荒……人类发展多年,依旧尚未处于一个较为稳定、清晰的时代。所有这些巨变反映在大家聚集生活的城市中,使得城市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我研究(山地)城市设计多年,在日常专业书籍阅读和城市实地走访中察觉到,很多城市问题就像这个时代一样,无法用老的思路和方法去解决,或者说这些方法存在惯性,对现代城市变化缺乏快速或者恰当的应变能力。所以我在日常课程、项目还有研究中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我们就像是城市的“空间疑难杂症治疗师”。
建筑设计往往被局限在规定地块内,城市设计就起到了关联多个地块和公共空间的作用。但现在的城市设计存在一种倾向,其结果归于管控——对城市的管理和控制,这是一种典型的制度逻辑:建立一个制度来完善社会。不得不承认制度对于社会完善是重要且基础的,但制度保障的是底线,比如门高的规范底线是2.1米,是为了保证大多数人的需求。但紫禁城的门高会超过十米,有些设计师也会把门设计成4、5米高,这就不是管控可以得到的结果,体现的是设计师自身的思考、追求和创新。所以我觉得城市设计的作为不止是管控这么简单,管控背后的思维逻辑会导致呆板的结果。很多鲜活的东西不是管控可以激发出来的,需要靠设计来创造。
Q2 近些年“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等话题在城市设计中越来越多地被提及,您是如何看待?
打个比方,我总觉得别人手里的杂志比自己手里的好看,拿到自己手里后又觉得一般,“隔桌香”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转到学术研究,其实社会学专业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已经进行得相当深入了,我们专业反倒像“闹着玩”,主要原因就是理论和方法的欠缺。我们专业作为设计类专业,特别强调的能力是综合,这又是在(我国)学术界严重被歧视、忽视的一种能力,因为不好计算它的学术含量。所以总说建筑和城市规划都是比较晚熟的行业,从业者一般到五六十岁才能有比较高的造诣,对学科各方面的认知达到一个比较全面的层次。在我看来,“社会参与”说得热闹,但不见得是我们专业的人可以做到很好的。做设计需要了解社会学,需要一些入门性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但一旦要深入研究,还是需要对口专业领域的人才来帮助。
同时近些年我越发体会到形态设计的重要性,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当今大量资本投入虚拟世界的建设,开始轻视物质空间。但其实,人在享受优质的无线网络服务的时候,对实体空间的需求会更强烈。欧洲学者曾经做过关于虚拟网络对人类出行的研究。在研究者最初的设想中,人类依靠无线网络、虚拟世界的生活会闭门不出、终日宅居,但结果表明出行量反而更大,无线网络减轻人类工作负担以后,人类越发倾向于外出社交。所以我觉得形态设计和空间塑造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目前看来相当势衰。
Q3 现在学生间的确有一种对形态设计的焦虑,认为美院派建筑学的形态能力会更强,您又持怎样的看法?
这个观点我是强烈反对的。一方面来看,建筑学和规划的形态塑造基于构造知识,形态生成背后有一个深层的建造逻辑。另一方面,我们专业创造的是使用和生活的形态,是为了人们空间生活的、有创造性的组织而激发出的形态,而不是为了形态而做形态。我记得多年前刘家琨老师在学院做过一次讲座,当时有位学生提问,认为当代的形态设计已经穷尽了,很难想出新的形态。刘老师觉得他把形态想得过于肤浅,仅仅执念于设计出某种新的形态是很难获得形态创新的。我们需要通过观察生活,在自己或者别人的研究中思考、琢磨出一种新的方式来适应或组织人的生活和空间,这才是形态设计的根本性创新。世界上一些优秀事务所设计形态的逻辑几乎都不是纯从形态出发,当然,他们都有良好的形态素养——这是多年刻苦训练出来的硬功夫。
PART 2 “生猛重庆”的一些发现

