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基于田野实验的一系列研究，为如何减少贫困这个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供了他们的答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重点关注实验方法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且主要从教育和健康两个领域，来谈谈今年诺奖得主的贡献。
一
全球目前还有7亿多人处于贫困，每年有500万不到5岁的幼童死亡，而且全世界有近一半的儿童未能获得教育。最近几十年以来，全世界各地的扶贫和减贫工作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尤其是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的表现极为抢眼，近期的政策包括精准扶贫。这恰恰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一个重要贡献。
班纳吉、杜芙若、克雷默把宏大的贫困问题分解成一个一个细小的问题来进行解决。针对每一个问题，他们都设计一个特别的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来回答。
实验方法本质上是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实验研究的一个借鉴。要测试一种药有没有效果，医生通常会招募一群病人，然后随机地把这群病人分成两组，一组病人拿到安慰剂，就是我们的控制组，另一组病人拿到真正的药，就是我们的对照组。因为病人是随机被分成两组的，从统计意义上来讲，他们没有什么显著差异。而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一组拿到安慰剂，一组拿到真正的药。因此过一段时间，再去测试两组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真的出现不同的话，由于其他特征无差异，所以只可能是因为药的关系。
这个方法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扶贫减贫的措施千变万化、多种多样，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措施到底有没有真的效果呢？以前我们认为随机地把人群分成不同的组别，然后对每个组别实行不同的措施，这是违反研究伦理的。
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班纳吉、杜芙若和克雷默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扶贫措施，设计具体的实地实验，来检验其效果。也就是说，看一个具体的扶贫措施有没有效，他们就把人随机地分成两组，一组没有得到这个扶贫措施，另一组得到了这个扶贫措施，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来比较两组之间有没有差异。这个差异通过一系列的经济生活水平指标来衡量。如果没有发现显著的差异，就意味着这个扶贫措施并没有什么效果。如果发现两组之间有显著的差异，因为两组是随机分配的，所以这个显著的差异只能是因为这个扶贫措施造成的，也就表明扶贫措施是有效的，未来可以进一步推广到更大的范围。
二
宏观缺乏微观基础，一直是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通病。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贡献，就是建立和采用了一个更加连续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推动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转变。
在实际过程中，实地实验费时费力，耗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不是一般的研究人员可以负担得起的。但通过和其他机构，比如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学者能对现实世界的政策和措施产生更为积极和直接的影响。
我们已经大致知道，利用实验方法可以保证一项研究的内部有效性 （internal validity），但如何保证其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呢？一个扶贫措施在一个社区、一个村庄、几个学校之间有效，是不是意味着它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效呢？更进一步的，一个扶贫措施在一个国家有效，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推广到其他国家呢？
班纳吉、杜芙若和克雷默等人的一系列工作，表明他们已经考虑到实地实验会遇到外部有效性的挑战。他们还共同创建了 MIT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ameelPoverty Action Lab, 简称J-PAL）。这个实验室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推进和开展实地实验。
三
要缓解贫困，就要注重教育问题。那么哪些教育措施可以极大提高教育效果，成本又不高呢？比如说在一些贫困地区，孩子们一方面没有教科书，另一方面常常吃不饱，那么购买教科书发给他们，或者提供免费午餐让他们吃饱，哪一种方法是最有效的呢？
如何保证因果关系？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要确保被比较的所有学校具有相同的平均特征。然后一部分学校保持原有情况不变，一部分学校送教科书，一部分学校提供免费午餐，这样就可以比较到底哪一个措施最有效。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克雷 默和他的同事在肯尼亚西部的农村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实地实验的基本设想。2009年，格勒威（Glewwe）、克雷默和穆林（Moulin）关于教科书的实验以《落下好多孩子？肯尼亚的教科书与考试成绩》（Many children left behind?Textbooks and test scores in Kenya）为题发表在《美国经济学期刊：应用经济学》（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创刊号上。克雷默和维米尔什（Vermeersch）关于免费午餐的实验《学校膳食，教育成就和学校竞争：来自随机实验的证据》成了世界银行2005年的一份报告。这些实验研究表明，不管是免费教材还是免费午餐，都不会对学习效果产生什么影响。如果说教科书有什么积极作用的话，也只对最好的学生才有那么一点用。而且结果就是进一步拉大好学生与差生之间的差距，扩大原本已经存在的教育不公平。
许多贫困国家教育的主要问题，或许并不是缺乏资源，可能是教学上的问题，不能适应学生的需要，不能因材施教。杜芙若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对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实行拔苗助长的教育，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这是基于他们2007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文章《救救教育：来自印度的两个随机实验的证据》（Remedying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Two Randomized Experiments in India）。他们发现，如果教学方式不改变，即便学生人在学校，心也会在江湖，根本上达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班纳吉和杜芙若等人后来研究了不同的学生补救教育项目（学生辅导计划）的效果。结论是，不仅要让学生上学，还要让学生上好学才行。值得一提的是，在实验之初，班纳吉等人就考虑了外部有效性的问题。他们做的这些实验规模巨大，历时两年，涉及印度孟买和巴罗达两个城市的15000名学生。
