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最美的风景,都在楼顶

原标题:一个城市最美的风景,都在楼顶

如果将摩天大楼比作手指,“爬楼党”就是在指甲盖上跳舞的人。

如果将摩天大楼比作手指,“爬楼党”就是在指甲盖上跳舞的人。

城市最高点的变化,标榜着这座城市的发展。

越秀山上一座海拔不到100米的“镇海楼”,一度坐拥“广州最高建筑”称号600多年,直到1976年广州白云宾馆完工。这栋120米高的现代建筑不仅称霸广州城,而且一度成了当时中国的第一高楼。

在之后的不到半个世纪里,广州城的摩天大楼就建了152座。眼下,530米高的周大福金融中心(东塔),在广东排名不过第三。

600米高的广州塔是中国第一高塔。

社会的高速发展,在促使人们用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来审视生活,也在不断孵化新的职业,有一些活在冰冷的钢筋丛林里,有一些则在摩天大楼的顶层起舞。

通往天台之路

张新(Jason)红了,伴随着他对未来的探索和人们对他图片的质疑 。

他是“楼顶摄影”(Rooftopping)师,这是近十年来兴起并且流传开的一种摄影方式,需要摄影师爬上摩天大楼的顶端,用自拍或者互拍的方式,记录城市与人,摩天大楼与城市的关系,不少人认为这是在玩命。

但他并没有这种感受,“我只是不想被困在办公室里,只是想去楼顶喘口气 ,然后换个角度观察和记录下自己的城市。”张新说。

云雾中的广州西塔。

这个年轻人生于1992年,属猴,善攀爬。那年,市政府把天河区的一片菜地,规划成了广州未来的中央商务区。于是张新和广州珠江新城的命运,便有了某种联系。

张新的大学专业是计算机,第一份工作在2015年,从事化工产品销售,每月底薪1500。早上,他跟着卡车司机送货,到了下午,便不停地打电话,试图将仓库里那堆叫不出名字的化工原料卖出去。

他和那堆化工产品一样,未来在哪里,没人知道。

改变发生在2015年11月,他崇拜的一个摄影师来到广州,张新做了个勇敢的决定,跟着他去玩楼顶摄影,那次他们拍了广州,深圳和香港。

半年后,张新红了。

2016年6月的一个夜晚,张新的朋友带着他爬了乌鲁木齐最高的楼。第二天,他把图发到朋友圈,“当地一个有名的人转了我的图片,还配了自己原创的一首歌。”

不到一天,那张取名为“乌鲁木齐的天台”就有了10万+加的阅读量,“很多朋友跟我说,新疆大街小巷都在聊这几张照片。因为它让大家觉得新疆不仅是草原、荒漠,而是一个现代化的自治区。”

乌鲁木齐的天台出现在了当地的公交车上,甚至还吸引了报纸和电视台的目光。

乌鲁木齐的天台。

张新不傻,在豁然开朗的前途面前,他勇敢地抛弃了那堆不知名的化工原料,开始了楼顶摄影生涯。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猎德村——这个有着900年历史的广州古村落,在新旧世纪交替期间,由政府转让给了开发商进行改造。从古村落整体拆除,到村民回迁住进高楼,只用了三年时间,如今,这里高度超过150米的住宅楼已经超过十栋。

除了猎德,珠江新城还有一些真正的摩天大楼,比如环绕在珠江新城花城汇周边那五栋超过300米的高塔中,高度达到530米的周大福中心,张新和他的伙伴们上去过两次。

广州珠江新城,拥有密度最高的摩天大楼群。

“那是全世界排名第七的高楼,116层,爬到顶的时候,会有恐惧感。”但张新认为伙伴郑兆龙是因为太累而这么说的。

这个25岁的年轻人,几年前还是金融公司的管理层,在那以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个管理者,每天指挥别人去干活。如今,他是这个团队里体型最胖的摄影师,除了体力上会吃亏外,有时候天台狭窄的门缝,他钻不过去。

尽管他们乐于调侃,但张新的确认为在楼顶出现的恐惧感是一种好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否则可能会无底线地尝试各种动作,甚至对深渊有一种莫名的迷恋,所以危险和高难度的动作,我们不会做,实在没有必要”。

改变发生在2016年10月初,一家国际知名的运动品牌找到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在北京、上海、广州的摩天大楼上,拍摄一组有产品Logo的广告大片。那一次,他们获得了数万元的回报。

从那一年开始,他们以每天三四栋的节奏,疯狂地爬楼。从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到重庆成都昆明武汉,甚至是更偏远的三线城市,张新和他的伙伴们都一一去爬。

他们逐渐发现,城市的发展正在逐渐加快,结构也愈发立体,随着摩天大楼的不断落成,旧的生活方式似乎也正在被打破,新的城市格局正在朦胧中成形。“如果这是一桌牌局,城市这个角色无论能否打赢,但一定洗得一手好牌。”张新说。

在拥挤的城中村,摩天大楼就像一个图腾。

他们也逐渐发现,城市和城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已经淡化了,反而越来越多的城市人陷入了“围城”困境,他们喜欢在冰冷的墙角回忆儿时的池塘蛙鸣,时光的缓慢;却不得不面对城市的喧嚣和拥挤,无时不刻的刺激与繁忙。

