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手册】批评激情、伦理关怀与现实主义的坚守——评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

李建军在《文学批评的伟大典范——重读别林斯基》一文中写道：

作为批评家，别林斯基远不是一个人人都喜欢的人，而是一个招怨树敌甚多的人。他是专制政府和斯拉夫主义者的眼中钉，也是文学界许多人的肉中刺。他之所以成为不少人集矢的怨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极为罕见的坦率和正直，按照伯林的形象而夸张的描述：“他常像一只肉食鸟，扑击一位作家，酣畅尽言，将其人片片撕碎。”（第406页）

这段话，几乎就是李建军的夫子自道。他就是以一个杰出批评家的眼光，重估了俄苏文学。这里“重估”二字不可小看。“敢于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这就是别林斯基最了不起的地方。表达自己的态度和主张的坦率性，敢于反驳对方观点的论战性，这些，就是一个优秀批评家最重要的精神特点。”（第408页）我们在《重估俄苏文学》中随处可以看见这一特点。他佩服俄苏文学那些大师，但也勇敢地指出他们的缺点，从来不跪着做廉价的赞美。

每次阅读李建军的文字，我就感觉到，他是将文学批评当作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事业，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对他来说，文学批评只是体现完整世界观的手段，只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手段。”1所以，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之时，就特别的坦率、直接，文字之间，没有犹豫，没有妥协，往往是直捣黄龙，一剑封喉。

李建军对谢德林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两位气质相似的作家的论述，颇有新意。他认真地解读了这两位俄罗斯作家影响巨大的作品后指出：“他们的写作都属于强性风格的写作。这种风格的写作很有力量，很有道义感和理想主义激情，但是，缺少克制，不够含蓄，因而，也就缺少韵味和丰富性。简单化和理念化的倾向，也是这种写作模式的一个缺点。从他们的身上，人们依稀可以看见一种疏离普希金所奠定的文学传统的倾向。他们为另一种即将到来的新型文学，打开了俄罗斯文学宫殿的侧门。”（第134页）这一论断，可谓精准。

他在《一双煮得半熟的靴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批评》中指出：“在文学上，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命题，但他本质上是一个极端高调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主义竟然不可思议地与国家主义暗通款曲。他的文学思想里充满了狭隘的国家主义理念。”（第666页）这个评价，切中肯綮，揭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思想里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在本文最后，李建军写道：

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的是理想和热情，有的是积极行动的能力。他以充满激情和力量的语言，将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播进了俄罗斯，从而成为导致俄罗斯社会变革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此而言，对于那些意欲了解和研究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的人们来讲，车尔尼雪夫斯基仍然是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和重要现象。

今天，我们之所以还有兴趣从尘封的故纸堆里，翻检他的著作，梳理他的观点，是因为，他的美学思想和文学理念，不仅长期控驭着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写作，而且，直到今天，他的“生活主宰论”的文学思想，仍然潜在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意识和文学行为，仍然范导着我们的文学规约模式。（第675页）

关于普列汉诺夫，李建军在《一元决定论与灰色阐释学——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理念与文学批评》中指出，阶级属性和阶级斗争是普列汉诺夫美学建构和文学批评的重要理念，他习惯于根据作者的阶级身份来分析他的创作态度和文学倾向。“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艺术和文学：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前一种是丰富而引人入胜的，后一种是贫乏而令人厌倦的。”（第690页）“狭隘的阶级意识必然导致严重的阶级偏见和阶级偏爱。普列汉诺夫的阶级偏见，见之于他对普希金、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贬低和嘲笑，而他的阶级偏爱，则见之于他对高尔基等‘无产阶级作家’的失去分寸的肯定和赞赏。”（第692页）至于日丹诺夫，李建军在《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作为教训的日丹诺夫主义》一文中说，他的本质特点就是将文艺问题极端政治化，既不尊重文学和艺术的规律，也不尊重作家和艺术家的人格。

在本书中，李建军既分析了俄苏文论家的文艺思想，也对俄苏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刻细腻的解读，没有清晰的思考，没有过人的艺术直觉，没有一定的胆识，是无法写出这样文字的。

对俄苏文学中一直被误读或者被忽视的作品和作家，李建军都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如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阿克萨柯夫的《家庭纪事》。对于这两部作品，李建军经过认真研究，认为：