Q4 老师多次在论文和报告中用“生猛”二字来描述重庆建筑与城市形态,能否具体解释一下“重庆式生猛”的含义?
“生猛”这个词,我在以前的一篇论文里解释过,它本来是用来形容海鲜,指其活生生、活蹦乱跳、非常精神,还带着某种未经驯化的彪悍味,也就是“野性”。把这个词借用到我们专业领域,代表着一种解决城市问题时“不管不顾”的勇敢(或者说是冒失?),不是去考虑各方面的周全,而是直不隆咚地解决,从而创造出一种“生猛”。比如说渝中区的鑫龙大厦,一侧是左营街,一侧是文化街,两者高差超过39米。常规思路是从底下(文化街)进入建筑内部,但是这栋楼的设计师还采用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另一侧(高处的左营街)用柱子架桥进入建筑中层,这是十分简单直接(甚至粗糙)的思路。巧妙的设计应该是做一件事情能带来N多好处,但这个方案就只做了这一件事,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其他的东西,但都不是在设计时提前预设的,我觉得这一点就代表着重庆的“生猛”。“生猛”的结果是为未来留下一些意外的空白。
“生猛”的特质是由重庆的山地特色和重庆人的性格等多重因素造就的。需要一提的是,单纯的地形与生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同为山地城市,瑞士境内各城市的意象皆是一派优雅,呈现出与重庆截然不同的城市形态。
“生猛”这个词用来形容全球当代建筑领域最具有开创性的几个事务所、设计团队、院校等也很恰当。换个角度来看,可以把破坏或者不太遵守惯常规则认为是一种“生猛”,因为所有规则背后都有一套逻辑,一旦采取了新的逻辑方式,就可能(而非必然)产生生猛的形式。
Q5 对于建筑学来说,此类“生猛”式建筑是如何促进场所空间的公共性?
这主要是看它的这个生猛是往哪方面来做的。当代有一种生猛:开发商为了方便,直接把山地地形推平来批量建设建筑。比如小龙坎本来有个小山包,为了建设直接被铲除,这是极其过分的事情,这种生猛就是要不得的。这种粗暴的生猛是为了快速地把空间生产出来、快速地卖掉,以至于其他的东西都不太被仔细地考虑了。但是另外一种生猛就像我以前写的白象居建筑群,因为那时候缺乏电梯,设计师就用一些策略把三个高度连起来,这是为了照顾人而做出来的设计,让人的生活更方便、更有质量。我觉得在这种心态下做出来的生猛一般都还不错。所以对生猛好坏的判断,还是要基于设计的出发点与后果来看。

穿楼而过的轻轨

富于山城特色的华一坡
Q6 从整个城市来看,充满魔幻与野性的山城立交似乎也能表达出重庆的“生猛“特质,能否谈谈这种交通设施的形态美学及其背后的空间哲学?
的确,我觉得重庆最主要的“生猛”还不是建筑,而是基础设施,比如高架桥。修建高架桥的目的是为了机动化交通,像重庆这种山地城市,机动化交通如果搞不起来,就很难和其他城市竞争发展,所以这些年来一直在拼命修桥修路。立交桥平面形态的生猛不是一种人性化的生猛,开车的人并没有太多功夫去理会这种空间奇观带来的震撼,所以我觉得可以学习生猛的好的一面,但生猛不能算是一种追求,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勇敢。我觉得这种状态是应该学习的。
重庆立交的特色不单单与地形、性格有关,还受中国发展状态的影响。比如在欧美国家修路,常常需要很长时间来讨论如何把各方面的影响降到最低,整个过程可能长达十年二十年,甚至半途而废。反观我国,时间、效率是最被看重的东西,一两年就要完成的工程只能寻求最快速的方法,往往也就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一旦追求快速,人就会变得粗暴,所以说应该是一种误打误撞或者难以照顾周全的状态,造成了重庆立交这种较有张力的空间形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为下一步创造提出一些难题,而这些难题又是能激发创造性的。
立交是典型的流线式的实用主义,不同于山地老街的起起伏伏与线条硬朗,汽车的轨迹要求一种滑溜的、顺畅的空间形态,这种形态却诡异地显得更为“自然生态”。按照这个逻辑,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空间形态。我觉得当代城市形态最大的创新就是机动道路的创新,相对的,当代城市建筑的形态创新都不如这个工程学上的创新有力和强大。不过搞道路的人未必会有这种思考,他们只是在符合实用主义的设计逻辑,不管形式美学,唯一的出发点就是追求速度、安全和效率,但这反倒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形态。所以我觉得基于实用主义的形态创造更厉害,它不会受到形态美学旧框框的限制。比如说一块地很陡,但要保证车速在60公里每小时左右,道路就必须很平很缓。自然而然,工程师就只能直接架起来,用桥的方式修过去。在原始的山地地形上面架一个那么庞大的人工构筑物,尺度的力量感就显现出了生猛。这就是立交这种交通设施背后的一种空间哲学。
从更详细的角度来看,立交桥的空间哲学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减少冲突、减少交织、追求清晰。比如说一个十字路口,车子要前行、左转、右转,各个方向来的车辆就会出现很多路线上的冲突。立交桥就要尽量避免这种冲突,虽然最终它也避免不了。道路工程师能做的就是去把每一条路线扯成一条道路,彼此绕开。那么多条车行路线在空间里面旋啊旋啊地绕开,结果就形成了立交桥这种复杂而交织的形态。因为追求清晰而导致混乱,这就是最搞笑也最有趣的地方。就像一个人追求伟大,最后变成一个很猥琐的人;另一个人完全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可能最后成为一个盖世英雄。人生就是这样——充满变数和难测。所以我觉得,立交桥充分反映了现代主义城市中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性。


