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五十,他们走进同志音乐吧,寻找最后的爱人

原标题:年过五十,他们走进同志音乐吧,寻找最后的爱人

摘要:长沙有一家中老年同志音乐吧,隐藏在一条小巷里,开业一二十年间,来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同志。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了“同性之爱”被视为犯罪与精神疾病的时期。年轻时,他们无法认同自己的性取向,有的甚至没有感知,人到暮年,他们暂时摒弃了丈夫和祖父的身份,在音乐吧寻找青春、性,以及被需要的价值。

文|程静之 编辑|王珊

刘正华坐在音乐吧黑暗的角落里,刷了一下午的小鲜肉视频。那个二十岁出头的男孩从木门钻进来时,他耷拉着眼皮的细长三角眼里,终于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

和他一样,无论是挂着大眼袋的干瘪圆眼,蒙上一层薄雾的浑浊眼,还是深凹在眉骨之下的浅褐色眼睛,音乐吧里的老年人眼里流淌着同一种目光,落在新来的男孩身上,移开,又瞟回来。

霓虹灯旋转出紫、绿、红三种颜色,打在刘正华松弛的脸上,像涂了一层蜡。他55岁,身材还未走样,穿一件粉色T恤,潮流运动裤,两鬓的头发冒出白根。他生活在一个三线城市,认识“同类人”的机会少,隔几周就来长沙这家音乐吧里寻找新面孔。男孩是他今天的第一个“猎物”。

他端起茶杯,拖了个凳子,翘着二郎腿,在男孩旁边坐下,递上一根烟,“你觉得你喜欢男人?”

音乐吧隐藏在长沙闹市区一条悠长的小巷里,距离商业区五一广场只有几百米。这里原是一个蔬菜仓库,三四十平方米的空间,如今四壁被暗红色的墙布包裹着。老板是一对年过五旬的同性伴侣,在中年各自告别了妻儿,一起经营这个空间。这里提供茶水、怀旧金曲,开业一二十年间,来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同志。

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了“同性之爱”被视为犯罪与精神疾病的时期。人到暮年,他们暂时摒弃了丈夫和祖父的身份,在音乐吧寻找青春、性,以及被需要的价值。

曲终,人群散去,推开木门,他们回归各自的家庭。

音乐吧里,熟识的同志围坐在小圆桌前。程静之 摄

巷子里的老人

9月的长沙,空气又浓又热,音乐吧的冷气里充斥着香烟的辛辣味。刘正华双眼酸涩,想去里间的沙发上打个盹。黑暗中,有人在摸他的腿,他朝对方望了一下,是个戴棒球帽的老年人。刘正华进来没多久,老人就盯上了他。手越来越不规矩了,他干脆坐起来,回到唱歌的地方,以免搞得人家下不了台。

“我喜欢年轻的,18到25岁之间。”对此,他直言不讳。但这里少有他的目标。

“一声声如泣如诉如悲啼,叹的是,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两个老年男人在深情对唱李谷一的《知音》,唱到浓时彼此对望。他们认识不过个把小时。

霓虹灯照出了面上的老年斑,光秃秃的、飘着银发的脑袋,和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典老歌,摇过来,晃过去。每到周末的晚上,老人们把灰色瓷砖地板围得密密的。公司老总、公务员、夜场演员、送外卖的,各方面的都有。

他们通常一身运动服,配个棒球帽。正式点的,背个公文包,衬衫掖进裤子里,皮带把肚子箍得圆滚滚的,挺在身前。

刘正华个子一米八,一双浓眉,鼻子笔挺,他看不上这些衬衣、皮鞋,觉得老土,讲话也乱七八糟,没什么品质。十几年前第一次来音乐吧时,他已经离婚,想放松一下。结果跟他搭讪的不是太老,就是太娘。有一次,他听到有人唱《春风十里》,年轻人喜欢的那种文艺歌曲,赶紧从里间跑出来,结果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翘着兰花指,他立马没了兴趣。

