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抄谁的:传统历史编纂观念与现代知识论观念的冲突

原标题:谁抄谁的:传统历史编纂观念与现代知识论观念的冲突

谁抄谁的:传统历史编纂观念与现代知识论观念的冲突

钱茂伟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

问题的提出

史源学考察,倡导自20世纪40年代陈垣,目的是“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1]。受此影响,不少出身北京大学的学人重视史源考察,如浙江大学的梁太济、黄时鉴教授。[2]21世纪以来,不少港台学人颇喜欢做史源学考察。在台湾,明代研究会在东吴大学徐泓教授的倡导下,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的平台,克服各做各现象,做了“明代史籍研讨计划”,以《明事纪事本末》为中心,考察明代史料的来源问题。[3]中央大学吴振汉教授注意到了官修《明史》抄何乔远《名山藏》资料问题。香港大学杨文信、梁绍杰教授及其学生明柔佑注意到了《石匮书》来源考察。[4]这是在现代知识论语境下提出的学术问题。这样的考察当然是有意义的,可以让我们明白前人是如何编书的,完整的图书是建构起来的。大段大段地抄别人的材料编纂成书,这在今天算剽窃,那么,在古代算什么?这促使笔者思考古人的历史编纂观念及生成的文化平台,进一步思考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困难性。

一、中国人的编书传统及其优缺点

古人是如何对待历史编纂的?他们的观念有什么特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明代大史家王世贞是如何寻找不写“明史记”理由。朋友况吉夫“每以续史见属”,王世贞总觉事大,“未敢承担”。他在回信中说:“仆固不佞,兹意蓄之久矣。虽会出入朝野,未遑息肩。然所以不敢轻举笔者,说有二:其一尝笔之《卮言》。以为千古而有子长,亦不能成《史记》,何也?西京以还,封建、郡邑、官师、宫殿,名不雅训,不称书矣。其诏令、辞命、奏书、赋颂,鲜古文,不称书矣。其人有籍、信、荆、聂、原、尝、无忌之流足模写者乎?词有《尚书》、《毛诗》、《左氏》、《战国策》、韩非、吕不韦之书足荟蕞者乎?窃恐未能继也。其二则尝有罪我者。《史记》,千古之奇书,然非正史也。如游侠、刺客、货殖之类,或借驳事以见机,或发己意以伸好。今欲仿之则累体,削之则非故。且天官、礼乐、刑法之类,后几百倍于昔矣。窃恐未可继也。”[5]王世贞为自己定了一个机械模仿《史记》目标,后来发觉达不到预定的写作目标,于是便打起了退堂鼓。因为有优美的作品可参考,所以有了优秀的史记;因为没有现成的优秀文字可供参考,所以不肯写明史记。这个理由,在今人看来是相当荒唐的,然而竟出自一个大文豪之口。王世贞所言是传统史学的实况,这是由古人历史叙事“述而不作”传统决定的,它强调直接继承前人优秀的文字作品。今天的研究,更强调直接搜集第一手资料,用自己的思维、逻辑与语言,建构新的框架,这是不同之处。

古代中国有一个文化继承传统,这个传统表现为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始于孔子作《春秋》孔子就是一个编纂家,他自称述而不作。今天虽然看不见各国春秋,但从有限的断简透露的信息来看,基本是抄撮。所谓述而不作,历来有不同的理解。笔者以为可以理解为保持原貌,抄撮前人文字记录而不进行新的创作。作,即创作,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创作,它是建立在研究、分析、思考基础上的。孔子为什么不改动?有三种可能:第一,尊重前人习惯。不更动,在今人观念中是抄撮,而在古人看来,则是尊重前人。中国是一个尊老的国家,死人为大观念相当重。第二,尊重王室记录。有关国家历史的第一手记录,是由政府史官负责的。今天的国史,是“大国家史”,是全体国民共同的历史,而在上古,则是“小国家史”,就是王室家族的历史。第三,技术因素。当时仍以口头传播为主,文字书写在竹简上,竹简不允许写较多的文字。以上任何一点,都可以促使民间学人孔子不敢随便更改历史书写模式。这样的述而不作观念,反映出孔子将传播传统文献当作首任,而不是忙着系统阐述、建构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这是符合春秋末年“立言”尚属凤毛麟角时代特点的。

孔子之后,有了《左传》。记录是对事实的初步理解与认知,而叙事是按时间重现,按专题重现,前后有连贯性。专题的选择,取决于意义的理解。编纂的本质是叙事,叙事的本质是转述。与《春秋》的有纲无目相比,《左传》的最大进步是详细叙述历史故事,变成有纲有目的、可以阅读的完整历史作品。《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编纂型叙事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了历史叙事时代。此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及相关的纪传系列作品,以《汉纪》、《通鉴》为代表的编年系列作品,甚至以《通鉴纪事本末》为代表的纪事本末系列作品,均有一个共同点,强调历史叙事。纪传体,笔者称为多重叙事作品。