©万展志
Q7 交通问题是重庆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交通景观甚至成了重庆的一个特色,隧道、桥梁、轻轨、高架桥四通八达,但是它也造成了城市空间品质的下降,比如大量高架桥下的消极空间和被滨江路隔离的江岸区域。您觉得现在重庆的交通建设结果是利大于弊吗?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步行友好城市,以前是挺恨重庆的机动化交通的,但经历了最近两三年的大量实地调研以后,发现以前的一些观点好像要收回去。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北京等平原城市的机动化交通严重地影响了生活质量,但重庆似乎不一定。重庆存在这些问题是因为大家没有好好地深挖山地城市的空间潜力。比如你提到的滨江高架路空间,隔断了人与江的关系。但其实沿江有很多神奇的空间,只是还没有被打整起来。我对它的态度也比较矛盾,因为如果是低水平的打整还不如不打整。重庆整个设计圈的生态不是很好,现在仍是很盆地的意识,自己和自己玩儿。重庆先天拥有把机动化和慢行系统同时做好的物质条件,很多高架下的原始地形保护得很好,没怎么被破坏,那就是大把可资创造的空间。这些年我就在干这些事,越干越来劲。重庆为什么拥有那么多山地公园?更多的不是因为政府和资本家的生态意识,而是因为开发成本较高,这反倒给人们留下了大片山野。
我个人最近有一个感性认识:对中国乃至世界当今城市影响最大的不是基础设施,而是大盘。就是让建筑师觉得很boring的那个事情——1平方公里、几十公顷的大楼盘,建筑都是批发的,就像江北那边,把本来很丰富的一连串地形变成几个大台,排列一样高度的建筑。以批发的方式在生产城市空间,这对城市的影响可能更大。


Q8 除了建筑与立交,重庆还有哪些具有山城特色的场所空间呢?其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场所特质和美学意味?
我认为重庆的防空洞就是其中一种,二战时期建起来,人们甚至说不清它究竟是不是建筑。它让我想到有些美国恐怖片是在矿坑里拍的,过去的工人为了挖矿,用矿洞把地下连成一张四通八达的网。在建筑/城市设计学者看来,它们或许就是一种超级建筑学,是十分有趣的人类住区类型。另一种山城特色的场所就是山中的梯道和老路,过去人们还没有能力追求极致的速度,山路沿着山势盘旋。其实我现在也在有意识地设计这样一些道路,适合慢行,给人舒适的体验。其实只要是与空间相关的,都可以去发现。
Q9 现在重庆的建筑学与城市设计似乎越来越像平原地区的一些一二线城市那样,开始滑向精致的无趣,这种重庆特色的“生猛”式建筑学与城市设计对城市本身、对设计师来说有何意义与启示?
山地的人,对山向来是又爱又恨。有了山,耕地都要比平原多付出几倍的劳动。以文明角度而言,从古至今,在中国都是北方统治南方,北方大开大阖的土地更适合集结军队、纵马狂奔。然而在当代,特别是重庆这样的城市,人们终究无法将它真正塑造为平原城市,还是应该顺应各自的天资发展。如果将山看作阻碍,当然总是如鲠在喉;但如果将它看作资源,那可就是宝藏了,充满了神奇迷幻的体验。而且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精细化施工越来越普及,比如现在嘉滨路上修的高架桥,一根柱子支起来,旁边的野草还长得很好,那么很有可能将山体完好的保留下来,所以我觉得对山的开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山地城市设计师还需要对其更充分地学习和挖掘。过去我们的老前辈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成,然而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的前半代疏漏了。我认为现在正是继续这些研究的时候,充分挖掘山地城市的可能性。你们看最近几年很火热的《权力的游戏》,许多神奇的景象都是依托着山的,大自然已经造型,那么我们就需要继续往前推而不是反过来毁掉。
Q10您曾提到资本运作与机械建造对于地形的擦写导致渝北区城市形态的魅力远不如渝中半岛。“生猛”建筑可以说是用地条件紧张的产物,大部分的城市建设还是在平地上进行的,且在此条件下空间利用以及城市运转会更加高效。相比于本身就存在趣味性的山地条件,思考如何在平地条件下设计出精致而有趣的城市空间是否更有价值?重庆特色的“生猛”式建筑学与城市设计有没有更广泛的意义?
我可以理解你的问题,因为你来自平原。然而事实上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城市都是山地城市,只不过因为山地很难发展大规模的城市,所以大多数为中小级。因此从数量级上来说,山地城市的研究就是很有意义的。甚至有学者提出平原城市的建设也要向山地城市学习,立体化发展。如今大量的平原城市都在使用立交,原本的一个平面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对效率的需求。而一旦向立体化发展,就会产生大量新的空间类型,大量的创作机会也应运而生。只是意识到这些的人还不多。
比如荷兰是一个平地国家,但那里的某些设计师却在挖掘更立体的城市空间。还有过去一个意大利的工作室DOGMA,意为“教条”,他们的作品简直惊为天人。比如,在罗马那样一个山地城市,设计了几个巨构的平行建筑,事实上相当于将桥修成建筑,桥墩、桥梁都化为住宅。还有过去的某个工程师构想过带形城市,三条轨道中间是住宅,屋顶则成为步行道,大片的旷野得以保留。当然这些还只是意向,但即使只在一个城市实现这种“狂想”,就已经为人类拓展出无限的可能性了。
PART3 课程教学的一些尝试