66岁的李立军爱穿红、绿、蓝鲜亮的颜色,总坐在离空调最近的地方,点两瓶啤酒。从机关退休后,他感觉自己不被需要了,星期几、节假日,什么概念都没有。早五年,他剪掉了一头大波浪,年龄“到点了”,剩下唱歌一门爱好,就来音乐吧打发日子。他喜欢有文化的大学生。早些时候,一个年轻的,仗着几分姿色来和他搭讪,“像苍蝇盯上了蛋”,他理也不理。后来,知道他脾气的都识趣了,再也不来打扰。

一个人枯坐着,李立军的眼睛总能捕捉到有意思的事:音乐吧里,几个老头为抢一个年轻的,争风吃醋,干起架来;也有年轻人仗着有钱,寻了三个老头,在同一个房间里,像极了电视剧里的几房姨太太。

曲子换成了《浏阳河》。音乐吧中央,70岁的王孟强拾起麦克风,和着节奏,切换脚步,目光流向另一个老年人。王孟强相中他五官端正,讲话也还可以,端着茶杯坐到了他身边。

王孟强当过几年兵,他早年丧妻,后来又接触过两个女人,没打结婚证。到了更年期,王孟强那方面很痛,对女的就不感兴趣了,他对女人说,“我们只能做朋友,姊妹一样。”

可女人就是爱上他了,衣服、鞋子都要给他买好。王孟强不领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偏对一个老头子有感觉。那是个孤寡老人,每天买菜从他家门口过,后来对王孟强表白,“我好喜欢你的,晚上带你去个好地方”,说的就是同志音乐吧。不过,王孟强现在对他没感觉了,“太老了,身上还有一些病。”

到音乐吧只要花十几块茶钱,就能“看到新鲜货”,别管多大年纪,反正要有感觉,他都能接受。他在这儿遇到过单位两名男同事,吓得一溜烟就往厕所里钻。好在他的秘密一直没人知道,现在这两个同事一个八十多,另一个已经死了。

王孟强现在的男朋友之一,就是在音乐吧里认识的。那天,灯光一会儿暗,一会亮,照在一个独自待着的老人身上。

“几个小孩?”王孟强走过去搭讪。

对方比出手指,“三个。”

“有没有同房?”对方摇摇头。

这些王孟强都要了解清楚,有家庭的他觉得放心一点,“有老婆(同房)的,也不会去打扰”。 有的人整天守着歌厅、麻将馆,被别人包养,“那种要钱的,不敢去接触”;有的专寻一夜情,玩的时候花言巧语,第二天行同陌路。

一曲终了,男朋友老佐在台下拍掌叫好,“掌声要响一点,也是一种爱的释放。”感觉来了,他们就去里面的房间,坐在沙发上,靠在对方的肩上,“我们互相之间牵牵手,摸一摸,我喜欢他,他也很真诚地待我”。进入暮年,他们更享受彼此的抚摸。

他们不愿意提及家庭,因此很难融入异性恋老人群体。在音乐吧、澡堂这样的“货场”,他们才能重新获得与社会的连接。

风险同样存在。一个80多岁的老头子,白白的,很高大,做的时候一兴奋,心脏骤停,“牺牲了,变鬼了”。有个老人有段时间不出现,王孟强跟一个常客打听,“死啦!”问是什么病,对方只拿癌症或脑梗当幌子,王孟强知道,那个老人是艾滋病。

音乐吧的独立卫生间特意不上锁,防止两个人同时在内。这天,离开音乐吧时,王孟强叮嘱一个朋友,“玩牌别太夜(晚)了,千万不在(同志)浴室过夜。”

一名LGBT志愿者曾听音乐吧的老板说,以前这里有个顾客,在浴室“吹”了9个男的。直到有一天,男人唱歌时接到电话,被告知是HIV病毒携带者。他当场丢掉话筒,站在原地愣了很久,等反应过来,失声痛哭。他将自己关在一个包厢里,喃喃自语,“我不想死!”