那么,中国的历史叙事传统有何特点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最大的特点是,只讲究结构的不同,而不太注意文字表达的不同。在历史编纂中,古代中国人有一个文章内容袭用传统,即直接抄录前人的文字而不以为抄。史家们编纂历史作品时,虽参考过众多的文献作品,但看不见前人话与自己话的区别。他们一般习惯将前人话与自己话一锅煮,出现参考文献失声现象。这在叙事规则上,称为融会贯通。古人只有直接引文,没有间接引文。或者说,表达方式是一样的,只有个别删节问题,偶也有术语的改写问题。编纂过程,也是认知的变化过程。抄撮,背后也有一个选择观念问题。不会全部抄撮,总要选择性地抄撮。这种选择性,反映出不同观念在起作用。一部叙事作品,就是一幅画。选择哪些材料进行组合,完全取决于观念。抄书的过程,是选择的过程。选择是观念支配下的一种筛选活动。一般说来,历史事实的书写,增文字难,减文字容易。这样,他们的写作,不是知识的增殖,而仅是文句、材料的重新组合,甚至是增删。从古人传统来看,他们就是搜集材料,进行增删,不是重写,而是重编。这样的叙事编纂传统,本质上,仍是述而不作。只是,述成为叙事。这样的述而不作传统,可称为编书传统。编书,就是重新组合材料,构成一部新作品。

其实,中国人擅长于编书,这个习惯至今仍存。即便在今天的大陆,仍盛行编书,港台学人甚是不理解。政府及出版社喜欢策划一套××丛书,研究机构也喜欢出版一套××史丛书。政府出版资助不及论文集,出版社至今不肯出版论文集,更喜欢资助出版专著。论文集被看作是个人的作品,而资助是国有的,于是,得不到资助。

编书传统,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深化历史认知。专业化研究,正是为了克服传统的综合化、整体化而出现的。在没有分析,没有话语表达方式的冲突下,这种沿袭,被看成好事。大家崇尚古文的简洁,而不是在详细上下功夫。今天的研究,强调细节。而在古代,则是简洁。分析与欣赏眼光不同。分析导致重新组合材料,叙事建构则不会。

二、中国人何以抄书成传统?

中国人何以编书成传统?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分析起来,古人编书成习惯的内外因素,不外是下列一些:

第一,中国只有知识国有传统,没有知识产权传统。中国只有国有性,没有私有性,国有性是中国的传统。中国何以没有知识产权传统?在国有体制下,知识不具有私有性,连人、财产都不是私有的,知识如何可能算私有财产?既然是国有的,自然是人人可以使用的。就是说,中国应该公有的却成了私有,应该私有的知识成了公有。如此,政府及士大夫,打着为国服务旗号,什么材料都可以使用,不存在什么侵权问题。这种状态,至今仍存在。严重的情况,明朝以后,只有改编一下,都可将前人当作自己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大名。

第二,中国人的讲同忌言异传统。政治与学术的规则不同,政治趋同,学术求异。古代中国是一个强政治、弱学术的国家。政治求同规则,横行社会,导致人们不敢言异。在政治权威、祖先权威影响下,不允许人们有丰富的想像力,面对政府记事,学者不敢擅自改写。在中国政治之下,本来经史两大领域独立认知的空间就不大。思想类作品不发达,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战国诸子,倒是典型的作,他们就是为了阐述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思想创新的时代,思想交锋的时代。只是,诸子在以后的发展命运不佳。中国聪明的学人,著书立说,多只能以解释的形式出现,而不敢独立成书。

第三,与汉民族过实的观念也有一定联系。名实相符是中国人基本观念。在后现代学人来看,言不尽意,文字无法全部表达事实与思想。而在前现代的中国人看来,事实与文字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这可能是由中西不同文字系统各自特点决定的。中国汉字是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象形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文字,即对实物的描述,所以认为术语与事实一一对应。西方是字母系统,字母是抽象的,所以,西方人会得出文字无法表意问题。中国人基本不怀疑文字在历史书写的作用。在今人看来,作品仅是历史的记忆而已,与本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有一定距离。而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文字书写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自身。

第四,一贯的文言表达方式也有一定影响。20世纪以后,中国人面临着文言与白话两套文字表达系统的对比与冲突。而在古代,不存在这样的对比。中国人一直用文言文表达自己的思想,一直没有受到外来表达系统的影响。古汉语间有一个自然继承与发展过程,原有记载与历史编纂之间,没有表达模式的差距问题。在文言、简洁诸框架下,文字表达系统的变化余地不大。在名实一对一观念作用下,人们认为这样的表述是惟一的,不可替代的。只要在分析视野下,才有可能被改写,用另外的方式加以表述。

此外,古人的经典意识也是一个因素。经典的作品,就是可以抄撮的。

三、20世纪中国人的知识论何以扭曲?