《奥勃洛莫夫》似乎一直被人们误读，至少是被简单化地阐释。冈察洛夫对奥勃洛莫夫是同情的，只是弱弱地批评他，而不是讽刺他，更没有嘲笑他。他是按照莎士比亚的风格来写作的。奥勃洛莫夫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俄罗斯的哈姆莱特，甚至是一个比哈姆莱特更有悲剧意味的悲剧人物。他是一只温柔的鸽子，一只把头藏在翅膀下的鸽子。

阿克萨柯夫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作家。他的《家庭纪事》写得朴素而亲切，使人读来，恍惚间有读《红楼梦》的感觉。他的客观叙事与“中间风格”，他对俄罗斯性格的幽暗面的冷静的揭示，尤其是他所塑造的苏菲亚——这个俄罗斯的王熙凤，都使人产生一种将他的作品与《红楼梦》比较的冲动。（第133页）

对那些已有定评的伟大小说，李建军也能别出心裁，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家多谈论安德烈、娜塔莎和彼埃尔等主要人物，却遗忘了拿破仑。李建军认为，拿破仑也是《战争与和平》中的重要人物。他从此展开了详细而富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说：“殊不知，正是在对拿破仑形象的批判性塑造中，人们看见了托尔斯泰的深刻和伟大。以笔抗剑，文学因此而伟大。”（第133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坦率地指出：“我们过去单从文学角度来看他，仅仅根据虚构性的作品来评价他，忽略了他的非虚构作品，尤其忽略了他的文学言论中的政论性话语，所以，对他的政治意识、民族意识、世界意识，所知甚少，甚至完全不了解。然而，正是在后一类作品中，隐藏着另外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眼界狭窄、目光短浅的政论家，一个自负而傲慢的斯拉夫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极不公正的殖民主义者。”（第457-458页）

他接着说：

我们当然不应该奢求一个伟大的作家完美无缺，无可挑剔，所以，看见他充满内在的矛盾和分裂，也无须过分诧异和难过。因为，越是伟大的作家，就越有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他的精神世界的矛盾性和冲突性往往就越是尖锐。恩格斯就发现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歌德：一个是了不起的文化巨人，一个是谨小慎微的小市民。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也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性格特点，称之为“独特的双重人格”。这种状况有时候是天性和个性的反映，有时候则是时代和社会造成的。在一个异化社会和过渡时代里，作家的精神撕裂和人格分裂会更加严重，通常会出现很多人格状况复杂的“双面人”甚至“多面人”。（第460-461页）

这样的作家作品论，显示了李建军成熟的批评理念和独立的批评精神，非常见功夫，但就个人来说，我对他关于俄苏文学批评家的文章更为看重。我们知道，19世纪是俄罗斯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对这些批评家进行评论，更能显示评论者的胆、识、才。经由这些文章，我们发现了李建军作为一名优秀批评家的成长轨迹，他内心最深厚的精神基础。在《黑暗王国里的一道精神闪电——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里，他写道：

判断一个批评家是否优秀，固然要看他是否有发现天才和杰作的眼光，也要看他是否有批评劣作的勇气，尤其要看他是否敢对那些著名作家“说三道四”，直揭其弊，不加讳掩。世间天才少而庸才多，天下杰作少而劣作多，此亦常态，不足为奇，不正常的是，庸才被捧为天才，劣作被赞为杰作。这就需要负责任的批评家站出来说话，不讲情面，不恤人言，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分析和可靠的判断。在俄罗斯，别林斯基是敢于说“不”的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也是这样的批评家。（第552页）

在《文学批评的伟大典范——重读别林斯基》一文中，李建军这样阐释了文学批评的责任和使命，以及应该有的修养和态度：

文学批评的直接客体对象是作品，直接主体对象则是作家。文学交流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文学批评则是主体之间经由作品展开的对话和对抗。以开放的态度接受他者的批评，以对话的姿态回应别人的质疑，是每一个参与公共生活的现代公民的社会义务。

在作家面前，批评家必须保持不卑不亢的对话姿态，要把作家当做一个可以质疑的对话者，必须向他发问并陈述自己的真实判断。与作家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难免会因此受到误解甚至伤害，对此，批评家无须觉得委屈和不平，而应该将它看做自己必须承担的压力和考验。（第411-412页）