“他再也没来我这里唱歌了,我后来听说他死掉了。”老板对志愿者说。

两位老年人在唱歌。程静之 摄

时代的末班车

不可避免,老年同志的舞台越来越小了。

Blued软件上,刘正华把年龄写成38岁,很快收到私信。照片一发过去,“你好老了”“我跟你年纪相差太大了吧 ”,再聊一聊,就被拉黑了。酒吧里,音响“砰砰砰砰”,朋友点几首老歌,年轻人就用那样的眼光看。

“到了这个年纪,不是你的主场了。”除了音乐吧,他已无处可去。

刘正华意识到身体变老,是从两鬓开始的。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一股沮丧感涌了上来。他一刻也不耽搁,去超市买了染发剂,把头发染回黑色。次日,镜子里的两鬓又露出了白的,染了几次,刘正华烦了,只能慢慢习惯这种白色。

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块,“能接收到更多新的讯息,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前几年流行炒币,男朋友把大学同学的身份证都抄了过来,在网上限量预约,一下赚了6000多块。他喜欢这些新鲜事物,不像和老人在一起,这里痛,那里痛,反反复复几句话。

可有的年轻人就喜欢大叔的感觉。一个30岁的小伙,自称从小没有父爱,在音乐吧寻了60多的老头,早上陪他一道散步,听他唠叨。老头嗜酒,心态消极,可小伙就喜欢“他像爸爸一样,考虑你结婚,工作”。但小伙也知道,“年纪大的,生老病死,总不能一直生活在一起”。

带刘正华来音乐吧的朋友张松,矮矮胖胖,脚一蹬,可以在地上打几个滚,在老家几乎找不到朋友,来了音乐吧,大叔的形象反倒让他很受欢迎。但精力毕竟跟不上了,六味地黄丸、古汉养身精,像垂死的人抓住救命草,有时一天吃五六次。后来,张松体检出肾脏损伤,血糖飙升。索性不控制了,“吃都不吃,我还活着干嘛!”

在这个圈子里,谎言太过平常,老人无力反抗。一个湖南男高音歌唱家,把什么都投进去了,给对方20多万买房子,“今天说再见,明天在街上碰到,绝对不打招呼”。有老头子在火车站的同志厕所里,被人比刀子,包里几百块钱都被拿走了,不吭声,就怕这个事情要曝光。他们很少把人带回家,有一种骗子,专门到了家门口高声要价。

王孟强把头发梳得服服帖帖,手上戴着一枚大金戒,裹在一件裸粉色的衬衫下,皮肤皱成了干瘪的橘子皮。尽管周边无人,他仍半捂着嘴,把声音压得很低:早几年,他把一个40多岁的骗子带回家。早上起床,骗子也直接,“我要钱。”王孟强寻思打不过他,干脆去派出所报了案。

“我是搞同性恋的,我遇到一个骗子!”

年纪大了,他觉得这个事情暴露了,无所谓,“同性恋不是贩毒,也没搞什么诈骗!”

派出所的民警瞪大了眼,批评老头子,太没脑筋,还有这方面爱好,把骗子也训了一顿。往后,这番经历在音乐吧里传开,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但王孟强没告诉大家,他请求民警别跟家里说,对侄女也打了谎,只说一个女的要诈他的钱。

王孟强早年家里条件不好,妈又是个瞎子。亏了模样好,追的妹子有好几个。他最终在糖果饼干厂里挑了个最朴素的。那时妻子把控得紧,哪怕一晚没归号,就要吵,结果没多久,妻子遇一场车祸走了,王孟强“又当爹又当妈”,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

一辈子拼拼打打,没曾想人老了,反寻到了快乐与自由。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他去了一趟广州见网友,朋友骑个摩托车,带他逛广州塔。王孟强在后座,戴一副墨镜,头靠在朋友背上,双手搂着他肚子,肉肉的,有恋爱的感觉。

“我好多年都失去了这种(感觉)。”说完,他抿着扁扁的嘴皮,一副满是委屈与酸楚的样子。“还要什么东西,就是要每一天都过好。”

王孟强的男友老佐,在Blued上有718人关注,523个粉丝。凌晨五点,就有人给他发老年惯用的表情包——“早上好”,红色楷书,大字,背景是十一朵玫瑰,满屏红心砰砰闪动。老佐一一回复。