他们不理解“爬楼党”,“爬楼党”也不理解他们。

反思的精神逐渐出现在他们的图片里,于是和大多的楼顶摄影作品不同,他们开始下沉,变得有温度和富有人文情怀,他们甚至更计划将视角望向大自然。这种转变让他们开始被社会接受。

真正的舞会才刚刚开始

当图片不断出现在网络上以后,让他们意外的是,和惊叹如影随形而来是辱骂和质疑。

上海同样是“爬楼党”心中的圣地。

“不断有人说他们不珍惜生命,辜负父母的教养,甚至给社会安全带来隐患”。张新无法一一反驳,因为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且不断地给予支持和鼓励。

张新的母亲是执业医生,“所以我从小看过很多生离死别的事,觉得生命短暂,很脆弱,能全力以赴的时光不多,楼顶摄影就能让我们拼尽全力。” 所以张新认为家庭的支持不仅仅是因为宽容,而是意识到朝九晚五,结婚生子这种生活模式已经不适合追求刺激的90后。

郑兆龙的父母最初是反对的,不过让90后的父母转变思想也很容易,尤其是事业有了起色之后。“很多人不理解,说我们不珍惜生命,但我们就是因为珍惜生命,才想办法让生命更加精彩和充实。”

城市已经不再扁平,而是一个垂直的社区。

逐渐地,他们不再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也不再试图回应。

但对于楼顶摄影的合法性,他们却一直保持关注,“法律上其实没有明确的界定进入摩天大楼的楼顶属于犯法,因为和拍照产生关系的主要是物业,而我们和物业的误会,实际上属于民事纠纷,更多的道德层面问题。”

作为广州楼顶摄影的发起人,张新也带过一些其他的摄影师和模特爬楼,当这个圈子逐渐大起来以后,不少摄影师带着模特会在楼顶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比如开party,破坏物业设施等等,“但人们几乎把这个账都算在了我头上。”

当然,他是理解物业方面对大楼的保护的欲望的,“哪怕只出一点点小事,物业和开发商可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也非常配合物业的工作”。

作为楼顶摄影界的知名人物,所以他们的头像和名字,已经被一些物业公司记录在黑名单了。不过这一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张新惊艳的作品也吸引了一些大型国企的目光和认可,其中包括电子公司,地产公司和保险公司。

2019年4月,一家地产公司以24亿的价格,拿下了昆明巫家坝227亩地,巫家坝距离昆明市区只有6公里,未来将是昆明的城市新中心,一如广州的珠江新城。

“他们想用我们的表达方式进行一次城市传播,所以就委托我们做一个视频。那一次非常幸运,我们上的楼顶,为了庆祝国庆70周年,刚好设置了一面巨大的国旗,我们的航拍器刚好捕捉到了国旗飘扬的画面。”自那以后,地产公司旗下的物业开始向他们开放。

伟大的成就背后,实际上不过是兴趣和坚持的使然。

另一些公司为了让他们专心创作,甚至在楼顶设置了安全屏障,以便他们在楼顶上跳街舞和玩滑板。

“这种转变其实证明了我们的价值,在记录城市的同时,也发现了城市之美,这种美甚至会变成城市的一张名片。”张新又举了新疆的天台那张图片带来的宣传效应。

另一个维度,多一个视觉

他们进入社会的时间并不长,但已经感受到了社会的沉重压力。“我们没有人脉,不懂跟大企业打交道,虽然走上了高楼摄影这条路,但我想是时候下来了。”

10月24日,郑兆龙度过了26岁生日,他给自己买了辆高级轿车作为生日礼物,他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让他全款支付,分期让他切实感受到了生活的窘迫。

有时他们站在楼顶会望着远方发呆,看着缓缓移动的车流和人群,就像小步舞曲的引子一样,隆重但空洞。他们脑海里会回闪很多的故事情节,里面有骑士精神,侠客主义,游吟诗人。

他们试图在那些伸长了脖子,四处张望的脸上寻找有关的蛛丝马迹,看到的却是迷失的神态。

但无论你喜欢与否,密布的高楼仍然是城市的标志之一,因为这象征着人们常说的——机会。

人们从未如此急切地想摆脱贫困,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他们愿意抓住机会,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机械式的都市生活,愿意摆脱过去的经验,用新的眼光来接受飞速发展中的新逻辑,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走向更好生活的机会。郑兆龙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城市的主人,还是城市的工人。

从摩天大楼下来,最终回归生活的本质。

所以张新和伙伴们跳出来,从那个二维的地平面上,向天空索取一些想象力,他们觉得人们看似枯燥的生活里,都埋着一朵小蘑菇,如果像玛丽兄弟一样奋力地跳起来去顶一顶,小蘑菇就会冒出来,滑到他们嘴里,变成镜头里一个惊艳的瞬间。

他们开始了对城市生活的反思,甚至意识到摩天大楼不过是城市的图腾和历史的坐标,是人造的森林,复杂的垂直社区。

“站在楼顶,这样的感觉更加明显,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摩天大楼,在这些大楼中央,有普通的住宅,还有低矮的城中村,这就好像一个社会阶层一样,你能从人的穿着神态上看得出,夜幕降临以后,他们将走向何方。”郑兆龙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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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胡同

摄影 | 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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