Q11 我们了解到老师您在去年以课程设计的形式带领学生共同完成了一个集合住宅-门禁小区设计——“大眼睛捷径公园小区”,似乎也是对开放式街区的一种“应变”尝试,能否谈一谈该方案对社区营造和城市步行路线的思考?
对,这确实是我对开放住区的一次尝试。现在国家也正在推动开放住区的建设,虽然还没有落到严格的规范上来。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依旧存在许多壁垒。即使是相对开放的欧洲,也面临着难民潮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的摩擦甚至冲突。我认为中国还尚未达到实现住区开放的程度,依旧需要小范围的门禁。因此我当时想实现的就是一个既有门禁,又能为城市提供公共空间的设计,需要把两个问题都解决。过去一些大楼盘,一整块用地都纳入门禁里,城市游走便十分受限。事实上将其化整为零,大区对公众开放,每个小地块又各自有门禁,城市会更具活力。同理,对居民而言,自家门前依旧安全,又可以体验和感受城市的各个地方。另一方面,事实上现今高质量的公共空间都在门禁小区和商业综合体中,没有利益相关,便难以驱动人们提升其品质,长嘉汇、龙湖·时代天街等都是如此。
超链接 St.40 大眼睛捷径公园小区
Q12 这个方案的完成过程算是一次课程设计的创新。能否具体介绍一下这个师生共同完成的方案的形成过程,其中教师又是如何引导、控制整个小组的创造与配合的呢?
魏:这是一个我主导性很强的设计课题。到了这个年纪,我越发觉得需要自己发出一些声音,这对社会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在带课程设计时立场也是很坚定的。
建卒:那是否对于学生来说,这种主导可能变成一种限制?
魏:这确实是两面性的,必须要接受它存在的弊端。我权衡之后,觉得还是需要主导。当然我并不是希望同学们成为像我一样的人,只是认为老师需要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同学们如果接触到各种观点鲜明、甚至意见相左的老师,就会更能够兼容并蓄地思考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且结合我过去带研究生的经验,越是给予了所谓的“自由”,同学们越是摸不清自己的方向。我现在还在尝试让所有同学共同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和研究交通的孙老师合作指导的毕业设计也正在按此方向推进。
建卒:确实,适当的限制与管控也是有必要的。
魏:说到管控,其实我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认为课题需要限制,另一方面又对城市设计只做管控不以为然。我觉得城市设计最大的责任其实在于为城市空间的发展提供创新,现今往往忽视这些,只做管控,还是挺悲哀的。





采访:鞠啸峰 吴羽洁
整理:吴羽洁 周博雅
编辑:孙雯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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