严格说来,西方开始也是叙事传统,知识论是近代以后的事。中国的发展进程与西方是一致的。当然,不完全相同。中国史学,汉唐时期,完全是叙事占上风。宋以后,出现了义理,义理成为宋明史学的主流,史论作品盛行。中国的考据之风,初始于宋。中兴于晚明,顾炎武开始觉醒,反对抄书。至清代乾嘉时期,占据上风,影响全国。近代以后,一度退居支流。20世纪,受到西方影响,知识论重新受人追捧。从此,分析性作品在中国流行,且逐渐居为主流风格,而传统的叙事、义理风格则成为次流。在宋至近代的考据学风影响下,应该说,中国的人知识论观念,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人得以顺利接受西方实证史学的内在因素。受知识论影响,中国的分析性作品即所谓论文得以有了长足的发展。

20世纪中国史学,受到了另一大冲击,那就是文字表达系统的由文言而白话。当然,白话实际上在宋以后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到了明清,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正是明清白话小说产生,最终在20世纪确立白话文的内在要求。文言对白话的胜利,就是文字表达系统的更新。文言表达的最大特点是讲究简洁。这种文言表述方式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没有纸张、不能印刷的时代,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到了纸张、印刷时代,这种要求就显得有点过时。道理很简单,简洁的表达方式,虽然优美,但需经过“压缩”、“提炼”,表达成本比较高,且信息承载量有限,阅读困难。阅读成本太高,必须具备较高阅读能力的人才能理解。反之,口语化的白话表达方式,思想与文字之间基本是“一比一对应”的,更适合思想的表达,信息承载量大,更适合普通大众来阅读。

由此可知,到了20世纪,中国的文字表达系统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分析对叙事,白话对文言,话语系统有了实质性的更新。

不过,20世纪以来的知识论,在中国的发展,却出现扭曲现象,形成中国特色的知识消费论。何以如此?

一是将科学知识标准化。科学既是标准的,又是发展的。因强政府、强政治的影响,中国是一个领袖思想至上的国度。受绝对真理思维影响,领袖的话往往成为人们思考的前提。人们不敢思考,不敢超越领袖的话。自比领袖聪明,这在政治上是非常犯忌的。中国一直没有确立独立思想至高价值观念。由此,认识是不断进步这样的相对真理观,在中国的发展相对滞后。

二是知识产权意识薄弱。由于中国的国有观念过强,私有观念滞后,所以,知识产权观念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知识产权观念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私有性的本质是社会力量强大,社会自己可以保护自己了。知识产权意识过弱的结果,人们随意将别人的话拿来为己所用,没有引用意识,没有引用习惯,其作品出现共同的一锅煮现象。中国人的知识产权观念,近年才有所进步。

三是大众化影响。人类历史知识具有公共性,人人喜欢,所以,人人关注。将历史知识当作产权,可能是会受到指责的。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关心的是本书情况如何,他们偏重使用。在叙事风格下,没有知识产权,谁都可以用。政府关注大众,以为有责任提供大众文化产品;出版社商们也关注大众,因为只有大众购买,才可以赚到大量的钱。于是乎,导致大众文化产品生产发达。大众文化商品有其自身特点,讲究知识的整体化、系统化、通俗化,甚至趣味化。这样的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要求必然导致作品的一锅煮,自己的话与别人的话不分。结果,“多半是把学术著作混同于普及读物以降低要求,又把普及读物混同于学术著作以提高档次”[6]。相反,学术作品永远是小众圈子。学术人口过少,独立的学术群体力量过弱,导致学术作品的生产与销售圈不发达。最后,出现各级政府资助出版学术作品现象。

四是问题意识弱化,学生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只有学科的虚拟问题。学生们被要求不停地操练习题,而不是从小做探索性项目。这种方式,也影响了学生们问题意识、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他们不会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真实问题,试图解决问题,得到最新的答案。

四、史源考察的学术意义及不足

史源学考察,分清文字来源,本质上是知识来源,文字表达能力优劣判断。对此研究,笔者一度十分欣赏。

这样的考察,首先有订正错误来源意义。前人编书,缺乏研究,都是材料抄来抄去。现在的编书经验告诉我们,未经过拷问,将别人的东西信手拈来,是很会出差错的。史源分析是讨论一部史部学术水平的重要手段,会促使人对材料读得更仔细。没有这种解剖,只有作品思想、体裁的整体介绍,就会显得空洞。史学史研究之所以不对历史学其它二级学科专家产生作用,正在于它的整体介绍,没有对材料水平及来源作深入研究。