别林斯基非常厌恶那种低三下四地讨好作家的批评家：“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文学界仍旧流行着一种可怜的、幼稚的对作家的崇拜，在文学方面，我们也非常重视爵位表，不敢对地位高的人说真话。碰到一位名作家，我们总是只限于说些空话和溢美之辞；不顾情面地说真话，我们就认为是亵渎神圣。”2他反对“文学中的偶像崇拜”，敢于冒犯那些“偶像”，因为“为了对真理的无私的爱”。3李建军也说：“以平等而自由的姿态向作家说真话，一针见血而又有理有据地指出问题，是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在别林斯基心目中，没有哪位作家是不可以批评的，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谈论的。他绝不讨好任何作家，无论他社会地位有多高，无论他曾经享有多高的文学威望。”（第413页）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的文学批评家。

《重估俄苏文学》对俄苏文学的精神气质与伟大传统的把握和开掘很深刻，对重要作家作品的研读新意迭出，但其中最引人的，还是那种带有李建军标志的伦理批评的解读，以及他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清醒批评。对现代派的批评，集中体现了他过人的艺术感觉和对文学的独特理解。

自开始从事文学批评起，李建军就对文学的伦理、道德、善，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不是唯美主义者，也不是形式主义者。所以，他才说：“在我看来，伟大的俄罗斯文学首先是一个伦理现象，其次才是文学现象，或者说，首先是一个道德现象，其次才是一个诗学现象。作为伦理现象的俄罗斯文学，有两个伟大的精神特征，一是善良，一是高贵。”4他推崇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批评家，也是因为他们介入式的批评。他喜欢俄罗斯文学，这是主要原因之一。李建军说：“由于将道德和伦理当作艺术的核心和基础，将善当作艺术价值构成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托尔斯泰就特别警惕那种脱离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因为，形式主义总是本能地排斥伦理和道德问题，总是表现出对善的漠然的态度。”（第506-507页）所以，他不喜欢欧美现代派小说。现代派小说在形式上是有探索，但带来的伦理负面作用也很大。李建军认为：“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固然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经验，对克服僵化的文学意识来讲，它也是有助益的解构性力量。但是，很多时候，它更是一种残缺和病态的文学现象。相对主义的玩世不恭，形式主义的炫奇弄巧，个人主义的自我陶醉，都是它的痼疾。它实在显得太冷漠、太虚无了。而我们需要一种更热情、更有力量的文学，需要一种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文学，一种敢于正视现实和介入现实的文学。”5

别林斯基充满道德热情的文学精神尤其令他宾服和认同。他说：

别林斯基全部的文学批评，都植根于“利他主义”这个伟大的“理念”之中；他的批评不仅是一种求真的认知行为，而且是一种求善的伦理行为。在表达爱意和善念方面，他像那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一样伟大。他怀疑并排斥“基督”，但他用自己的“理念”和方式来行善。他特别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关心人类的处境与幸福。所以，虽然别林斯基一度曾经宣扬过“纯艺术”的主张，但是，进入文学上的成熟时期，他便将自己的文学观念放置在道德和伦理的基础之上，将“善”置于“美”和“真”之上。（第411页）

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别林斯基所理解的文学批评，不再是一种狭隘的专业行为，而是跟宗教信仰一样庄严的伟大事业。而这也正是李建军一直坚守并信奉的批评之道。当然，别林斯基不仅没有否定文学的艺术性和美学价值，而且特别强调美学批评的重要性。他在《关于批评的讲话》中说：“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他就已经不值得加以历史的批评了；……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6

李建军高扬伦理批评，但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批评发展到极致会是什么结果。他在《有助于善，方成其美——托尔斯泰的艺术理念与文学批评》一文中，就批评了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观对其文学评论的负面影响。还有杜勃罗留波夫，这位26岁就辞世的天才的文学批评家，李建军也坦率地指出了其不足。

以赛亚·伯林认为，在文学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法国态度，一种是俄国态度。法国态度是基于个人趣味的唯美主义态度，首先把文学视为一种艺术，甚至是一种技术。其次，认为文学是纯粹个人的事情，没有责任承担道德和人道主义重任。俄国态度则正好相反。它很看重社会性和伦理性，要求作家介入社会，应对政治、宗教和信仰等问题。李建军认为：“现实主义是俄罗斯文学最伟大的经验”。（第601页）

李建军文学批评的标准，是靠近俄国态度的。他对“法国态度”是有一点不认可的。我觉得置之当下中国文学现场，这很有合理性。当下中国文学，真的缺乏杰作，更缺乏大师。要从艺术上进行分析，高度肯定其艺术价值，难度太大。当下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包括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在它们的内容、思想上，尤其那种非道德的暴力叙事、色情描写，还有历史观错误的历史叙述。对这些现象做深入而犀利的解剖、批评，是当下任何一个严肃、负责的批评家必须首先要做的事情。