“也是搭上了时代的最后一班车。”老佐说。

老佐背微驼,肩膀一高一低,高鼻梁,模样精明,身体健朗。50岁时,一个老头在厕所对他说,“我好喜欢你”,他才知道世界还有这么回事。三四十岁时,家庭负担沉重,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暮年进了圈子,追他的细伢子(小伙子),比当年工厂里的妹子还多,他才感到真正的快乐。

“一辈子只有这么长,作为男人的这个角色,养家糊口、传宗接代,已经做得很好了。”老佐说,到老了,想为自己活一次。

老佐不喜欢打麻将,嫌那里的人太糙,去了要吃二手烟。也不愿多去同志澡堂,不高雅。每次到长沙,他往身上洒点香水,脸上抹了甘油,坐十几站免费公交,就往音乐吧里奔去,看看“是不是还有人会喜欢我”。

“我还是有爱,这个爱释放在哪里,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谁也不能够干预。”老佐说。

和公园相亲角的老年人不同,音乐吧里,“你做什么工作”“退休金多少”都是大家避讳的话题,毕竟不是要成家,牵扯到经济,反而不纯了。也有年轻人专门来这里找有钱的大叔。老人也看得很明白,20岁的小孩,没钱,找自己能干嘛,“他付出的是青春,你付出的是钱,两种需求。就当成投资做了一件事情,只不过最后结果不好而已。”一个50岁的大叔说。

可大叔还是一头掉进去。他认识一个美团跑外卖的年轻人,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加上鞋子七七八八,两个月花了一万多。大叔有时候给男孩送早点,中午又一起吃饭。晚上,大叔就坐在车后,陪他跑外卖,一直到夜里12点钟。后来,摩托车被交警抓了,男孩找了别人,把大叔拉黑了。

差不多半年后,大叔才从这段关系中走出来。

刘正华曾把这个圈子想象得太过美好,还带过一个男孩回家。那是爸爸去世后的一个月,妈妈摔了一跤,骨折了。他经常出差,家里缺男人照顾。不久,有话传到刘正华耳里,男孩在外面找了朋友,是一个有钱的老头。

刘正华眼里容不得沙子,和男孩断了。有人嘲笑他,做什么正人君子。

爱情就是个笑话,他劝朋友,不要一条路走到黑,否则自己会累死。

不比他的第一段感情。那时他才二十出头,和工厂里的小徒弟同住一间八人宿舍,上下铺,后来干脆睡一张床,工资也放一起用,有时候拌嘴,就像两夫妻。一年后,刘正华工作调动,两人分开。离别时,小徒弟说,如果将来结婚,一定要通知他。

另一家同志吧里的年轻人。豆瓣用户下大垅 摄

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了什么

刘正华家的衣柜里,一边是年轻潮流的牛仔服、T恤,一边是西服、衬衫。上班是一套,下班了,又是另一套。两种生活完全分开。床头挂着一幅“独舞者”的抽象派油画。麻将桌(亦是饭桌)上搁着一个烟灰缸,一袋南瓜子——听说男人老来吃些坚果,能预防前列腺。

刘正华从小在工厂大院长大,14岁以前,快乐无忧。记忆中的高一,五月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草地上。他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一个男生趴在身上,紧紧抱着他亲吻。“那种感觉又兴奋,又害怕”,他想把男孩推开,又想把他抱得更紧。那次经历,就像是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了什么东西。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刘正华觉得自己是个怪物,找不到同类。后来到街头散步,偶然买了一本杂志,上面写了一个词——同性恋,“难道我是这种人物?”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他找不到任何参考资料。

李立军比他幸运些。1969年,他进了北京的文工团。歌舞团里传来台湾那边的塑料录像带子,偶尔还有一两本同志言情小说。他亢奋地读着,藏在枕头底下,后来又在《红楼梦》中,理解了宝玉和秦钟。

但那时,同性情侣被抓到了,就判“流氓罪”。一位老人回忆,他的一个同志朋友接受了好几年劳动改造,服刑结束,又被单位打发去烧锅炉。一个农村干部被揭发,出大字报、批斗,后来上吊了。刘正华在爸妈单位的食堂门口见过一个男人,身上挂一个好大的牌子,写着“鸡奸犯”,大人聊了一些他听不懂的话,然后像避瘟疫一样避开。

