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那段抗击瘟神的岁月——访复旦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姜庆五教授

原标题:回忆那段抗击瘟神的岁月——访复旦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姜庆五教授

首发于上海科技报

血吸虫病在中国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流行历史。解放初期,我国血吸虫病流行猖獗,严重流行于我国南方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当时估计全国的病人在1160万,病牛在120万头,钉螺面积在143万公顷。而今天血吸虫病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每年患病人数屈指可数。在这个过程中,几代上医(原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人的努力功不可没,他们为中国抗击血吸虫的战役胜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日前,记者采访复旦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姜庆五教授,他也是这个学院原来的老院长。他向记者介绍了那段全力奋战控制血吸虫病的科研岁月。

血吸虫病曾在我国南方广泛流行

小小的血吸虫曾经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痛。姜庆五告诉记者,1949年,解放军在完成渡江战役后,华东野战军九兵团留在了江南一带进行整训,准备为解放沿海岛屿做准备,并要求指战员们天天下水训练。大批解放军指战员出现了急性血吸虫感染症状,这件事引起了党与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据当时中央实验院报道驻守在松江、青浦一带的华东部队27军指战员的皮肤发生红斑、疹块、发热、浮肿、咳嗽、并且粪便中查出血吸虫卵。1949年12月上海医学院副教授兼任嘉定县卫生院院长的顾学箕副教授等向上海医学院报告部队发生了血吸虫病人,需要支持与协同治疗。上海医学院即派出钱悳、陶学煦、刘约翰、余鼎新等33名医务人员前往参与了调查与治疗。

很短的时间,驻扎在江、浙、沪流行区的部队,至少感染病例有上万人。而感染血吸虫事件也不是孤立的,江浙一带早有大量的血吸虫病人存在,其中包括几十万生命垂危、大量丧失了劳动力的晚期血吸虫病人也需要救治。当时情况紧急,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和陈毅同志的指示,在上海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由驻地部队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将军任主任,当时上海医学院的官乃泉(华东部队卫生部领导与上海医学院军代表)、颜福庆任副主任,上海医学院的苏德隆担任副秘书长,之后又抽调了沪宁等地2000多名医务工作者组成医疗队,其中包括众多的专家与上医师生,积极投入了这次大规模的防治运动。此时,上海医学院的许世瑾、朱恒壁、张昌绍、吴光、应元岳、林兆耆、顾学箕等著名教授与医生参与了部队与当地居民的血吸虫病的治疗与控制。

事后,宫乃泉曾经对这场运动有着详细的回忆,他曾经这样表述当时的情况:1950年春,历经5个多月时间,华东部队治愈了3万多名患者。随着积极的治疗,指战员的康复与休整部队的调防,大规模的血吸虫病防治从军队转向地方。中央政府也在上海郊区部队血吸虫病事件后出台了相关的政策,1950年4月,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卫生部又召开了全国卫生科学研究会议,确定了当年的研究计划大纲。毛泽东主席非常关心血吸虫病的防治,亲自批复相关血吸虫病的来信与请示,并将相关事件委托习仲勋同志处理。1955年底,党中央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制订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从而展开了全国性的血吸虫病防治。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从《人民日报》得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后,写下了七言律诗《送瘟神》。

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神”

为什么血吸虫如此可怕呢?姜庆五介绍说,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其储存宿主种类较多,不仅有人,还有牛、猪、犬、羊、马、猫及鼠类等近40种哺乳动物。血吸虫雌雄异体,它们在动物的肝门静脉和肠系膜静脉系统中合抱完成繁殖,虫卵会突破肠道通过粪便来到体外,虫卵在水中孵化出毛蚴,大量的毛蚴浮游于水中,遇中间宿主钉螺时,会主动侵入螺体,在螺体内通过无性繁殖陆续形成许多尾部分叉的尾蚴。当人畜接触疫水时,尾蚴以口、腹吸盘附着皮肤,穿刺腺分泌溶蛋白酶类物质溶解皮肤组织,尾蚴侵入皮肤后脱去尾巴,之后转变为童虫。这个过程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要通过放大镜和显微镜才能观察到。血吸虫童虫在人体移行过程中,感染者在这个阶段会产生发热,皮肤发炎和红疹,并还可能有严重的其它症状。在这个阶段要确定血吸虫感染比较困难,因为这些症状其他疾病也有可能会有相同的症状。童虫经微血管或淋巴管入静脉,大部分会死亡,小部分在14天左右移行至肠系膜静脉,40天左右会变成成虫,雌雄合抱后产卵繁殖。

