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刑法》第17条第2款之规定,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10月20日,大连市一名10岁女孩在放学回家路上被害,加害人竟为同小区的一名13岁男孩蔡某某。10月24日,按照法定程序报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公安机关依照《刑法》第17条第4款之规定对蔡某某收容教养。

愤怒。这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镇静地杀了人,在距家不远处抛尸,在微信群中撒谎掩盖罪行,加之先前尾随成年女性等种种劣迹,这个十足的恶魔竟然堂而皇之地脱身——因为他未满14岁,不用负任何刑事责任。
于是,不少人发问,《未成年人保护法》究竟保护了谁?
谈一谈,法律究竟怎么规定?
在微博评论区有不少人指出,规定14岁这一界线的不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而是《刑法》。针对此案,适用的究竟是哪几条法律规定?
《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针对上述不处刑罚的少年犯,则需参考另外两部法律。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第1-2款规定: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应当对其进行义务教育。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谈一谈,14岁何以为界?
为什么这么规定呢?——“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好多小孩心理已经很成熟了!”“一米七的个子,大人都不一定打得过他!”基于身体和心理的“成熟”推断,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一套准则。
在对“14岁”发问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刑事责任能力存在的意义:
一个人做出一个不法行为后,需要面临法的非难,即承受刑罚。行为人为何能被非难,不仅要求一个刑法上无价值的结果的出现(比如把人杀死了),更要求行为人在规范上有能控制自己不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的能力,即在事实层面上能认识行为内容、社会意义与危害结果的能力。若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那么犯罪行为就是对社会规范(法律与道德)的主动背反,个人必须对此答责;若一个人没有这样的能力,而被要求承担刑事责任,这就是一种结果责任。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虐”,正是指这样的情况。
——北京大学法学院 陈同学
从技术上看,不太可能做到“事事都特殊调查”。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犯罪者的心理年龄、认知水平进行考核,对每一个青少年都制定出详细的刑事责任能力综述,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且随着人身体、心理的成长,漫长的调研时犯罪者可能较之犯罪行为发生时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这对他来说也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只能根据大多数人的一般情况,一刀切地给出一个年龄。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杨同学

陈同学认为,14岁以下的孩子,对“犯罪”可能没有充足的认识:
总的来看,这个年龄的确认是基于行为科学和认知科学上的研究:以这个年龄为标准,更小的小孩普遍上可能没有充足的犯罪性认识,因而应当适用家庭矫正与收容教育;更大的青少年,则对部分犯罪(重罪)的犯罪性的认识已经大概到了可以“自己事情自己担当”的年龄段,因而可以交由国家行使刑罚权,适用刑罚对其报应惩罚。
——北京大学法学院 陈同学
贾老师认为,“幼年”是界线的关键词:
立法上之所以不让这一年龄时期的人负刑事责任,是因为不满14周岁的人尚处于幼年时期,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对自己行为的辨别和控制能力。
——华东政法大学 贾老师
谈一谈,法律究竟怎么规定?
何为幼年?大部分国家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在中国,14周岁以下是幼年,资料显示,多数国家的做法是将完全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规定在10—18周岁之间:
| 10周岁 |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喀麦隆,香港 |
| 12周岁 | 土耳其,加拿大 |
| 14周岁 | 中国,意大利,德国,匈牙利,俄罗斯,日本,韩国 |
| 15周岁 | 冰岛,芬兰,瑞典,丹麦,波兰 |
| 16周岁 | 西班牙,荷兰 |
| 18周岁 | 巴西,比利时,卢森堡 |
在这些国家中,政治文化因素不尽相同,制定法律的背景也存在很大差异,且并没有存在“刑责年龄越高,犯罪率就越低”的状况。由此可见,负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限度,并没有一个普适于国际社会的标准,甚至在美国一国之内,由于各州立法情况、犯罪情势差异,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也存在7岁到13岁的大浮动。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惩罚规则方面,各国举措也大有不同:
1
加拿大
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现行法律依据是《青少年刑事司法法》,适用于青少年指年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该法律要求少年法庭在量刑前,需要考虑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以及该损害是否属于故意所为或者可以合理预见。犯罪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反映出其主观恶性的大小,故意行为者比过失行为者的性质更为严重。是否可以合理预见其行为后果,刑罚的适用也将有所区别。
2
美国
1978年美国《青少年犯罪法》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13周岁,并将13~18周岁犯下特定严重罪行的青少年转移至成人法院进行审判,即实行“恶意补足年龄”原则,而这些被转处的青少年则可以欠缺刑事责任能力为由进行辩护并寻求由少年法院审判。
英美国家对于判定低龄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遵循“恶意补足年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处于一定年龄段的未成年人被推定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若控方提出相关证据证明,这个未成年人在行为实施时具有恶意,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则对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推定可以被推翻,这名未成年人应当对其实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来源:《法制日报》
3
英国
2009年一起案件的审理中,上议院明确指出,对10-14岁的儿童可推翻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推定已在法律中被明确废止,10-14岁的儿童也不得通过证明其不存在恶意而免责。至此,在英国,10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被认为具有和成年人一样的刑事责任能力。