李立军一直压抑着。北京的大澡堂,他尽量第一个去,或者最后一个去,害怕有生理反应,被人发现。一次,一个浙江的队友在澡堂袭击了他——一个吻突然落在脸颊上。浙江人把话挑明了,“我观察很久了,你是不是也喜欢男孩?”后来,俩人经常结伴出去玩。

但对于出身书香门第的李立军而言,家才是最终的归宿。父母想抱孙子,催他回来结婚。他因此退伍,回到长沙,进了机关工作。

离京是在1979年7月9日,他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和浙江的战友在车站分别,两人站在人潮中,傻傻地哭。他们互留了信物,李立军依照《十八相送》,选了一把扇子,浙江人则送了一把铜质的短刀,“是不是要一刀两段?”李立军和他开玩笑。两人挥手作别,约定一定要常通电话。多年后,他们在文工团的聚会上再次见面,战友谢了顶,脸上的轮廓垮了,全身肌肉松弛。李立军早已没了感觉。

回长沙半年后,李立军第一次见到妻子,就在打结婚证那天。婚后三年,孩子一岁多,刚会走路,李立军的父亲走了,也算完成了他的心愿。

十多年后,同样的经历,在刘正华身上重演。

1990年代,年近三十的刘正华还没成家。一次,参加活动结束后,同学各自回家了,他一下子无处可去,思量“是不是也该结婚了?”那个年代,不少学者在论文中写道,同性恋是一种病态行为,更被列入精神病学研究范畴。刘正华就认为,既然“有病”,结婚或许是一味药。

阿姨认识一个不错的姑娘,他同意见面了,就在阿姨家里。姑娘后来告诉他,那天他就穿了个背心,大裤衩,一双拖鞋,还在那儿抠脚趾甲,好不重视。刘正华听了好笑,但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姑娘又是什么样子,“完全不记得了。”

半年过去,他连手都不要牵。姑娘反倒认为他正派,给他写信。双方父母见了个面,婚事就这么定下了。

按照约定,他提前一个礼拜通知了小徒弟。结婚前一天,小徒弟来新房帮忙刷油漆,布置。晚上,两人睡在地板上,说到这,刘正华突然停住了,把头侧到一边,嘴角的肌肉微微抽搐,他吐了一口浓浓的烟,才接着说,“我们又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的婚宴让刘正华感到一种疏离。宾客、家人、新娘,看起来都那么开心,唯独自己没体味到。他配合着闹洞房,尽了丈夫的义务后,倒头就睡。

他再没和小徒弟联系。

但婚姻不是问题的终结,而是更多问题的开始。

头三年,刘正华尽力把父亲和丈夫的角色做好。医疗书上介绍了一种“电击疗法”,他下不去狠手,选了另一种简单的:在手上绑一根橡皮筋,有想男人的念头,就弹一下,“我就这样理解,就像感冒,肯定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先痛,痛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好。”但妻子在哺乳期间,欲望愈来愈强,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那段时间,小徒弟又来了家里一次。

那天,妻子抱着孩子去集市。他们赤裸着身子,正在床上,钥匙孔突然发出响声,妻子提前回来了。他们赶紧把被子盖上,吓得一动不动,只能装睡。妻子没往那方面揣测,但小徒弟再也不敢登门。

妻子不蠢,男人到底爱不爱她,能感觉得到。情绪就像是滚雪球,积累到一定阶段,两人因一点小事就起冲突。后来妻子下岗,去沿海务工,刘正华在老家忙工作,带孩子。妻子过年回来,两人在炉边烤火,刘正华说,“这次回来,就别出去了,小孩子一家人,在一起吃腌菜,也比分开好。”没想到妻子回了句,“谁要和你吃腌菜?”连陪他回家探父母都不愿意了,这段关系就彻底崩塌了。孩子六岁时,刘正华去了法院,起诉离婚。