血吸虫病对人体的危害是巨大的,因为它们聚集在人体肠系膜静脉里,肠系膜静脉的血液都流向肝脏,在网状毛细血管组织内进行代谢和解毒后向全身输送。血吸虫成虫在那里大肆吞噬经过的血液,这些血液包含着肠道吸收富有营养的血液物质,大量的虫卵顺血流进入肝脏,阻塞肝脏血管导致肝脏炎症与纤维化,一个个纤维化的结节最后导致整个肝脏的硬化,造成不可逆的现象。晚期的血吸虫病人营养不良而消瘦,因为肝脏的纤维化,引起门静脉高压,导致病人的脾脏也会变得特别大,甚至脾脏大的进入了盆腔。晚期血吸虫病人的腹部肉眼就能看到表皮的血管扩张。甚至食道与胃内的血管也会扩张,有的病人吃点硬的东西,就会突发大出血而致死。晚期的血吸虫病人肝脏的纤维化,理论上是很难恢复的。

为大众的健康,几代学者历经70年的努力

姜庆五是著名流行病专家苏德隆教授的学生,他很早就跟随苏教授开始进行血吸虫病的研究。他告诉记者,苏德隆教授是上海医学院1927年的预备生,1930年升入上海医学院医学本科学习。1935年以全班第一名获金质奖章毕业。当时的颜福庆校长安排他留校,担任医学院的教师与中山医院的医师。苏教授并不满足于在医学院里教书,他积极地参与上海农村的医疗活动,他在上海县的颛桥等地区有诊所,每周他都会骑着摩托车去那里为老百姓看病。在看病过程中,他也接触到了一些进步青年和地下共产党。这些青年人之后成为了解放军的将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赴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开展防病。1944年他留学美国霍普京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4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他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洛里院士,发现了一种具有强力抗菌作用的抗生素,命名为微球菌素。1947年9月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被接受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微生物学会会员。1950年代初,由于血防工作的需要,苏教授放弃了他熟悉的医学临床与微生物学,特别是抗生素的研究而转向血吸虫病防治的研究。

图为苏德隆教授在防治血吸虫现场

当时上海医学院的科研人员最关注的问题是怎么阻止人群感染血吸虫病,怎么降低血吸虫病的发病率?在消灭血吸虫的过程中,科研人员们认为,尤其在水网地区,钉螺是传播血吸虫病关键的环节,如果大范围消灭钉螺,血吸虫无法完成一个繁殖循环,尾蚴数量就会快速下降,血吸虫病的感染率会快速下降。

姜庆五告诉记者,钉螺是处于严格的生态环境中,钉螺的产卵一定要有土的潮湿地方,卵一出来就要泥土包裹,这是一层保护膜,但是它们要随着潮汐进入水里才能孵化。所以钉螺一般都生活在水域浅滩旁边。当时苏教授的一大贡献就是依据水线,确定了钉螺生长的分布特征,统计了水线上下钉螺的数量,改造钉螺最聚集的环境,就能减少钉螺的数量。

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老师们跟随苏教授,不仅在上海地区,还在长江下游的水网地区,长江中下游的湖沼地区、在长江上游的大山区开展血吸虫病控制与研究。李婉先、袁鸿昌、郝宗玉、俞顺章、胡善联、龚幼龙等教授都跟随过苏教授在大江南北现场开展的血吸虫病的调查与研究。

1965年受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办公室的委托,苏教授带队对城镇地区消灭血吸虫病的问题开展了实践。他选定了重疫区上海青浦县的朱家角镇作为试点,带领师生深入第一线,从流行病学调查开始,了解居民感染血吸虫病的特点和钉螺分布的规律,采取了以改造环境、消灭钉螺为主的综合性措施。他所采取的灭螺策略是“毁其居、灭其族、限制其流入”。经过群策群力的努力,朱家角镇终于彻底消灭了血吸虫病。之后苏教授的经验在上海、浙江、江苏一带推广。目前,上海、浙江、江苏的血吸虫病控制效果是巩固的。

袁鸿昌教授继承了苏教授的事业,苏教授去世后,袁鸿昌带领科研团队将主要精力放到了长江中游的湖区地带,团队在江西、安徽、湖南等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血吸虫病流行特征与控制策略的研究。长江有讯水期和枯水期,长江上游的水来自冰川雪水,在5-6月份左右,长江上游的雨量增大,长江进入汛期,水位不断上升,到10月份以后,遂渐进入枯水期。长江进入汛期后,长江中游大量来水会进入洞庭湖和鄱阳湖,承担了调节长江水位的作用。那一片水域中长满了肥嫩的湖草和芦苇,也是钉螺天然的孳生地。春天钉螺产卵,汛期卵在水里孵化。千百年来,附近的农民养成了水里捕鱼,岸边放牧的习惯,他们会把牛放到水域附近散养,水牛自己吃草就可以长得很壮实。这样的生态环境为血吸虫病的传播提供了天然的环境。姜庆五介绍说,当时的长江流域的湖泊中如果有感染血吸虫的钉螺存在,水里就可能会有大量的尾蚴存在。如果人一旦下水游泳或者劳作,就非常容易感染血吸虫病。为了消灭感染血吸虫的钉螺,科研人员在湖区灭过螺、管理过牛也为血吸虫病的控制杀过牛,还千方百计地叮嘱当地的农民不要让牛去有钉螺的地方。只要不让牛的粪便进入水中,就可以大大降低血吸虫病感染的发生率。