落后地区一个常见的教育难题是缺乏师资，一个老师往往要教很多学生，所以自然而然的，教师就会将学生按照学业水平进行分班，能同时帮助学业水平不同的学生获得提升。但对分班或者分等的批评是，这会造成巨大的教育不公平。那么哪一种说法对呢？杜芙若、杜帕斯（Dupas）和克雷默发表于2011年《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同侪效应、教师动机和分班影响：来自肯尼亚的随机实验证据》（Peer Effect,Teacher Incentives,and the Impact of Tracking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in Kenya）运用断点回归法实验发现，分班并且配备相应的师资，其实是能够改善教育成果的。
四
另一个与贫困有关的重要议题是健康。如果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堪忧，同样危害人力资本的积累。时至今日，贫困国家不到5岁幼童的死亡率是富裕国家的15倍，改善健康对扶贫工作来说，至关重要。但在贫困地区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悖论，那就是打疫苗、驱虫药这些能极大改善儿童健康状况的便宜有效的手段，无法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从标准的人力资本模型来看，健康既是消费也是投资。如果是理性的个体，不难发现如果自身能从投资健康上获得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应该继续投资健康，直到两种边际成本相当为止。问题在于，很多健康投资具有正外部性，就会有理性人想搭便车。经验上如何证明这种“正外部性”呢？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如果能证实正外部性并且表明外溢效应对公共健康有很大的好处，就可能改变政府的政策，促使政府在公共健康方面加大投资。
米格尔（Miguel）和克雷默早在2004年就在《 计量经济学 》 （Econometrica）杂志发表文章《寄生虫：界定治疗外部性对教育和健康的影响》（Worms ：Identifying Impact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in the Presence of Treatment Externalities）》，利用准实验方法（quasi-experiment）研究了这种外溢效应。这项研究发现发放驱虫药能极大降低寄生虫感染率，而其中有一部分效应是由于外溢效应导致的，并且发放驱虫药还带来了后续的外溢效应，增加了学生出勤率。
问题是，怎么发放驱虫药才有效呢？2007年，克雷默和米格尔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了《可持续的幻象》 （The Illusion of Sustainability）一文，用实验方法研究了不同价格对使用驱虫药的影响。结果发现直接免费发放更好，75%的学生使用了驱虫药 ；如果需要付费，哪怕仅仅是象征性的，驱虫药的使用率大幅下降至 18%。其后，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后续研究，推荐大规模免费发放驱虫药来改善学生健康，提高学习成绩。
而班纳吉和杜芙若等人则探究了另一个重要的健康议题，就是为什么在印度接种基本疫苗的幼童这么少？一个原因可能是印度的公共服务欠缺太多，人手又不足，怎么办？政府想到个办法，就是流动疫苗接种站，能变相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同时也要激励家长带孩子来接种疫苗，班纳吉和杜芙若等人的研究就在这时候介入了。如果家长带孩子来接种疫苗，他们就向家长提供一袋扁豆。根据实地实验的方法，他们把流动疫苗接种站涉及的地方随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什么都不提供，另一部分提供一袋扁豆。
结果很有意思。他们发现提供小的激励并没有什么用处。什么都不提供的流动接种站覆盖的地区，接种率是78%；而提供扁豆的地区，接种率 还要更低一些，只有74%。两者差不多。
一个是象征性收费想让家长更负责任地使用驱虫药，另一个是提供小的物质激励想鼓励家长带孩子打疫苗，结果发现两种办法都不能显著提高使用率。这就是实验方法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的启示：很多看起来经济上合理的干预措施，实际上未必有效。
五
特别值得强调一下杜芙若获奖的意义。长期以来，经济学界研究工作场合的歧视问题中，女性是被系统性歧视的。所以张扬女性力量，是这一次诺奖尤为值得称道的地方。生于1972年的杜芙若不仅是继奥斯特罗姆 （Ostrom）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也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获奖者。
2004年，查托帕迪 （Chattopadhyay）和杜芙若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了《女性当权：来自印度的随机政策实验的证据》（Women a s Policy Makers：Evidence from an IndiaWide Randomized Policy Experiment），研究了把女性放到领导的位置上，女性制定的政策是不是会更有利于女性发展。答案是肯定的。
杜芙若和同事在后续的一项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研究《女性力量 ：接触会减少偏见吗？》（Powerful Women ：Does Exposure Reduce Bias?） 中发现，女性当权有很重要的影响，一来激励了更多女性去竞选领导职位，二来消除了一般公众对女性领导人的偏见。这些研究极大启发了后续对赋权女性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研究。
六
本文未能穷尽三人在扶贫领域的其他贡献。例如对小额信贷的实验研究，质疑了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格莱珉银行的微观金融模式对扶贫的贡献。班纳吉和杜芙若与同事们并没有发现坚实的实验证据可以表明小额信贷是更有效的扶贫手段。
本文或许同样不能消除对实地实验的质疑和批评。尤其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Deaton）指出：实验结果内部未能解释到底为什么有些措施行得通，背后的道理并不清楚；外部有效性存疑，为什么有些扶贫措施在一些地方行得通，换个时间换个地方就不行了。
迪顿在发展经济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利用微观数据，从消费角度入手衡量“什么是贫困”，其中一个指标和班纳吉、杜芙若等人使用的是一样的，就是营养水平，特别是卡路里。研究卡路里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各国制定不同的经济政策来消减贫困。
在班纳吉和杜芙若看来，尤其是他们在《Poor Economics》（《贫穷的本质》）一书中的小结，一个人必须摄入一定的卡路里才能维持一天的基本活动，没有足够的食物提供足够的卡路里，即便这个人愿意接受低于市场工资就业，也无法找到工作或者说不能胜任，从而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所以两人认为这个时候就需要政策去助推一把（nudge），才能帮助穷人脱贫。这也是他们领导的一系列实地实 验揭示的结果。迪顿尽管同意随机对照实验的有效作用，但他认为随机对照实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特定的结果。
类似的争议在可见的将来并不会消失。但是人们已经看到实验微光可以照亮黑暗的贫困世界，就注定不太可能走回传统的老路了。
面对质疑，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是唯一可靠的回答。
（作者为美国伟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公共事务与非营利管理助理教授）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19年第1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