他彻底不想回头了。

那时候,电话已经开始普及。他找来本市的黄页,翻了所有的娱乐场所,一家一家打过去,问有没有同性方面的服务。打到第六家,老板也是“这种人”,他由此接触到“妈咪”——一个地区的同志联络人,第一次看了gay片,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妈咪”看起来很老,头发掉光了,讲话结巴,但人脉广。他把刘正华介绍给更多人认识,“那时候没有软件,认识一个朋友就会很珍惜,谁家办个红白事,‘妈咪’都会带人去捧场,好像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连接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出现了,李银河的文章也出现了,“流氓罪”消失了。

由张北川教授创建的《朋友通信》杂志,通过地区的“妈咪”发行,里面有很多科普、同性之间的情感故事,末尾两页还附上了交友信息,这让刘正华找到了自我认同。

那时网络语音聊天室还很新潮,他做过“网管”,主持了一期话题,“同性恋是天生的吗?”他打了一个类比:就像工厂生产一批产品一样,一百个里面总有两三个不合格的,天生就给你做成了这个样子,没办法改变。

“可能我们就是那个不合格的,差了点尺寸的东西。”

青岛的张北川教授创办的朋友通信杂志 图片来源网络

门外的世界

有的妻子是在开封的避孕套盒子里发现了端倪。原本是8个,现在还剩7个,6个,谁用了?丈夫从小心翼翼,到木然,最后冷漠,但从未承认自己是gay。

还有的偶然间翻到丈夫手机聊天记录,字里行间明明白白的,她近乎崩溃,抓起切面的刀往丈夫身上甩,丈夫力气更大,拽着她的头往墙上撞,两人厮打在一起。为了孩子的名声,她选择不离婚。

一名同妻在家里撞见丈夫和男友,一丝不挂,她几乎滚着下了楼梯,发誓永远不再踏进这房子一步。

时代带来了一场场悲剧。据《中国“同妻”生存调查报告》,中国约有1600万同妻,这是一群隐藏在已婚同志背后的秘密群体。在无性、无爱的婚姻中,她们如在深渊,忍受冷暴力和性病威胁,感受绝望、无助和痛苦。“很明显,我是被牺牲掉的一个人。”一名同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现在50岁,说实在的,我的前途已经很昏暗了,身体也出了问题,我没有孩子。”

刘正华认识一个机关领导,他和派出所所长唱卡拉OK,喝醉了酒,在所长身上到处摸,所长发火,走了。后来,妻子看穿,没有大吵大闹。刘正华推测,也许在妻子的概念里,“这可能就是个爱好,等玩厌了,能够回归家庭。”再说,她自己年纪也大了,真的离婚再去找,也不现实。领导担心影响前途,也不敢离婚。

一次周末,领导借口和同事去北京出差,妻子在外面,赶巧碰上了那个同事,回家就打电话,“你还不说实话。”更丑的一次,是和男孩在宾馆,被女儿抓到了现场。这之后,他被家人盯得更紧了。

李立军的妻子至今不知道他的秘密。孩子上了小学,他推脱身子不好,夫妻就分房了。那段时间,他下班后,兼职做舞蹈排练老师,人群里,一眼发现了一个男孩,“动起来很漂亮。”他们聊小说,听音乐会,去“夜猫酒吧”。一天晚上,他把男孩带到河东,看歌舞团表演,太晚了,开了房。

男孩学的是冶炼专业,被分配到大西北,分手时,男孩误会李立军有了新欢,把房子里的东西都砸了。两人不欢而散。那段时间,李立军每天疯了一样喝酒。如今,男孩已年过四十,听朋友说,还没结婚。李立军认为自己害了他。说起这些,他红了眼眶,留下两行泪。

在家里,这个66岁的退伍军人总是以威严示人,妻子从来不敢质疑什么。“我来的客人(男朋友),她照样得规规矩矩招待。”李立军划手瞪眼,语调高扬。

他也明白,这段关系中,受折磨的是妻子。他就尽量把家里上下打点得头头是道,妻子只管烧饭就好。他认为这是对妻子的一种补偿。

一位广州的老年同志注意到,现在的年轻gay越来越反对骗婚,“你可以不喜欢异性,但不要害人家”。但在三四十年前,这些声音是不存在的。有人曾给他打了个比方,婚姻就像是年三十晚上的“煎推”——广州本地一种油炸食品,别人有,你也得有。“所有人都在结婚。没有其他选择。”