“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在中国是否适用,学界存在广泛争议。但是各国反反复复的修法之努力,各种原则中透露出的法律理念,一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从域外的实例中汲取一些可用的东西,是我们改善法律的必经之路。
谈一谈,
降龄”等观点的可行性有几何?
事件发酵后,社区居民联名要求严惩杀人的男孩,在微博获得了百万转发,有不少网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从法律的层面看,这些观点的可行性如何?我们采访的一些学生和教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Q
先抓起来,18岁以后再判刑,合理吗?
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一个国家《刑法》中规定的内容能够随意被更改,那么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法律质量低下,不足以使人信服,若能随意修改,则会进一步发展成社会上法律秩序的紊乱。虽然现有的法律给出的解决方案,这种极端个案并不是每天都在发生,因此不足以以其为依据随意修改法条,有损法律权威。
——华东政法大学 贾老师
完全是无稽之谈。一个人能被处以刑罚,是依发生行为发生的时刻进行判断,而不能这样嗣后处刑。
——北京大学法学院 陈同学
Q
下调14岁的年龄界限,改成13岁或12岁,合理吗?
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前提,不能依据这些极端个案,而需要全面的论证。除非通过全面的论证,证明从行为科学和认知科学上,更小的孩子已经普遍表现出这样的犯罪性认识(可以被报应),并且对这一部分儿童的处刑能够效率更高地控制预防犯罪(可以实现预防),否则盲目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是严重错误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 陈同学
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弃用法律规则,使用法律原则进行审判,但仍可能留下隐患。出于法律的稳定性与确定性,仍然按照现有法律处理,但无论选择哪种,相关的法律在日后应当做出更改。
——华东政法大学 吴张豪
不赞同下调刑责年龄,因为法律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稳定性、固定性,该案例的恶劣程度并非占多数。在该事件中的那个男孩的年龄,大多数孩子还处于塑造世界观与人格的阶段,步入歧途的为少数,而性质如同该事件那般恶劣的更为少数。
——华东政法大学 施燕妮
不主张降低14周岁这一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多数还是由家庭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如果这些孩子换一个环境就是很好的孩子,所以随意降低年龄,把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让未成年人自己承担就有点不公平了。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 宋英辉,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24日报道

对未成年人需本着“挽救保护”的原则,所以我个人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持保留的态度。不能因为媒体的渲染而把问题放大,立法面对汹涌的民意时,要保持谨慎。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
诚然,法律并不是一个“私人订制”的特殊用品,在关注极端个案的同时,不要忘记法律是社会的最深刻的底线——但是,在面对极度恶性的个案时,法律在不动摇底线的条件下如何给予正当的特殊处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法不溯及既往”,此次事件带来的恶性后果已经无法消除,“收容教养”已是现行法律范围内的最严解法。现在疾呼修法,是为了今后更合理地惩戒加害者、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在这一出发点之下,“惩戒”显然不应是唯一的关注点。
谈一谈,
惩戒之外法律应当做什么?
在法律的语境中,刑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报应,以及预防。报应刑是指对加害人的身体或自由造成伤害,通过强制的命令达到恶有恶报的目的,通过“绳之以法”来使被害人或社会得到满足;而预防刑则是为了“预防这个人,使其不再犯罪”,比如拘禁,使其不能再自由地行动伤害他人,比如处以死刑,消灭其肉体,彻底消灭其再伤害他人的可能性。
对于社会而言,预防刑具有更大的意义。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实例中,矫正、改造以起到预防作用,比一关了之或是一放了之,要更有社会意义,也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必须明确,处罚少年犯的社会成本是很高的。少年犯需要单独的少年监狱、心理干预、心理矫正、职业教育,这些矫正与改造措施的成本远远高于对成年罪犯的刑罚(关在一个地方,武警把门,解决吃喝拉撒睡)。同时,最现实的一点还在于,刑满释放的少年犯的“再社会化”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让一个小孩坐牢了,确实实现了报应的效果,甚至震慑了一般公众、起到了一般预防的效果,但是在特殊预防的层面上,则存在巨大的问题:谁能保证出来的一定是天使而非魔鬼?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成为魔鬼的风险远高于成为天使。因此,把刑事责任年龄下降一岁,少年犯就多一大批,社会成本就增加一大笔,未来产出更多的魔鬼的风险也大很多。
——北京大学法学院 陈同学
有刑就应该有罚,对少年也要有处罚项目,但这个项目“罚”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强制治疗和强制教育,落在治疗和教育上,前提是“强制”。对已出现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不能没有强制方式,否则,无法实现教育与矫治,而且对社会安全也是不负责任的。强制不能以罚为操作,而应给予这类未成年人生活基础的照顾与能力赋予。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李玫瑾,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9年3月25日报道
从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加强对未成年人教育、监管等;增加与公布与劳教配套的多方面惩教措施,严查并公布对其父母责任与训诫在内的措施。
——华东政法大学 贾老师
谈一谈,法感情和公正处理
“首先,必须承认,看到这条新闻,我的朴素法感情告诉我,最好把这个小孩子千刀万剐或者火刑烧死。”接受采访的一位法学专业同学说。
没有人生来占据道德高地,“铁面无私”的法官和律师,在依法处理案件、撰写文书、为民申辩时,除了扎实过硬的专业功底,更需要通晓世故、关怀人性的法感情。
在法律的修缮过程中,这种情感更不能被无视,或被现有法条“斩钉截铁”地压制。

我们必须承认,下调年龄界限的声音存在不妥之处,需要更具专业性的商榷,前文提到的“改变一刀切的年龄界限,放宽年龄的绝对限制,综合以科学的评判标准”、“完善犯罪少年再社会化等制度”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但将这些声音粗暴地归为“情绪”,绝非正确解法。表达越愤怒,渴望法律完善的愿望就越强烈——谁都知道这个小恶魔不会真的被“千刀万剐”,但谁都希望青少年罪犯能够受到更与犯罪事实相匹配的惩罚。
我们的呼声并非没有道理,法律,的确需要改了。
采写 / 冯帆洲 张栩浩 王兆隆 周琪 张滺怡 杨二一
责任编辑 / 杨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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