图为钉螺

山区血吸虫病的防治也是我国的一个难点与重点,山区血吸虫病流行的区域主要位于云南与四川的大山区。北方的山区不适合钉螺生长,因此没有血吸虫的存在。姜庆五教授告诉记者,尽管山区的血吸虫病疫区人口密度小,但是当地的医疗条件比较薄弱,所以一旦患上血吸虫病,因病致贫的现象严重。此类地区工作难度大,查治病与钉螺的控制都是不容易的事。我们在此类地区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血吸虫病已经被有效地控制

早期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只有酒石酸锑钾,其毒副作用大,静脉注射一旦渗漏,血管外即会出现蜂窝组织炎,引起组织坏死溃烂。更为严重的会出现心脏的停止,病人几分钟内便可猝死,抢救难度大。姜庆五回忆起当时治疗的场景,他在学生时期,见过他的老师与医生们治疗的紧张状态。治疗期间,一刻不停地看着病人,他清楚地记得他的老师们在吃饭都拿着听诊器,如果病人有不对劲,马上进行抢救。

上海医学院著名的一级教授钱悳教授改良治疗方案,提出避免和解救锑剂导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1945年,钱悳从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进修回国,在他的带领下,在短短的100多天时间里,医疗队治疗血吸虫病例1万余名。上世纪60年代,他带领重庆医学院40多名医、教、研人员组织的团队进行攻关,研制出口服血防“846”片,使血吸虫病的治疗由静脉注射改为口服,疗程由20天缩短为7天,疗效大大提高。姜庆五告诉记者,虽然这种药物对于治疗血吸虫病很有效,但是对人体神经有损害,少数患者服用后会产生神经系统的副作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科学家发明了吡喹酮的治疗药物,这种药物毒副作用弱,治疗效果好。此药物国内很快也能自主生产了。现在我们的医疗机构发现疑似血吸虫病感染的病历,就直接让病人服药治疗。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血吸虫病已经不再是难治之症。

上世纪80年代后,袁鸿昌教授带领姜庆五、赵根明、何纳等血吸虫病流行病学研究团队,推动了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全国血吸虫病疫情监测点。袁鸿昌教授离休之后,在姜庆五教授带领下,由赵根明教授、刘建翔老师等继续坚持下去,为国家积累了丰富的血吸虫病的基础数据和资料,为了解监测期间我国血吸虫病流行状况,掌握疫情动态变化趋势,科学的评价防治效果以及适时地调整防治策略与对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图为姜庆五教授在防治血吸虫现场

姜庆五教授不同意有些媒体关于血吸虫病死灰复燃的说法,“虽然我们通过监控在各流行区还能见到病例,血吸虫感染还没有完全阻断,局部地区血吸虫病例还可能发生,血吸虫病还会一个时期存在”。他认为血吸虫病已经进入有效的控制状态,人与家畜感染率都在一个低水平内。血防工作者已经建立了一个对人与动物监测的体系,对钉螺的监测的体系,能够发现问题及时处置,血吸虫病完全是一个可以控制的疾病,已经没有可能会在一个区域内流行。即时发生个别感染病例,及时的治疗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也能保障人群的健康。

姜庆五告诉记者,最近他去了上海及周围的原来的流行区,尽管有些地方仍然可以发现钉螺。但是这并不用担心,过去水网地区农村田边堆着人畜粪便,血吸虫卵容易跑到水中感染钉螺,现在这种现象不存在了。就是在农村,可见家家户户都有厕所,粪便进入了抽水马桶,随地大小便的现象也不见了。社会的发展与农村的变化已经让血吸虫病的传播无法继续。

“长江中下游的公共卫生体系其实就起源于血吸虫病的控制,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上海及其邻近地区的区县防疫站的前身就是为血吸虫病防治而建立的血防站,随着血吸虫病疫情减缓,公共卫生专家们也早已将研究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公共卫生问题上,这是社会发展的标志,虽然我们控制了血吸虫病,但是监测还在继续。公共卫生工作者为保障人群的健康,永远在征途中。”姜庆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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