离婚后,刘正华从以前的房子里搬了出来。新买的一室一厅,把门一关,谁也不认识。与同学也不再来往,聚会更是一概拒绝。“他们会问很多事,家庭怎么样?小孩怎么样?(离婚了)这还没完,又问找对象了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如避开不必要的麻烦。

还有同事听说他离婚了,劝他想开一点,去唱卡拉OK,点了一个小姐。刘正华不得不稍微搂一下,有一次甚至被锁进一个房间。他和小姐解释,“我很正直的,不想做那个事,该付的钱会付给你,但请你替我保密。”他们在房间里聊天,消磨了一两个小时。

刘正华的妈80多岁了,担心儿子孤身过下半辈子,催着再婚。哥哥在一旁打圆场,“(妈妈)你别管那么多。”刘正华不知道哥哥有没有发现,没人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前妻再婚,刘正华觉得唯一亏欠的是女儿。小时候没了妈,又淘气,他不得不端着父亲的架子,镇住她。女儿上初中,拿着一包东西去卫生间,刘正华一口叫住,“是什么?”女儿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这之后,他把孩子交给了她妈。

《超级女生》很火那年,母女俩去买衣服,女儿喜欢李宇春那样的中性风,俩人吵起来,最后是刘正华出钱带女儿买。他对很多事情越来越宽容。如今,女儿26岁,没有对象,他想开了,儿女结婚,不是父母的脸面,关键是孩子快不快乐。

他没有告诉女儿自己的事。女儿找他要家里的钥匙,他没给,怕被撞见。

王孟强就被儿子察觉到了。七十大寿时,他请了一桌圈内朋友,儿子问,是不是同性恋?王孟强直接说,是的,这把年纪,想过个像样的生日。儿子回他,我不干涉你,你快乐就行。他们一起瞒住了儿媳妇,毕竟不好听。他觉得儿子蛮孝顺,不像其他人反应激烈。音乐吧一个老头被家人发现后,送去了国外,强制隔离。

为了让儿子觉得这群人没那么糟糕,过生日那天,王孟强偷摸着给gay友一个红包,再让他当着儿子的面送回来,不要吃完,抹了两嘴就走,不像样。

将来,他也盘算好了,去敬老院,“玩不动了,就必定要放下。”

有些感情也是如此。

前几年,刘正华在街上又碰到了小徒弟。他结婚了,有了孩子。拉刘正华去家里做客,给他烧菜。刘正华再有那种想法时,小徒弟拒绝了。刘正华意识到,“我不应该去打搅他。”

此后,他拒绝当婚姻里隐形的第三者。曾经一个男友说,他是家里的独子,过不了结婚这一关,刘正华说,你该结婚就去结,我不会阻拦,但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关系存在,连普通朋友也不要做。

每逢过年,身边的同志就会倒下一批。刘正华的朋友张松原本是个瘦子,母亲在世时,给他介绍的女孩,不下一个连。后来,他推辞身体不好,妈妈就一个劲买补药,大包小包的,吃成个大胖子。一年除夕,所有亲戚朋友都指责他。吃完年夜饭,他打电话给刘正华,约出来,说得泪流满面。

后来,母亲过世了。灵堂上,年近半百的张松才敢出柜。他对妹妹说,“我不喜欢女人,可能是同性恋。”妹妹之前有过怀疑,指着来帮忙的刘正华问,“那他也是这种人?”

张松点点头。

守夜的时候,妹妹走到刘正华身边,“你和我哥哥都是这种人,干脆在一起过吧。”

刘正华哭笑不得。“我和你哥哥是永远不来电的那种。”

婚后半年,26岁的重庆女孩发现丈夫是同性恋者。正在离婚期间的她独坐在家中,丈夫不知去向。

套子里的人

离婚后,刘正华和两个男人正式交往过。他不是没后悔过,这个圈子鱼龙混杂,“我找不到感情,我离婚干嘛!”