他对纳博科夫的评论，尤其精彩。在《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疏离与误解——纳博科夫的文学理念与文学批评》一文中，他说：

如果说，米尔斯基常常用“法国态度”来评价俄国文学，那么，纳博科夫则是用“美国态度”来理解和批评俄国文学，或者，准确地说，是用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态度”来批评俄罗斯文学。文学上的“俄国态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态度。……尖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宗教热情，博大的人道情怀，对道德痛苦的极度敏感，以及影响读者的积极态度，这些，都是俄罗斯文学极为重要的精神特征。然而，纳博科夫对宗教的态度冷淡，也缺乏介入政治的热情，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宗教的无所谓态度跟我在政治社会方面的不喜欢团体活动本质上是一样的。”从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看，他不会成为“斯拉夫派”的战友；从政治态度和批判精神看，他也不可能是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西方派”的同志。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不是一个特征鲜明的俄罗斯作家。（第619页）

在此基础上，李建军深入分析了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纳博科夫用“新批评”的方法和现代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解读文学作品，他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有形式主义倾向。它们对形式的兴趣大于对意义和道德的兴趣。它们贬低思想在文学和艺术中的价值，用纳博科夫的话说，就是“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7。它们对传统也极为鄙视，视一切固有的规范和经验为陈腐的教条。

李建军一直认为，俄罗斯文学的魅力，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其道德热情和教诲性。更注重文学的内容和道德性，这就是俄罗斯文学在精神上的一个特点。生活在现代或后现代的人们，可能觉得这种道德生活太沉重了。他们需要的是解构，是娱乐至死，或者说，是艺术至上，而对那种充满热情的教诲意识和精神，多有反感。李建军说：“纳博科夫自己的文学写作，之所以没有达到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境界，之所以没有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叙事作品那样大的内在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缺乏俄罗斯文学面对世界的博大而深沉的人道主义热情，缺乏面对生活的庄严而热情的现实主义态度。”（第624页）这里，我们看到了李建军对现实主义的热爱，也看到了他对现实主义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被误解、歧视的不满。对此，他这样说：“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兴起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便受到了严重的误解和歧视。在现代主义者眼中，现实主义几乎一无是处——就伦理来看，它是陈腐的，就美学而言，它是丑陋的。现实主义被当作‘落后’的同义词，被视为一种过时而可笑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法。现实主义是一切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的天敌，也是后现代主义眼中的集矢之的。”（第624页）有时候我也在想，李建军批评纳博科夫的理由，是否也可以说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误读呢？我爱现实主义，也爱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现实主义是俄罗斯文学最伟大的经验，也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他认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在道德和趣味上，“始终是道德优雅的，始终回避法国小说家式的粗鄙和直截了当。俄国现实主义虽然外表并不十分矜持，但实质上却如英国维多利亚小说一般优雅审慎。丑陋、肮脏和性关系的生理层面，就整体而言均为俄国小说家之禁忌。”8我个人认为，李建军是接受了这种传统，甚至深入骨髓，所以，他一点都不能接受小说中肮脏的描写以及对性的大篇幅描写。他批评莫言、贾平凹，是有这个要求的。

上面讲的伦理批评，主要指评论家在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时所选择的角度，是对作家作品做伦理层面的解读。其实，就批评家本身来说，也有一个伦理问题，我想，这也可以划入广义的伦理批评之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些批评家是配不上批评家这个称号的，因为他们本人在伦理方面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关于俄罗斯文学传统，李建军在他这部著作的结尾部分这样概括道：“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是伟大的，也是强大的。这个由普希金奠定基础，由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伟大作家最终巩固起来的文学传统，虽然受到了新的文学潮流的挑战，但是，它依然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作家和读者。它的宗教情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它的批判精神和反讽精神，它对自然和自由的热爱，它的优美风格和史诗气魄，都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那些优秀的俄罗斯作家和非俄罗斯作家的写作。”（第839页）

《重估俄苏文学》的出版，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不啻是一剂良药，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的面目，也明白理想的文学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中国当下文学廓清迷雾、开拓道路，可谓功莫大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影视的文学改编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18ZDA261］的阶段性成果）

1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57页。

2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6页。

3 同上，第95页。

4 李建军、杨光祖：《用伟大的经验矫正自己时代的文学——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研究访谈》，《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

5 同上。

6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满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595页。

7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2页。

8 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下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5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