其次有知识论意义,对一个学者来说,关心的是材料的来源、知识来源,史料是否可靠。这完全是一个知识生产者的观念。对于一个知识生产者来说,关心的是知识的生产是否规范,是否可靠。他们用的是解剖观念,而不是整体观念。

其三有思想史意义。从知识论考察来说,知识有一个增殖过程,有一个演变与增加过程。疑古思想家就是针对这部分而提出问题的。材料的筛选,背后体制的是作者的选择思想。所以,史源考察可以观察不同时代不同史家观念的演变过程。

其四,开辟了史学史研究的新路。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只重视编纂,着眼于作品与作品之间的横向比较,而不重视史料来源分析。编纂必然带来整体分析,而缺乏细化分析。只考察作品本身的写作水平,从不做纵向的作品材料来源比较思考,很少思考此书的叙事水平是否是比前人高。是用欣赏眼光,阅读前人作品的。而学者往往从解剖眼光,推测前人作品的来源。后人的叙事水平是否比前人高?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现代语境下提出的问题,在古代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比较,着眼于编者与参考者之间。对一个学者来说,关心的是材料的来源,知识来源,是否可靠。这完全是一个知识生产者的观念。对于一个知识生产者来说,关心的是知识的生产是否规范,是否可靠。他们所持是解剖观念,而不是整体观念。所以,目的不同,关心的问题也不同。必须有新的观念,指导史学史研究。如此,才会有大的突破。史学史研究如果走向分析之路,会有更大的说服力。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只注意历史编纂,而不重视史源考察。我以为,这是加深史学史研究的途径所在。传统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必须由其他学科的专家提出来,确实存在些问题。

但事后冷静一想,古代史料的史源学考察能解决什么问题?

港台学人重视史源学考察,恐难以有结果。考察出一部史书的来源,来自几部书。其实,前几部书又是来源处何处?这个问题没有涉及。所以,这里有一个史源循环链问题。要想溯源,一环一环地上溯,可能无休无止。只怕考不胜考,溯不胜溯,最后只能以“谁抄谁的呀”来结束。要想真正找到第一手记录,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即便找到了第一手资料来源,又能怎样?所以,史源研究偶而做一下是可以的,可以发现一些现象,但多做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这种考察会降低对某些作品权威性的认可度。譬如徐泓教授就说:“《明史纪事本末》长期以来所得到的高度评价,恐怕真的是一个人云亦云的‘迷思’。”[7]这可能是好事,也有不好的一面。古人的观念与今人的观念不同。古汉语中,只有“知识”,没有“产权”,更没有“知识产权”观念。在没有知识观念下,没有人会想到保护知识,自然也不存在抄袭之事。所以,要求将编纂过的作品与所参考的文献进行比较,是现代人提出的问题。在古代不可能有知识产权观念,要求古人作品有知识产权观念可能是一种苛刻。

要求通过参考文献与史著文字的比较观察史著叙事水平的高低,这可能是一个过高的要求。从知识论角度,考察某部史著的叙事水平,应先察明史源透过两者叙事之异同比较,证明其叙事得法得体,较前人为佳。从历史叙事角度来说,重要的是经过综合众家而成的本书所展示的叙事水平如何,原来文献的叙事水平并不重要。因为,所用参考材料总是局部的,而编纂是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叙事作品,多是集粹各类零星记录文字而成的,似乎并不避抄撮之嫌,即便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优秀的历史叙事作品也不免。

总之,传统中国的人历史编纂观念与现代知识论意义上的学术观念是相冲突的,后人要尊重前人的习惯,偶而做一下史源学考察,有助于史学作品理解的深入,也可提醒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治史要慎重。

参考文献

[1]《陈垣史源学杂文》,三联书店2007年,第2页。

[2]梁太济《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黄时鉴《<通鉴续编>蒙古史料考索》,《文史》第33辑,1991年。

[3]见明代研究会网站。

[4]文信《张岱对王世贞传记文章的评价——从<石匮书>谈起》赵令扬编《明清史集刊》第七卷,2004年;梁绍杰、明柔佑:《关于张岱<石匮书>的几个问题——以撰写过程及流传为中心》,赵令扬编《明清史集刊》第八卷,2005年;明柔佑《张岱<石匮书>研究》,香港大学中文系2005年硕士论文。

[5]王世贞《弇州续稿》卷203《答况吉夫》。

[6]浩力《必须遵守学术规范——从“强国之梦”系列丛书说起》,《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7]徐泓《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编纂水平》,《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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