但三年前的一个夜晚,他给闺蜜打电话,“我可能会找朋友了。”

对方是软件上相识的大学生。天快转冷时,他们第一次见面,男孩接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一件军绿色的风衣,青春阳光。

追求了一个星期,男孩带着换洗的衣服,住进了刘正华家。那段时间,刘正华三餐都在家里做,每天换着花样。他们一起去买菜,进了家门,男孩很自然地把东西一放,捋起袖子,洗菜择菜,好像把这儿当成了家。

他们在一起没经历什么大风大浪,就连分手也是。男孩要毕业了,刘正华去找门路,牙医或麻醉师,都是不错的选择。男孩偏想去航空公司当空少。刘正华也知道,待在小地方,要耽误男孩的前途,就陪他去服装店,领带、衬衣、裤子、皮鞋一套,全给他买好,拍下了他唯一一张照片。

分开那天,刘正华准备了一件风衣,包了一个千元红包,男孩眼里都是泪,领了风衣,没要钱。他们在小区门口分别。

“有空到广州去,请吃饭。”男孩说。

“一个穷学生请什么,等你赚钱了再说。”刘正华故意把气氛搞轻松,“走吧。”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那是刘正华最后的一段恋情。

“感情里有一个减法。人在第一段的时候,可能会投入百分百。受伤了,再进入第二段,也许就只有70%了。”现在,他不愿再不顾一切,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境地。有那方面需求,就在软件上找朋友,两个陌生人彼此安抚,度过一个平常的夜晚。

他有底线,不找有家庭的。一个gay友,很早就离婚了,想给自己留后路,“等玩不动了,和前妻复婚,到时候有人照顾。”刘正华批评他,“又要家庭的温馨,又要找到自己,想得到的太多了!”

日本电影《彩虹老人院》 图片来源网络

一个普遍现象是,在圈子里的这些老人看来,找男人和找女人是两码事,“不涉及财产,也不会弄出个孩子来”。他们有的把这种关系看成“一种介乎爱情和友情之间的感情”,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我去抽烟、喝酒、打麻将一样的。老婆知道这个事情,她也可以容忍,因为没去玩女孩子,就这个‘兴趣爱好’了。”

音乐吧里,一个63岁的老人甚至劝年轻人,不要老泡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把家庭搞起来。”他曾让一个19岁的少年,再次走进同妻婚姻。

音乐吧老板的活法,反倒不被认可。“把老婆离了,跟一个老头,这个不好。”老佐说。许多人都如他这样想。音乐吧里有人30岁没结婚,有些40岁离了婚,老佐嗤之以鼻,“一个人就要有一个完整的家,还是稳妥一点,我们就没后顾之忧。”

也曾有人提出和老佐长久在一起,他断然拒绝,“我主要维护的还是家庭。我们在一起又不能去办一个手续,受不到社会的认可。”

今年六月,老佐和三个朋友自己开车,去了长沙、株洲、湘潭。几个老人一起买菜、烧饭,晚上看电视。最后一天,他们在汽车站分手,各自坐大巴车回家,老佐接受不了,要掉眼泪,“这么一把年纪了,真的不能这么搞,投入有点太深了。”回到家,他屏蔽了微信群,找妻子聊聊话,看看小孙子,回归另一个角色。

刘正华已习惯了单身汉的生活。晚上下班,不知道吃什么好,一碗酸菜面,吃了不到一半,剩下了。

大多数时候,他能够独自应付病痛,生痔疮也是一个人跑到医院开刀。但有一次高烧,夜里两三点,头昏脑胀,水在桌子上,可就是拿不到,电话也不知道打给谁。

这样的日子挨到星期六,刘正华邀上四个老头子,自驾三个多小时,又推开了音乐吧的木门。他合计着,几个gay友都单身,将来合租一个大房子,一起养老。退休了,就去不同的城市玩。死了,骨灰就撒在江里,不留下什么。

九月一个深夜,他收到一张截图,是朋友与广州男孩的聊天记录。男孩说,在广州跑遍了湘菜馆,还是没找到刘正华煎鱼的味道。刘正华一夜没有睡好。

他打算等到60岁退休,就去广州找男孩。不管有没有结婚,反正去看看。

想想,还是算了。破镜不能重圆,别再折腾了。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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